【读书笔记】富民强国:管仲学派与齐国海洋文明研究

管子其人，意指管仲。管子其书，即先秦诸子文献中的《管子》一书。管仲，名夷吾，字仲，谥敬仲，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645年，是我国春秋时期最为著名的贤相，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经济家、改革家于一身。

在中国历史上，管仲有着十分卓越的历史贡献。他辅佐齐桓公达40年之久，对内实行全面改革，实现了富国强兵；对外以“尊王攘夷”号令公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按照古典学术划分标准，管仲毫无疑问是法家思想的先驱，《重令》、《法禁》等文章皆意在突出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原则。不过，《管子》一书同样蕴含着系统而且丰富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并在列国大争的环境下经受过实践检验。

自秦帝国统一以来，历代中原王朝皆以一个鲜有竞争对手的东方大国面貌存在。由于物产丰富、地域广袤，小农经济自成一体，外部国际贸易的影响微乎其微，《管子》中系统完整的经济学思想也被束之高阁，数千年来鲜为人知。

当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随着现代化转型愈加深入，管仲及其经济学思想才再度为人重视起来。人们发现，所谓“轻重术”，本质上就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原理。

现如今全球化浪潮高涨，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亦甚嚣尘上，𡹲㠊之间管子给我们带来的启迪格外珍贵。无论是以秋霜烈日精神富国强兵、经世济民，还是为了实现个人小康生活、安居乐业，我们实际上都需要《管子》的经济智慧和理论。

管仲个人生平及其时代背景

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姬发驾崩。由于继位的成王诵年幼，周公旦摄政，这就引起了西周王室内部其他贵族的不满。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三人，遂联合殷商后裔武庚及东夷各部落发动叛乱。

管叔鲜兵败被杀后，失去封国，子孙流落他方，管仲就是管叔鲜后裔流落到齐国的一支。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称管仲为“颍上人”，具体里籍在郑州以南、颍河的上游，大体位置应在今天登封与禹州之间。

应该说，管仲早年并不得志，他曾与好友鲍叔牙负贩于南阳（泰山以南），且“三辱于市”（《说苑·复恩》）。《战国策》则谓其“鄙人之贾人”、“南阳之弊幽”（《秦策五》），《说苑》谓之“成阴之狗盗”、“天下之庸夫”（《尊贤》）。

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

这段话除了管仲与鲍叔牙之间的真切友谊，也基本概括了管仲年轻时候的种种不幸遭遇。他有过经商、当兵、入仕等多种人生经历，但每一种经历都不成功，饱受冷眼，只有鲍叔一知己，所以他感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但正是这份坎坷经历使管仲形成了善于权衡利弊得失、取大义不拘小节、坚韧不拔的独特个性；更磨炼了管仲的意志，增强了他的才干，使他具备了辅助齐桓公称霸天下的素质和能力，从而使他成就了不朽的历史功业。

这种独特的个性主要表现三个方面：一是“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二是注重观察，长于谋划；三是不放弃任何积极进取的机会，不屈不挠。总之，就是在逆境中始终保持着对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奋进不息。

在鲍叔牙的引荐下，管仲于齐僖公晚年踏上仕途，做僖公次子公子纠的太傅。当时，他与鲍叔牙、召忽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政治团体。《管子·大匡》载召忽云：“吾三人者之于齐国也，譬之犹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则必不立矣。”

管仲生活的时代，正值平王东迁后的春秋前期，周室急速衰微，完全是一副礼崩乐坏状态。公元前718年，晋国发生曲沃代翼；前714年，宋殇公“不共上职”；前711年，郑鲁两国擅自交换枋田与许田；前707年，郑国军队箭射桓王，周室天下共主的地位完全终结。

与此同时，四夷交侵不止。犬戎攻破镐京，另立傀儡与周室分庭抗礼；狄族连续灭温、伐邢、侵燕；荆楚在南方咄咄逼人，自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

而就当时管仲即将入主朝政的齐国而言，其国内形势亦如上述所言：齐襄公穷兵黩武，四面树敌。史载“襄公六年（前692），齐攻取纪国郑，戬、鄠三邑，七年伐卫，八年灭纪，九年又伐卫，十二年灭鄘。”

齐国内政建设“鲷唐沸羹逾甚”，襄公“筑台以为高位，田、狩、篳、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戎士冻馁，戎车待游车之翦，戎士待陈妾之余。优笑在前，贤材在后（《国语·齐语》）”。

正是因为齐襄公暴虐和恣横，鲍叔牙、管仲才分别侍奉小白与纠逃奔到莒、鲁两国以避难。齐襄公在位12年，最后死于宫廷政变。弑君的公孙无知独揽大权后，凶残无道，不久便被渠丘大夫雍廪杀害。

