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列奥·施特劳斯:《修辞、政治与哲学》导言

本期研读文献节选自本书“第一讲 导言”部分

施特劳斯：根据通知，本课是政治理论的一部分。现在，从通知看，政治理论似乎是政治科学的众多分支之一。在通知中，政治科学似乎又是社会科学的众多分支之一。但另一方面，根据通知，政治理论是政治科学的第一分支。这些纯粹行政的或官僚的事实具有某种更深的意义，因为政治理论带有某种含混性。让我们就从这种含混开始。

这种含混通常表现在以下术语中。政治理论可能是因果理论（causal theory），也可能是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你们大多数人，即使不是全部，大概都听说过这种区分。这种区分尽管十分流行，但并不十分令人信服，原因如下：因为“规范的”与“因果的”这个区分似乎排除了规范成为原因的可能。但规范显然是可以成为原因的。一个人做一项决定，可能是因为这样做正确；于是，事情的正确本身就成了原因。无论如何，这种区分是成问题的，我建议这种区分：有一种政治理论，仅仅处理实际的（as it is）政治生活；还有一种政治理论，还处理政治生活应该（should）怎样的问题。让我们把后一种形式的政治理论称为“政治哲学”，这样，我们就说明了课程的名称部分。

但我必须就一般的政治哲学多说几句。政治哲学这个概念非常简单，可以以下述方式向理解力最差的人讲明白。如果我们看看实际的政治生活，就会看到，它要么关乎保存，要么关乎变化。如果关乎变化，就关乎变得更好；如果关乎保存，有时候就要假定，怎样才算是好，或至少足够好。所有的政治生活都受到关于更好或更坏的观念指导，但一个人不可能知道更好和更坏，除非他自称知道好和坏：更好只是好的比较级，更坏只是坏的比较级。因此，关于好与坏，每个人都自以为有所了解。那么，如果这样阐述恰当，将其应用于政治社会，就意味着，我们总是持有某种关于什么是好社会的意见——不管是不是稳靠，有没有根据。有些人会说，这是个坏的、反动的思想。他们还说，每个人都应该持有他自己（his）关于好社会的观念，而那种允许每个人持有他自己（his）关于好社会的观念并据以行动的社会，就被称为开放社会。但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即[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说，开放社会是一个好社会。因此，几乎无人能回避关于好社会的问题。

因此，这就是政治哲学的主题：唯一的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关于好社会，一个曾经非常普遍、但今天依然非常有力的观点是这样：好社会是一个致力于人的卓越、致力于道德行为、致力于高贵品质的社会，但这样一来，这个社会的成员就要在道德行为中找到自己的主要满足。满足，这意味着他们为道德行为感到高兴。好社会就是高贵之物与快乐之物在其中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个观点是亚里士多德首先阐发的，但有更早的起源，且持续至今。亚里士多德极为清楚地指出，如果这种社会或社会成员不具备必要的装备，这种好社会就是不可能的。比如，在南极洲，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好社会，因为南极洲仍处于前现代的发展阶段。但这里有个非常关键的选择，使问题变得含混。装备要么容易获取，要么很难获取。如果经济富裕，就容易获取；如果经济短缺，就很难获取。但人类的普遍状况直到不久以前——即使不说直到今天——都一直是经济短缺。

这里，现代思想家与古代思想家们之间有个关键的分歧。亚里士多德相信经济短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避免，他支持贵族制（少数人的统治），因为他看到，由于缺乏装备，不可能使所有人（all）都参与这种令人满足的道德活动。现代民主制则采取相反的观点。但现代民主制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这个重大差别没有取消这个事实：这两种解决方案背后仍然潜存着关于好社会的相同观念。无论是现代人，还是亚里士多德及其同类人，他们都说，最值得向往的好社会并非总是可能的，要么因为毫无装备，要么因为其他原因。

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1899年9月20日—1973年10月18日）

图源：百度百科

关于政治哲学的定义是什么，大体上就谈这么多。我想你们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尽管政治哲学的原初观念其实具有明显的合理性，但政治哲学现在一般仍然被认为是不可能的（impossible）。我们也不能过分强调这个事实。我们至少必须大体上指出，政治哲学在今天为什么一般被视为是不可能的。

有两个不同的理由。为了说明这两个理由，我会给出两个相关学派的名称。一个是所谓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在这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各部门最得势的原则。实证主义的关键论点说起来非常简单：我们只能知道事实（facts），不能知道价值（values）。这当然就意味着，只有在价值作为事实的意义上，我们才能拥有关于价值的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事实，即这个或那个族群珍爱这套或那套价值。但关于它们作为价值（as values）的知识，我们丝毫没有——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这些价值是不是合理，有没有根据。如果这是真的，如果根本不可能有关于价值的知识，那么，显然就不可能拥有关于好社会的知识。

