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读书笔记栏目的形式，闲暇记录入门读毛选的有关思考，促进对哲学思想的科普，均为公开权威资料搜集。本文6问，延伸2思。
1．毛选中“都团”是种什么样子的存在？属于地主阶级的私人武装团体吗？
毛选中的“都团”，是土豪劣绅把持的、集政权、财权、军权、司法权于一体的基层反动统治机构，其核心武装“团防局”是地主阶级控制的地方私人武装。“‘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
其存在明显的特点之一，军政合一，设“都总、团总”，直接掌握团防局武装，是其暴力基础。
特点之二，财政独立，自行征收亩捐、募捐，经费用于养兵与统治。
特点之三，司法专断，不经法定程序，随意逮捕、关押、审判、处罚农民，是“乡里王”。
当时（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允许“都团、团防局”这类地主武装存在，是国家治理能力崩溃、基层权力真空、军阀政治与地主阶级深度绑定的必然结果，是无力管控、不得不依赖、甚至主动利用。
2．毛选在普及政治宣传中，认为“开一万个政法学校”是“我想不能吧”，那么对于当代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有什么启发？怎么活学活用？
毛泽东在此处否定的不是正规教育，而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效率低下的“精英式、学院式”政治教育。他揭示了一条铁律：
真正有效的意识形态教育，不是靠办多少学校、讲多少理论，而是靠内容极简、直击人心；形式通俗、无处不在；扎根实践、解决问题。
把复杂道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口号与主张。用标语、图画、讲演、歌谣、故事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渗透到生活场景。让政治主张与群众切身利益、现实斗争紧密结合，成为群众的“武器”。
毛泽东“开一万个政法学校也不能”的论断，本质是反对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坚持群众路线、实效导向。当代意识形态教育，必须跳出“办班、上课、考试”的传统思维，回归大众化、通俗化、实践化的本质，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成为群众的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
3．为什么农民协会对待“丰盛酒席普遍地禁止”，而当代彩礼问题却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农民诸禁”现象开始抬头？
农民诸禁，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议决客来吃三牲（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衡山吃八碗、不准多；醴陵东三区只准五碗；湘乡连“蛋糕席”都禁，违者农会直接搅散酒席。
毛泽东明确，这是农民贫困与城乡矛盾的产物，不是拒绝贸易，而是生存自救。
农民诸禁为农民主导、自上而下、为减负。农会掌权后，主动禁酒席、禁浪费，目的是减轻自身经济负担、对抗剥削、净化风气。
当代彩礼为市场驱动、自下而上、为竞争。彩礼从“礼”异化为“价”，目的是争夺婚姻资源、攀比面子、转嫁家庭压力。
农民诸禁是农民自己的选择，不是外力强加，所以有效。彩礼治理不能靠行政命令一刀切，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发动群众自治，让农民自己定规矩、自己执行。尊重基层、发展经济、发动自治、重塑价值，才能从根本上破解难题。
4．为什么“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相比较，集体土地所有制下合作社应当是怎样的？
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论联合政府》等多篇都强调合作社，毛泽东说这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核心原因是对抗商人剥削；对抗高利贷剥削；农民自己组织、自己得利。
在地主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归地主，农民只有使用权或租佃权，农民被地租、高利贷、商人三重剥削，生产分散、力量分散、没有资本，合作社没有土地基础、没有稳定收益、没有政治保障。
所以封建土地制度下，合作社只能是小范围互助，只能做点简单买卖、小额借贷，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被剥削地位，一遇灾荒、压迫就散掉。
集体土地所有制下，合作社是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实现生产统一、购销统一、信用互助、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真正完成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让农民摆脱商人、高利贷者剥削，自己掌握自己经济命运。