其后，小白与纠展开夺取君位的争斗，最终小白取胜，是为齐桓公。经过鲍叔牙谋划，齐国迫使鲁国处死公子纠，而将满腹经纶的管仲迎聘为齐相。几番策论，齐桓公和管仲君臣达成理政共识，对齐国进行全面改革。

其总体思路是“因民为政”，安抚人心；“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妥善解决继承与革新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尽量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削弱旧贵族势力，重新确立尊卑，稳定长期动乱后的社会秩序。

具体措施包括在政治上“叁其国而伍其鄙”，“作内政而寄军令”；士农工商四民分野，彻底革除部落制的残余影响；整顿吏治，建立一套严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员的办法；命乡闾举荐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赐予爵位，促进阶层流动。

在经济上“相地而衰征”，承认土地私有，允许粮食在民间自由流通买卖，并形成阶梯式税率体系；“徼山海之业”，“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垄断重要自然资源，鼓励工商业市场经济发展。

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一个国家强盛的真正基础，必然是百姓有一个相对丰裕的物质生活。

对外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避免陷入国际舆论上的道德谴责；对于不便于出兵的小国，则“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以予为取”，换得对方真心实意的信任和支持。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义于名”与“利于实”的统一。

公元前682年，宋国发生南宫万弑君之乱，这等大逆不道之事给了桓公对外干涉别国内政的口实。事实也证明，伐宋得到了诸侯的支持，也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全胜，成为齐桓公称霸的良好开端。

《国语·齐语》曾记载：“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马选具。狄人攻卫，卫人出庐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无育，桓公与之系马三百。天下诸侯称仁焉。于是天下诸侯知桓公之非为己动也，是故诸侯归之。”

之后齐国的一系列对外军事行动，如伐楚责问不贡苞茅、远征山戎而要求燕国复修召公之政、率领诸侯确立周襄王、伐卫“数之以王命”，等等，皆在名义上是致力于国际安全的“世界警察”行为。

另外，通过频频会盟和隐而不彰的贸易战，增强齐国作为盟主之于别国的号召力和重要性。管仲的内政外交方略，令齐桓公即位仅数年，便实现“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的威仪。

《管子》的基本内容与特点

《管子》一书，在战国至西汉初年极为流行。根据《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毕竟，世人都想从管仲强齐的成功案例中学习先进经验。西汉时期，宗室大臣刘向在校书时将《管子》定为八十六篇。自此《管子》在流传过程中，虽然卷数有所变化，但包括的内容没有变化，卷数增多，应是包括了注文所致。

到清代编写《四库全书》时亡佚十篇，有目无文，分别为《王言》第二十一、《谋失》第二十五、《正言》第三十四、《言昭》第六十、《修身》第六十一、《问霸》第六十二、《牧民解》第六十三、《问乘马》第七十、《轻重丙》第八十二、《轻重庚》第八十六。

古人将《管子》八十六篇大体分成八个类别，即《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九篇、《短语》十八篇、《区言》五篇、《杂言》十三篇、《管子解》五篇、《轻重》十九篇。至于为何被分为以上八类，何时何人所分，各篇分类的标准是什么，均不见古人记述。

就内容而言，《管子》一书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其中《经言》部分的文章，如《牧民》、《形势》、《权修》、《治国》、《立政》等篇章皆重点探讨如何顺应客观发展规律，“贵轻重”、“慎权衡”，巩固政权的问题。

管仲认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只有令德、功、能要与位、禄、官相称，通过赏罚以信、取民有度和礼义教化，并随时制止危及国家的各种异端邪说，才能在根本上保证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体系不至于发生精神错乱。

《外言》部分当为阐发管仲遗说的文章，理论性极强。以《五辅》为例，管仲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政不可不慎也”。接下来逐一论述怎样做到“德不可不兴”、“义不可不行”、“礼不可不谨”、“力不可不务”和“权不可不度”。

在实施上述五个方面的措施后，管仲劝谏君主要“强本事”、“用有能”、“薄税敛”，如此，“民可使富”、“民可使治”、“民可使亲”，而这三者才是王道或霸道的坚实基础。该篇最后结尾与“人不可不务”相呼应，观点突出，结构完整。

至于《宙合》篇，则是相当深邃的哲学讨论。古往今来谓之“宙”，上下东西南北谓之“六合”。所谓“宙合”即包罗天地在内的大时空。该篇主要论述天地人之道，前为经，后为解。经文极为简短，有如格言，教人体悟自然之道。

与之相似的，是《短语》部分《心术上》、《心术下》、《白心》、《水地》、《四时》、《五行》等六篇和《区言》中的《内业》。这些颇为玄妙奇奥的文字据学者考证，多为稷下黄老学派宋钘、尹文或阴阳家的佚著。《区言》部分亦如此，不再赘述。

