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这是深刻把握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律作出的重大判断，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和战略地位的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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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无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程度有多高，14亿多人口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始终是头等大事。农业保的是生命安全、生存安全，是极端重要的国家安全。
几亿农民整体迈入现代化，会释放巨大的创造动能和消费潜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现代化越往前走，农业承担的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传承等功能就越能发挥积极作用。畅通工农城乡循环，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和战略纵深的重要方面。
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推进现代化建设才有充足底气和战略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并顺利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三农”发展取得历史性新成就，农村面貌发生翻天覆地新变化。但受制于人均资源不足、底子薄、历史欠账较多等原因，“三农”发展仍相对滞后。【“人口多、土地少，小生产、大市场，投入高、产出低”三大基本矛盾】农业基础尚不稳固，农田水利等设施装备仍较为薄弱，农业关键核心技术还存在堵点卡点，农业产业链条依然偏短，2024年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非农产业的约1/4。【要打破资本对要素的垄断控制，通过集体所有制或合作经济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分享土地、产业增值收益，然后再实现生产资料的集约利用和技术革新】农村面貌相对落后，乡村道路交通、供水供电、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明显落后于城镇，城乡教育、社保、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差距同样较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不到50%。【要探索超越纯粹市场逻辑的乡村治理，避免要素配置完全受利润支配】农民增收动力仍显不足，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偏低、联农带农机制仍待完善，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过多流向城市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202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34:1。【在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下，农民作为小生产者或农业工人，其劳动力往往以低价形式被卷入市场。加之，农业生产周期长、自然风险大，且农产品价格受市场波动影响强烈，导致农民在价值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农业剩余价值通过“剪刀差”或流通环节被资本攫取，直接抑制农民收入增长。】3
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来看，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这是《建议》形势分析中作出的一个重要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进程，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整体水平。提高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色，关键在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加快改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不断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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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要继承和发扬党管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切实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始终把农业农村发展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大局中谋划和推进，夯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汇聚起全党上下、社会各方抓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确保取得明显进展。
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要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公共财政投入上优先保障，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聚焦突出难点问题，采取得力措施，推动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农村地区更加繁荣、农民生活更加红火，如期达成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
【思考】既然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是资本追求更高利润率和规模效应的必然结果。那么，这几个“优先”，不是与经济规律背道而驰吗？
平衡城乡发展，并非与经济规律背道而驰，而是对资本运动规律所导致的破坏性后果的必要修正和更高层次的规律性运用。尽管这是一个在纯粹资本主义逻辑下自发的、强制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深刻揭示。然而，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分析资本主义的学说，更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社会总体发展规律要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进行。如果放任资本规律无限统治，将导致城乡对立尖锐化，乡村凋敝，城市膨胀；社会再生产断裂，乡村作为劳动力蓄水池、生态屏障、文化根基的功能被破坏，最终会反噬城市经济；并且城乡两极分化达到顶点，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反过来摧毁资本积累所需的基本环境和市场。
所以，这几个“优先”，实质是国家运用政治、法律和经济手段，对资本逻辑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进行有意识的调节和引导。这种引导和调节并不是反效率，把城市资源强行拉回乡村搞平均主义，而是要通过政策引导（如基础设施建设、税收优惠、产权改革），改变乡村的利润预期，使资本在乡村也能看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如现代农业、乡村旅游、新能源，从而引导要素自愿、双向流动。它是通过建立新的规则来塑造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最终实现从对抗性发展到和谐性发展的跃迁。因此，这不是背道而驰，而是拨乱反正，是走向更高级发展形态的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