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2026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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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读樊树志所著的《国史概要》。读完了第六章“三国与两晋——统一王朝消失的时代”的内容。四、东晋：北伐与偏安
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王导，很早就看出中原的政治危机，劝琅邪王司马睿移镇江南，这是日后晋朝以东晋的形式中兴的关键之举。王导以分享政权的代价使江南吴人能够接纳南下的中原士人，又使南下的中原士人消除惶恐不安的心情在江南安顿下来。东晋设置了所谓“侨州郡”，来安置从中原南下的“侨人”，让他们占山占水而不必承担赋役，成为有别于土著编户的特权阶层。东晋之所以能立国，可以说全靠南下的中原门第，即琅邪临沂王氏、颍川鄢陵庾氏、谯国龙亢桓氏、陈郡阳夏谢氏四大家族。然而，南下的北方士族门第之家在取得了种种特权之后，逐渐忘却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满足于偏安，逍遥度日。（他们的责任与义务是什么？北上收复中原吗？还是励精图治？）东晋与先前的孙吴，都偏安于江南，但国策截然不同。吴国不愿归附于曹魏，也不奢望兼并蜀汉，（但是荆州一地还是必须要占领的，否则蜀汉随时可以顺江而下，几乎无险可守）但求割据江南，此一国策直至亡国未变。东晋则自命为中国的正统继承者，绝不承认别的王朝与它并驾齐驱，但是事实上它们存在着，不过东晋皇帝把它们视作“僭”、“伪”，非正统。因此东晋的国策别无选择，只能是北伐，以期光复，显示其正统地位。然而这近乎痴人说梦，东晋社会缺乏光复的坚实基础与动力。一方面，江南的士族在孙吴灭亡后，依然拥有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他们对南迁的西晋宗室很冷淡，在北方南下士族王导等的精心策划下，才拉拢了一批江南士族的支持。这批南方士族在东晋偏安政权中分享到部分权力与光荣，得到事实上的独立，他们对于北伐与光复没有多大兴趣。（这就是政治的妥协艺术）另一方面，追随西晋宗室南下的北方人民希望东晋能尽快北伐，（人民故土难舍，但上层可不管，对他们来说，在江南和在中原没有差别，都是人上人）收复故土，但掌权的北方士族到了富庶繁华的江南后，沉醉于骄奢淫逸的生活，并不打算有什么作为。上流社会中洋溢着醉生梦死的气氛和靡靡之音，男人崇尚化妆，文人竞相写作骈俪对偶、空洞无物的文章，毫无风骨可言，从此开创了所谓“六朝金粉”的社会氛围。这种绝望颓废的风气后来为南朝所继承与发展。在这种背景之下，要想由正统的东晋来统一全国，几乎是幻想。（说好的华夏正统呢？）东晋时代有过几次北伐，都以失败而告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首先北伐的是祖逖（tì）。他本是范阳郡遒qiū县（今河北易县东）人，在洛阳做官，洛阳沦陷后，率宗族部曲南下，寄居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建兴元年（313年）他率众渡江，在江中击楫发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晋元帝司马睿只给了他一些粮食、布匹，（晋元帝倒是想支持祖逖，但扶持他上位的门阀士族们愿意吗？）没有给他武器装备，让他自己去招兵买马，根本就没有诚意，也没有什么期望。祖逖在淮阴打造兵器、招募士兵，在北方汉族堡坞武装的支持下，（还是得找到真正想收复失地的人的支持）打了一些胜仗，收复了黄河以南大片土地。当“光复”已初露希望时，晋元帝却患得患失，怕他势力太大难于控制，派戴渊总领北方六州军事，钳制他的北伐。致使祖逖于大兴四年（321年）忧愤而死，北伐半途而废，收复的土地又相继丢失。第二个打算北伐的是庾亮。他是东晋皇室的外戚，晋成帝即位后，利用外戚地位当政，与南下的北方士族王导、王敦为代表的王氏势力争权夺利。当时社会上流行“王与马（司马氏），共天下”的说法，东晋皇室对王氏颇为不满。庾亮企图排斥王氏势力，想借北伐树立自己的威信，扩大势力。咸康五年（339年）镇守荆州的庾亮请求北伐，由于内部矛盾重重，未能实现。庾亮死后，其弟庾翼调兵遣将，打算北伐，迫于内部牵制，只得作罢。第三个进行北伐的是桓温。桓温是东晋少有的名将，他任荆州刺史时，率军攻入成都，消灭了成汉政权，一时威名大扬。东晋朝廷为了抑制他，派外戚褚chǔ裒（póu）带兵掣肘；桓温多次提请北伐，都不予准许，却派清谈家殷浩贸然出师，一触即败，全军覆没。于是才有了桓温的北伐。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率军由江陵出发进攻关中，很快进抵长安附近，由于给养供不上，（江南的士族也不支持他，打赢了对他们没什么好处）只得退兵。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第二次北伐，收复了洛阳，他上书晋哀帝，希望迁都洛阳，再图进取。但东晋的上层分子久已安于江南的奢侈生活，根本无意迁回北方。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次北伐的失败，便是注定了的。从桓温上疏请求北伐到第三次北伐失败，经历了二十年，终于一事无成，并非对手太强大，而是东晋当局千方百计处处掣肘，怕桓温因此而尾大不掉，会危及他们偏安江南的既得利益。无怪乎桓温要“泫xuàn然流泪”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历史远比这复杂得多。桓温的崛起是由于军权的膨胀，其兵力来源一是徐州方面郗xī氏部队，郗超欲拥立桓温为帝，便把郗氏部队拱手相让；二是荆州方面庾亮、庾翼的部队。桓温北伐业绩虽辉煌，但心术可疑，名为北伐，实乃凭借军力以树己威，为篡位奠基，王猛在关中与他扪虱而谈时识破其心计。