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论作为新型刑法法益的网络秩序

文章题目：《论作为新型刑法法益的网络秩序》

文章作者：涂龙科

文章摘要：网络秩序并列于现实秩序，二者和而一体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秩序。网络秩序作为一种新型法益，是社会秩序法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秩序法益包括非独立型和独立型。非独立型网络秩序法益的处罚根据在于行为以网络为媒介形成的对现实世界的影响。独立型网络秩序法益则自身充足犯罪的处罚根据，而不必借助于现实空间秩序获得其正当性。为防止网络秩序法益沦为过度犯罪化的论证工具，亟须厘清刑法介入网络秩序法益的内容与边界。纯粹虚拟的网络空间秩序完全不可能对具体个人或社会整体造成实质危害，因此不属于独立型网络秩序法益。制度规范不具有外部实在性，不宜在理论上设定为网络秩序法益的内容。与之相对，作为新型法益的独立型网络秩序具有客观实在性，是网络空间得以正常运行的客观实在的状态或条件。侵害网络秩序法益以违反前置法为前提，但是其判断不完全依赖于前置法。侵犯独立型网络秩序犯罪应当避免数额标准入罪的绝对化并允许反证。

关键词：网络犯罪；秩序法益；寻衅滋事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网络谣言

文章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2025年第5期

首先，文章明确核心研究问题。秩序法益在刑法领域被广泛应用，但网络秩序的具体内涵、与传统自然空间秩序的特质差异，在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均缺乏充分探讨。我国《刑法》分则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未对侵害网络秩序的行为作出专门规定，导致此类犯罪在立法上存在空白。司法实践中，网络秩序常沦为模糊的处罚标签，相关法律文书仅笼统表述某行为侵害网络秩序、具有社会危害性，却未明确网络秩序的定义、侵害的证明标准及社会危害性的来源。这一认知匮乏导致理论层面对妨害网络秩序犯罪的处罚依据、范围论证薄弱，司法实务中也频繁出现干预不当的情况。文章列举两则典型案例：张某某、赵某编造传播房贷新政虚假信息，导致当地房地产交易与婚姻登记秩序混乱，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王某某通过微信公众号散布虚假地震灾情，点击量达12.9万余次，引发群众恐慌，被认定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这些争议案件直指三大核心问题：网络秩序犯罪的本质是什么？将妨害网络秩序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依据何在？惩治此类行为的边界如何划定？这构成了文章的研究起点与核心议题。

其次，论证网络秩序法益的正当性，强调其不可沦为过度犯罪化的工具。其一，关于秩序能否成为刑法法益，学界存在争议：否定说认为秩序抽象空洞，易导致刑法干预范围不当扩张，使刑法工具主义复燃；肯定说主张秩序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条件，能为个人自由提供制度保障，是重要的生活利益，刑法对秩序的保护本质上是对个人利益的前置化保护。文章认同肯定说，明确秩序法益的实质是国家或社会得以维持的实然状态，而非抽象的制度规范，其核心属性是客观实在性，这一界定可避免法益概念虚无化。其二，网络秩序作为刑法法益具有充分合理性：网络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紧密相连，网络秩序成为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害网络秩序的行为会产生与现实秩序侵害等同的负价值效应，既可能传导至现实空间破坏现实秩序，也会直接危及网络空间自身的正常运行；网络秩序是网络运行的实然状态，具有社会基础的客观实在性，并非单纯的法律法规要求的应然秩序。同时，文章反驳了否定网络秩序法益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不确定性，不存在与现实空间同质的“公共秩序”，且刑法未对单纯妨害网络秩序的行为作出明文规定，故不应将其作为刑法法益。其三，文章警惕网络秩序沦为过度犯罪化的论证工具。传统秩序法益的抽象性缺陷在网络领域尤为突出，若缺乏明确内涵界定，解释者可能随意替换其内容，将道德观念、安全感维护等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司法实践中，部分网络寻衅滋事案件仅以编造、散布虚假信息为由入罪，忽视对起哄闹事等构成要件的证明，导致罪名适用扩大化。因此，必须厘清网络秩序法益的实质内涵，避免其抽象化、符号化，确保刑罚仅针对具有实质危害的行为。