《法禁》、《重令》、《法法》三篇文章强调法治的严肃性、法令的重要性和司法的公平性，属于典型的法家著作。《法禁》的主体内容包括“法制不议”、“刑杀毋赦”、“爵禄毋假”，“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

《重令》围绕“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这一中心展开，突出令行禁止的意义所在。《法法》中前一个法是动词，指依法行令；后一个法是名词，指法度本身。

不同于日后韩非子仅仅将“法”视为一种工具，管仲的“法”有一定限制君权的意味。“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可见，君主带头守法才是推行法令的关键。

《外言》部分的《兵法》篇、《短语》部分的《地图》、《参患》和《制分》主要论述军事，即治兵、用兵之法。总体而言，可主要分为四个层次。首先，“君主不可猛毅，不可懦弱，应参乎二者之间”。

其次，“兵者尊主安国之经”，应审慎考虑军事行动，尤其是在最后动武之前要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因为“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战端一旦开启，就要做到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巨大的思想准备。

因此，管仲在《地图》一文中严格申明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主兵必三具”，即“主明、相知、将能”。最后，是一种类似于总体战的观点，“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论其士、论其将、论其主”。

《短语》部分的《君臣上》和《君臣下》是两篇政治论文，涉及为君之道、为臣之道以及君臣之间、君民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核心探讨诸多政治问题。例如“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君主应“与民为一体”，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内言》部分共九篇，记载了管仲辅佐齐桓公成霸的故事，从中涉及争夺霸王应该具备的状态，以及管仲劝诫齐桓公的事迹。《短语》部分，顾名思义，应为短语连缀成篇，但好在结构完整。

《管子》中的经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侈靡》一文和《轻重》部分，包括《乘马》、《事语》、《海王》、《国蓄》、《揆度》、《国准》等篇章，涉及城市建设与布局、财政税收政策、市场管理机制、金融制度、农产品课征和土地分配，以及士农工商身份安置等等。

相较于前苏联僵化、低效、失衡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无限吹捧市场自由调节机制的现代货币主义，《管子》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之间双向调节，并在一次次贸易战和抑通胀的实践中逐渐发展完善出一套独特的管仲政治经济学理论。

管子的财政理念与经济学思想

在《管子》成书的年代，“轻重”一词为人广泛应用，专指各类政治经济现象中普遍存在的辩证关系，一如兵法之“奇正”、巫医之“阴阳”这类成对出现的重要概念。所谓“轻重”，自然远不止于字面上的重量含义。

轻重理论最基础、最核心的层面，是描述的一种此消彼长，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当中的相对价值价格关系。其中，“重”指的某种物品贵重、稀缺、价值高。反过来，“轻”就是说某种物品轻贱、充裕、价值低。

当一种商品供不应求，人们愿意用更多的货币及其他一般等价物去交换它。这时，商品就显得“重”，而货币相对显得“轻”。而当一种商品供过于求时，人们只需付出少许代价就能得到，这时商品就显得“轻”，而货币相对显得“重”。

在《管子》中，“轻重”被升华成为一整套国家干预和调控经济的哲学与策略。而要探究管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则必须从《乘马》篇入手。所谓“乘”是计算；所谓“马”，通筹码。“乘马”即为，筹划家国大事。

《管子》一书用了两章左右的篇幅，描述管仲如何向齐桓公讲解、分析何为“乘马”，即《巨乘马》和《乘马数》。前者设计了一种贷款，用以平抑谷价；后者则通过加强计算筹划、控制物价与流通、调整税收进而实现理财的目的。

具体来说，就是管子认为，市场虽然属于各色商品自由交换，实现资源配置的公共场所，是形成价格的主要机制。但同时提出，市场的自我调节却不具有实现供求均衡的功能，所以需要官府出手。

管仲以农产品价格和农民个体收入为例，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生动的描绘。一般来说，春种秋收是农业文明最常见的市场周期。然而，由于雨水、霜降等自然条件和每年的总需求处于不确定状态，农作物在集市上的买卖价格自然有高有低。

对此，管仲向齐桓公谏言，政府应通过事先大量储备最重要的商品——粮食和货币。“故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

接下来，管仲要齐桓公向民众，尤其是那些贫贱之家，在春天播种、耕作时发放贷款。到秋天如果庄稼收成很好，当年谷贱，那么农户大可以用多余的粮食，按一定的比例直接偿还贷款；而若歉收，或谷价较往年上涨，则政府出手，“据有余而制不足”。

以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这样政府不仅取得大量财政收入，还使市场得以稳定，防止商人过度投机，可谓国与民、公与私两利，“无籍于民”。只是，各种物资余缺随季节略有不同，所以政府要随时注意调查研究价格变化背后透露出来的市场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管仲支持政府直接干预商品交易，仅在于实现价格的动态均衡，稳定市场上的恐慌情绪，抑制非理性行为的感染。这一平准机制，绝不以宏观经济增长或提高财政收入为直接目标。

