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性组织	学习型组织
组织目标	向前看	向后看
信息	多多益善	简约化（制度化）
决策过程	共时性	逐次化
行为原则	最大化原则	满意原则
组织机制	理性设计	学习机制、规章制度、注意力

第六讲组织中的激励问题

一、经济学的激励研究

1.激励是委托方基于代理方一定的物资上或精神上的利益，使得后者按照前者的目标而采取行动。换言之，就是通过激励机制使得委托—代理两者之间的目标一致。激励能够使代理人的行为和委托人的行为一致，这是经济学激励理论的基本思想。

2.激励设计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1）我们要提供足够的激励让对方进入公司或建立合同关系。

（2）利益兼容问题，即通过激励机制设计使得组织成员愿意为组织目标尽心尽力。在信息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委托方无法观察到代理方的努力程度，只能通过给予激励来促使对方努力。

（3）在努力程度和随机事件影响无法区分的情况下如何给予激励

（4）激励与风险的平衡问题

3.经济学的一个模型：激励原则

（1）有效信息的原则：委托方在设计合同给鸡代理方激励的时候，应该选择那些有效信息的指标，这些指标产生误差的可能性越小越好。例如，某餐饮总店经理要将一家分店租给一个代理方。如果这家分店正巧开在了上业务，那么这个分店的销售规模与分店经理的努力与否关系不大。在这个条件下，如果总店经理对分店经理奖励的指标是销售额，这就不是有效信息，因为销售额不能准确反映他的努力程度。

（2）激励强度的原则：在什么条件下应该提高或减弱激励的强度？

a.考虑员工的努力和产出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弱，即他的努力和产出关系不大，那么不应该有很高的激励强度。例如，在一条生产流水线上的各项工作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如果你只对其中一个环节给予很大激励，而其他环节保持不变，那么这个环节的多余产出只能被堆积，对整个产品的产出没有贡献。

b.测量表现的准确程度。如果我们可以对某项工作的表现进行十分准确的测量，那么就应该提高激励强度；反之，如果测量不准确，提高激励强度会导致错误的行为。

c.考虑个人承受风险的能力。

d.个人或工作性质对激励的反映程度。例如，一个办公室的收发人员，他的工作可能就是收发和打电话，工作例行化。所以及时提高这项工作的激励强度，收发员的反应程度也是有限的。

（3）监督强度的原则：监督机制实际上是减少随机因素的影响。我们观察（监督）得越仔细，就越了解随机变量的作用，也就可以更好地区分随机变量和个人努力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对个人努力进行激励，而不是对随机因素进行激励。但也要考虑到监督成本问题。换言之，如果我们要增强监督强度，就需要首先把工作表现好坏的标准定义清楚。例如，当评估越来越依赖主观评价时，我们就越来越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和上司经理搞好关系。这时候，提高监督强度反而会适得其反。

（4）平衡激励的原则：如果我们要求员工对几件事情给予同样的注意力，那么这几件事情上的激励强度必须是一样的。否则不应该期待人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分配注意力。

二、社会学中的雇佣问题和激励问题

1.如何立即组织内部存在等级结构的现象？

（1）经济学从激励角度提供解释：等级制度下的晋升过程和评估对人们的行为提供激励；

（2）社会学认为：组织内部市场和等级制度的产生与社会群体机制有关。拜伦认为，任何一种组织群体内部都需要保持一种和谐。如果领导现在要在这一群体内部提拔一些人。这些被提拔的人就会在组织里面造成很大的紧张。因此，组织出现许多叠床架屋的机构，大多是为了解决群体内部的矛盾而分化出来的。

2.社会学关心如何通过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解决组织激励问题、团队合作问题以及员工积极性问题。

（1）索伦森和卡莱伯格提出过去的社会学研究关注个人层次或人和社会分层的关系，我们现在应该考虑人在组织中的关系。一个社会的人和社会分层的结构位置之间有个匹配过程，即一个社会结构中的人是如何与一个组织结构中的位置结合在一起的。这个过程与组织内部的等级制度相互关联。也就是说，在讨论一个人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时，我们应该考虑他在组织中的位置是什么，他与组织中的位置之间的（相互）匹配过程是什么。

