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直在看古典文史类,今天想起来,应该写写之前看过的一些书。有时候是一些感受,当对生活没太有信心时,就应该做一种正向自我激励。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我手写我心,有写的念头时,我就会把这些记录下来,也当做温故而知新吧!
前年看沈从文优美的《边城》,沈从文是个传奇,写很多散文化小说,后来忽然不再写,去考古,写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成了文物学家。以前的人比现在还是斜杠青年!他大致算是一个弃军从文的理想主义者,他说自己要通过知识和思想去拯救国家,他说他什么都没有只有信仰,最终依靠信仰,成为闪耀中国文坛的大师级人物。
我后来看汪曾祺的《受戒》,讲了少年时期思无邪的一个愿景。
近几天看完《汪曾祺写作课》这本书,捋顺了他们师生关系和一些前因后果。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要从汪曾祺在江阴南箐中学读高二的时候说起。当时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危急,汪曾祺当时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这避难的半年里,汪曾祺除带了准备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只带了两本课外书,其中一本是《沈从文小说选》,还有一本是屠格涅的《猎人日记》。汪曾祺毫不夸张的说,就是这两本书,使他对文学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汪曾祺的写作风格,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1939年,汪曾祺赶到昆明考大学,当时赶到昆明的时候还得了一场恶性的疟疾,还住进了医院,据汪曾祺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住院,也是唯一的一次,当时高烧超过40度,在那样的情况下,汪曾祺还不失去幽默的和护士开玩笑的说“要不要写遗嘱?”就这样护士给注射了强心针,然后晃晃悠悠的进了考场,发榜后发现居然考到了第一志愿: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也就是当时沈从文任教的学校。
汪先生作为沈从文的学生,从小家底殷实,有着学霸的特征。在抗战期间,身在发高烧的情形下,考入西南联大(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几所高等学府为了躲避战乱迁入西南部,合并为西南联大)
汪曾祺之所以考西南联大,就是冲着沈从文去的,也许在当时发烧到40度,考试一点都没有信心、缺乏意志力的时候,“沈从文”三个字就是他当时的吸引力。沈从文对汪曾祺吸引到什么地步?当时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开了三门课,分别是: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汪曾祺对沈从文开设的课程全部选了,可见汪曾祺对沈从文的崇拜之情。据汪曾祺说当时沈从文授课的时候,讲话声音很小,湘口音很重,很不好懂,汪曾祺和沈从文好像“心有灵犀”似的,沈从文在讲课的时候汪曾祺什么都懂,别的学生理解不了的,汪曾祺准能理解得了。
汪曾琪先生有段时间被下放种地劳动。
1958年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作,和农民在一起生活了四年,对农村、农民有了更深的认识。这四年的积累也为汪曾祺以后写作的道路,提供了很多的素材。
直到1961年汪曾祺摘掉“右派”的帽子,回到北京。后来有人问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后,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汪曾祺只给了对方四个字的回答:“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逆境,“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能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这是汪曾祺被划为“右派”后对自己的定义,以及对当时所处的环境适应。
他在农村四年间,还画了一本本马铃薯图谱。他心态豁达心境淡泊,
即便后来去做戏剧也是专家,他们都是跨行成功的楷模!
他们那个年代里,阿城,艾青都曾经是画家,后来成为了出色的作家。
他们或许怀疑过,但通过怀疑得到了信念。
汪曾祺身上,有着我需要学习的力量和坚持,在逆境中成长和对生活的态度,
这本书封面有这么几行字,非常吸引我,它们仿佛能注入心灵,获得一种力量:
读书可以有所侧重,有所偏爱;
文学,应该使人获得生活的信心。
也正因为当初的不放弃,才有了后来的汪曾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