第二个理由（更精巧，因而更难看清楚，但理论上更有趣），我称之为历史主义（historicism）。根据这种观点，事实与价值之分最终是站不住脚的。这个区分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也许是有用的，但它本身是站不住脚的。换句话说，人们总不免设想好社会，若要研究他们可能建设的社会，这种关于好社会的想法都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但与政治哲学相反，历史主义说，这些关于好社会的观念本质上是多变的（essentially variable），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个历史时期、从一个文化或文明到另一个文化或文明。他们有些人，也许希腊人，也许有过某种关于好社会的观念，而那只是关于好的希腊社会的观念；不可能有普遍有效的关于唯一社会的唯一观念（the notion of the society）。

无论如何，政治哲学今天一般地（generally），尽管不是普遍地（universally），被视为是本身成问题的。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第一件事。我们必须立刻补充另一点：为什么政治哲学今天一般被视为不可能，而政治哲学的历史今天一般被认为可能且必要。我相信，在这个国家，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科学系允许学生不修政治哲学史的课程。或者我错了？我从未听说过。因此，政治哲学史被视为是合法的。我们现在这个课程完全可以说成“政治哲学史”这个主题的一部分。所以，你们任何人都不必因为选修这门课而感到问心有愧。但首先让我们考虑，对政治哲学本身的可能性的否定与对政治哲学史的需要之间有什么联系。

首先，我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即从现在社会科学的主流观点，来谈谈这种联系。按照现在常见的[理解]，政治科学——一种价值中立的政治科学——本质上关系到我们所谓的“关于政治事物的常识理解”，意思是说，在你进入任何具有科学性质的探究之前（比如关于总统选举，或其他什么东西），你都已经预先知道某些关于总统选举的事实。你可能认为这些事实无关紧要。但若不知道这些事实，或不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你甚至根本无法开始研究。

或者，我可以用我最喜欢用的例子，来凸显这个简单的道理：一个超级科学的社会学家派某人去做深度访谈或问卷调查之类的事情，这个社会学家决不会告诉他，“只问人，别问狗或牛”。此外，他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个男孩和女孩都知道如何辨别人与狗或牛。这些学生是从哪儿学会的？你必须承认，这是个绝对基本的假定，没有它，你根本无法开始。然而，从来没人在课堂上教这种基本的假定。但这是，重复一遍，这是唯一的基本假定（the basic assumption）。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常识理解”。我们是渐渐习惯它的，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但我们依照它来从事一切理论或实践的探究。常识理解是原初的（primary）。因此，我们要想理解政治科学——关于政治事物的科学（scientific）研究——我们就必须首先理解常识的理解，因为科学的理解是一种变形，是常识理解的特殊（specific）变形。

我想，每个有头脑、有理智的实证主义者都一定会承认上述论证的严格性。现在，如果我们转向关于政治事物的常识理解这个大问题——作为政治理论的伟大而首要的使命（尽管所有的政治科学家都不再承认这一点，但我认为，它仍然是真实的）——我们就很容易被引向那本书（the book），它以最清晰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关于政治事物的常识理解，它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因此，我们必须完全不带任何历史兴趣地理解这部著作，仅仅因为我们想像政治科学家们一样做得得体。关于第一种情况，就讲这么多。

《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

图源：百度图片

那么，从政治哲学本身的观点看，对政治哲学的否定与对政治哲学史的需要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我已经简要说明了支持政治哲学的初步证明：即从变化或保存导向关于好社会的观念这个简单的推理。我想，这是每个人，甚至理解力最差的人，都能明白的推理。但尽管这个推理是如此明显，我们仍然不情愿照此行事，因为我们不知怎么觉得，这个证明已经被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推理弄模糊了。“是的，这样说得通。”但我们想起我们的同代人并说“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照此行事呢？”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巨大的力量反对并阻碍这种简单的常识理解。因此，既然政治哲学已经失去自身的证明，尽管是这种基于初步证据的证明（prima facie evidence），我们必须充分理解这种支持政治哲学的初步证明。我们必须追问这个证明的含义和先决条件是什么。我们必须回到政治哲学的起源（origins），也就是回到一个政治哲学尚未出现、但必须作为一项可能的追求被建立、尚未成为传统问题的时代。传统有这样的危险性质，它会诱使人把一些最重要的前提视为理所当然。这就是我个人对政治哲学的起源特感兴趣的原因。

这个起源——根据传统的观点，政治哲学源于苏格拉底。确实，我们拥有的最早的书（books）是柏拉图的书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我们可能也围绕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开过这个课程。但与亚里士多德相比，柏拉图跟我们今天的关联更直接（不仅是因为柏拉图在时间上碰巧早于亚里士多德），原因在于亚里士多德已经可以以柏拉图或苏格拉底的基础为基础，而柏拉图或苏格拉底（他们两个实际上无法区分）为政治哲学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应该在这个课上研究柏拉图，我每隔两三年都会开这个课。

那么，简要说明了我们为何应该阅读柏拉图之后，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如何阅读柏拉图的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区分三种阅读方式，分别相应于实证主义、历史主义与我们可以称为政治哲学的观点。