（2）索伦森和卡莱伯格进一步提出，组织有两种模式：开放性模式和封闭性模式。开放性指的是人来人往、自由流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封闭性指的是组织内部形成了垄断、对人员流动形成了严格限制。组织中究竟采取开放型还是封闭型制度取决于劳资双方讨价还价的力量。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两个研究课题：一是对工作内容的控制（工作自主性）；二是对工作机会（是否可以得到工作）的控制。在考虑人和组织匹配过程中，需要注意工作的自主权和自主性问题。这意味着，组织内部结构对人的机遇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工作自主性是研究人们社会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

（3）社会学家认为人在组织中的地位不是他自己决定的，也不是由资本家来决定的，而是通过一些集体的行动如行会、工会（甚至小的团体）等，在与雇主、经理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不研究群体的现象，就很难解释个人和组织内部的位置是怎样匹配在一起的。

（4）波多尼和拜伦针对结构洞理论的不足提出，组织内部不同于市场。非正式社会关系是组织内部重要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建立的小群体通常有着极高的重复关系密度，缺乏结构洞。但这些网络有助于建立一个人的身份、社会期待，从而增大其晋升机会。他们认为不仅要注意网络的形式，还要关心网络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提出有两种网络关系：一种是建立在组织内地位上的关系，例如你不当系主任你就不会和其他系的很多人发生关系；第二种是人际关系，即博特原来意义上的关系，以个人为分析单位，强调人们之间相互竞争，建立各种关系以便取得竞争优势。波多尼和拜伦认为，网络不仅可以提供信息、资源，还能提供个体归属感。因此，他们认为网络具有四种类型：一是工作建议型，指的是因为工作原因接触很多人，得到很多解决工作问题的建议；二是策略信息型，指的是博特意义上的网络类型，可以得到策略性信息和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三是圈内关系，强调的是不是要从关系的对方那里得到什么资源，而是与他们建立这种关系后，大家会产生相互认同，产生了共同期待和赞赏。这种类型的网络是重复性的网络；四是社会支持型。

第七讲契约制度研究

一、经济学中的合同框架

1.什么是合同？：从宽泛意义上界定，任何两个经济实体是双边关系或多边关系都可以称为合同关系，比如组织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企业之间的关系、大公司总部与分部之间的关系、雇主和工人的关系以及部门之间关系等。这些合同可以是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建立在社会期待上。

2.交易成本的思路

（1）交易成本学派关心的问题更多的是与投资专用性有关的交易成本。因为有；投资专用性，合同的中心内容就是如何防范违约带来的风险。这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威廉姆斯指出，契约的法律经过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或形式：最早是所谓“古典契约”，关心的是法律条款是如何具体规定的，应该怎么执行，执行以后如果出了问题，应该由谁来承担什么责任。这时它关系的只是合同具体条文的执行问题以及应该如何解释法律条款等问题。在这里双方是充分竞争的关系，我们不关心合同中的具体人，只关心怎么执行这个合同，因为合同双方没有非市场的依赖关系。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契约”，强调合同双方有着依赖的关系，因此法律判决上不仅要考虑契约本身的内容，还要考虑契约当事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也就是说，一旦签订合同之后，甲乙双方就不再是市场关系，而是产生了依赖关系，我们就需要考虑投资的专门化问题。第三个阶段是“关系契约”，在关系合同中，合同的内容不像过去那样规定的很详尽，而是搭了一个治理框架，一个有关如何解决合同中出现问题的权威结构。因此，合同双方的关系在执行过程中根据新的情况随时调整。在这里，双方不仅有依赖关系，而且有组织之间的渗透关系。

（2）合同形式与交易成本：一是合同的形式、内容和执行过程都因交易成本而异。由于合同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一定因交易成本不同而不同；二是研究的分析单位是合同而不是组织。同一个组织和不同的人签订的合同都应该是不一样的。如果交易成本相同，那么合同形式都一样；如果交易成本不同，则应该在合同中反映出来；三是合同双方是独立法人，否则签订了合同也不能执行。