管仲本人极度反感强行摊派的苛捐杂税，他所追求的，是一种“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财政艺术，即人民只感受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如平抑物价、保障供应），而感受不到财富被剥夺的痛苦。

相应地，管仲在《海王》篇中提出“官山海”政策，即实行盐铁国家专卖制度。或者说，将所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核心资源，由国家控制生产和销售。寓税于价，未征税，但无人不纳税。正如他在《国蓄》篇中所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

在《国准》篇，管仲主张“视时而立仪”，根据发展变化情况调整政策；“请兼用五家而勿尽”，借鉴前人的经验但不能全部照搬；最终形成“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的大格局。

到了《揆度》篇，管仲更进一步全面论述其经济学思想。开篇提出“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历数各代贤王均以轻重为天下。因此，稷下学宫那些推崇《管子》的学者们也被称为“轻重学派”。

在此基础上，管仲认为要以权、衡、规、矩、准等尺度量化治理国家；对懒政、怠政的不称职官员进行重罚；利用租金和间接税，而不依赖于贡赋、输捐和徭役增加财政收入；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垄断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权，结束现行币值紊乱局面。

简答来说，就是国家统制货币发行，控制大宗必需品价格，以稳定物价、平衡财政、抑制贫富差距。“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超前先进的经济学思想，还体现在他对消费行为及其背后的人性弱点的谙熟。在崇尚节俭的古代社会，一般的臣僚往往劝谏或警告君主，不要过奢侈的生活，而要轻徭薄赋、清心寡欲。

然而，管仲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在年景不好、民生凋敝时，君主恰恰应该兴办大型工程（如宫室、台榭、水坝），鼓励富人进行奢侈消费。这样能让贫民、工匠有工作可做，有收入来源，从而渡过难关。

更有趣的是《侈靡》这篇经济学论文，并不属于《轻重》部分，而被放在《外言》系列中。可见，管仲不仅独树一帜地发现需求实际上能够适度拉动经济增长，而且还会进一步利用商业规律为国家服务。

一方面，管仲根据齐国资源禀赋，鼓励特产（如盐、纺织品）出口，进行商品倾销，以换取巨额利润。另一方面，会刻意制造某种需求，先故意抬高别国所需商品的价格，吸引其资源流出，然后再予以做空。总而言之，就是对于别国达到“富能夺，贫能予”的境界。

从西汉时期的桑弘羊，到唐代刘晏，再到北宋王安石，他们的思想都带有管仲“轻重术”的色彩。清末民初，当西方经济学传到中国的时候，当时有学者直接将英文的“Economics”译为“轻重学”。

由此可见，《管子》经济学思想的深刻之处。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在其著作《通典·卷八·食货八·钱币上》，曾引用《国蓄》中的名段。从他的自注中，我们也能清楚看到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持续影响力。上面说（括号内文字为杜佑自注）：

“管子曰：‘人君铸钱立币，人庶之通施也。（钱币无补于饥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财物，通交有无，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利有所藏也。（人事谓常费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随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调其事，则豪富并藏财货，专擅其利，是故人之常费不给，以致匮乏。）然则人君非能分并财利而调人事也，则君虽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使人下相役耳，恶能以为理乎？’（言人君若不能权其利门，制其轻重，虽铸币无限极而与人，徒使豪富侵夺贫弱，终不能致理也。）”

管仲学派和齐国海洋-商业文明

应该说，《管子》一书内容丰富，涉猎广泛，几乎无所不包。儒家、法家、道家、阴阳家、兵家思想都十分明显，可谓不限门派，兼容并蓄。此外另有杂说数篇，譬如在《弟子职》一文中，就有对稷下学宫做出十分细致的规定，足可与现代高校的学生守则媲美。

当然，这些元素并不是互不联系的“杂说所丛”。《管子》一书也不是“零碎著作的总集”或“稷下学宫的学报”。其蕴含的各种思想都串联着一条主线，也就是管仲学派的思想核心，即：经世致用。

管仲学派虽主要活动于战国，但其萌芽可追溯到春秋前期。记录管仲治国言论的史官，可能属于管仲学派的第一批成员。他们“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侍王公”（《荀子·荣辱》）。

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维持了中原地区数十年的稳定，卓有成效地遏制了四方夷狄对中原华夏文明的破坏。而“尊王攘夷”暗含“贵中华，贱夷狄”，又是中华大一统理论的初期实践。

而正如宋人杨忱给《管子》一书作序中所说，“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功，管钟（仲）之力也。”桓公与管仲作为君臣相知的楷模，相互成就。如此不世功绩，导致此后齐国历代君臣无一不拥护管仲学派。