（原来桓温和王猛之间还有这段故事）桓玄终于继承父志走上篡位道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刘裕不但击灭了桓玄，而且北伐业绩更胜于桓温一筹，入川、克陕、灭南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创造了东晋北进的新记录，然而这一切都是在为篡位作准备，所不同的是他竟然成功了。东晋北伐的几度失败，诱使已经统一北方的氐族政权——前秦的苻（fú）坚发兵南下，打算一举消灭东晋。383年，苻坚发兵九十万（到达前线的只有二十五万），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东晋方面谢石、谢玄只有八万军队迎击。然而奇迹出现了：晋军在淮水与洛涧交会处的洛口大破秦军前哨，乘胜前进，苻坚登寿阳城瞭望，见晋军阵势严整，前方的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先前口出狂言——投鞭可以断流，此时士气顿消。晋军进至淝水，要求秦军后退，以便渡河决战，苻坚企图乘晋军渡河时攻其不备，不料一退便不可止，兵败如山倒。淝水之战，晋军以少胜多，不但抵挡了前秦咄咄逼人的南下之势，而且一战而使前秦土崩瓦解。当时形势对东晋很有利，如乘胜北伐，收复中原并非无望。但东晋统治者忙于内部争权夺利，对“光复”毫无兴趣，谢石、谢玄也志在保全东晋，并无北伐的雄心壮志。（收复中原那有那么容易。晋军为了保卫乡土，会拼死作战，但如果孤军深入，军心不稳，结局会如何，那就不可知了。）东晋从建立到灭亡的百年间，始终以政治舆论上的北伐高调掩盖其甘心偏安之实际。到后来，干脆连北伐的高调也不愿再唱下去了。然而，偏安于江南一隅的东晋王朝的国祚，居然能够绵延将近一个世纪，原因何在？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然东晋犹能享国八九十年，则犹赖大臣辅相之力。”（其实就是门阀政治的生命力还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五、魏晋风度与玄学
魏晋是一个动乱而迷惘的时代，名士们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于乱世，心态发生了畸形的裂变，对文化、思想、社会风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统的无形约束消失了，法律的明文制裁无效了，对天下对自己陷入了绝望，对人生对未来丧失了信心，摆脱名教而自命通达，成了当时的流行风尚。对魏晋风度没有一个合理的诠释，便不能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化与思想，不能发现怪诞外表掩盖下的闪光亮点。（是一个“人的时代”，人觉醒的时代）《易经》讲垂衣裳而天下治，《周礼》讲服饰威仪与等级。因此，儒家一向讲究仪表端庄，儒冠儒服，循规蹈矩，道貌岸然。（当时这个词语还算是褒义词）魏晋名士却一反常态，或者过分讲究化妆，使男人女性化，或者不修边幅、放浪形骸，走了两个极端。当时的名士追求阴盛阳衰的病态美，“士大夫手持粉白，口习清言，绰约嫣然”，一副娘娘腔。玄学家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这就是文言文的魅力，仅仅用了四个字就将何晏的神态描绘的惟妙惟肖）还喜欢“服妇人之服”；诗人曹植洗澡之后都要涂脂抹粉，装扮一番；书法家王羲之为女性化的杜弘治那种“天姿国色”所倾倒，叹道：“此公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真神仙中人也！”为此他刻意仿效，使自己也“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南朝，梁朝全盛时，贵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一些名士放浪不羁，故意颠倒美与丑的标准，来发泄心中的郁闷。他们接待宾客时故意穿破衣烂衫，“望客而唤狗”；参加宴会时，故意不拘礼节，“狐蹲牛饮，争食竞割”。（其实就是一种极端化。要么刻意修饰打扮，像个女人；要么刻意放浪形骸，像个动物。总之没一个想当正常的男人）更有甚者，接待来客时，赤身露体，一丝不挂，美其名曰“通达”。“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酒醉之后，脱光衣裤，坐在床上，叉开双腿，称为“箕踞”（坐时两脚伸直叉开，形似簸箕）。另一“竹林七贤”刘伶，在室内一丝不挂，面对来访的友人，竟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kūn）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发展到后来，形成一种风气，邓粲《晋纪》说：“（谢）鲲与王澄之徒，慕竹林诸人，散首披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有的人“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凡此种种，都是对儒家礼教的背叛，其深层的原因在于，不满于黑暗的社会现实，又无力改变它，（或许打着这样的旗号，来释放自己的动物性）便佯狂而避世，当时人把他们看作疯子、狂人，其实他们内心十分清醒又极其痛苦，以怪诞的言行来宣泄不愿同流合污的心情。这种心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饮酒与服药。魏晋时代饮酒是一种社会风气，曹孟德的《短歌行》唱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世说新语》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然而魏晋名士的饮酒并非一味附庸风雅，而是为了避祸。如阮籍大醉六十日，为女拒婚于司马昭之子，使其欲杀不能。钟会多次用敏感的时事话题来试探他，企图抓住把柄，都因为阮籍酣醉如泥而无从下手，幸免于难。