3.不完备合同理论/产权理论

（1）以威廉姆森的下雨租伞为例子，看起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交易，但是里面实际上设计了很多复杂情况，包括雨伞坏了、坏到什么程度、谁来修理、谁来负责赔偿；什么时间使用雨伞、雨下得大不大、下雨的可能性有多大等，这些不确定性因素都对所付的租金产生影响，因此，任何一个合同都无法包容所有的可能性。这种不能包容所有可能性的合同就是不完备合同。

（2）“权力”在这种不完备合同中非常重要。“权力”指资产的剩余所有权。举例来说，租车公司把一辆车租给司机。在出租的时间之内，车归这个司机使用；但在这段时间之外，车就是公司的。也就是说，出租时间以外对这辆车的决定权就叫做资产的剩余所有权。因此，由于合同是不完备的，很多可能性不能在合同中全部反映出来，所以谁拥有资产的所有权，谁就有权决定合同规定以外出现的问题以及怎样去解决合同中出现的问题。

（3）产权理论批评新古典经济学不讲“权力”，对于后者来说，经济活动是由价格（市场）来协调，权力的分配对它而言并不重要。尽管博弈论讲权力、资源，但是博弈论所讲的权力概念不同，它强调权力是一种市场力量，是能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此外，委托-代理力量只考虑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没有关注权力。因此，不考虑合同的交易成本问题，就不会讨论事后权力分割问题。

（4）产权理论的重要命题：公司间合并的收益使得收购公司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激励增加；这是因为它获得了更多的剩余控制权，所以它可以得到这种投资所创造的事后盈余的更大部分。另一方面，合并的成本使被收购公司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激励减少，因为它只拥有较少的剩余控制权，它只能得到由它自己创造的事后盈余增量的较少部分。在不完备合同条件下，合同一方（或双方）的“关系专用性”的投资会低于效率水平上的投资。举例来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兼并了一家效益非常好的软件公司，但是这家公司被兼并后就开始亏损。最后AT&T不得不以低价把这家公司卖掉，造成了自身亏损。从产权理论视角看，在合并以前，这两家公司是独立的，受到市场竞争压力，双方都努力追求利益最大化。当公司合并后，这家软件公司所得的利益不再由自己完全占有，而是要和AT&T分享。因此，这家软件公司就失去了以前竞争的激励，在专门化投资上越来越少，导致效益下降。

4.经济学有关风险分配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风险分配应该与合同各方承担风险的取向成正比，即哪一方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它就应该承担相应比重的风险。

二、社会网络与合同关系

1.社会网络学派存在两种思路，第一个思路是认为网络是功利性的。这种思路与经济学的效率机制是一致的，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网络是实现效率机制的一种手段或工具。也就是说，如果有比网络更为有效率的组织形式，那么组织就会则由而取。第二种思路认为网络具有内嵌性，即网络结构是一个客观存在，制约人们的选择和取向。因为有了社会关系从而改变了经济关系，经济关系随社会关系的不同而变化，经济合同内嵌在社会关系中。

第八讲声誉制度的比较研究

一、经济学的解释逻辑：声誉=信息

（一）新古典经济学

1.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价格协调人们的行为，因此，在市场交易中不需要任何市场之外的制度设施。充分竞争的市场是不需要任何“非经济”的因素的，由此也没有声誉产生的空间。

2.以阿克罗夫的“旧车市场”困境为例：在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中，理性是无限的，信息是完备的，市场竞争是充分的。在这些条件下，竞争和价格等市场机制可以协调经济活动和交易，达到效率经济，而不需要任何其他的非经济机制。但是，旧车市场案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即旧车的卖主比买家更了解车的质量。这个案例的意义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商品都是“经验商品”，顾客只有在使用后才能知道它们的质量。信息不对称的条件诱发了投机行为。例如，高质量产品的制造成本昂贵，但它们的质量在顾客购买时常常无法直接观察到，一些低劣产品的生产厂家有激励可以采取“打一枪就走”的策略。而顾客也预估到这种情况而拒绝高价购买产品。如此下来，高质量产品就会无人问津，只能退出市场。在这里，价格和竞争等市场机制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组织制度和组织策略相比于市场机制开始起到了重要调节作用。例如，在旧车市场上如果有一个稳定的旧车买卖公司，那么就可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困难。这家稳定存在的公司可以利用过去行为的声誉向顾客表明自己产品的可信度，而且可以对卖出的产品实行“三包”等制度措施。因此，声誉成为解决信息不对称性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