那么，实证主义的进路——这是你们所有人即使从未进过大学也都熟悉的进路——它仅仅从这个角度看待，比如柏拉图：柏拉图为当今的思想做过什么贡献？我想，所有流行的介绍都有这个特征，许多学术研究也一样。但这种进路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它理所当然地认为，当今的思想是一个判断的标准。它不加批判地把当今思想绝对化。相应地，这种进路的特点就是，不假思索地用当今的概念去解释柏拉图或任何较早的思想家。这类概念有“价值”啦、“极权主义”啦、“奇理斯玛”（charismatic）啦、“反动”啦、“进步”啦等等——这些术语在前现代的语境下完全没有意义。人们可以非常简要地说——已经说过不止一次——这种研究过去思想的实证主义进路是“非历史的”。这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口号。这意味着，正确的进路是“历史的”。现在，我们这里就遇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历史的”非常含混，我会做个简要的说明。

按照通常的理解，一种历史的理解，比如关于柏拉图的历史理解，首先意味着，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过去的现象，而非按照它们在我们计划用它们反对当今思想、当今社会的时候显现出来的方式——像它们曾经所是的真实面目去理解过去的现象，就像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所说，像过去的人们自己理解的那样去理解他们。这是“历史的”这个词的原义。但这里出现了含混。

第一种理解形式相应于我所谓的历史主义。它是这样展开的：柏拉图当然是个希腊人；他更是个雅典人；而且我们兴许可以补充说，他是上层阶级的雅典人；而且关于他，我们可以说出更多东西，正如说马基雅维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历史地理解柏拉图，意味着从希腊文化的角度理解柏拉图，正如理解马基雅维里就意味着把他理解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但我们怎么知道希腊文化和文艺复兴？那么，通过现代史学，包括考古学、碑铭学，随你怎么说啦，我们不得不基于这些关于希腊文化和文艺复兴或其他什么时期的现代概念去理解过去的思想家。我们可以说，这种理解是根源于（genetic）下述方式。我们想从希腊思想的母体出发去理解柏拉图思想的起源——或从文艺复兴去理解马基雅维里思想的起源。它也根源于另一种方式。我们不仅希望从希腊文化去理解柏拉图思想的总体（enbloc）起源，而且希望理解这个起源的每个阶段。换句话说，我们想找出柏拉图从开始所经历的发展（development）轨迹——如果我们能找到，从他只有十五岁时就开始；很不幸，我们找不到——但从非常早的时候，比如二十或二十五岁，直到七十多岁，他死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比如，在阅读我们计划在这个课上阅读的《高尔吉亚》这部著作的时候，我们首先会特别关心这个问题：这篇具体的对话是属于柏拉图的哪个发展阶段？最新的注疏本是一个英国人做的，多德斯的。如果你读读他的导言，就会看到，他压倒一切的兴趣仅仅在于，柏拉图什么时候写了这篇对话。你万万想不到一个人能就这个话题说那么多话。

庞贝城T. 西米尼乌斯·斯蒂芬努斯别墅中的《柏拉图学园》马赛克镶嵌画，创作于约公元前 100 年至公元 100 年间。

图源：维基百科

现在，我要区分历史主义者的进路与我所谓的“历史的”进路。这样做有点太谨小慎微，但我相信，这必不可少：像柏拉图意指的那样（as Plato meant it）理解柏拉图。在运用这个步骤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从某种关于希腊文化的观念出发。这种希腊文化也许是现代历史研究的产物，而这种研究是基于所有这些考古挖掘之类的东西，它可能在历史上比柏拉图所想的要真实得多。但是，如果柏拉图不知道它——如果柏拉图不知道所有这些发展[或]他们现在完全揭开的无数东西——那么，它对柏拉图就毫无影响。再说一遍，希腊文化——这些观念都是假想的构造。[它们]可能有很大的可能，但无论如何只是假想。柏拉图可能见过现代史学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谈论的同样的现象；只有柏拉图看待它的方式才是柏拉图思想的一个要素。比如，伯罗奔半岛战争。现代史学家们就此谈了某些非常有趣的东西。但柏拉图是不是像一个现代军事或经济史家一样看待伯罗奔半岛战争？因此，我们首先应该看柏拉图如何看待它，柏拉图是否认为它具有任何形式的重要性。也许——我们不能一开始就排除这种可能，即尽管柏拉图不知道现代史学家挖掘的许多东西，但柏拉图可能比现代史学家在总体上更好地判断他那个时代或更早时代的现象。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因为智慧这种东西不完全取决于大量的信息。好。

另外一点：柏拉图作品的先后顺序。现在广为接受的观点是，我们大致上知道柏拉图作品的写作顺序，因此，我们可以谈论早期对话（我必须一开始就提到这种观点，为的是清除它）、中期对话和晚期对话。