例如，春秋末期的齐景公便经常以恢复齐桓公的霸业自勉，并希望晏婴能“继管子之业”，“遂武功而立文德”（《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反过来，晏婴也常常以齐桓公为榜样力谏齐景公。

管仲去世以后，管氏家族虽然在齐国倍受优待，但其后人却并不出众，不仅不曾像高氏、国氏等姜姓贵族那样世袭为卿，也不曾像鲍叔牙、田完等异姓大夫家族那样在春秋时期历代为大夫并显名于齐。

因此，公元前386年田氏代齐后，并未彻底否定管仲的历史地位，反而通过推崇管仲对齐桓公的忠心和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来强化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既吸纳管仲的治国智慧，又借助桓公的霸业理想凝聚民心。

之后历代田齐君主，如齐威王、齐宣王不仅以复兴桓公霸业为目标，通过“徐州相王”会盟诸侯，试图重现齐国霸权；而且还以桓公不听管仲遗言导致死后朝堂内乱为鉴，提醒自己避免重蹈姜齐后期公室衰微的覆辙。

当然，对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远不止于此。桓公时期，齐军“东伐莱夷、莒、徐夷，南至穆陵”。孝武桓公前期，齐军又南下攻取越建阳、巨陵之田以及鄫国故地。在彻底解决东夷齐国问题之余，也使齐国的边疆推至海滨。

就这样，在华夏文明的内陆叙事主旋律中，齐国犹如一个不和谐却璀璨的音符，奏响了独特的海洋与商业交响曲。当诸侯列国深耕于黄土，痴迷于战车与礼乐之争时，齐国却将目光投向了那一片蔚蓝。

齐国的海洋文化特征，首先体现在其对海洋资源的系统性开发利用上。面对不宜农耕的盐碱之地，齐人因地制宜发展出初步的滩晒法，即先引海水进入盐田，通过日晒和风吹使水分蒸发，提高卤水浓度，然后再用锅灶煎炼成盐。

相比于河东池盐和广都井盐，齐国海盐生产成本低，渔民腌制的咸鱼干又能满足盐的长距离运输需求。这份鱼盐之利不仅满足了齐国自身食盐需求，更成为其与中原诸侯贸易的战略物资。例如，管仲就曾建议桓公，在不产盐的内陆国家盐荒时，抬高盐价，从而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其次，与安土重迁的内陆农耕文明不同，齐人更富有开拓与冒险精神。依托于相对先进的造船能力，齐人先是跨越渤海海峡至辽东半岛，然后又凭借逐渐积累起来的航海经验横渡东海将影响力延伸至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九州岛西缘。

《管子·揆度》篇中曾提到齐国的珍奇货品来自四面八方，这不仅是中原内陆贸易的结果，也离不开海上交流的贡献。频繁的贸易往来必然伴随着人员的定居与融合，尤其是齐湣王之后，大量齐人为逃避战乱选择移居海外，在东亚世界播下了华夏文明的种子。

齐人有的北上，在辽东半岛和鸭绿江流域建立聚居点；有的前往朝鲜半岛南部，与当地土著结合，形成了像辰韩这样的族群；有的则继续漂流到更远的九州岛，以“渡来人”身份开启日本弥生时代。

与海洋文化相辅相成的，是齐国发达的商业文明，这一特征经管仲改革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管仲固然知道“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但同时也深谙“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管子·国蓄第七十三》）

不同于后世重农抑商的大一统王朝，在管仲眼中农业和商业无所谓本末之分。对此，他曾有过相当精辟的论述，“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管仲认为，士、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

春秋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一般没有封建领邑，大都住在城市里，地租的商品化程度高，所需的消费资料对市场的依赖性也较大。他们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所得俸禄皆以粮食或钱币为主，自然需要到市场上去交换、购买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

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是，当时依托于西周王室强盛时期修建的成宗道路网，东周列国的经济形态绝非由彼此独立，自给自足的村落组成的庄园制经济，而是大量使用贱金属，将社会上最大多数人口卷入到其中，并形成庞大商品逐级集散机制的市场经济。

临淄作为当时东方最大的商业都市，其繁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战国策·齐策一》描述：“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这幅生动的画面展现了齐国商业活动的繁荣景象。

在海洋文化与商业文明的共同塑造下，齐国形成了一种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相比于鲁国崇尚周礼、讲究仁义道德，齐国更加注重实际效用与利益计算。这种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文化特质，使齐国在外交政治舞台上展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与实用主义，或合纵，或连横。

管仲改革的伴生风险以及副作用

学富五车的钱穆先生曾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国文化传统既与西方不同，则中国社会状态亦自当与西方有异。今国人乃率据西方社会学来观察评论中国社会，则胥失之矣。”