3.达斯古波塔模式：从功利性角度解释信任的产生

（1）基本思路：信任是一种商品，人们只有在有利可图时候才会提供这种产品，而顾客必须付出代价才能购买到这一产品。我们给予对方“信任”意味着我们接受对方的承诺，而不加防范；但是，承诺必须有利益的保证，只有受利益驱使的行为才值得信任。换言之，任何没有建立在实际利益之上的道德约束都是脆弱的。因此，卖方对声誉的投资取决于这一投资的回报高低。而买方对卖方的“信任度”也取决于后者的利益是否有足够的激励来采纳“诚实”策略。

（2）仍以旧车市场为例：假设建立一个博弈模型，有两位成员，分别是一位车行的推销员和一位顾客。推销员的行为可以选择“诚实”或“欺骗”，顾客的行为可以选择“买”或“不买”。在这个博弈模型中，推销员比顾客更了解旧车的质量，但双方都知道这一点。同时假设推销员会为追求私利，有投机倾向。第一种考虑在一次性博弈情况下。推销员最佳策略是欺骗顾客，但顾客也清楚对方会采取欺骗行为而对对方毫无信任，从而拒绝购买。结果是双方交易无法达成。第二种考虑重复博弈情况，当推销员采用欺骗策略时，顾客可以把自己的受骗经历告诉其他顾客，从而影响其他顾客购买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推销员更可能采用“诚实”策略对待客户，客户也知道这一点并愿意进行交易。于是，该车行在利益基础上有激励建立“童叟无欺”的声誉，而双方的信任建立在这个互利的基础上。

（3）从组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克服投机行为、维系声望制度的一个重要机制是通过组织制度将“一次性博弈”变成“重复博弈”。事实上，有许多社会设施都起着变“一次性博弈”为“重复性博弈”的功能，例如在集贸市场上设置固定摊位。

4.克莱因和莱弗勒的信号理论解释

（1）信号理论的基本思想：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拥有信息的一方有时愿意通过某种方式发出信号以表明自己的能力。例如，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公司必须采取一些信号表明自己产品的质量。

（2）克莱因和莱弗勒的基本命题：在不同质量产品并存的市场上，高质量产品的厂家需要一种信号以帮助顾客区别不同类型的产品。也就是说，对于不同质量产品的厂家来说，采用这种信号的成本必须是不同的，与其产品质量高低成反比。例如，高质量厂商会提供“三包”服务。原因在于，高质量产品很少有质量问题，所以产品“三包”的成本很低；但产品质量低的厂家如果实行“三包”的成本就会很大。他们进一步提出，高质量产品的厂家可以采取的一种有效信号是沉淀投资，即无法挽回的投资，如精美包装、奢侈服务、高额广告费。这些无法挽回的投资提高了“卖不出去”的成本。也就是说。商家花大价钱投资这些成本，一旦顾客不满意他们的产品，商家对这些服务的投资将会浪费。因此，低质量产品的厂家就不会采用这种信号。通过提高卖不出去的成本的手段，使得别家厂家在模仿时必须考虑一旦低质量产品被顾客识破，这些成本就会变成沉淀成本而不可逆转，从而使得后者无法采取这种信号。

（二）总结与讨论

1.声誉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制度。在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不完全合同这一系列问题面前，市场和价格的机制无法正常运行，必须由其他机制取而代之。这里的中心问题是信息以及获得信息的代价。交易成本学派认为，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了合同的不完备性，从而诱发了“要挟”问题。这种情形下，声誉成为解决信息问题的重要手段。声誉作为个人或企业的过去行为的印证，为与其交往的其他人或企业提供了重要信息，从而保障了未来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因此，声誉是解决信息不完备性和不对称性的一个重要机制。经济学将声誉看做是一种资本“商品”，对其投资可以在未来得到回报。正是对这种“回报”的预期导致了人们对声誉的投资和维系。换言之，经济学把“声誉”变成一维性商品：高低（产品质量）、好坏（行为诚实、欺骗）、合作与投机。不过，在信息匮乏情况下，人们很难知道声誉投资的回报的可能性。