再次，厘清网络秩序法益的实质内涵与类型划分。其一，社会秩序的内涵随时代变迁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社会秩序局限于自然空间的物理秩序，而网络时代催生了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混成的交互现实空间，社会秩序演变为现实秩序与网络秩序“虚实共生”的形态。网络空间并非脱离现实的虚拟乌托邦，而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紧密关联的新社会形态，网络秩序由此成为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二，网络秩序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秩序。学界关于二者关系存在三种观点：独立法益说主张网络秩序具有独立保护价值，无需依赖现实秩序即可入罪；完全依赖现实空间秩序说否定网络秩序的独立法益属性，仅以现实秩序是否受侵害作为入罪标准；折中说要求同时侵犯线上线下秩序才构成犯罪。文章认为，网络秩序不应是纯粹虚拟的秩序，与自然空间秩序完全无关的行为不能被评价为侵害网络秩序法益，刑罚的发动根源仍在于行为对现实世界的实害或危险，但网络空间的交互性、公共性、去中心化等特质，使其具有相对独立性，不能完全套用现实秩序的规制逻辑。其三，网络秩序法益的独立属性体现在其独特特征：交互性表现为网络参与主体可不受时空限制实现多向交流，交互过程本身就是网络秩序的构建过程；公共性是网络空间的基本属性，除小众封闭社群外，网络空间原则上具有开放性和跨时空传播性，与自然空间的公共场所存在显著差异；去中心化指网络秩序由众多参与者通过交流沟通形成，无统一权威或中央控制中心，每个参与者既是信息发布者也是秩序建设者。其四，文章将网络秩序法益分为两类：非独立型网络秩序法益以网络为媒介，处罚根据在于行为对现实秩序的侵害，网络仅为工具或途径；独立型网络秩序法益具有自身充足的处罚依据，是网络空间正常运行的客观实在状态或条件，无需借助现实秩序获得正当性，但需具备延伸影响现实空间的可能性。两类法益均需坚守客观实在性，排除纯粹虚拟秩序与抽象制度规范。

最后，界定网络秩序的刑法介入边界，提出四项核心原则。其一，以违反前置法为前提，但刑法违法性判断具有独立性。刑法作为二次法，介入网络秩序保护需以行为违反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为必要条件，避免道德入罪与刑罚擅断。但刑法的违法性判断不应完全依赖前置法，即使行为在前置法上免责，若具有实质法益侵害性，仍可能构成犯罪。其二，网络秩序法益需具备客观实在的社会基础。该基础并非有形有体的物质形态，而是反映网络空间运行规律性与一般性的社会存在，即网络空间的结构形态与运行状态，这种状态对社会正常运行具有基础性意义。侵害行为需对这一基础状态造成实质破坏，排除对安全感、信赖感等精神化价值的单独保护。其三，行为入罪必须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法益侵害需与具体犯罪构成相契合，不能脱离构成要件单纯以侵害网络秩序入罪。司法实践中需重点审查行为与危害后果的因果关系，避免因负面网络舆论而弱化对犯罪构成的实质判断，同时需明确行为人对网络传播引发的危害后果是否具有主观认识与意志。其四，合理设定罪量要素，避免数额绝对化。现有司法解释以点击量、转发量等数据作为网络犯罪定量标准，虽解决了司法认定难题，但数据与行为的实质危害程度并非完全对应。应将数据作为参考因素，结合信息内容、传播范围、实质危害等综合判断，并允许被告人反证行为未产生实质危害，体现刑法谦抑性。这四项原则共同构成了刑法介入网络秩序的合理边界，既保障了对网络秩序的有效保护，又防止了法益功能异化与刑罚过度干预，最终实现网络空间自由与秩序的平衡。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度发展，网络空间已从最初的信息交互平台，演变为与现实空间交融共生的社会新形态。网络暴力、虚假信息传播、网络谣言等新型网络失范行为层出不穷，不仅冲击着网络空间的正常运行，更对传统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提出了严峻挑战。通过对涂文的研读，笔者深刻认识到，网络秩序作为刑法法益的正当性已然确立，但在理论阐释的深化与司法适用的规范上仍面临诸多难题。