管子及其政治经济学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因为他的很多经济学思想和财政政策，长久以来为人所忽视和误解，直到近现代才在西方社会科学，如比较优势原理、边际效应模型和凯恩斯主义等学说那里找到系统的理论回应。

不得不说，管子的经济学思想本身是一个精密，且极具操作性的体系，无疑代表了古代中国经济治理艺术的最高峰。一方面，管仲利用市场规律为国家宏观调控服务，他的执政理念和制度设计，如盐铁专营、统制货币和常平仓都被后世历代王朝所沿用。

另一方面，管仲又以人为本，他所有政策出发点都是“富民”、“安民”甚至是“强民”，显然认识到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基所在，而这与提出“驭民五术”的法家思想形成鲜明对比。

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不仅要通过“贫民”、“弱民”使民众的收入仅够维持基本生存而无暇积累财富，瓦解民间自组织与资源分配能力；而且还要“愚民”、“辱民”，击垮民众的自尊心和羞耻感，降低民众的认知水平和批判意识，最终成为温顺的奴隶。

商鞅还以管仲的侈靡论为基础，发展出一套“疲民”、连坐制和贱商政策。简单来说，就是通过频繁征发徭役、兵役（如修建水利、道路、军事工程），让民众忙于生计，而无暇形成反抗力量。

自商鞅出函谷关拜相后，历代秦国统治者皆将商人列为“五蠹”之一，且出台法律要民众相互监视，制造对立。商业投资活动虽然意味着风险，但也蕴含着社会流动性。秦国君臣考虑的明显不是规避不确定性，而是要彻底控制意识形态与人力资本，榨取剩余劳动价值。

当然，齐国的海洋文化与商业文明也存在着局限性与内在矛盾。因为并不是每一任齐相都像管仲那样，都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价格信号背后所蕴含着的市场规律。而齐国放任土地兼并的政策总体上又是静态的，所以必然会导致资本过度集中，进而加剧社会贫富差距。

春秋时期，土地买卖多见于封建领主与中小地主之间，或是在他们与商人之间发生，平民出身的小自耕农们参与土地交易的不多。但到战国时期，随着农村公社的日趋瓦解，份地人数众多，通过计口授田下的小自耕农、没落贵族开始两极分化。

有的人因天灾人祸、疾病死丧、急征暴敛而贫困破产，不得不把土地变卖、抵押或顶账给债权人。这样一来，原来管仲设想的那种每家百亩阡陌格局被逐渐打破，土地分配日益不均。资产雄厚者完全可以通过土地兼并，成为剥削者，“先贵后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到战国中期，旧世卿世禄制度已经被许多国家所废除，旧封建领主被收夺了行政、司法、兵役、徭役等多种特权，变成了坐收租息的地主，但也有一些贵族受封食邑或禄田，只收取税捐而不治民。

这些宗室大臣、封君贵戚凭借权势，非但不向国家负担一般地主应该担负的地税、口赋和徭役，反而肆意兼并土地。这就造成了在赋役繁重时，无法同时负担官赋和私租压迫的底层自由民会相机脱离官府名籍，投身且隐庇于豪家，成为显贵高门收容的“徒附”。

而由豪家贵戚所建立起来的组织和村落、城堡除了种植粮食外，还经营竹木、六畜、桑麻、鱼塘、果蔬、兵弩、器械等农、牧、副、渔和手工业。这种“小而全”的田庄内部分工相当细致，闭门成市，大部分东西都能自给自足。

更重要的是，广大依附农不仅要承担各种杂役，而且还要给庄主充当私兵。每当二三月青黄不接或八九月寒冬将临时，一部分精壮青年就被召集起来，按照军事编制，习学战射，警设守备。

像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战国四公子”一类王室直系贵族，还会招募一些“剑客”、“死士”，组成了一支支私人武装。战国后期魏、赵、齐等几个曾经建立过区域霸权的强国，无一不在王室与直系血亲贵族的斗争中风雨飘摇。

太子營与公子缓展开的王位继承战争，直接撕裂了魏国强盛赖以依存的三晋联盟；强横一时的赵氏由于大、小宗之间政变不断，直到孝成王即位方才告一段落；田氏齐国的命运同样如此，只是在“国际局势”的映衬下表现得不够明显。

战国中前期，在齐威王、齐宣王时代，齐国凭借稷下学宫的文化繁荣与桂陵、马陵之战的军事胜利，跻身东方霸主。尤其齐湣王在初期吞并宋国后，他与秦昭襄王并称“东西二帝”，达到国势的顶峰。

然而，盛极而衰，此后的齐国却如同一艘失去方向的巨舰，在惊涛骇浪中迅速沉没，始终未能走出乐毅伐齐后的“创伤后遗症”。复国后的齐襄王采取鸵鸟策略，明哲保身地回避一切外交活动，绥靖强秦逐一蚕食三晋和楚国。

