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身份认同可以作为新的档案价值形态,并且档案与身份认同之间富有魅惑性的辩证关系,使得这一议题充满了理论探讨的诸多可能。不仅要关注档案之于身份认同的效用,还要关注身份认同理论对档案学的影响,从而深化档案学的理论内涵,拓展其实践疆域。
档案之于身份认同的效用。一方面,参与身份认同的建构;另一方面,建构起来的身份认同又可以通过档案呈现于世人。
书中提到,档案是建构身份认同的信息载体。档案所蕴含的身份信息可以为追溯“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提供重要凭证。档案是人类社会的原始记录,真实记录了个人、群体、国家的历史活动与历史事实,因此,档案不仅是建构身份认同的凭借与表达,同时也是建构身份认同的历史文化承载。
档案是呈现身份认同的记忆凭证,不仅可以将瞬时记忆与短时记忆捕捉、固化、转换为长时记忆,还可以通过档案叙事实现对身份的“再现”和对认同的“生产”,所以档案既是朴素的记忆承载,又是“再现”“生产”的重要媒介。但不可忽视的是,档案之于身份认同的效用并不总是正向的。由于集体权力作用以及个体主动放弃等原因,档案在建构身份认同时存在消解、抹去与隐藏个体差异的可能。档案虽然是朴素的记忆承载,但档案所承载的记忆却是选择性的结果,遗忘不仅发生在档案形成时,也存在于档案的选择性鉴定与销毁中。档案中的消解、隐匿与遗忘对身份认同的建构和呈现而言,有时会带来一定的负向影响。
身份认同之于档案的影响。一方面,身份认同理论深化了档案理论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身份认同理论拓展了档案实践的职业疆域。
作者认为,在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中,身份认同理论潜移默化地对档案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具体而言,在学科发展方面,认同范式逐渐成为档案理论的新兴范式。在价值理论方面,认同价值逐渐成为档案载体的衍生价值。在思想文化方面,档案叙事逐渐成为文化领域的新兴议题。
书中提到,身份认同理论不仅对档案理论产生了影响,也引发了档案实践的变革。“记忆转向”之下,档案记忆工程方兴未艾。档案实践在其带动下,迎来了身份认同转向下的社群建档热潮以及收、管、存、用等各环节一系列的变革。
具体而言,一是拓展了档案实践的关注面向,在档案收集方面,反映公民身份感、归属感、家园感的社会档案资源应收尽收。在档案管理方面,拓展档案管理方式,在档案管理缓解革新中凸显公民权利。在档案开发利用方面,拓展其方式,增强档案资源与社会公众的情感联结。二是加速了档案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档案工作深度融入社会,共同参与社会中个体和集体身份的塑造和身份认同的建构,档案人不再是“守门人”,而是社会记忆的积极“建构者”与公民身份认同的能动“塑造者”。在档案实践创新中不断挖掘档案的价值内涵、延伸档案的价值属性,使其职业价值不断彰显,职业认同度和职业满意度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