阮籍经常酣醉的原因于此可见一斑。正如《晋书·阮籍传》所说：“籍本有济世志，（这也就是当时中央政府控制力度还不够，再加上阮籍自身家世缘故，才能借酣饮以避世。放到后面的朝代，还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避祸，那多半下场不是很好看）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经常酣饮狂醉并非仅仅嗜酒成癖，其实是借醉逃避政治风险。他一方面无奈地向司马昭上劝进表，阿谀逢迎，另一方面写文章痛骂礼法之士，向往无君政治，处在这种矛盾之中，十分痛苦，只有一醉方休。（这是明显的精神分裂）刘伶也嗜酒如命，他自我表白：“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hú，五斗解酲（chéng）”；他一生只写了一篇《酒德颂》，透露了饮酒的原因是有人向他“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只有沉醉，才可无思无虑。依然是为避祸而饮酒。服药与饮酒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一种麻醉一种刺激。当时名士盛行服食寒石散（五石散），从眼前讲，为了纵欲以忘却人间烦恼；从远处讲，为了长生不老，向往神仙生活，追求超脱。何晏“耽dān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力开朗，体力转强”，然而它有毒性，长期服食后药物反应强烈，内热难耐，冬天也要用冷水浇身才能缓解。所以魏晋名士多穿宽大的旧衣服，脚拖木屐，为的是服药后易于散热又不损伤皮肤。名士们如此自讨苦吃，目的无非是暂时忘却社会的烦恼和精神的痛苦。鲁迅的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此有精辟而诙谐的论述。（有时间想看看这篇。）名士们逃避现实同时保全自己的最潇洒又最安全的方式是山林隐逸，以洁身自好的高士风范保持正直的人格和气节，委婉地显示了与当权者不合作的态度。他们向往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向往庄子的“织而衣，耕而食”，“一而不党”（无所偏私）、“命曰天放”（自然放任）的境界；向往无君无臣、无忧无虑、衣食温饱的理想社会。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构建了一个具有诗情画意的乌托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倾向。当然它并非纯属虚构，而是当时中原地区占据山险平敞之地的堡坞共同体的理想化。（还有这样的现实来源？）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指出：“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士人隐逸的目的“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情”。社会的动乱不定，改朝换代的频繁进行，（从汉到魏，从魏到晋，再到衣冠南渡，刘裕代晋，宋齐梁陈轮番登场。不由得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令人无所适从，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便成为士人的普遍追求。正如王安石诗所说：“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上述三种消极形式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体现对现实的不满，从反传统的意义上说它是一种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思想运动。这是一个畸形时代的产物。由于思想的解放，造就了可与春秋战国相比拟的群星灿烂的文化辉煌。玄学的出现是最值得注意的动向。汉朝的经学，一失于迷信的谶纬，二失于繁琐的传注，三失于经生墨守家法，只以师传之说为是，三者的共性是拘泥，是僵化，是教条。（这是个很普遍的问题，特别是传统的文科）重才轻德的曹操公开抛弃儒教伦理，使儒教日趋式微。几十年的动乱之后，重新开张的太学，已不再有先前五经博士的辉煌，仅仅成为逃避劳役的学生庇护所。研究儒家典籍的经学，专注于字义与读音，忽略了其中的普遍原理。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佛教在社会上蓬勃发展，道家随着道教勃兴而愈来愈引人注目。经学化的儒教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在动乱的时代，适用的范围是极其狭窄的，既不能成为治国安邦的方略，也不能成为功名利禄的捷径，（还是需要一个统一的大一统国家，儒学才能真正兴旺。所谓盛世修史，也是在复兴儒教）更不能成为消灾避祸的屏障，人们纷纷探寻代替它的东西，道教、佛教的兴旺是一个方面，玄学的出现则是另一个方面。当时的文人想借助道家的老庄思想使自己回归大自然，摆脱现实社会的扰攘纷争，但又不可能彻底摒弃儒家的经学，于是就出现了用道家思想诠释儒家经典的怪现象，（我记得最早在西汉早期，黄老思想出现的时候，就有这种现象，但没有魏晋时期那么普遍。）援道入儒，儒道合流，形成了魏晋时期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玄学，使僵化的儒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魏晋名士喜好老庄，何晏有《无为论》，王弼有《老子注》，阮籍有《达庄论》，郭象有《庄子注》，嵇康则标榜“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他们以道家思想赋予儒家经典新的内涵，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论语释疑》、《周易注》、《易略例》，阮籍的《通易论》，郭象的《论语体略》等，莫不如此，与两汉时代大相径庭。