早期对话差不多就等于所谓的苏格拉底对话，也就是说，写这些对话时，柏拉图比后来仍然更多地处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之下。那么，这里的关键困难是这样。让我们假定，我们绝对确定无疑地知道柏拉图多种对话的写作顺序。但这无论如何不能证明柏拉图思想的先后顺序。这个简单的事情，肖里（Paul Shorey）多年前在芝加哥大学就说过，我们必须切实严肃地对待这个简单的事情。换句话说，在写某篇对话的时候，柏拉图可以抽离他当时清楚知道的某些东西。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并非所有哲人都把自己的思想发展公开化（in public）。大家知道，这是说著名的德国哲学家谢林（Schelling）。他二十岁就开始发表作品，而他的所有发展阶段都是一个关于公共知识的问题。还有些人在很晚的阶段才开始发表作品，并且有这样明确的观念：在这本具体的书里，我没有超过这一点。我们具有的任何证据都无论如何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我们没有柏拉图的日记本或笔记薄，所以我们不能说，“哈！今天他写道：下午两点，我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绝无这样的知识。

但最重要的问题是，对作品顺序或思想顺序的关注，使我们的注意力偏离最重要的事情，即单独理解每篇对话本身，并尝试看看柏拉图想要告诉我们什么，这比柏拉图什么时候（when）在什么健康条件下写下这篇对话等等问题更重要无数倍。这种非常得势的研究，在根本上是基于一种我以为纯属异想天开的观念，即以为像我自己这样的人——学者，根本就很平庸的人——就能够测度像柏拉图这样的天才的可能性，柏拉图在某段时间可能或不可能想到什么或没想到什么。所以，我想我们会完全不理会这种进路，我们会做非常简单的事情，即人们从前尝试作为主要和唯一的事情来做的，即去理解。只要值得知道，值得理解，我们就学习它。但要了解过去某种文化或那种文化主要代表柏拉图的某些信息——这纯粹是次要的事情，没有任何哲学趣味。

《柏拉图全集》

由刘小枫教授主编，收录柏拉图所有传世作品，包括35篇对话、13封书信、释词1篇和托名作品7篇，分三卷出品：第一卷为中短篇对话、书信、释词及托名作品，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为柏拉图的长制对话《理想国》和《法义》。

图源：百度图片

然而，这里出现了另一个外在的或[方法上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学习柏拉图？读他，那是当然。要是能学习希腊文，那最好不过。如果不能，就让我们试着搞到[最好]可能的译本。这很明显。就柏拉图而言，困难源于这个事实，即柏拉图不像比如亚里士多德和几乎所有其他政治哲学家那样写作。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一篇科学的论文。柏拉图没写过任何论文。柏拉图只写对话。因此，《王制》等等，这些全都是对话。这就迫使我们以不同于其他伟大作家的方式阅读柏拉图。那么，柏拉图只写对话，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柏拉图从未以他自己的名义向我们说话；总是某个其他人在说话。那么，为了消除这个困难，人们经常采用的方式是这样：柏拉图固然没有话说，但他有代言人苏格拉底，你只需要听苏格拉底的，那是一回事儿。但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原因之一，苏格拉底不是柏拉图唯一的（only）代言人；在某些对话中，有其他代言人。其次，它仍然没有消除这个问题：为什么不用论文的形式呈现某种教诲？为什么用这种笨拙的对话形式？因为如果柏拉图这样做只是为了玩点花样来娱乐那些讨厌严格的哲学或科学论文的人们——那就不是想当然的假设。柏拉图为什么只在对话里呈现自己的教诲？

柏拉图已经借苏格拉底之口讨论了这个问题，是在一篇名为《斐德若》的对话里，苏格拉底在那里一般性地谈到写作的缺陷。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写作都是坏的。给出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写作是对每个人说相同的东西，相反（这是暗示），一个人应该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东西。我们可以假定，柏拉图的对话是意图摆脱写作缺陷的写作；它们是写作，但摆脱了写作的缺陷。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写作之外的另一选择，当然就是交谈。在交谈的时候，你是对这个或那个个体或若干种类的个体说话——他们都是你或多或少认识的人，而在写作的时候，你是对你完全不知道的大多数人说话。那么，对你知道的[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到他的能力、他的可能性，再对他讲。在写作的时候，你不可能这样做。对话是一种折中方法。对话是一种写作，却是一种呈现交谈的写作。要不要我用图示的形式澄清一下？[施特劳斯现在到黑板前，这段时间只有微弱的声音。]因此，如果我写作或用论文的形式呈现，我就是沿着这个方向：

我交谈的时候，我所说的话很多取决于交谈者是谁。有n条这样的线，取决于交谈者是谁。所有的柏拉图对话，都不是苏格拉底与其他某个人（苏格拉底不是唯一的讲话者）……而是一个明显更高的人[与]某些明显更低的人之间的对话。这普遍适用于柏拉图的所有对话。所有这些都可以这样来看：