5．为什么地主“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难道他们想不到这会造成“让塘干旱，饿死佃农”吗？
地主不肯修塘坝，不是短视，而是阶级本性与剥削逻辑的必然结果。
在阶级立场上，地主以收租为唯一目的，拒绝生产性投入。毛泽东明确，地主是“无情的”“只知收租”，对佃农死活、土地生产力毫无关心。（站在整个阶级的角度）
在经济算计上，旱死佃农≈土地兼并≈更多利益，修水利反而是“损失”。
在制度根源上，封建土地私有制下，地主与佃农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无合作、无责任。
在政治现实上，旧政权与地主勾结，农民无力迫使地主承担公共责任。
一句话概括，地主不是蠢而是坏。不是“想不到”，而是“故意不做”，因为饿死佃农，对他们更有利。
6．为什么农村当中切切实实存在“十四件事”，甚至于远不止于十四件，但是“蒋介石、张静江诸位先生”却是“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
因为农民动的，就是蒋介石、张静江们的根本利益。“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蒋介石、张静江、国民党右派的阶级基础，就是地主阶级、土豪劣绅、乡村旧绅士、城里大资产阶级。
农民在农会领导下做的十四件事乃至更多实事，是推翻封建统治、解放农民、建设乡村新秩序的革命行动，从农民和人民利益看是“好得很”。但蒋介石、张静江等国民党右派，代表地主阶级与土豪劣绅利益，农民运动动摇了他们的统治根基，因此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颇不以农民举动为然”，污蔑农民运动“糟得很”。这不是认识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代表谁、来自谁，就天然地帮谁讲话，加之他们掌握着一般的发声的渠道。
7．延伸思考1：为什么蒋介石、张静江、国民党右派的阶级基础是地主阶级、土豪劣绅、乡村旧绅士、城里大资产阶级？
一个政权的阶级基础，核心取决于它代表谁的利益、依靠谁统治、为谁服务。蒋介石、张静江及国民党右派的阶级基础，是其历史基因、个人利益绑定、政治选择、经济命脉、基层统治逻辑共同决定的必然结果，而非偶然。
第一，国民党先天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底色，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的核心局限，是只推翻了帝制，完全没有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更没有打倒乡村的土豪劣绅、地主阶级，反而大量吸纳旧官僚、地主、士绅、买办进入革命阵营，把这些人变成了国民党的早期核心力量。
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中，“平均地权”始终是温和的、妥协的改良方案，从未提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给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留下了充足的利益空间；即便后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右派）也始终坚决反对。
国民党从始至终都不是工农阶级的政党，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士绅的松散联盟，一旦工农运动触动了剥削阶级的核心利益，右派必然会撕下“革命”的面具，彻底倒向地主、大资产阶级。
第二，蒋、张本身就是剥削阶级的核心成员，利益深度绑定。
张静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蒋介石的结拜兄长、核心金主，本身就是江浙财阀的核心人物、顶级大买办、大资产阶级。他出身江南丝商巨富家族，长期在法国、上海经营外贸、证券、钱庄，与帝国主义洋行、江南大地主、工商巨头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其个人财富完全依赖买办贸易、封建地租与资本主义剥削，天然仇视动摇旧秩序的工农运动。
蒋介石其发家史，就是一部与江浙财阀、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不断绑定的历史。他的核心姻亲集团（宋氏、孔氏）是旧中国顶级的买办资产阶级，掌控着全国的金融、外贸命脉；他的军费、政治活动经费，全程依赖张静江、虞洽卿等江浙财阀的输血。他个人及家族的核心利益，与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完全共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第三，背叛革命、与工农决裂后，只能倒向反动剥削阶级。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蒋张集团）逐步夺权，从一开始就反对“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仇视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