汉儒重家教、师法，注重家学渊源与宗派门户之见，魏晋名士学从己出，喜欢独立思考。王弼生长于正始年间，正是魏晋新思潮勃兴之际，士人们固然可以自由思想，却又倍感彷徨迷失和失去信仰的痛苦（这种痛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有的），便借谈玄说道来抒解心中的郁闷。这种大背景，使得才思敏捷的王弼，开魏晋玄学风气之先，独领一代风骚。于是披着儒家外衣的道家思想一时风靡天下，名士无不以谈玄成名，哲理之阐扬，应对之标准，师友之讲求，父兄之劝戒，无不以老庄思想为指针。玄学取代经学，老子取代孔子，形成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看来当时的名士们还是无法彻底撕掉儒家这层遮羞布）《晋书·嵇康传》载嵇康“不涉经学，又读《老》、《庄》，重增其放”，就是玄学哲理指导社会风气，社会风气又推动玄学发展的显例。因此他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指斥“六经未必为太阳”；高唱“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儒家政治伦理进行公开而大胆的挑战。高傲的阮籍会用青白眼看人，顺心的用青眼（黑眼珠）瞧，不顺心的则翻白眼，视而不见。《晋书·阮籍传》说他“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阮籍却安之若素，这既出于对人生真谛的最终归宿的通达理解，也出于对传统礼俗惰性力量的挑战，他非常蔑视那些“惟法是修，惟礼是克”，用礼法来约束自己的假名士，在《大人先生传》中，称他们为“裈中之虱”。（这比说别的什么还要严厉，跟说人是“土鸡瓦狗”一样，称得上人格侮辱了。他能活到寿终，家世起了很大一部分因素）魏晋名士的批判武器是道家的“无”，即自然主义。反映在文学上的建安文风，尚清峻，崇通脱。清峻即文章简约、立意严明，通脱即随心所欲、自然成篇，这便形成了“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的文风。文尚情随顾忌就少，显然是重自然、轻名教的一种表现。东晋画师顾恺之不仅善写丹青，而且擅长画论，尤妙人物肖像，其神来之笔在于画龙点睛，反映了绘画中包含的哲学思辨，即末与本、形与神的辩证思维。他的《洛神赋图》以曹植名篇《洛神赋》为题材，艺术地再现洛神飘逸委婉之美，洋溢着无拘无束的浪漫情怀。书圣王羲之的行、草把书法艺术推向高峰，一扫汉隶沉稳、厚重的呆板笔法——这种笔法适应了儒家拘守家法的需要。（汉隶和秦代的隶书看来还是有区别的。秦代的隶书，就像一条条法规，死板而严肃。汉代的隶书，更注重纲常礼教，沉稳而厚重）王羲之崇尚老子的自然主义、庄子的达观通脱，使书法艺术解脱了礼法的束缚，从玄学中得到启发，形成柔媚矫健的风格，遒劲温婉，舒卷自如，可谓得自然之精灵，融巧思之堂奥，他的《兰亭序》被后世赞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绝非偶然。魏晋风度与玄学是后人永久传颂的话题，新见迭出。旅美作家木心在他的名著《哥伦比亚的倒影》中如此写道：“滔滔泛泛之间，‘魏晋风度’，宁是最令人三唱九叹了；所谓雄汉盛唐，不免臭脏之讥；六朝旧事，但寒烟衰草凝绿而已；韩愈李白，何足与竹林中人论气节。宋元以还，艺文人士大抵骨头都软了，软之又软，虽具须眉，个个柔若无骨，是故一部华夏文化史，唯魏晋高士列传至今掷地犹作金石声，投江不与水东流，固然多的是巧累于智俊伤其道的千古憾事，而世上每件值得频频回首的壮举，又有哪一件不是憾事。”（想起《伤仲永》这篇）第七章北朝与南朝——走向再统一
一、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胡互化
西晋八王之乱以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纷纷建立割据政权，中原陷入分裂状态，直到北魏统一，长达一百三四十年间，历史上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304—439年）。“五胡”即五个“骑马民族”（我觉得更准确的是长期骑马、以骑马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即这些骑马民族与汉族建立的政权：汉（其后是前赵）、后赵、前燕、成汉、前凉、前秦、后秦、后燕、西秦、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南燕、北燕、夏。匈奴人建立的有汉（前赵）、北凉、夏；鲜卑人建立的有前燕、后燕、南燕、南凉、西秦；羯人建立的有后赵；氐人建立的有前秦、后凉；羌人建立的有后秦；汉人建立的有前凉、西凉、北燕。五胡十六国，从表象上看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时期，深入探究起来，它其实应该说是由分裂走向再统一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第一次统一是后赵石勒实现的，他统一了除辽西的前燕和凉州的前凉之外的北方地区，是北方短期的小统一。石勒在河北地区劝课农桑，恢复经济，建立学校，发展文化，都很有成效。第二次是前秦苻坚统一了整个北方，是北方短期的大统一。《晋书·苻坚载记》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这样也挺好的。身居中原，也不算偏居一隅）出现了一片升平景象。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北方出现了更大的分裂局面。但是由于长期的民族融合，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的同步进行，终于走向了北魏的第三次统一北方。（苻坚还是太着急了，欲速则不达。）