比如，在《高尔吉亚》中，苏格拉底对高尔吉亚说话，这个人远远低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使自己适应高尔吉亚的能力，使他能够理解。关于苏格拉底与高尔吉亚讨论的主题（碰巧是修辞术），如果我们想知道苏格拉底的完整想法[是]什么，我们就不能仅仅听这些说给高尔吉亚的句子，相反，我们必须把它们转换成并非仅仅针对高尔吉亚个人的（ad honinem，ad Gorgian）、针对并为了高尔吉亚的句子。换句话说，我们这里必须履行的工作是……我们必须把这条线[斜线？]转换成这条线[水平线？]；我们必须这样操作：

这当然极其模糊而抽象。为了讲得更清楚点儿，我提醒大家想到苏格拉底在《斐德若》中的另一个说法。在《斐德若》中，苏格拉底说，好的写作或他所谓的好言辞，必须遵从那种支配写作的独特必然性的要求。这种必然性意味着，就像在一个动物身体上，每个部分无论多小，无论多么不重要，但都在履行自己的功能，这样，这个动物才能做它自己特定的工作——马的工作不同于牛或鹰的工作——同样，在一个好的作品中，每个部分不管多么小，显得无足轻重，但一定都是必要的，能使这个工作、这个作品实现其特定的功能。至于一个作品的特定功能，按照柏拉图的意思，当然[是]为了使人们觉醒，使他们得到调教以便理解。那么，在履行这项工作的时候，规则就是：不要把任何东西视为理所当然，把每个无论多么琐碎和看似不重要的细节都视为非常重要。他现在为什么如此这般地推进谈话？苏格拉底为什么犯了如此这般的错误？因为他犯了许多错误，你们任何人都能避免的错误，苏格拉底却犯了，而且有时候带来巨大成功，因为人们在谈话的时候并非总是非常专注，这点你们凭自己的经验大概都知道。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在人们非常疲惫的时候，你可以为所欲为而逍遥法外（get away with murder）。好。

这个原则，那么，我会这样简单地[表述]。在所有[实际]生活的谈话中，偶然（chance）起着极大的作用：有人敲门，电话响了，突然欢呼等等——更不用说谈话者个人的内心活动。但在柏拉图笔下的交谈中，绝无偶然，每个东西都是有意义的。他既然让苏格拉底与高尔吉亚就修辞术展开一场交谈，那么，他就有理由选择高尔吉亚而非其他演说家，等等等等。但这就进入了大量的细节。所以，对话发生的时间、发生的地点、参与的人数、各个参与者的性格——所有这些都必须考虑。

我只再提一点，这个要点本来应该阐述得更详细一些，但我们没有时间细讲了。现在，如果我们真的都是好孩子（我相信我们都会是），都不认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么，我们遇到的是各个不同的柏拉图对话——实际有35篇。尽管我们从非常有学问的人那里听说了各式各样的关于这些对话的写作顺序和写作背景的理论，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理论充其量是似是而非的假设。我们遇到的是35个谜一般的动物。

首先，我们必须真正感觉到这些作品的如谜特征。我们一开始必须完全从外部打量它们。然后，我们就会观察到如下两个东西，我[将会]提到。大多数柏拉图对话都是表演式的（performed）对话，或者人们也可称之为戏剧式的（dramatic）对话。但这非常简单，是指这样的对话，每段话的开头都有讲话人的名字，比如卡利克勒斯、高尔吉亚等等。这些是表演式的对话。《高尔吉亚》是一篇表演式的对话。其他的，被称为叙述式的（narrative），也就是说，它们是其他某个人叙述的。因此，苏格拉底说，“那么，我昨天下到那里，陪同X，而在那里，我们遇见了Y，然后Y说了这个，然后我说了那个。”这当然非常累赘，就像人们经常指出的，因为他必须一直说，“然后我说”，“然后他答”，等等。但这种对话也有其优点。有9篇[叙述式的]对话。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另一个区分，是自愿的（voluntary）与被迫的（compulsory）对话。自愿的对话是苏格拉底自找（seeks）的对话；被迫的对话是苏格拉底无法得体地避免的对话。那么，你们所有人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确实有这两种谈话，毫无疑问。那么,《高尔吉亚》呢，你们从第一页就能看出，它是一篇真正自愿的对话，而比如《王制》就不是完全自愿的，你们读的时候就会发现。

《柏拉图四书》刘小枫【译】

包含《普罗塔戈拉》《会饮》《斐德若》和《斐多》

图源：百度图片

那么，最一般的介绍就这么多，现在我们转向我们的对话《高尔吉亚》。我为什么选《高尔吉亚》呢？一门柏拉图政治哲学课，第一选择会是《王制》。《王制》探讨的是正义主题，关于唯一的正义城邦（the just city），这只是我这节课上早先所说的好社会的另一个不同表达。但是，出于纯粹偶然的原因，因为我上次开的柏拉图政治哲学课就是讨论《王制》，而且即使是个教授，也有权做出一些调整，所以，我决定这次再跟大家一起学习《高尔吉亚》。

