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20260408
读书笔记20260408
今日读樊树志所著的《国史概要》。读完了第四章“从战国到秦——大一统中华帝国的建立”的内容。第四章从战国到秦——大一统中华帝国的建立
一、各国的变法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高岸变为深谷，深谷变成山陵）——《诗经·十月》中的这句话，早就被人引用来形容春秋时代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春秋末期“君子”陵夷，政权易手，先前的封建秩序早已荡然无存。《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史墨对赵简子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杜预注：“三后，虞、夏、商。”事实上，“三姓之后”应从更广泛的含义上去理解，春秋以来的贵族而今沦为庶民，已成为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结构的变化不能不引起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观念形态等方面的相应变化。继春秋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76—前221年）。这是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这一时代，纵横捭阖，波诡云谲，兼并战争不断，各国都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为生存而奋斗。于是各诸侯国为了适应社会的大变动，纷纷进行变法。（一）魏国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任用李悝kuī为相国（李悝，理可不亏），主持变法。李悝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主张以法治国。他收集各国现行法律，编成《法经》。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典，共分六编：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盗法针对侵犯私有财产，贼法针对侵犯人身（包括杀伤），囚法用于断狱，捕法用于捕亡，杂法用于惩罚轻狡（盗窃兵符、玺印，或议论国家法令等具有政治狡诈性质的行为）、越城（翻越城墙或偷渡关津等擅自跨越禁地的行为）、博戏（赌博）、借假（欺诈）、不廉、淫侈、逾制等七种违法行为（看来在战国时期的魏国，随便议论国事、随便出门远游已经和赌博和欺诈一样了，都是违法的行为），具法是根据具体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规定。《法经》的本意是以法治来保障社会变革的有序进行，然而它的影响超越了魏国。商鞅从魏入秦，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便是依据这部《法经》行事的；以后的《秦律》、《汉律》都是在《法经》的基础上逐步扩充而成的。（所以汉承秦制，秦制又借鉴了魏制，魏制又是李悝创制的。李悝真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老祖宗）李悝一方面是法家，另一方面又是农家，他在变法时很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为此必须铲除旧的领主土地关系。孟子说“善战者服上刑”，“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是针对李悝的。（可见孟子是反对一切变法的，不能往前看，只能往后看，最好是回到过去那种“小康”“大同”社会里去）李悝主张“尽地力之教”——派官员督责农民加紧生产，增产者赏，减产者罚。为此必须杂种五谷——稷（小米）、黍shǔ（黍子）、麦、菽（大豆）、麻，充分利用空闲土地，多种蔬菜瓜果，栽树种桑，扩大副业生产。（结果是提高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老百姓在赋税不是特别重的时候，吃的也比以往丰富。我认为于国于民都有利）李悝还实行“平籴dí法”，目的在于防止粮价太贵太贱，因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他主张采用“取有余以补不足”的手段，“使民适足，价平而止”。人们从李悝所说的五口之家治百亩之田承担什一税这点，已明晰可见这种农民不再是领主土地上的农奴了；从“籴贱伤农”这点，约略可见小农经济已初步形成了。（从劳役地租到实物地租，从领主土地上的农奴到国家土地上的自耕农）（二）赵国
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表明，早在春秋末年赵国就把百步为亩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亩，这种新亩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小农经济的形成。公元前403年，赵烈侯用公仲连为相国，进行改革，在“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的同时，“以仁义，约以王道”。也就是说，按照法家的理论选拔人才、处理财政、考核臣下，按照儒家的理论教化民众。此后，赵武灵王为了加强军力，改革军制——“胡服骑射”，建立骑兵。他学习胡人的骑射与服式，并驳斥反对派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这种因时制宜的改革，使赵国由此而日趋强盛。（公仲连改革以往提及的较少，实际上意义重大。赵国实际上地处边疆，实际上是一个与游牧民族作战最前线的国家，民风是比较彪悍的，公仲连的改革实际上是一次汉化改革，促进了民族融合。）（三）楚国