从这一视角观察历史，这一时期最值得称道的就是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即汉胡互化。（以前只知道胡人汉化，汉人胡化倒是了解不多。其实少数民族史就是一个架构史，想象力丰富，并且把史实梳理出来了，就能写出一篇论文）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入居汉族农业区的过程是一个逐步汉化的过程，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南匈奴开始入居山西，到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匈奴部众的南迁过程持续了二百多年，匈奴逐步汉化。最突出的例子是刘渊——匈奴族政权汉的建立者。大约在曹操的晚年，匈奴贵族便因上代是汉朝皇帝的外孙，而改姓刘。刘渊在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方面很下功夫，师事上党崔游，学《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这些都讲究一个师承关系）尤其爱好《春秋左氏传》。据说他能背诵孙、吴兵法，《史记》、《汉书》、诸子百家无不综览，自命为汉初辩士随何、陆贾与名将周勃、灌婴四人才略抱负集于一身。304年他起兵反晋，为了争取汉人支持，宣称自己是“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因此他立国号为汉，自称汉王，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刘渊即汉王位后，任用他的儒学老师上党崔游为御史大夫。由此不难看出十六国的第一个政权建立者刘渊汉化程度之深。汉后来演化为赵，史称前赵。前赵的刘曜yào沿用刘渊之子刘聪的胡汉分治之制，他以皇帝的身份直接治理汉人，让其子刘胤以大单于（匈奴首领的称号）的身份治理本族，（这是早期的南北官制度）刘曜任命一批关中士族出任高官，又在长安设立太学和小学，招收匈奴、汉人子弟，年二十五岁以下、十三岁以上素质较好者一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朝贤，指朝中的贤人，亦泛指朝臣）明经笃学者为老师，悉心培养。羯人石勒脱离前赵，建立后赵。石勒汉化程度也很深，他认识到羯人力量有限，要巩固后赵必须争取汉人合作，尽量利用汉人的治理方略。他重用“博涉经史”的汉人张宾为谋主，言听计从，显示了很高的汉文化水平，他下令胡人不准欺凌衣冠华族（汉人），派人到各地劝课农桑；他不识字，却喜欢听人讲书、诵读史书，（“刘项原来不读书”）从中引以为鉴，虽在军旅戎马倥偬之中，也不稍懈怠；他设立太学和郡国学，培养包括胡羯将领子弟在内的人才；还立了秀才、孝廉试经之制，提倡儒学。进入中原的氐族也深受汉文明的影响，前秦的苻坚即位后，重用汉族寒门士人王猛，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对王猛主张“宰宁国（指安宁的国度，而非使国家安宁）以礼，治乱邦以法”，十分欣赏。他广修学宫，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经义优劣，奖励儒生，以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他对博士王寔shí说：朕一月之内三次亲临太学，发现人才，躬亲奖励，目的在于，不使周公、孔子的微言大义在我手里失传，是不是可以追上汉武帝、汉光武帝了？王寔回答：陛下神武，拨乱反正，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汉武帝、汉光武帝何足道哉！（武帝、光武帝还是强太多了。一个把汉民族推到了历史的一大高点，一个结束乱世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而苻坚此时也才统一了北方。过分的马屁还是害人）建立后秦的羌族，在关中与汉族长期杂居相处，姚苌起兵时得到汉人支持，后秦政权一建立就采用汉制。姚兴继位后，多方笼络汉族士人，延揽名儒到长安讲学，生徒多至万余；又经常和名儒们“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姚兴还招致龟兹高僧鸠摩罗什传播佛教、翻译佛经，并与鸠摩罗什互相考校佛经，佛教因此大为流行。在姚兴治理下，后秦一度强盛，曾控制西起河西走廊东至兖州、徐州等地。（都打到那么远的地方了）何兹全说：西晋末年，随着士族上层的渡江，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也被带过江去，原先影响甚微的经学士族留在北方，他们保持着汉朝讲经学重礼仪的旧传统。而胡族政权武力占据北方，要立国中原，必须熟悉儒学传统，崇尚中原文化，以汉法治汉人。胡族君主与汉人士族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儒学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同化作用。（很难想象，北方的胡族对玄学的看法。假如这些衣冠士族没有南渡，留在北方，下场会如何？）以往史家把十六国的建立归咎为“五胡乱华”，显然是皮相之见。十六国的出现是北方民族大批入居内地，与汉族长期融合的结果。胡人的汉化与汉人的胡化是同步进行的。（所谓汉中有胡，胡中有汉）十六国时期，随着骑马民族的南下，把畜牧及其他生产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据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牛、马、骡、羊等牲畜饲养、役使方法，以及兽医术、相马术、畜产品加工术，如制作毛毡、奶酪、油酥，逐步为汉人所接受。鲜卑人叱干阿利制造“百炼钢刀”，有龙雀大环，称为“大夏龙雀”，十分锋利。匈奴人綦qí母怀文制造的“宿铁刀”，是“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钢），以柔铁为刀脊，溶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这些似乎都有一些科学依据），锋利无比，据说后世制作钢刀乃其遗法。