1927年，蒋介石与江浙财阀达成秘密交易，财阀为蒋介石提供6000万元巨额军费，蒋介石承诺镇压工人罢工、取缔工会、保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打击农民运动、维护地主土地所有权。随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彻底与工农革命阶级决裂。
政治上的根本立场选择，决定了它的盟友只能是与工农阶级完全对立的势力，即地主阶级、土豪劣绅、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它要维护的，正是这些阶级的剥削秩序；它要镇压的，正是工农阶级推翻剥削秩序的革命。这也是为什么湖南农民做了“十四件大事”，蒋介石、张静江却“颇不以为然”。因为农民的每一件革命举动，都是在挖他们的统治墙脚。
第四，政权的生存完全依赖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输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来源、经济命脉，完全掌控在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手中，这是其阶级基础最核心的物质支撑。
国民政府的核心财政收入，是关税、盐税、统税、公债。其中关税被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掌控，盐税、统税完全依赖大资产阶级、工商巨头缴纳，公债的认购主体是江浙财阀控制的银行、钱庄。没有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的支持，国民政府连基本的政权运转、军费开支都无法维持。
国民政府在农村的核心收入，是田赋、田赋附加、苛捐杂税。这些税费的征收，完全依赖地主阶级、土豪劣绅执行，地主不仅是土地的所有者，更是国民政府在农村的“包税人”，他们通过地租剥削农民，再把其中一部分以赋税的形式上交给国民政府，形成了剥削链条。
作为交换，国民政府出台的所有政策，都以保护这些阶级的利益为核心。城市里镇压工人罢工、冻结工资涨幅、维护买办的垄断地位；农村里坚决保护地主土地私有制，取缔农民协会，镇压减租减息运动，甚至默许地主田赋预征几十年，把剥削成本全部转嫁给农民。
第五，乡村政权完全依靠地主、土豪劣绅维持。
国民政府的统治力量，本质上只到县城一级，广大农村的基层统治，完全依赖你此前问到的“都团”、土豪劣绅、地主阶级，这是其统治的根基。
县以下的区、乡、保甲政权，几乎全部被土豪劣绅、大地主把持，他们是国民政府在农村的“代理人”。没有这些人，国民政府根本无法在农村完成收税、征兵、维稳等核心任务，其统治就会变成空中楼阁。
湖南农民运动中，农民协会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打倒都团”，把地主阶级的基层权力彻底打翻。这本质上，是直接摧毁了国民政府在农村的统治根基。
蒋介石、张静江反对农民运动，绝非单纯的“观念分歧”，而是农民的革命行动，直接动摇了他们政权的生存基础。地主阶级、土豪劣绅倒了，他们的统治也就成了无根之木。
8．延伸思考2：为什么国民政府的统治力量无法深入最基层？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
《论联合政府》：“国民党反人民集团的路线，是坚持独裁统治，反对民主改革，压迫人民，依靠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所以它不能动员广大农民，不能解决农民问题。”
第一，统治根基与基层地主深度绑定，自断深入基层的可能。
国民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基层执行力、农村财源，完全依赖乡村地主阶级、土豪劣绅。它要真正深入基层，就必须打破地主对乡村的权力垄断，建立直属中央的基层政权体系，但这等于亲手挖掉自己的统治墙脚，是彻头彻尾的自杀行为。
“都团、团防局”，正是国民政府在农村的核心统治工具，县以下的区乡政权、武装、财税、司法权，几乎全部被地主劣绅把持，他们是国民政府的“包税人、征兵人、维稳人”。没有这些人，国民政府在农村寸步难行。
湖南农民运动中，农会推翻都团、打倒劣绅、推行减租减息，本质是直接摧毁了国民政府的基层统治根基。这正是蒋介石、张静江“颇不以农民举动为然”的核心原因。国民政府宁可放任地主把持基层，也绝不会允许农民推翻地主、动摇自己的统治基础。
即便它后期推出“新县制”“保甲改革”，也绝不敢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基层核心权力，最终所有改革全部沦为地主强化权力的工具，基层权力反而更脱离中央控制。
第二，财政被军费掏空，无力承担基层治理的巨额成本。（个人认为最为关键）
建立直属中央的基层行政、警察、教育、公共服务体系，需要持续的巨额财政投入，但国民政府的财政结构从始至终都是畸形的，根本没有能力覆盖基层治理成本。
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城市，农村财源完全失控，国民政府核心财政主要收入来自城市的关税、盐税、统税；农村田赋大部分被地方军阀和地主截留，中央能拿到的份额极少，更不可能反哺农村基层建设。