实事求是地说，造成齐国由盛转衰的原因，并非田法章、田建父子的个人能力问题，而是齐国后期的权力结构。表面上看，在与乐毅领导的五国联军交战中，齐国元气大伤。但准确来说，却是齐王在京畿之内建立的“廷臣-大夫”体制遭到严重破坏，无法有效集权。

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作为社会“自组织”的一个经典形态，其最大的倚仗，是血缘群落的长期持续，而非专制王权的赐予。实际上，专制王权每向前一步，都会伴随着淋漓鲜血和持续的动荡、反复。

管仲改革的本质，就是在“礼崩乐坏”，西周封建体制渐次瓦解的过程中，拣选出最具备组织效率的一部分“发扬光大”以维护齐桓公统治。但当齐湣王兵败逃亡，为楚将淖齿暗害，齐国卿大夫专政数百年间积累下来的制度经验顷刻间荡然无存。

齐制与秦制的双轨演进与路径差异

在战国诸侯纷争的背景下，齐国与秦国作为东西两大强权，于乱世之中鲜明地发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体系。这两种制度不仅塑造了各自国家的命运，更代表了华夏文明治理范式的两种根本可能。

秦制彻底废除世卿世禄，推行军功爵制，使权力来源完全归于君主个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将地方官员变为中央的直接代理，形成一条从君主到郡守、县令，直至乡里什伍的垂直控制链。

齐制保留更多的封建分权与混合政体色彩，兼具贵族社会特质与官僚组织特征。齐国虽然也设有郡县，但贵族和地方豪家长期保有较大影响，地方治理更具弹性。稷下学者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舆论与智库阶层，对君权构成一定的软性制衡。

如果说秦制强调信息与权力单向流动，通过严刑峻法、赏罚分明（壹赏、壹刑、壹教），将全社会力量聚焦于“农战”两个目标，追求的是如臂使指的绝对服从；那么齐制很明显更注重协商与吸纳，而非单一命令，力图在多元、动态、平衡的竞争中实现繁荣。

平王东迁洛邑后，面朝大海，背靠泰山，坐拥丰富渔盐之利的齐国很快崛起。齐桓公管仲君臣既擅长礼俗教化，也重视法度约束。虽然也会垄断关键资源，但绝不会推行“利出一孔”的统制经济，更多是通过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来天下之财”。

应该说，齐制的优势便在于其长期韧性与综合国力。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多元的思想赋予了制度弹性和适应能力，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吸引了各国人才。在齐国，像临淄那样繁华的大都市不下十几个，譬如即墨、安阳、薛城。

讽刺的是，齐国的问题恰在于资本过度增殖导致的市场化、商品化经济形态。在前工业化时代，齐国的经济实力不仅无法被有效利用起来，获取足够的财政资源，转化为持续的军事动能，反而会削弱王权对社会的整体控制力。

战国中后期的制度竞争，本质上是组织效率与系统韧性的较量。当进入你死我活的“总体战”阶段，齐制的短板暴露无遗。在需要高度集权、统一意志的生死存亡之际，齐国中枢决策效率不足，社会动员速度慢，最终在乐毅的雷霆一击下迅速崩溃。

齐制的种种顽疾秦国也有，但秦国的幸运之处在于：献公即位之前的半个世纪内，嬴氏原本实力强横的分封公族势力为争夺王位自相残杀，近乎殆尽。他们留下的大量闲置荒地，自然成为可供国君直接控制的公田。

如果不是有大量空地、荒地，商鞅的军功授爵制也就无从实施，秦国刑徒官营经济更毫无倚仗。当人口数量与土地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很难通过再分配的方式疏解，秦国上下便会对外发动战争，争取拓殖空间。

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孝公、惠文王、武王年间，秦国要几年才能发动一场战争。而在昭襄王后二十年的时间里，秦国几乎每年皆战，甚至会在一年之内同时对外发动，或应付两三场战争。

对于秦国，史书上有无数暴虐、严苛的描述。电视剧《大秦帝国》播出后，人们对秦国的想象又增加了公平、团结、血性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形容词。一些小知识分子对“秦制”的理解，又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汉承秦制”的认知错乱，其根本目的在于批评极权统治。

实际上，历史上真实的“秦制”用一句话就能予以概括，那就是：以一种高度功利化、工具化的社会动员机制，在短期内将全国变成一座大军营和农场，让所有社会经济资源都向战争倾斜。

换句话说，秦制与齐制的最大区别，便在于“公家”如何与“民间”进行资源交流。齐制通过货币手段对资源进行调动和购买，遵循交换原则；而秦制则通过法律、军队等暴力手段直接抢劫。

自商鞅变法起，就有令民众互相监视的什伍连坐制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关中平原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也便于建立秦国严密的社会控制。这意味着在没有官府批准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具有畅通无阻、长途旅行的权利，除非是具有那些特许经营权的“外国商团”。