随着胡汉杂居，大量胡物胡俗在中原推广。如胡床自北而南广为流行，促使高足家具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席地而坐的习惯。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变化。汉代以前中原人民习惯于席地而坐，即跪坐；若双脚前伸，叫作“箕踞”，是极不恭敬的失礼行为。引进了称为“胡床”的椅子，人们才逐渐改变席地而坐的习惯。《后汉书·五行志》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民风为之一变，这其中就包括“胡床”与“胡坐”。近代以来在罗布泊、尼雅等遗址，发现了汉晋时期雕有犍陀罗纹样的椅子，就是所谓“胡床”。以后“胡床”不断演化，有了各种各样的名称：绳床、交椅、交床、逍遥座、折背样、倚床等。《齐民要术》中所记的胡物有胡饼、胡椒酒（筚bì拨酒）、胡饭、胡羹、羌煮等。汉人逐步采用烧烤兽肉、用毡包头、用奶酪为饮料的胡人习俗。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的流行，给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北方汉族子弟学习胡语成为当时的时髦之举，久而久之，北方汉语中杂有“胡虏”之音。（元朝、清朝皆如此。以说蒙古语、满洲语为时髦的大有人在）著名的《敕勒歌》唱道：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据《乐府广题》记载，这首民歌是东魏时敕勒人斛律金奉高欢之命而唱的，“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语（汉语），故其长短不齐”。斛律金是敕勒斛律部人，该族早先说敕勒语，这首民歌早已广为流传，提炼加工而成《敕勒歌》，斛律金把它译成汉语唱出来，其中充满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沧桑感。胡乐对中原音乐有深远的影响，胡笳hú jiā、羌笛、琵琶的广为流行，与民族大迁徙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民族大迁徙，漠北、西域以及其他边远地区音乐大量输入，鲜卑、吐谷浑tǔ yù hún、步落稽（bù luò jī，即稽胡。古族名。又称山胡）、高丽、龟兹（qiū cí）、疏勒、西凉、高昌、康国、天竺等地的音乐，与中原汉族音乐交融汇合，使传统音乐更趋丰富多彩。西晋后期，天竺国（说是今日印度半岛一带。看来玄奘之前，天竺与中土就有了密切的联系）送给凉州刺史张轨乐工二十二人，乐器一部，其中有笛子、琵琶、箜篌、五弦、铜鼓、皮鼓等，还带来了天竺调。前秦末年，吕光远征西域，又获得筚篥bì lì、腰鼓、答腊鼓（dá là gǔ，古代龟兹、疏勒打击乐器之一，与羯鼓相类，以手指敲击。后传入中原），以及龟兹乐曲。人们不难从中窥知，当年中原胡歌、胡乐盛行的斑斓景象。汉胡互化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缩小了民族差异，为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二、北魏文明太后、孝文帝的改革与汉化
建立北魏的拓跋氏是承担中国北方再统一使命的鲜卑族的杰出一部（即鲜卑拓跋部）。中国历史上骑马民族的影响是很不小的，鲜卑族便是其中之一。拓跋部在中国北方边境出现时，没有房屋、文字，更没有法律，在与汉族商人接触之前也没有私有财产观念。魏晋之际，他们游牧到了阴山以南草原，成为三十六个鲜卑部族的首领，确立了领导权。公元4世纪初，他们自称可以动员“控弦骑士四十余万”，而当时的全部人口还不到一百万，堪称全民皆兵了。（可见拓跋鲜卑部动员能力之强）西晋王朝为了利用拓跋部的力量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容许它进入今山西长城内侧五县（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guō县）之地，从此开始了拓跋部的农业定居时期，其首领拓跋猗卢被晋朝封为代公和代王。拓跋什翼犍即王位后，用汉族士人为谋士，分置百官，以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为都城，初具国家规模。376年，前秦苻坚攻灭了拓跋部的代国。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拓跋珪于386年纠合旧部，在牛川（今呼和浩特东）即王位，改国号为魏，拓跋珪就成为魏道武帝。魏这个国号早已出现过，周朝时是一个诸侯国名，三国时又有魏国（曹魏），王朝史家为了区别于前者，称拓跋氏建立的魏为北魏或拓跋魏。北魏道武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日趋强盛，到太武帝拓跋焘时结束了十六国混乱局面，于439年统一北方（黄河流域），与接替东晋的宋——南朝的第一个政权相对峙，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北魏统治者面临着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曾经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淝水一战失败后迅速崩溃，北魏应如何巩固统治，而不至于重蹈覆辙，从道武帝到太武帝，都在为此而努力，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改革鲜卑旧俗和加速汉化上。在这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文明太后冯氏和孝文帝拓跋宏。