军费与债务吞噬几乎全部财政，根据《中国通史》《中国财政史》等，从1927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常年财政支出的70%-90%用于军费和偿还内外债，用于行政、教育、农村建设的支出不足20%，其中能落到乡村基层的更是微乎其微。
“自筹经费”的恶性循环，中央不给基层拨款，只能放任地方“自筹经费”，最终演变为地主通过苛捐杂税疯狂剥削农民，同时把基层权力牢牢抓在手里。国民政府不仅无法控制，反而要为地主的剥削背书，彻底丧失了基层治理的主动权。
第三，国民党先天残缺、后天涣散，根本没有深入基层的组织能力。
一个政权要穿透到乡村最基层，必须有健全、纪律严明、直达村庄的政党组织体系，而国民党的党组织从始至终都不具备这个能力，甚至在“四·一二”政变后彻底丧失了农村组织基础。
国民党党员绝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军队、官僚体系中，农村党员极少，且多为地主劣绅。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国民党基层还有部分左派和农民党员；清党过程中，这些进步力量被大规模屠杀，党员数量锐减超2/3，剩下的几乎全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农村党组织彻底瓦解。其党组织最多覆盖到县一级，多数县的党组织都不健全，区、乡、村一级完全没有直属中央的组织触角。
国民党内部派系丛生，中央对地方党组织毫无控制力，地方军阀、地主把持的党组织根本不听中央命令，党组织沦为地方势力争权夺利的工具，根本不可能执行中央深入基层的指令。
中国共产党坚持“支部建在村上”，党组织直达每一个村庄，靠群众路线获得农民支持；而国民党不敢发动农民，在农村没有任何群众基础，天然不具备扎根基层的组织能力。（原因在上一问题做了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第四，军阀割据与持续战乱，中央权威彻底瓦解，遑论深入基层。
国民政府自始至终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全国统一，名义上是中央政府，实际上是军阀割据的碎片化格局，中央的权威和政令连地方军阀都无法约束，更不可能穿透到乡村最基层。
1928年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只是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山西阎锡山、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刘湘刘文辉、云南龙云等地方军阀，依然完全掌控着辖区内的军政财大权，中央根本无法插手其基层治理，很多偏远省份的政令，连县城都到不了。
从1927年宁汉分裂、中原大战，到五次围剿红军，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22年间国民政府几乎没有一年不在打仗。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部向战争倾斜，根本没有精力、时间和资源去建设基层政权体系；反而因为战争需要，不得不进一步向地方军阀和地主放权，换取他们的军费、兵源支持，进一步弱化了中央对基层的控制力。这种持续的军阀混战，从根源上瓦解了中央政权深入基层的可能。
第五，站在农民的对立面，失去了基层的主体支持。
基层的绝对主体是农民，要真正深入基层，必须获得农民的认可和支持。但国民政府自始至终都站在农民的对立面，被农民彻底抛弃，根本不可能在农村立足。（原因见上，层层深入）
它坚决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拒绝任何真正的土地改革，甚至疯狂镇压减租减息运动和农民协会，完全站在了占中国人口80%以上（保守数据）的农民的对立面。
它通过地主向农民征收苛捐杂税、强制征粮、抓壮丁，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从心底里反抗国民政府的统治。它在农村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剥削农民，而非为农民谋福利，天然不具备基层统治的合法性。
它越是想强行深入基层，农民的反抗就越激烈，只能更依赖地主的团防武装暴力镇压，陷入“越依赖地主，越脱离农民；越脱离农民，越依赖地主”的死循环，彻底丧失了深入基层的可能。
国民政府无法深入最基层，从来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敢不敢、能不能”的阶级本质问题。
它作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工具，既不敢推翻自己赖以生存的地主基层统治，也没有钱、没有组织、没有群众基础去建立一套直属中央的基层政权体系。它只能依靠地主阶级间接统治乡村，而这种间接统治，又反过来进一步瓦解了它的统治根基，最终让它彻底丧失了对中国农村的控制，被真正发动了农民、扎根了基层的中国共产党推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