但正当的理由是，首先，《高尔吉亚》要比《王制》短得多，我们可以读得更透彻。其次，《高尔吉亚》与《王制》彼此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通过学习《高尔吉亚》，我们会进一步理解《王制》。《高尔吉亚》的主题是修辞术，而不是正义。但关于修辞术的讨论不久恰恰导向正义主题。所以，《高尔吉亚》讨论了修辞术和正义；《王制》讨论了正义。但在《王制》中，苏格拉底的最重要对手是一个叫忒拉绪马库斯（Thrasymachus）的人，他是个修辞术教师。尽管修辞术没有成为主题，但在《王制》的气氛中有修辞术。所以，这两篇对话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重点讨论了这个复合体：正义与修辞术。（附带说一下，我认为，正义当然仍被承认是政治科学家关心的东西之一，但如果你们有谁认为修辞术不是，他就太老派了，因为关于宣传、关于话语符号操纵的研究，当然是政治科学的合法主题之一，即使是在最新的时代。）那么，《王制》与《高尔吉亚》的这种类似关系，只需从两篇对话的结构就可以非常简单地指明。《高尔吉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外在结构；有些人称之为非艺术性的（unartistic），因为苏格拉底首先对一个叫高尔吉亚的人说话，然后对一个叫珀洛斯的人说话（总是变得更长：高尔吉亚部分最短，珀洛斯部分更长）；然后主体部分是对一个叫卡利克勒斯的人。那么，如果你转向《王制》，首先是《王制》第一卷，你就会发现，也有如下三个人。第一个叫克法罗斯（Cephalus）[开始板书]，然后我们看到珀勒马库斯（Polemarchus），然后是忒拉绪马库斯：

这里是高尔吉亚最年长，这里是克法罗斯最年长[手指黑板]。但除此之外，就没有显而易见的类似之处了。但我们必须不仅考虑《王制》的第一卷，而且考虑《王制》的整体。然后我们就得到这个图景：

首先是克法罗斯和他的儿子珀勒马库斯，然后是忒拉绪马库斯，然后是作品的主体部分，从卷[2]到卷10，苏格拉底的对话者是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兄弟。跟《王制》整体[作比较]，最终是更有趣的，因为高尔吉亚是个异邦人（他来自西西里[Sicily]）；珀洛斯也是异邦人。卡利克勒斯是个土生土长的雅典人……克法罗斯和珀勒马库斯也是异邦人；[他们是]侨民（metics）。忒拉绪马库斯显然是个异邦人——不是来自城外（out of town）、而是来自邦外（out of state）的修辞术教师。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也都是纯种的雅典人。你们很快就会看到，这跟这些作品有点关系。异邦人与本邦人之间的区分为什么重要？这个简单的问题在《高尔吉亚》中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显示得更清楚：异邦人必须小心；本邦人可以坦率。所以，卡利克勒比其他人坦率得多，而且他没有出现[在《王制》中]，你们读了《王制》就会看到。

那么，我们现在转向《高尔吉亚》的文本之前，我要说明一些我们必须以下述简单的方式予以克服的困难。这个说明是基于对柏拉图研究文献的观察。有一类作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没有头脑且没有品位的柏拉图贬损者，这样说并无不敬之意。大家都知道，他们大多数是一类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预先知道这只能是一种上层建筑——大家知道这种东西。我不想提到任何作者的名字，但我认为，对这类东西不必当真。更大的危险在于，有些人不是柏拉图的贬损者，而是柏拉图的伟大仰慕者，但方式错了。请允许我称他们是“捧场者”（the claque），他们还没听到苏格拉底说了什么，就已经鼓掌了。这也是一个危险。因此，他们没有怀着任何善意去猜度那些反对苏格拉底的人，反对者可能在某处切中了某个要点，如果他们忽视这个要点，就可能错失苏格拉底不得不说的东西。

这是我的一般介绍。按照程序，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上这门课之前做过的事，即尽我们所能阅读《高尔吉亚》，读多少算多少。我已经委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兰肯（Reinken）先生为朗读者（lector）。他会朗读我们需要的段落（他有非常悦耳的嗓音，大家一会儿就会发现），然后，我们会讨论。我相信，我们用这种方式无法读完整个《高尔吉亚》。我希望我们能读完。我可以建议这个程序：你们每次上课之前，作为家庭作业，先读八页或十页，我是指娄布版译本，这样，你至少大体上粗略熟悉了讨论的主题是什么。但我让兰肯先生开始读之前，我要看看，我刚才所讲的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你们觉得需要讨论。

拉斐尔于1509年至1510年间创作的《雅典学院》，现藏于梵蒂冈博物馆

画作正中央二人为柏拉图（左）和亚里士多德（右），画作左部穿绿袍转身向左扳手指与人争辩者为苏格拉底

图源：维基百科

施特劳斯：请讲？

学生：您提到对话的用法。对话不是也常常用来说明，这些讲话者每个人都可能拥有部分真理，因此，主要讲话者未必就是那个——

施特劳斯：我听不到你说的。

学生：您强调对话。您是不是说，也可以说，对话有时候是用来表明，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是真理，任何相关的对话者都不可能拥有[完全的]真理[听不清]？

