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与焦虑
一个确定之事指向着无法确定，也无所谓确定的情况，就好像想要将手运用于操作外物、管理外物却不可避免地得到全身痉挛的反应：对死亡的经验是经验它的不可能，人对死亡没有经验但人不可避免地担负起死亡这一事件。故而有一种别样于经验的超经验性的：不可避免地被避免着。死亡要解决它的避免那么就有两个可能：死亡已经发生或者死亡未发生，二者皆可笼罩当下并持续地彰显在当下之中的效用性，但二者终归不是当下，终归有逃脱它们的可能。由此就由有必要构想出一种不自主的当下，也就是被非关系化的内含的当下，作为幸存的时间。死亡确证着一切的可朽性的同时从腐朽中将之取消，这意味着幸存是强制的，必须要活下来但不是我自愿与否的存活，这同时取消了我对死亡的专有性：我不再有我的死亡，但死亡一直逼迫着我去死，我身处于limbo之中。死亡的未发生意味着不显示或对显示的终结，但不显示和终结是有歧义的，或它们本身就在运用歧义的情况下被描述，歧义提供着逃避的可能性，虽然歧义仅仅是一个chora，也就是总会被理解成从自身到自身的运动。自我描述、自身到自身的回返都和生产性的无意义相通，也就是前二者会命运性的经受扭曲或不断地——为了抵抗扭曲——更新，这就是居家状态中食物的必要。与他人的相遇是在传统意义上是获得非歧义、不可逃避性，也就是赢得意义问题。但在这种进路下，人们会了解这条道向赢或者光提出了疑问并继续地逃离。也就是通向本体论之解决的道路本身需要唤醒研究本身的伦理性，并让它知它的非知作为它本身的前提与先兆——但这并不是说要返回别的东西，反之观念论/形而上学不可逃避——他人的逃离并不因为我的逃离与否停止逃离，但他人的逃离却奇异地让我作为原因，让我具有责任，或者说一切外部性都没有因为我而变异，而只是我惊醒了，我对我自身而言变异了。意义同死亡一样具有不可被还原性。列维纳斯所有的努力指向了悖论，为了完成理论的任务就必须表明任务意识对理论的超越性与范导性，这同样指出理论是否完结永远不能被理论自身说明，它最终导致无意义；而是在被赠予、被唤起的意义上讲才是可思的。任务与意义并不专有与我却总是对我而言，在我不能被漠视的意义上我不能被设想为基础或主体。
死并不是对专有性的放弃而是对专有性的反转，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说“我必然死去”而是“死去是我的必然”，我只能以宾格的情况下属于死亡，却在死亡之中寻找不到人称。也就是只有幸存者才能死，而其他的人是没有死的，但幸存者不能够死去，而对幸存者而言其他人一样会死。这样一种我与死的不对称关系使得我之中没有死，死之中没有我；“我却必然地死去”意味着非关系性在摄入和实际化活动中留有区域，意向性和先验性要以此为前兆而非相反。
（它对应着胡塞尔那里先验性既非逻辑的也非心理的，但却必然综合二者：也就是逻辑必然不被还原为自然和心理却必然地被思考——而只是思维与意义之物——但思维因为同时同身体必然在与同一意义上互摄/兼容——而获得将意义与思维错位成意识与自然的可能性。虽然在斯宾诺莎看来只是对属性的混淆。意义必然是多属性的。近代哲学的悲剧就是将所追求的神的意义性错位成自然性的悲剧，将问题错位成怀疑的悲剧。列维纳斯在很大程度上知道论域。）
“我必然死去”因此就是不可再还原的语句/命题，它不再有歧义，也不再有属性。但是它告诉了我们意义本身在经验中的不可被经验性（这和康德的先验是不同的，康德没有思考过陌生），也就是长久的陌生。死亡是意义的实例，虽然存活之中仍有意义，但它保持着不透明。获得不透明的经验不能充足地意味焦虑，因为这种不透明只有在不可避且永远敞开着不逃脱之不可能的中立性的时候才离终有一死者近了一步。
学习写作
写作为了抵抗遗忘，却在时间之后又成为是遗忘的替代品。作品需要被阐发与注释，就好像从时间的缺乏之中辨认出时间。写作先验性地就不是同时间无关，而是在时间之中有待解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让时间获得方向与意义，这都是来自于写作所写的不可抗拒的召唤，同时这召唤也已经昭示它未曾给予显现，或者它在它的遗落中显现。写作的意义性来自于它被指引，因此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它自己的替代品，因为现实对写作而言已经构成了一个替代品，否则这种替代的品质不会传递到写作之中。它是一些重启性质的任务，重启时间和意义的运动，因此它的新颖性必定在这重启之中显示。以严格的代替与表征的态度看，新颖性是第二位，是被替代者之替代。时间必定以它对书写的态度重演真理对它的态度，这就是柏拉图在他所写作品之中告诉我们的。写作是为了回落，回落并指引到它的沟渠中。回落的不受保护就意味回落必定来自于匿名者。为什么不受保护？因为新颖与过度。对书写进行保护的因此比书写还要微小，因为书写所拯救或在书写的过度中显示出来的是无意识，保护书写的和对书写进行保护的不是在同一水平上可见。说时间是为了它的回转和返回，这是一种目的论不假，但必须理解目的论是被催生和被逼迫的，在可以被解释的目的论后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目的论或者说冲动，后者在前者中展示自身的特质，在古希腊语中被称作公理（公理意味着喜爱）。它造成了命运性的轮回与受罚，或者不可见的和谐。时间的回转与返回，或者它的周期性来自于命运的怯场，它避免这种目的论已经是在开启着什么：在逃离。绝境在无限延展的情况下仍然是绝境，就像大海和沙漠一般（古希腊语的“绝境”一词一样是专属于这二者的）。人在命运中的怯场和时间被命运所惊吓同一的，命运承担了对此的抵消，可为什么要抵消？这其实和“为什么要书写”是同一个问题。
书写的过度和真理的过度形成了对称的两半，类似于我之前所思考的两半。失效状态中的唯一意义和意义在唯一状态下的失效；二者的叠合和交织是思索上文的问题的钥匙。书写的死亡性让它带来它之中的不可还原性：写下的再无法被解释，就像“我必然死去”不再是一个有属性的句子，承担着名字的效用（但是它却是依赖拆解得到的，因此就有拆解的悖论——每一个句子都不可语法化的意义化——即语法依赖句子和语言），说一个句子、写一篇文章因此在它至高的任务下中同写下一个名字或找寻一件礼物不可分辨。文本之中再不依赖于语法和论证，而是后二者依赖于文本。不可还原的文本是解构之后的文本，也就是对它而言没有它物的独一者，而非整体。这时文本就是诗。我们可以参考博纳富瓦对诗歌意象的本质性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