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922年，他获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他进入慕尼黑大学研究精神分析，并在柏林精神分析学院接受训练。
当时柏林的精神分析训练包括理论的和临床的两大方面，在学习期间他成为一个地道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在该研究所期间，弗洛姆认识了作为教师的霍妮。1925年，弗洛姆加入了由弗洛伊德领导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
1929-1934年，弗洛姆回到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并从事心理治疗，并且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员。1930年，他在弗洛伊德主办的《意象》杂志上发表关于基督教义的演变及宗教的社会心理功能的精神分析的长篇论文。
在此期间，他受到霍克海默的邀请，参加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成员。1934年，为逃避纳粹迫害，弗洛姆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籍。他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1980年寿诞前夕，在瑞士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弗洛姆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为主，创造性地综合了诸多因素。也就是说，他把欧洲思想的基本要素放在它们的环境中看待，并把它们有机地合在一起，而在过去它们往往是被看作彼此无关的。
这个推动力正是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推动我试图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核心力量”。他所有的努力不过是给人类社会和个体找到一条解放的道路，其思考的核心一直没有离开人自身，是人本主义的精神分析学。
对人的处境，弗洛姆注意到三个层面：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弱点，人的存在本身的矛盾和人类历史的矛盾。这三种基本矛盾构成了人类自身存在的困境。只有正确认识这些基本矛盾，人类才能健康地发展。
首先，在生物学意义上，人类存在着弱点。人在一切动物中算是最无能的，至少和老虎、棕熊、花豹、犀牛这些动物相比是如此。但是这种生物学上的弱点也就是人类力量的泉源，是使他发展人类独有特质的主要原因。
其次，人的存在本身的矛盾。人类精神意识的诞生，使人类真正具有超越自然的本领。存在的矛盾植根于人自身，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决。而历史的进步又总是需要付出代价，好在这些代价又可以在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报偿。
最后，人一旦停止工作或享乐，就感到无尽的空虚和焦虑。换言之，在弗洛姆看来，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发挥自己的潜能寻找原因，以自己的力量，承担自己的责任，才能创造生命的意义。
在前近代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是相对固定，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紧密且固定地连接在一起。人一出生就隶属于部落、家族等，位置很难发生变化。社会流动被限制的另一面，是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虽然个体自由感非常少，但至少有安全感和归属感，不感到孤独。在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个体人只有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成员，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文艺复兴思潮将欧洲带入了新时代，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制度随之逐渐瓦解。
自此，传统社会的稳定性结构开始动摇，财富变得比出身重要，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资本主义的发展解放了个体，让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谋求生路，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但同时，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个体的存在发生了变化。
在这种状况下，人们之间的那种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气氛消失了。个体完全被极端的自私自利之心和一种对权力与财富的贪心所驱使，他人也被视为可被利用或操纵的对象，安全感和自信心亦丧失殆尽。
个体有且只能通过获得财产、名望和权力来消解不安全的感受，可这些东西个体往往难以把握和控制，遂常产生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其结果必然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愈发丧失个性和存在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恰恰集中体现在这一点上，即“占有”和“使用”一切的病态欲望。由此，弗洛姆对于现代人的诊断，开始触及到社会层面。也就是运用精神分析方法诠释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分析个体和社会病理现象。
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具有的哲学高度，弗洛姆认为异化是一个道德的和心理学的问题。异化摧毁并歪曲了一切人的价值，人只能服从于异化的需要，成为精神和肉体上的非人化存在，沦为具有所谓“自我意识”的商品。
现代社会普遍流行的偶像崇拜，就是一种以移情形式表现出来的异化现象。为了克服内在的空虚感和虚弱感，成年人会向对象倾注全部情感。服从对象，他就会有强大的、聪明的、勇敢的、安全的感觉。失去对象，他便会有失去自身的危险。
人们用自己的全部心力塑造一个偶像供自己崇拜，而造神运动一旦成功，偶像便会马上脱离人，变成凌驾于人之上的东西。究其原因，在于现代社会条件下的自由，由于不能给人提供安全感，而人们却倾向于选择逃避这样的自由来获得失去的安全感。
在对别人的盲目信任中，现代人失去了自我。人们的某一种爱好（对金钱、权力、女人等的爱好）渐渐地控制自己的个性，成为他所服从的偶像来统治自己。这样，人成为自身欲望的奴隶。
在当今社会出现了很多新病人。他们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病人，没有明确的疾病，可却向精神分析医生抱怨着内心沮丧、失眠、婚姻不幸福、工作无趣味，以及其他此类的烦恼。他们相信，精神分析医生会发现症结所在，只要排除这些症状，生活会一切如常。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沮丧、失眠、婚姻或工作的烦恼只不过是我们的文化允许他们表达内心深处某种东西的有意识的形式。这个共同的疾病就是“患者”同他自己、同他的同胞、同自然的异化；是感觉到生命像沙子一样从手中流失，还未懂得生活就将死去；是虽生活在富裕之中却无欢乐可言。
当今是焦虑的时代，寂寞感和孤独感日益增长。宗教的崩溃、政治的无用、完全异化的“驯服者”的出现，使中产阶级丧失了在世界中的明确目标和安全感。有些人在超现实主义、激进政治或禅宗佛教中找到了新的明确目标，但清醒的自由派人士则在寻找一种哲学。
精神分析是一种排除病症、发挥人社会功能的治疗方法，但却很难使人幸福。何为幸福？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角度去阐释，不过是充分的“性”而已。很明显，这个粗俗的答案只涉及幸福的边缘，势必还要有思想的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