施特劳斯：可能是这样，是的。但我甚至假定这也适用于柏拉图对话，这与我说的不相矛盾：即主要的讲话者，或他们所谓的代言人，在理解力方面、在思想方面高于他对之讲话的人。这无论如何不矛盾。巴特沃斯（Butterworth）先生请讲？

巴特沃斯：您说明了这个事实，即我们必须回到政治哲学的源头，以便理解政治哲学的含义，但你把它放在一个更大论证的背景下。我不理解为什么这样说。

施特劳斯：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一百年前，政治哲学的观念仍然一般地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因为，比如像穆勒（John Stuart Mill）这样的人，不管他的学说与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多么不同，他仍然毫无疑问地坚持政治哲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至于他是不是称之为“政治哲学”，那是另一个问题。但今天，政治哲学事实上已经变得成问题了。最简单的证据是：萨拜因（Sabine）的著作，我想，是叫《政治思想史》，它是同类书里最流行的。他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说，差不多用了这么多笔墨，[说]政治哲学是不可能的：那些都是错误的理论——也许是非凡的错误，确实是非常有效的错误，但仅此而已，而我们学习它们，仅仅是因为它们过去有这种极大的影响。但这些学说没有一条可以说是真实的，因此，这是一系列错误的历史。尽管政治哲学是不可能的，但政治哲学的历史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我想人们可以说，这就是一般的观点。在实证主义阵营，有一些极端分子说，政治思想史不应该放在政治科学系；它应该被放在一般的人文课程内。我听过这种说法。表面上看，他们是想使政治科学系避免一切伤害。但这不是普遍接受的观点。因此，这是重大的事实：政治哲学是不可能的；政治哲学史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我想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今天需要政治哲学史。

让我再说一下整个冲突。只要政治哲学被视为必要的，就不存在政治哲学史。第一部历史，据我所知，写于大约120年前。有个人在1680年左右用拉丁文写了一部《自然法的历史》（The History of Natural Law），但那是一种……我相信，第一部历史写于1840、[18]50年左右，德文的，作者是Stahl。然后，当然就是那个法国人，名字我这会儿想不起来了——Janet——然后是Gierke，Carlyle兄弟和萨拜因……现在，只要政治哲学是强有力的，就没人关心政治哲学的历史本身。随着政治哲学本身的衰落，对政治学史的兴趣就浮现了。我们无论如何要面对它。我们不能忽视这个事实，即当今政治哲学对它自身怀有极大偏见。因此，我们必须反思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传统仍然牢固确立，政治哲学就是不必要的。因此，我们必须回到起源，因为基础在那里奠定且仍未被视为理所当然。请讲？

学生：你会允许这种可能或承认，历史可能无助于我们像柏拉图理解他自己一样理解柏拉图？我会举个例子，像史学家耶格尔（Jaeger）——

施特劳斯：像谁？

该学生：作为例子，我会举史学家耶格尔（Werner Jaeger）。他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

施特劳斯：如果你不引用我的话，我会说决不能。[笑声]我的意思是，我不相信[情况]是这样。我从耶格尔那里得到的唯一贡献或帮助就是，有些地方，不止一个地方，他在脚注里提到我所不知的某个演说家或肃剧诗人的对勘段落，这确实有助于我思考。不懂音乐，有可能写出音乐史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承认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可以写写著名音乐家们的体重、发型、有没有刮胡子、胡子的样式等等，但关于他们的音乐，我们写不出任何东西。我相信，你们都承认这一点。一个缺乏哲学思考的人，能写出一部思想的历史——比如哲学思想的历史？换句话说，如果你不严肃地思考正义、好社会以及所有其他问题，如果这些对你来说都不是问题，那么，你几乎就像一个不懂音乐的人却被要求评论一部交响乐。你知道，显然不能这样做。

[录音在这里中断。《高尔吉亚》研讨课的录音重新开始之前，磁带包括施特劳斯另一个亚里士多德研讨课的一部分。《高尔吉亚》研讨课的录音重新开始时，思考正在进行。]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Volume I. Archaic Greece: The Mind of Athens

耶格尔（Werner Jaeger）【著】

图源：谷歌读书

施特劳斯：柏拉图有一封信，《书简七》，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自传。基于这个自传，如果你照字面读，毫不复杂，你可以说，我们对柏拉图的生平有所了解。关于柏拉图的生平，还有某些其他已知的东西，你可以把这个自传作为一种框架，把柏拉图的各种著作放入[其中]。你可以试着这样做。但是，如果你没有理解那些著作本身，这就是个纯粹的官僚活儿——要知道，就是给著作归档而已。我知道，这听起来非常刺耳，这也需要很多资格。但你想要一个坦率的答案，我认为是个简单的答案，那么，我这就给你：这是行不通的。我认为，像耶格尔所写的这类书都是非常好的，如果你——这听起来有恶意，但我的本意不是恶意的——如果你认识一个刚进大学的可爱男孩或女孩，而他或她对这些问题没有严肃的兴趣，那就只管给他或她耶格尔的三卷本《教养》。对不起，我不能说得太过分。

