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ck与德鲁克的想法,在底层逻辑上是高度契合的:
- 德鲁克一直强调管理是一门“博雅艺术”,因为它涉及人的价值观、认知和心理。Weick提到的文学评论和美学,正是博雅教育的核心。德鲁克认为:文学作品能让你洞察人性中不可测量、不可逻辑化的部分。Weick认为:如果只看管理理论(批判模式),你只能看到“效率缺陷”;只有像看文学作品一样去“领会”(肯定模式),你才能看到人们如何在混乱中编织意义。
- 德鲁克晚年非常担心管理学变成一门纯粹的“科学”或“技术”,认为那会扼杀管理者的直觉。共鸣点:Weick提到的“博尼尼悖论”就是对过度技术化的警告——当模型精细到极致,它就和现实一样让人困惑且毫无用处。他们都认为,真实的生活(及组织)是充满杂乱、矛盾和张力的,这些东西在文学作品中保存得最完好,而在干燥的理论框架中会被过滤掉。
- 德鲁克强调管理者要通过建立“目标”和“价值观”来赋予工作意义;而Weick认为组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意义构建”。文艺作品的价值:正如看一部伟大的小说,读者是在杂乱的剧情中提炼主题。Weick认为,优秀的管理者也应像文学评论家一样,在组织发生的那些“滑稽冰球赛”或“警察笑话”中,挖掘隐藏的秩序和情感的纽带。
结论:为什么多看文艺作品?Weick说,因为文艺作品教会我们处理歧义。德鲁克和Weick都希望管理者能具备这种“审美能力”,在不可言说的混乱中,依然能做出有直觉、有共情、有创造力的决策。这在今天AI盛行的时代,对管理者是不是更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