公元前402年，楚悼王即位后，启用法家吴起，实行变法。吴起变法的指导思想是“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即剥夺旧贵族的权力和财产，扶植新兴势力。凡封君子孙已传三代以上的，收回爵禄；裁汰无能无用之官，节约开支，供养“选练之士”；把旧贵族迁移到荒凉地区，充实与开发那些地区。吴起针对楚国官场的歪风邪气，大力整顿，明确规定：“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目的在于提倡公而忘私，禁止私门请托，不准纵横家进行游说，扰乱视听。吴起变法使楚国迅速强盛，成效卓著。由于损害了以旧贵族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遭到了猛烈的反对，攻击吴起是“祸人”，楚悼王“逆天道”。（原来守旧派不只是反对吴起，更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楚悼王，难怪他们敢对楚悼王的尸体射箭）一时间反对变法的舆论甚嚣尘上。楚悼王一死，守旧派发动叛乱，吴起被肢解而死。（史记的记载是，吴起躲在楚悼王尸体背后，先是被箭射死，然后再被肢解）吴起的死，显示了涉及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改革，阻力之大是难以想象的，改革家往往遭到不公平待遇，甚至没有好下场。（明朝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就是如此，论起改革得罪的大人物，张居正不仅赶不上商鞅，甚至连吴起都不如，但照样落得个死后抄家的结局。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失败后，虽然王安石本人郁郁不得志，但他却能够善终。哪个朝代政治更开明，不问而知。）守旧派的反扑，使变法的成就逐渐化为乌有。韩非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殊不知，商鞅为此也付出生命的代价。（四）秦国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发布求贤诏令，征求“能出奇计”使秦强盛的贤才。商鞅就在此时从魏国前往秦国。商鞅，本名公孙鞅，也称卫鞅，因在秦国变法有功，被封于商（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号为商君，故后人称为商鞅。商鞅带了李悝《法经》，（果真带了《法经》一书，还以为是记在脑子里面）在秦国进行了两次变法，使秦国一跃而为强国。他首先反驳了守旧派“法古”、“循礼”的主张，提倡“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经过三年准备，于公元前356年进行第一次变法。（一）商鞅把李悝《法经》在秦国公布、实施，增加了连坐法——相互告发与同罪连坐。他还主张对轻罪用重刑，称为“以刑去刑”，目的在于张扬法律的威慑力。（二）商鞅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度，实行依军功授田宅的新法，把军功分为二十等，论功行赏，授官赐田宅。（三）商鞅鉴于秦国地广人稀，实行奖励垦荒、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凡从事耕织成效显著的人，可以免徭役；凡是从事商业、手工业不力而破产的人，连同其妻子儿女一同罚作奴隶。（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私门请托、游说求官。（这里说的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不力而破产的人，假如不仅没有破产，反而成为一方巨商大贾呢？答案是不仅不会被罚作奴隶，还会被待以上宾之礼，秦始皇时的大商人巴清就是这样的例子。看来即使是法家，在现实利益面前，也是通情达理的。无论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都要活出统战价值）公元前350年，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涉及面更深更广。（一）废除秦国境内的井田制，把原来“百步为亩”的阡陌和百亩为顷的封疆统统破除，开拓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封疆，并且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的合法性。（所以“开阡陌封疆”下面其实还有一句，重新设置阡陌、封疆。田地与田地之间怎么可能没有界限呢？不能只是破坏旧制度，不建设新的制度吧）（二）把秦国的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作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三）为争取中原，向东发展，而把都城从雍迁到咸阳。（四）统一度量衡，颁布度量衡标准器。（五）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必须分家另立户口，否则要加倍征赋，刺激一夫一妇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商鞅变法是各国变法中最全面、最彻底、最有成效的，秦国从此富强，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国的基础。