文明太后是北魏第四代文成帝的皇后，第五代献文帝在位时开始左右朝政，在她的控制下，郁郁不得志的献文帝传位给五岁的儿子拓跋宏。承明元年（476年）文明太后毒死献文帝，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成为5世纪80年代改革的最重要决策人，这和她的汉族出身有着密切的关系。文明太后冯氏是北燕王室的后裔，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曾祖冯安于4世纪末迁徙至昌黎（今辽宁朝阳东南）。407年冯安子冯跋自立为北燕王，据有辽东一带，429年弟冯弘继位。不久，冯弘之子冯崇、冯邈争权，相率降于北魏，436年北燕为北魏所吞并。冯氏之父冯朗因事被杀，冯氏被没入宫中，由于其姑母已是魏太武帝的贵妃（左昭仪），冯氏才免于沦为奴婢。454年冯氏被选为魏文成帝的贵人，两年后立为皇后。465年文成帝死，十二岁的献文帝继位，冯氏成了太后。466年她发动宫廷政变，杀了控制朝政的丞相乙浑，临朝听政。从476年文明太后专政（专政的相比于临朝听政，有过之而无不及）到490年她死的十多年中，“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忌，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可见她是一个颇有政治才干的女强人，堪与后来的武则天相媲美。（辽朝的萧太后也是一位女强人）当她第一次临朝听政时，就下诏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学校，不仅表现出对文治的重视，而且规定学生“先尽高门，次及中第”，正式承认汉人门第，迈开了汉化的第一步。（原来北魏汉化的第一步是正式承认汉人门第）476年第二次临朝听政时，她以孝文帝名义发布诏书：“自今已后，群官卿士下及吏民，各听上书，直言极谏，勿有所隐。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风俗者，有司以闻，朕将亲览，与三事大夫（三事大夫是西周时期设置的官职，由常伯、常任、准人三类职官构成，常伯（牧）掌管民事，常任（任人）负责官员选拔，准人（准夫）主管司法。）论其可否，裁而用之。”表示要大张旗鼓地开展一场政治改革运动。（一）正式颁布官吏俸禄制度。北魏早期的官吏（无论中央或地方）无俸禄，弊端甚大。（这些北魏官吏怎么可能每天都是星期日义务劳动呢？）太和八年（484年）颁布官吏俸禄制度，按季发给俸禄，并且规定：从此以后，再有贪赃绢一匹以上者，立即处以死刑。均田令颁布后，又规定官吏按职级高低授予公田（俸田），作为俸禄的补充。这些举措对于遏制贪污腐化起到重要作用。（二）颁布均田令。太和九年（485年）的均田令，旨在对无主荒地和所有权不确定的土地实行分配与调整（详见下节）。（三）实行三长（zhǎng）制。太和十年（486年）文明太后根据汉人官员李冲的建议，在地方基层建立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以代替原先以宗族为单位的宗主督护制。如果从明元帝永兴五年（413年）算起，到太和年间，宗主督护制已实行了七十多年。客观地说，宗主督护制的实行一度缓和了鲜卑拓跋部与中原地区宗主豪强的矛盾，对北魏在中原的统治有利。但这是有限度的，正如李冲所说“旧无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宗主荫庇近支宗族及非同族的依附者，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为了进一步巩固北魏对中原的统治，必须摈弃这种落后的宗主督护制，建立完备的地方行政体制。当李冲提出废除宗主督护制建立三长制的建议时，文明太后大力支持，召见公卿百官前来议论，明确表态：“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四）实行租调制。这也是根据李冲的建议于太和十年颁布的。规定一夫一妇（一户）每年向政府缴纳帛一匹（麻布之乡则为布一匹）、粟二石，这是按均田令一夫一妇受田已足的假定前提为依据的。（得有土地才行，否则自耕农还是会依附于大地主）改变了过去按大户征收的方法，比较合理，负担也较轻，由于许多荫附户口脱离了宗主，政府的租调收入反而有所增加。太和十四年（490年）文明太后死，孝文帝亲政，进一步强化改革，重点是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汉化。首先，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年）把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形成了鲜卑人一次大规模南迁。促使孝文帝迁都的原因很多，而平城地区灾害频繁（看来大同一带气候不好，从北魏时期就开始了）粮食短缺是关键。根源在于鲜卑拓跋部从盛乐向平城的迁徙带有相当的盲目性，要在塞上建都，必须用武力强徙大批人口充实这片久已荒芜之地（之前不荒芜吗？），而当时以平城为中心的代都地区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对人口的承载力是有限的。为了摆脱这一矛盾，热衷于汉化的孝文帝便义无反顾地迁都洛阳。据专家推算，由平城一带迁入洛阳的移民约108万，其中包括文武百官及鲜卑兵20万，以及这些人的家属，此外也包括大批汉族百姓。这样大规模的南迁，由于北魏给予“代迁之户”许多优惠条件（如赐田、免租），进行得相当顺利。为了缓和部分鲜卑贵族“难于移徙”的情绪，孝文帝特许他们“冬则居南，夏便居北”，于是出现了一批每年都如候鸟般南来北往的“雁臣”。然而，南迁与汉化毕竟是大势所趋，孝文帝后来又规定，迁洛的鲜卑人，死后葬在洛阳，不许归葬代北，逐渐以洛阳为籍贯，割断与代北的联系。迁洛以后，鲜卑人分成迁洛阳、留住平城一带和六镇两部分，迁洛部分到六镇内迁时，大体上已汉化。一个统治民族经过三十年，就融化在被统治民族里，是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大成功。其次，改革鲜卑旧俗，推行全面汉化政策。