2.社会学认为经济学视角忽视了声誉现象的重要社会基础。在实际生活中，声誉常常是多维度的，并不仅仅是客观信息，而是来源于各个社会群体中个人相互作用的社会评估过程。以中国的香烟等级制度为例，这并不单单是个人或卷烟厂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而是与中国社会的等级制度和人际交往方式有着密切关系。在法国大歌剧院看演出的价值与社会中“文化品位”的分布也有着密切关系。

3.经济学只注意到了“不可逆转”的投资，关注到这种“投资”的成本超过了竞争市场上的边际成本的代价。但是，保持声誉还需要稳定的行为和稳定的组织结构，这意味着组织对变化多端的环境的适应有着约束，行为者必须为此放弃其他潜在的机会。这种行为的稳定性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理性人不断追求最大化的前提假设的结合是很别扭的。例如，IBM的终身雇佣制被经济学家解释为是对其公司声誉的一种投资，但是这一制度导致了知识的陈旧落后，造成公司失去竞争力，陷入严重危机。

二、一个社会网络理论的解释逻辑：地位=信息

1.波多尼的基本思路：在一个社会或行业中常常有大家公认的稳定的社会等级制度，不同的公司通过与高地位的公司建立关系来发出信号表明自己产品的质量。由于一家公司致力于高质量产品的行为常常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这些与其他高地位公司相关联的做法间接地发出了有关产品质量的信号。例如，公司在做广告时会刻意强调自己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或是自己的产品采用了某家有名厂家发明的新技术。这些做法都是通过与其他社会公认的等级制度建立联系以便发出“高质量”产品的信号。而这些追求地位、发出信号的做法又强化了社会网络结构和等级地位的稳定性和重要性。在市场竞争中，一家公司的社会网络地位反映了同一领域中人们公认的等级制度，有重要的信号功能。换言之，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人们在这一网络中的地位成为市场竞争的一个优势。

（1）一个组织的网络地位提高了它的知名度，从而降低了广告费用。例如，名牌大学无需大力投资宣传而学生、学者来源充足。

（2）一个组织的高地位使得大家愿意与之发生关系，促进了它与其他组织的资源交往，从而提高了它的竞争优势。这种地位基础上的竞争优势又强化了一个行业中稳定的等级制度。

2.波多尼从“网络结构”视角解释网络地位有利于克服信息的不对称性。但是周雪光指出，这一思路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结构地位与声誉制度的关系并不总是唯一的。例如，在不同领域中同样结构地位的组织和个人，他们的声誉可能大相径庭。二是许多组织的声誉不是通过“关系网络”得到的。因此，波多尼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假设上，即关系网络是建立在人们对组织间“社会地位”的一致认识之上的。也就是说，人们对网络地位有着认同。由于我们有“共享知识”，所以我们能够对同一个信息产生相同的看法。这提醒我们，需要思考“社会认知机制对声誉这一社会制度的影响”。

三、声誉：一个制度学派的解释

（一）社会承认的逻辑：一个制度学派的理论框架

1.声誉的产生、延续和分布与特定的社会承认的逻辑密切相关。

2.声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建立在稳定的社会地位差异之上的；与此同时，声誉只有跨越这些社会群体的界限，为不同群体的成员所认可才有意义。

（1）声誉是一个等级制度。如果产品都是高品质，人人都诚实，那么也就没有必要产生“高质量”“诚实”的声誉了。声誉必须建立在产品或人们行为的差异上。

（2）这种差异必须是人们共同承认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共享这些评价产品行为的标准。声誉之所以有意义，正是因为人们对于其行为或品质无法加以确定无疑的评估，而必须得到与声誉持有者有社会距离的其他群体成员的承认。例如，如果作家的作品只为其读者所认可，如果法官知识受到出席法庭的人们的尊敬，那么这种小群体内部的互动过程与我们所关心的、作为社会制度之一的声誉制度是很不相同的。正是这种社会距离和直接信息的不完备性才出现了声誉产生的空间，使其成为联系“观众”评估者和声誉持有者的纽带。因此，声誉制度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问题，而且是社会空间结构的问题；声誉制度不仅仅是客观质量的问题，而且是主观评价的问题。