正如汉朝人王充在《论衡》中所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商鞅行法家之道，所以是帝业而非王业）商鞅变法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遭到嫉恨，一场殊死的较量势不可免。因为太子犯法，商鞅对太子的师傅公子虔予以严惩，以示法不阿贵的严肃性，使矛盾更趋激化。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即位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人见时机成熟，诬告商鞅谋反，迫使他回到封地商邑，举兵抵抗。（商鞅是进行过抵抗的，并非束手就擒）商鞅被秦兵杀死后，又处以车裂的极刑。（原来不是直接车裂，而是先杀掉，再对尸体进行车裂）商鞅的悲剧性结局，与秦国因商鞅变法而振兴，形成强烈的反差，令人深思。与商鞅变法差不多同一时候，韩国任用申不害，齐国任用邹忌，先后变法，都取得了成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齐国邹忌变法中，稷下学宫起到了决策咨询、舆论先行的作用。（这一点其实在当时很先进，先给政策吹吹风，看看各界反应，如果反响不错就推行政策，反对的多就暂缓推行或者放弃推行。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众口难调，为了一个政策反复辩论，会影响推行的效率，相比秦国的雷厉风行，自然慢了一拍。在大国你死我活竞争的时代，一步慢很可能就是步步慢，最后国力之间的差距会无比巨大）齐威王还任用军事家孙膑，讲求练兵，重振武备，收到明显的效果，齐和秦曾一度互相称帝（东帝、西帝），成为东西两强。二、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的时代
伴随着政治、经济方面激烈而深刻的变革，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各种思潮、学派的交锋与激荡，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正如吕思勉所说：“先秦时代的学术，是注重于矫正社会的病态的，所谓‘拨乱世，反之正’，实不仅儒家，而为各家通有的思想。”诸子百家都致力于矫正社会的病态，但所持论点各异，于是便有了争鸣与交锋，从中闪现出思想火花的无穷魅力。所谓百家争鸣，指的是两种社会现象：一种是各个学派独立地阐述自己的学说思想，学派之间相互问难，进行辩论；另一种是游说诸侯。战国的诸子百家主张学以致用，为了救世，必须以其所学去游说诸侯，推出自己的政策主张、治国方略，不可避免与诸侯及其官员发生争鸣。因而各学派的巨子几乎都是伶牙俐齿、口若悬河的雄辩家，像韩非那样口吃，（韩非虽然口吃，但文章的思辨与逻辑性极强，论据也十分精彩。老天爷给他关了一扇窗，却为他打开了一扇门）只是个别特例。孟子到处游说，能言善辩，一个叫公都子的人问他：别人都说您喜欢辩论，请问为什么？孟子答：我是不得不辩论啊！世道衰微，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都出来了，臣杀君，子杀父，我要端正人心，消灭邪说，不得已而辩论的。当时文人学士游说之风很盛，一个很平凡的士，通过游说，一经国君赏识，便可提拔为执政大臣。例如商鞅本是魏相国公叔痤的家臣，入秦游说秦孝公，做到了秦国最高官职大良造；张仪本是魏人，入秦游说，做到了秦惠王的相。商鞅入秦后与甘龙、杜挚关于“法古”与“反古”的辩论，便是一种“争鸣”。商鞅针对甘龙、杜挚“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主张，驳斥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提出自己的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这显然是用既反对复古又反对安于现状的法家思想，批判儒、道两家的“法古”、“循礼”观点。孟子曾游说于齐、魏、滕、薛、宋、邹、梁等国，慷慨陈词，阐述儒家的理论和政见。他到魏国，惠王对他优礼有加，并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当魏惠王问他“何以利我国”时，孟子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实际上是在用儒家的义利观批判法家的义利观。孟子在齐国，宣王任他为上卿，据说，他有车数十乘，随从数百人。这都是游说的结果，使当政者能采用其学说与主张，故能显赫一时。（但也有说法是，这些当政者们只是把孟子束之高阁，好吃好喝款待着，当做一种礼贤下士、求贤似渴的象征和吉祥物，对其主张根本不予采用。孟子因此郁郁不得志，最后回去教书写作去了。）百家争鸣的形成，与各国宽容的学术政策有很大关系，这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表现得最为突出。齐国都城临淄是春秋战国时代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城周五十里，有十三座城门。据《史记·苏秦列传》说，临淄有居民七万户，“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gǔ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从齐威王的父亲田桓公开始（与春秋时的齐桓公作区分），齐国在国都临淄西边稷门外的稷下，设立学宫，招徕各派学者前来著书立说，议论政治，称为“稷下先生”，也称为博士。到齐威王、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宫出现了盛极一时的景况，聚集了一大批学者，有事迹可考者如淳于髡kūn、慎到、邹衍、宋钘jiān、尹文、接子、田骈、环渊、荀卿等。