网络秩序作为刑法法益的正当性，首先源于其对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性保障作用。人们通过网络进行社交、交易、工作、学习，网络秩序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个体权益的实现与社会整体的和谐运转。正如文中所指出的，网络秩序与现实秩序“和而一体”，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秩序的完整形态，对网络秩序的侵害同样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其负价值效应与侵犯现实社会秩序具有同质性。

值得警惕的是，网络秩序法益的正当性并不意味着其内涵可以无限扩张。涂文特别强调，网络秩序法益不能沦为过度犯罪化的论证工具。明确网络秩序作为刑法法益的正当性之后，其核心难题便转化为对法益实质内容的界定。传统秩序法益因植根于现实空间的物理形态，其内涵与边界相对明确，而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交互性、去中心化等特质，使得网络秩序法益的内涵界定面临诸多挑战。如果不能清晰把握网络秩序法益的实质内容，不仅会导致理论上的混乱，更会引发司法实践中的同案不同判，损害法律的统一性与权威性。涂文认为可以将网络秩序法益的类型划分为非独立型网络秩序法益与独立型网络秩序法益。

非独立型网络秩序法益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处罚根据并非来源于对网络秩序本身的侵害，而是行为以网络为媒介对现实世界产生的实质危害。在这种类型中，网络只是行为侵害现实秩序法益的工具或途径，网络秩序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保护价值。独立型网络秩序法益具有自身充足的处罚根据，不必借助于现实空间秩序即可获得正当性。这类法益的核心价值在于网络空间自身的正常运行状态，即使行为未对现实空间产生直接危害，但只要破坏了网络空间得以正常运行的客观条件，就应当受到刑法规制。独立型网络秩序法益的认定，关键在于明确其客观实在性的判断标准。同时，文中还强调，制度规范不具有外部实在性，不宜设定为网络秩序法益的内容。这意味着，刑法所保护的独立型网络秩序，并非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应然秩序，而是网络空间中已然形成的、保障网络正常运行的实然状态。但是，涂文章将客观实在性确立为网络秩序法益的核心属性，强调法益必须是网络空间得以正常运行的客观实在的状态或条件，而非抽象的规范或精神化的安全感。这一立场旨在防止法益概念沦为空洞的入罪标签，维护法益理论的批判功能，其初衷值得肯定。然而，客观实在性这一标准本身在适用于网络秩序时，却面临着解释上的模糊性与判断上的主观性风险。作者将客观实在区分为自然形态与社会形态，并将网络秩序归属于后者，即社会形态的客观实在。问题在于，社会形态的客观实在如何被具体感知、描述与验证？文章虽然指出这种状态应根植于特定历史文化与社会环境下的社会共识，但在价值多元、观点分化、社群圈层化的网络社会中，何为共识？例如，文章认为“范围很小的微信群”可能不具备公共性，但“很小”是一个极其模糊的尺度。因此，客观实在性很可能在司法实践中被简化为执法者或裁判者的主观认知，从而与其试图防范的精神化、抽象化陷于同一困境。在笔者看来，要使“客观实在性”真正成为有效的批判与限定工具，不能仅停留在哲学或社会学层面的描述，而需进一步与网络空间的具体运作机制相结合。例如，是否可以引入系统功能完整性作为辅助判断标准？即关注行为是否实质性地破坏了网络基础设施的关键功能、是否严重阻断了特定平台作为公共对话渠道的有效性、是否导致了可观测的大规模用户逃离或信任崩塌等。这些现象虽不似物理损害那样有形，但可通过数据、日志、用户反馈等间接证据予以呈现，从而为客观实在性注入更具技术理性与可验证性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