3.声誉制度的建立有两个互为依赖的过程：一是这是一个地位分化的过程（我的产品和你的产品不一样）；二是这同时也是一个同化的过程，即人们必须接受、认可统一的标准。声誉制度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才能得以建立。它必须跨越社会的等级边界，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所认可、接受。

4.从制度学派的角度来看，声誉现象和声誉等级制度建立在社会承认的逻辑上。社会承认逻辑认为，如果人们要获得社会威望和社会地位，他们的行为表现必须超越狭隘基础上的个人私利，必须使得一个特定环境中的人们看来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称颂的。社会承认逻辑的基础是“合法性”机制。与私利或习俗不同，合法性机制提供了社会行为的一个明确基础，建立在“对合法秩序的信念之上”。合法性机制产生了强大的社会期待的观念力量，对人们行为产生约束。在宏观上，合法性机制导致了制度设施层出不穷，迫使各个组织不断地接受制度环境的约束，走向趋同化。在微观上，合法性机制诱使人们采纳那些“合乎情理”的社会角色和行为，以便得到社会承认，促进组织发展。

（1）社会承认的逻辑建立了区分不同行为的标准，提供了声誉等级制度产生的基础。例如，当我们听到某个公司或商场欺骗顾客，我们都会愤愤不平。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个人利益受损，而是这种行为违反了我们共同接受的规范。这些期待和标准成为区分不同行为品质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合法性机制与效率机制有着重要区别。首先，效率不是社会承认的基础。效率导致价格降低，吸引顾客扩大市场，为企业带来利润，但效率并不需要组织外人们的赞许，不通过人们的主观评价而发生作用。但声誉必须要通过“社会承认”在“合乎情理”的基础上发生作用。

（2）追求社会承认的行为使得我们必须正视并受制于社会价值观念制度及其意义秩序，这正是“同化”、“融合”的基础。社会等级制度一旦被认可，不同阶层的人便共享同样的价值判断。

5.总结来说，声誉是社会承认逻辑的产物，如果行为、产品或制度是在理性自然的基础上得到承认，它们的合法性越强，它们越容易得到社会承认，就越可能得到更高的声誉。一个社会空间越接近社会中心制度，其存在越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合法性和合乎情理是导致社会承认、敬意和声誉的基本因果机制。而具体的影响方式是社会中西你制度和社会组织对理性和自然的塑造和控制。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是个人或组织追求合法性和合乎情理以便得到社会认可，这些行为是声誉制度观念的微观动力，也导致了社会中心制度对权势者的反制约。

6.合法性机制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是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以及符号资源的中介作用。这些制度设施塑造了社会空间的内部结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塑造了我们接近理性和自然的过程。

二、合法性的基础与声誉等级制度的分布

合法性的基础和声誉市场的关系：声誉的分布和有效性取决于一个社会领域中合法性基础的开放程度。合法性基础越狭窄，通向理性、自然的门槛越高，限制性越强，这就意味着人们提出合乎情理的主张从而得到社会承认越困难。那么，统一的声誉市场越容易产生，声誉制度也越稳定。

1.假设1：在一个社会领域中，如果参与评价一种产品或行为的人或机构越少，这一产品或行为的声誉越容易产生，越稳定。

2.假设2：有关产品或领域的信息加工过程越长，评价鉴赏口味越需要人为后天学习才能获得，那么这一产品或领域的声誉越容易产生，越稳定。

3.假设3：一个领域中的评价机构或标准越多、差异性越大，统一声誉市场就越难产生，声誉越不稳定。

4.假设4：声誉制度的有效性与该领域中的参与性有着非线性关系。起初的参与程度有助于声誉制度的有效性，但过分的参与程度会减弱声誉制度的有效性。

三、社会领域内部的组织程度与声誉的分布

一个社会空间内的组织程度和组织能力可以强化对社会中心制度的维护，可以强化对通往理性、自然的渠道的控制。一个领域的组织程度越高，就越可能限制人们通往自然、理性的途径，限制人们评判合乎情理的基础，从而造就一个统一的声誉市场。因此，不同领域中声誉的分布和有效性与领域内部的组织能力有着正相关的关系。