齐国虽崇尚黄老之学，但不主于一家，对各家各派兼容并蓄，采取“不治而议论”的方针，使稷下学宫成为诸子百家争鸣和交流思想的中心。孟子与齐威王、宣王政见不同，还是受到礼遇，齐宣王曾多次向他问政，甚至像齐伐燕这样重大的决策，也征求孟子意见。后来孟子离开时，宣王还想挽留他，打算给他豪华的住宅和优厚的俸禄。邹衍本是齐国人，因不满于齐王，到了燕国，齐襄王当政时，他又回到稷下学宫。正是这种宽容的政策，使百家争鸣蔚为大观。如果要深入追究的话，百家争鸣之风与士的演变有很大的关系。士原是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数量的“食田”，（这就像是明清时候的秀才阶层，有政府授予的“廪田”，比童生地位高，日常见到县太爷可以不用下跪，但又比不上举人的政治地位）受过“六艺”教育，能文能武，（这一点明清秀才确实是万万比不上的，常年备考八股文的学子们，手无缚鸡之力的不要太多，能上马拉弓的更是少数）战时可充当下级军官，平时可作卿大夫的家臣。春秋、战国之际，士发生了分化，既无田可食，又失去原来的职守，成为传授知识的教师，或主持仪式的赞礼人，于是士就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清末废除科举制以后，那些乡间私塾的教师和一直考不上举人的穷秀才们便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成为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引发了一系列的深远影响）当时的大气候和小气候都为学派的蓬勃发展和互相竞争提供了良好条件。官学垄断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聚徒讲学成为一时风尚，著名学者无不聚徒讲学，知识分子也把从师作为进入仕途的门径。另一方面，各国有权势的大臣都私家养士，培植学派。齐的孟尝君田文、赵的平原君赵胜、魏的信陵君魏无忌、楚的春申君黄歇、秦的文信侯吕不韦，门下食客动辄几千人。这些食客中，有各学派的士，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著书立说。（士为知己者死，即便不能死忠，再怎么也得食君之禄，为君分忧）于是，各学派之间互相诘难辩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西汉初的司马谈（司马迁之父）把诸子百家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的刘歆（xīn，刘向之子）又概括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等十家。这十家中，除了记录街谈巷语的小说家（这一家的著作知名度没有后面几家高）、讲合纵连横的纵横家、讲君民并耕和农业技术的农家（虽未遭到秦王朝的焚书影响，但原著却没能流传下来，还需考古发掘）以及综合各家学说的杂家，主要的是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而尤以儒、墨、道、法对后世影响最大。（一）儒家
孔子死后，儒家的继承人孟子最为引人注目。然而，孔子与孟子之间170年，由于资料缺乏，一直模糊不清。1998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墓葬的竹简被整理出版，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物。专家们认为，这批竹简文书属于思孟学派的著作，是早期儒家心性学说的重要文献。它的出土，弥补了孔孟之间思想传承的缺失一环。孟子，名轲，邹人，生于公元前390年，卒于公元前305年。（孟子很长寿，活的比孔子还久，民间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走”，说的分别就是孔子和孟子的寿命）他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故他这一派又称思孟学派。他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不安定的时代，有鉴于此，他的政治伦理学——治国方略极具雄辩力、说服力、影响力，为孔子所不及。由于当时各国都在谋求富国强兵之道，关注相互间攻伐的胜负，孟子仍一味大谈夏商周三代的德政，不合时宜而郁郁不得志。孟子的游说几乎得不到任何人响应，梁惠王听不进他的话，“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嫌他太迂腐；他对齐宣王大谈“仁术”与“恒产”之类统一天下的“王道”，齐宣王笑而不言，甚至勃然变色，顾左右而言他。他所见到的梁惠王、齐宣王都是当时颇有权势的王者，如果肯稍稍迁就，那么立刻便可成为卿相。一个布衣学者发表一番意见，可以影响一国之命运，使后世知识分子可望而不可及。无怪乎战国一代最为后世文人学士所羡慕而津津乐道。明白了这一点，便可了解中国知识分子何以始终不走西方那种自然科学道路，何以总看不起天文历算医药音乐这一类知识，以为是雕虫小技，不肯潜心研究，因为他们有更大的追求——治国平天下。（非也，权力是最好的春药，能当官，能享受人上人的快感，这种感觉很让人上瘾，莫说东方，西方从古至今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们莫不如是。否则哪来的凯撒、屋大维、拿破仑呢？）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人类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与人应该互敬互爱，和谐共处。孟子主张效法先王，实行王道——仁政。他说，只有仁者才是人，仁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亲亲。