尽管《商君书》和《韩非子》中很多议论性篇目可能确实代表其思想和目标，但秦君、秦人却从来就没有沿着他们那套理论逻辑行进过。换言之，“说”和“做”是两码事。至少一反“重本抑末”的刻板印象，秦人世风绝不歧视商人，反而“尊富”。

秦制对于商业的约束，更多是在“市亭”中寻求标准化管制的机会，基本上从未达到过《商君书·垦令》中期望的“完美形态”。即使是秦始皇本人，也从来没有排斥过贾人，而只是在法律层面实行廪食廪衣制度，对有官员参与的商业活动予以严格禁止。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性质演变，本质上是一个“公共性”逐渐泯灭，私有观念愈发普遍、流行的过程。秦国虽与戎狄杂处，长期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但同样不能免俗，否则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的举措很难得到贯彻落实。

有趣的是，与后世如汉武帝算缗令相比，秦国富人相当“闲适”。秦制要求他们自行申报财产，唯一一项明确与财产相关的特别税收“皆税”税率仅为1.27%。或许正是这种“薄赋”，使坐视三晋和燕楚覆灭的齐人处于一种全民“求利”的躁动之中。

齐国上下对商业利益的过度追逐，在战国晚期严重削弱了统治集团的道德约束。齐王建在位四十余年，不仅缺乏雄主应有的决断力和危机感，而且长期依赖其舅父、相国后胜。殊不知后胜早已被秦国重金收买，其门下宾客也多为秦国间谍。

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导致齐国政治愈发保守、僵化，曾经作为思想熔炉的稷下学宫在战后虽得以恢复，但已失去了昔日海纳百川、为国家提供战略智慧的活力，彻底沦为昏君和奸臣的“肉喇叭”。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自燕地率军南下，直捣临淄。当数十万秦兵压境时，早已被金钱消磨掉尚武精神和抗争意志的齐国上下不战而降。一个曾经与秦国并称二帝的东方大国，竟以如此窝囊的方式谢幕，这正是其数十年政治麻木、军事松懈的必然结果。

齐国用自己的覆亡，向后世深刻地揭示了：在存亡继绝的残酷竞争中，思想堕落、战略迷失和精神萎靡，以及悬殊的贫富差距，远比武器落后更为致命。一个放弃奋斗、幻想偏安的国家，最终只能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无情吞没。

回望历史，孔子在《论语·宪问》曾高度评价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治理的齐国，也的确以独特的海洋文化与商业文明，在华夏文明以农耕为主的历史画卷上，描绘出了一片别样的蔚蓝。

管子政治经济学不仅为当时的齐国带来了经济繁荣与文化活力，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智慧和经验。在海洋世纪已然来临的今天，重新审视齐国这段独特的历史，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某种跨越时空的启示。那就是：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从来不是单一的，面向海洋的开放与包容，或许正是文明永葆生机的关键所在。

余论

先秦诸子对于商业的认识及观点，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认识和态度。特别是法家和儒家，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前者主张抑制富商势力的日益膨胀，以官营经济全面代替之；而后者则是要退出市场，彻底放手，不要与民争利。

法家的观点，是为了在社会经济层面上增强君主专制主义，进而巩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物质基础；儒家对民间社会与市场经济的放任态度，很明显是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从这个角度出发，管仲及其政治经济学正处于法家与儒家之间的平衡点。

一方面，管仲展现出惊人的早期宏观经济调控智慧。“官山海”政策并不是为了系统性压制民间商业活力，而是通过控制关键商品，运用“轻重术”平准物价、调节供求、增加财政收入，其理念更接近于现代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市场干预。

另一方面，管仲坚决反对将民众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四民分业”仅为扩大税基与兵源，绝不能等同于编户齐民。只要没有触犯法律法规，违背公序良俗，公然挑衅权威，齐国官府就会扮演着类似亚当·斯密所提倡的“守夜者”角色。

经管仲改制后的齐国充满活力，临淄成为“车毂击，人肩摩”的国际大都会；不同学派在稷下学宫激烈辩论，针砭时弊；桓公与诸侯会盟于葵丘，齐军“尊王攘夷”，大体勾勒出华夏文明的边界。

孔子在《论语·宪问》中，曾高度评价管仲：“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治理的齐国，也的确以独特的海洋文化与商业文明，在华夏文明以农耕为主的历史画卷上，描绘出了一片别样的蔚蓝。

不过，公元前221年秦帝国的建立，却标志着齐制未能在这场效率与韧性的世纪博弈中，这场决定“第一帝国”初始形态的竞赛中胜出。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在于，齐威王以降未能将经济文化优势，整合升级为一种同样有效的、适应残酷统一战争的政治军事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