孝文帝拓跋宏是引导鲜卑深入汉化的关键人物，他本人也是北魏诸帝中汉化色彩最浓的一位，汉文化修养很深，十分器重出身江南高门的王肃，认为鲜卑族必须汉化才能巩固政权，统一南北。《魏书》说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很像金朝的几位汉化程度很高的皇帝。都忘记了自己祖先是马上征战得来的天下）他以大儒自居，以儒学治国，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恢复孔子的“素王”地位，尊孔祭孔活动逐步升级，迎合中原士大夫的夙愿，笼络大批汉族士人。二是实行礼治，改革鲜卑旧俗。太和十九年（495年）下令进行语言改革，禁止三十岁以下官员说鲜卑话，（连自己民族的语言都不能说，这不由得想起“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相比之下，清代的统治者也尽量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习俗，但到最后会说满洲语的，王公贵戚里面也只是少数。）犯禁者一律降爵黜官。为此，他宣称：“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鲜卑语），一从正音（汉语）。”（一个是“北语”，一个是“正音”，褒贬之意隐含其中。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说这话的是个汉人皇帝）可见禁鲜卑语是实行礼治的一步，其他方面莫不如此。例如把鲜卑复音的姓氏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皇族拓跋改为元，此外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赖改为贺，独孤改为刘，贺楼改为楼，勿忸niǔ于改为于，纥奚hé xī改为嵇，尉迟yù chí改为尉，达奚改为奚等，一共118个复姓改为单姓。他还亲自拟定条例，规定鲜卑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与汉人士族中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xíng yáng，地名。在今河南郑州西。）郑氏、太原王氏四姓门第相当，不得授予卑官，使鲜卑八姓也门阀化。再如孝文帝为了加速汉化，促使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自己娶卢、崔、郑、王及陇西李氏之女入宫（陇西李氏崛起的开始），又强令六个兄弟聘汉人士族女为正妃，元禧聘陇西李辅女，元干聘代郡穆明安女，元习聘荥阳郑平城女，元雍聘范阳卢神宝女，元勰聘陇西李冲女，元详聘荥阳郑懿女。（看得出来，陇西李氏和荥阳郑氏，备受孝文帝重视）皇族和汉人士族通婚，一般鲜卑人自然要效法，入居中原的鲜卑人很快被汉化融合了。三是提倡以孝治国。孝文帝奖励天下孝悌，倡导尊老、养老风气。孝文帝以后，以孝治国成为北魏的传统，诸帝谥号多冠以“孝”，宗室学《孝经》，皇帝讲《孝经》，成了每朝惯例。孝文帝的全盘汉化政策，使胡族政权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被中原文明所同化，《魏书》说：“礼仪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他以诏令的形式定四海士族，以法律规定士族制度，使胡汉的分野转化为士庶的区别。（其实这是很聪明的做法。按现代的话来说，一方面是把民族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有仇的找豪强地主、门阀士族去报，都是一伙的，别只找鲜卑人；另一方面团结了北方士族，巩固了统治基础）孝文帝后期，汉人士族担任将相的人数从不到四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一，经过宣武、孝明两帝的继续扶植，几乎达到胡汉各半的比例，不难看出华夷之别已非常淡漠。北魏一代，从经学角度看，儒学无可称道；从政治文化角度看，儒学作用非凡：大大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也使中原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在北方汉族士大夫眼中，割江而治的南朝已不再是正统所在了，只有北魏治下的中原才是传统文化的中心。（这是自然，相比于南方那些只知道空谈玄学、放飞自我的士族皇族，北方中原还保留着儒家的礼仪与纲常）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魏北海王元颢hào回洛阳，在接风（指设宴款待远来或远归者的礼仪习俗）宴会上陈庆之振振有词：“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当他亲眼目睹洛阳旧貌换新颜，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后，回到梁朝对人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北魏改革的结果，促进了民族融合，为统一奠定了基础。但是改革也引起鲜卑上层贵族相当大的敌意，他们对皇帝偏爱汉人士族有所反感，对削弱鲜卑贵族势力有所不满，宫廷政变与阴谋绵延了三十年。到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延续十六年，西魏延续二十一年，演化为北齐、北周。其后，北周吞并了北齐，隋又代周，继而灭了南朝的最后王朝——陈，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统一局面形成于隋，基础却奠定于魏。通向再统一的道路，是由强有力的西方合并东方，再由强有力的北方合并南方，再现了秦统一的轨迹，难道是偶然的吗？（历史真是太过于相似了，或者说，太押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