他的仁政是以夏商周三代为楷模的，在游说滕文公时，他指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仁政应该从恢复西周的井田制着手，（前文已经提到，西周的井田制的母版实际上是夏禹时的田制，恢复周制不如说是恢复夏制，反正周灭商也是打着为夏复仇的旗号）因为井田制下人人都有一块份地，贫富分化不甚显著，这是仁政的基础。他认为能推行德治、仁政者就可以称王于天下，他对各国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持强烈反对的态度，说他们是“暴君污吏”，高唱“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孟子这种仁政学说虽然迂阔、保守，却显露出可贵的尊重人权的倾向。（现在“人权”一词几近成为西方媒体口中的专有名词，殊不知中国人提出尊重人权的主张一点不晚于，甚至远远早于欧洲，更不用说美洲了）他所渴望的是：农民每家都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可以“衣帛”，可以“食肉”，可以“无饥”。这种维持温饱的生存权，是最初步的人权。孟子在宣扬仁政时特别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民贵君轻，社会一切不仁不义不正，根源在于君主，这种带有民主色彩的见解是相当高明的，为后世儒家所不及。（孟子只是说社会问题根源在于君主，没有说到底要不要彻底废掉君主，让人民起来自决，而是把希望放到圣君仁主身上，归根结底还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上，必偃”那一套。连最激进的孟子也如此想，难怪后世那些思想被阉割过的儒者无法更进一步对君权产生质疑了）（二）墨家
墨家和儒家当时都号称显学，（在孟子横空出世之前，显学是早期的道家——杨朱之学和墨学，而儒学当时远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孟子对儒学的复兴可谓是居功至伟。）儒、墨显学之争是百家争鸣的发端。墨子名翟，宋国人，长期居住于鲁国，生卒年约为公元前467年至公元前376年。他出身贫贱，生活俭朴，所谓“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和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态度截然不同。（孔子再落魄，也是贵族，墨子才是真正的平头老百姓，真正的底层出身）鲁国是儒家的基地，墨翟最初从孔门弟子学习儒家之业，后来批判儒家，另创墨家。（很好奇墨子的儒家老师是谁？说他教的不好吧，能教出墨子这样可以开宗立派的宗师；说他教的好吧，却教出墨子这样背叛师门另创新学的学生）他一生中除了著书立说、教授门徒，也曾游说诸侯，一度成为宋国的大夫，还到过卫、齐、楚、越等国。墨子提出了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用兼相爱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用交相利反对儒家的罕言利，用非命论反对儒家的天命论，用事神鬼反对儒家的不事神鬼，用节葬反对儒家的厚葬，用非乐反对儒家的礼乐。墨子的非命、非乐旨在强调人力的作用，在动乱的社会中，“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强必饱不强必饥”。（从这一点看，墨子具有朴素的唯物论。世界是物质的，没有生产就无法创造财富。不自力更生，靠谁来养活自己呢？没人种地、织布，大家都靠高谈阔论吃饭吗？）他不同意儒家的亲亲主张，提倡尚贤，即选拔贤人来治国，主张“不别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爱互利，因此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以缓和冲突。由“兼爱”发展到“非攻”，认为攻人之国最为不义。在这点上墨家与儒家是有共同语言的。蒙文通《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指出，儒墨同为鲁人之学，诵《诗》、《书》，道仁义，则“六经”固儒墨之所共也。他还说：墨家以极端平等之思想，摧破周秦之贵族政治，“墨家之要义，一变而为儒家之大经；自取墨以为儒，而儒之宏卓为不可及也；非入汉而墨翟之学失其传，殆墨学之精入于儒，而儒遂独尊于百世也”。（自从学到“外儒内法”这一观点后，又学到“取墨为儒”这个新词。难道说最早从战国末年开始，儒墨就已经合一了吗？儒家、法家、墨家三家合一，与后世的儒释道三教合流，一前一后，突出了儒学强大的生命力和吸收先进思想的能力）墨子不仅是思想家也是科学家，他的门徒在数学、物理学、医学、逻辑学方面都有所建树。后期墨家走向独树一帜的道路，放弃政治，埋首于科学，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令人不解的是，墨家因此不再成为显学而日趋衰微，因为在知识分子心目中，它已逐渐远离关注的焦点——治国平天下，理所当然地被人们淡忘、冷落。（“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很多人看来，当官管理别人、驱使别人做事，总好过自己亲力亲为。）（三）道家