学生：请您再讲一下历史主义者与历史的进路之间的差别，行吗？

施特劳斯：行。耶格尔的观点当然就是历史主义的。我的意思是，换句话说，它基于对荷马以来的希腊思想的某种构建（如果他们去理解荷马，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要知道，每个阶段都有巨大的问题），那么，你就知道了柏拉图的背景，即荷马啦、肃剧诗啦、抒情诗啦等等，就像现在古典学者一般理解的。你把这当成背景画布，然后，你就莫名其妙地不得不按照这个画布来理解柏拉图，明白吗？我读耶格尔是在很久之前，因此，我无法给你举任何例子。但这些人迟早会完全忽视柏拉图那里的大量关键的东西。我可以时不时地给你举一些多德斯注疏的例子，我会读到那本书，它基本上是同一个进路。人们必须真正按照这些书的意图（meant）来阅读它们，不是为了提供关于希腊文化的信息（information），而是作为意图唤醒（awaken）人类的书。也许首先是希腊人——很自然，因为它们是用希腊文写的，至少在那个时候，很少非希腊人愿意或能够阅读这些书。但主要之点是唤醒他们而非提供信息：它们传达的信息是纯粹偶然的，而非有意的。我想，这是个简单的表达。我相信，一个人必须——当然，一个人应该比我现在更有礼貌，务必应该——尽管如此，一个人仍然应该是坚定的。或者你相信，这种坚定和礼貌是不能兼容的吗？

巴特沃斯：但你不是说一个人可以忽视历史背景吗？

施特劳斯：但你读的时候自会得到它。

巴特沃斯：那么，例如，一个人阅读卢梭，除非他因为知道18世纪法国的历史而知道卢梭非常隐晦地指涉的东西，否则他不可能理解卢梭。

施特劳斯：我对卢梭的了解比你说的要稍微好点，我不认为，知道这些对理解卢梭的政治哲学而言有这么重要，因为这些东西要么不是卢梭本人传达的，要么是通过给出作者或事情的名字就能非常清楚地指明的。我们也会被迫阅读这些作者，这没问题。柏拉图确实可能引用若干我们见不到其作品的作家——例如，珀洛斯等等。如果他们指出一篇已经佚失的珀洛斯作品，我会感激不尽。但我不愿谈论关于这个作品的任何东西，除非基于某种现代的重构。这里有个非常大的危险，你知道。如果你有某些消息——比如关于某个剧本，我们有关于某个佚失的剧本的消息——如果他试图勾勒那个剧本的完整面貌看起来怎么样，那么，他无可指责。但这当然纯粹是假设；不可能认为，它享有跟我们手头现有的东西同等的认知尊严。是的，确实，我要说的意思可以简化为这个简单的公式：我反对罪恶，但有时候，我们禁不住犯罪。我知道这一点。但与其在这个方向上犯罪，不如在那个方向上犯罪，这才是要点。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能在某个既定案例上说明我在课堂上犯了罪，我会非常感激你，巴特沃斯先生。非常感激，因为那会使我们有机会看到，我所谓的“无关消息”（无关于文本和作者本身）在什么地方真正对理解有用。我并不总是简单地否认这一点，但我要说，它必须待在自己的位置上，这个位置不可能是主要位置。

巴特沃斯：我之所以质疑，是因为我认为，据我理解，你在讲座中要说的是……一个人必须知道一些政治事件，只是为了避免混淆政体之类的简单事情。

施特劳斯：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环境下行动，当然必须知道这个环境，这不用说。但柏拉图在《高尔吉亚》中不是一个政治行动者。我相信，我们拥有为了理解这个作品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如果，顺便说一下，有另一种情况，柏拉图在一篇名为《墨涅克塞诺斯》（Menexenus）的对话里写了一段直到公元前387年的希腊史，它据说是阿斯帕西娅（Aspasia。大家知道，她是伯里克勒斯的女朋友）所作的葬礼演说，但其实是苏格拉底对单独一个人发表的（不是一篇公开的讲辞），其中讲了直到公元前387年（即苏格拉底死后十二年）的雅典历史概要，它大概是对爱国演说的戏仿。尽管如此，那里仍有一些事实，你不必从柏拉图之外的任何史学家那里了解这些事实。那当然只是柏拉图大约四十岁的时候，而他又活了三十多年。好。让我们碰到的时候时不时地提起这个问题。

现在，有没有任何其他问题？没有的话，我们也许就可以开始了。或者，巴特沃斯先生，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好。

本公众号所载内容为研读简版

学术引用务必参考作者原文

所有推文经过重新编排

如需转载

请注明推文转载自“丹黄甲乙”公众号

研读&排版：孙静芬

合作导师：黄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