1.假设5：符号资源的集中化导致合法性基础的狭窄化，从而有助于声誉制度的产生和稳定。符号资源指的是与塑造文化观念、社会意识有关的社会设施，如教育设施、知识分子、文化设施等。这些社会设施起到了将不同的社会群体加以“同化”，包括影响人们的认知，界定群体边界，塑造相同的或不同的评估标准，建立“想象共同体”，使其接受社会中心制度。

（1）一个领域中的组织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同时也取决于）对符号资源的控制。但是，符号资源的分布与社会地位分布并不总是一致的。同样的社会地位可能因符号资源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同化过程和程度。

（2）符号资源和权力资源的分配过程也不相同。权力资源的分配与正式制度有密切关系，而符号资源的分配建立在社会合法性基础上，与”符号生产“的机构、组织（知识分子、大学、专业化组织）有密切关系。

2.假设6：社会冲突越激励，符号资源越会用于加强群体间的边界。因此，多元分离的声誉市场越容易产生。

3.假设7：需求方的组织程度越高，声誉制度越容易产生。需求方的变异程度越大，声誉市场越多元，声誉制度越没有效力。

四、小结

1.经济学的解释逻辑强调，声誉的基础是组织或个人的过去表现（如产品品质、服务质量），因此，声誉取决于组织内部的自我努力。社会网络理论强调有关组织或个人在网络结构中的地位作为声誉制度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从组织间的网络关系中研究声誉现象。制度学派的理论强调组织或个人的行为必须建立在社会承认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们的行为必须为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所接受。

2.市场竞争是社会网络理论的前提假设，而统一的生物市场则是经济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的前提假设。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市场竞争也是制度化过程的一种重要机制，组织利用合法性机制来追逐私利正是制度化过程的微观基础。

第九讲有限理性与组织决策

一、组织决策的理性选择模式

（一）充分信息下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决策模式

1.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人们的决策行为通常被抽象化为按最大化原则实现个人目标的理性选择过程。这个理论模式有两个假设，一是决策者占有”充分信息“，即人们知道面临的各种选择和这些选择的后果；二是决策者有”充分理性“，即人们不仅有能力来收集、加工这些信息，而且有能力做出理性的决断。这一决策模式通常包括四个具体假设：

（1）人们知道自己的目标（效用函数）；

（2）人们知道面对的选择；

（3）人们知道这些选择的后果；

（4）人们知道并遵守（最大化）决策的规则以进行选择。

2.”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最大化”决策模式认为，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备情况，造成抉择困难。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提出可以在概率论基础上发展出一整套理论模式来解决这一困境。仍以“旧车市场”为例，消费者可能不知道每辆车的质量，但如果他们知道每种质量车的概率分布，仍可以做出理性选择。

3.博弈论：

（1）过去的决策理论假定信息是中立的，多多益善；但博弈论认为多人之间的对弈意味着信息是策略的，而不是中立的。因此，信息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信息质量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决策参与过程中各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人们可以通过策略地使用信息来达到私有利益。

（2）博弈论认为，一个人决策必须考虑到另外一方的利益、信息和反应。这意味着，决策选择可能不存在唯一的、最佳的选择；而且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可能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结果。

4.尽管经济学家们现在常常使用“有限理性”这个概念来讨论决策行为，但他们所谓的“有限理性”大多是指人们在不充分信息、非对称信息情况下无法达到“最优”选择的状况。在这些信息条件下，人们的行为仍然被假定是遵守理性选择逻辑。

二、“有限理性”与组织决策

1.有限理性指的是人们心理素质加工信息能力的局限性；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经验估计的系统偏差；不同利益导致的信息的策略性、不对称性；组织学习、组织适应的危险。

（1）在许多情形下，多重信息是模糊的、不一致的：人们在模糊、不一致的信息面前是如何进行判断和行为的？

（2）即使是同一种信息，人们的解释也可能迥然不同

（3）在许多情形下，决策中使用自己过去的经验加以判断。

（4）新的信息常常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5）“私有利益“起着重要作用

（6）时间压力在决策过程中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2.组织决策模式1——规章制度基础上的决策：规章制度在许多决策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微小的规则变化可能会引起重要的后果。同时，规章制度并不总是理性的产物。规章制度内部也充满了矛盾，不同的角色常常会导致非常不同的判断。因此，规章制度下的决策并不总能克服有限理性的困难。