老子创立的道家，在齐国稷下各学派的交融中，分化改组，成为一个足以与儒、墨显学相抗衡的学派。齐国的稷下之学，把道家创始人老子同齐国尊奉的始祖黄帝结合起来，称为稷下黄老之学。（为什么说齐国尊奉的始祖是黄帝？回到前文：传说中，黄帝的后裔夏后氏，是夏部落联盟的创始者。又根据传说，周的始祖弃做过夏朝的农官。齐国又是西周姜太公姜子牙的封地。于是综上。）所谓黄老之学是假托黄帝的名义，吸取老子的“虚静”、“物极必反”等思想加以改造，形成一个思想流派。由于这个学派的著作久已失传，人们对它的认识是模糊的。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写在《老子》乙卷前面的《经法》、《十大经》等四种书，大抵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作。稷下道家的代表人物有宋钘（jiān）、尹文、田骈、慎到。宋钘、尹文主张宽容，反对战争，国君必须做到“无为而能容天下”。田骈主张万物是齐一的，应付的最好办法是听其自然。慎到主张国君“无为而治”的同时，极力提倡法治，尤其要讲求“势”，以权势制服臣民。他已经不是道家，而是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我印象中慎到慎子就是法家，他提出的“势”，区别于李悝、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自成一派，强调营造一种不可抗拒的大势，以势服人）真正发挥老子思想的是庄子。庄子，名周，约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0年时人。他在宋国家乡做过漆园吏，拒绝楚庄王的聘请，过着隐居生活。《庄子》一书把《老子》的简约哲言具体化为生动的哲理寓言，主张率性、适己，在文采斐然的汪洋恣zì肆中展现思想的博大精深。庄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源，是不可知的。世上本无事物，由道派生出天地、帝王、一切事物以及真伪是非。你有你的是非，他有他的是非，是非是难以分辨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就是他的名言。在庄子看来，世俗的见解如儒家、墨家所宣扬的学说，都只是相对的是非，相对的是非不能作为绝对判断的标准。道是变幻不定的，分什么彼此，分什么是非？不如浑浑沌沌，一切听其自然。这是一种与世无争的消极思想，逃避现实，追求个人精神自由。必须做到无己、无名、无功，甚至忘记自身的存在，达到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才能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庄子主张天人合一，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为最高精神境界。这种“无差别境界”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四）法家
法家由于其务实精神，主张以严刑峻法治乱世，对政学治术有精深的研究，深受各国统治者赏识。法家中任法一派以商鞅为代表，讲究法律和赏罚的执行；用术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讲究对官吏选拔、监督、赏罚及驾驭的方法；重势一派以慎到为代表，讲究运用国君的权势，保持国君的地位。韩非认为他们各有欠缺：秦用商鞅之“法”，国富兵强，但“无术以知奸”，因而秦强盛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意思是精于谋国而拙于谋身）；韩昭侯用申不害之“术”，但法令不统一，使奸臣有机可乘，韩国“不至于霸王”。（申不害的做法其实是权术，非堂堂帝王之道，上不了台面）因此，韩非主张取长补短，把“法”、“术”“势”三者结合为一体，并由此制订出治国方略。（慎到的“势”，韩非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但没有对慎到的执政效果进行评价。我想，一是因为慎到没有像商鞅、申不害那样执掌一国权柄十数年的经历，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政治经验还不够丰富，缺乏足够的实操经历，对其实施效果难以具体评述；二是因为“势”是建立在“法”“术”的基础上长年累月而成的，非一日之功，一个国君的“势”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要把“势”运用得当，需要靠宏观的“法”来做制度建设和框架支撑，要靠微观的“术”来做现实实践和操作）首先，要加强中央集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必须用“术”剪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这其实是吴起的做法。而吴起最开始是孔门弟子曾参之子曾申的学生，学的是儒学。回到前文，子思又是曾参的学生，孟子和子思合称为“思孟学派”、“子思（孟氏）之儒”。那么吴起是否也曾收到过子思之儒的影响呢？）其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再次，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讲究法家之学。他曾多次上书劝谏韩王，未被采纳。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读到他所著《孤愤》、《五蠹》等篇，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他替韩国出使秦国，向秦王上《存韩》书，这与雄心勃勃的秦王扫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政治谋略是相悖的，秦王把韩非的《存韩》书交给李斯去处理。李斯对韩非入秦势必影响自己的仕途有所顾忌，于是因嫉而杀韩非，实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韩非虽死，他的理论实际成了秦的官学。（如此说来，秦王政未必没有借李斯这个同门之手除掉韩非的意思。同一段历史总有不同的解释，见仁见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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