（1）组织规章制度决定了注意力的分配，从而影响力决策的频率；

（2）规章制度决定了什么人参与决策的过程，从而影响了决策中利益分配的结构和基础

（3）规章制度决定了信息收集、加工和解释的组织结构，从而影响了决策过程的走向。

2.组织决策模型2——组织决策的政治过程：

（1）决策中的政治过程意味着组织决策是一个不同利益集团讨论还价、相互冲突、相互妥协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决策是否能够达到理性目标尚是一个未知数。

（2）不同的组织结构、权力结构对组织决策有着重要影响。

（3）在组织过程中，信息不是中立的，而是被各方策略地使用。

（4）各种利益集团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阶段参与组织决策。

3.组织决策模式3——组织决策的解释过程：在有限理性的模式里，信息不是中立的。它不仅是策略性的，受政治利益的支配，而且在决策过程中的各种信息常常是不一致的，其意义常常是模糊不清的，需要加以解释。

（1）不同的经历可能导致不同的解释；

（2）人们根据自己的角色、身份来解释信息，反过来人们关心的问题、利益也因角色而异

（3）不同的利益也会导致对同一信息的不同解释

4.组织决策模式4——决策过程启动的两个机制

（1）问题导向的决策过程：从有限理性的观点来看，组织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满意原则“的机制调节的。也就是说，组织只有在经历到或觉察到”不满意“的状态时才会启动组织决策过程去解决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意味着组织决策是由”问题“诱发的，类似于”救火“式决策过程。因此，当组织处于自我”满意“状态时，组织就会依赖已有的规章制度维系日常的组织决策活动，产生稳定的、可预测的组织行为。当”不满意“状态出现时，组织启动搜寻机制，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当旧的技术无法满足新产品的生产需要、旧的规章制度无法解决新的问题、已有部门无法处理新的问题时，人们就会启动组织决策过程寻找新的答案。因此，”满意度“的设置决定了决策过程的启动。而组织决策是一个非连续的过程。此外，过去历史经历、组织内部的注意力分配、组织决策过程的负荷以及时间压力都会影响决策者从何处寻找答案。

（2）答案导向的组织决策：组织得到一种新的手段、技术或认识角度后便有意识地使用它们来寻找问题、解决问题。答案导向过程的机制有诸多渊源，例如制度学派提出的“模仿机制”，即组织会“盲目地”采纳许多制度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答案”。

三、组织研究中的“垃圾箱决策理论”

1.“垃圾箱”组织决策过程的特点：

（1）决策的投入常常是由许多的人员、过程来实现的，正如一个垃圾箱的“内容”是由许多的行人和街道动态过程决定的

（2）这些人员、过程常常是互相独立的，为不同的机制所推动、制约

（3）决策的结果与决策的时间性有很大关系，正如一个垃圾箱的内容与人们在什么时间取走这只垃圾箱有密切关系。

（4）决策者面临技术的模糊性、目标的模糊性和历史模糊性

2.从“垃圾箱决策模式”角度来看，要解释一个决策过程及其结果，我们必须从动态过程中认识这些不同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

1.组织可以比个人更为有效地保留、积蓄经验教训、工业技术。组织有种种方式可以把以前的经验教训在组织结构、组织规章制度中保存下来。所以，人走组织在，组织可以超越个人而存在。

2.组织都面临“追求效率和追求长期适应能力”这两者之间的一个深刻矛盾，简称“效率与适应能力”之间的组织悖论。具体来说，一个组织必须提高效率才能适应此时此地的环境，才能生存和发展；但是它的效率越高、对此时此地环境的适应越好，它对未来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就越差，它的长期适应能力也就越差。也就是说，此时此地的短期效率和对未来环境的长期适应能力之间有着一个深刻的矛盾。

3.组织如何提高效率、适应环境？

（1）组织的结构化：像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企业文化和正式结构等组织制度对组织的稳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它们可以保存组织学习的经验教训，为组织内部协调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为组织的信誉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

（2）组织的稳定化：组织的稳定性是一种重要资本。组织结构的稳定性促进了生产分工的精细化，提高了效率。例如，信贷机构愿意贷款给那些具有稳定结构的企业，人才愿意流动到这样的企业。

4.效率的代价——对未来环境的长期适应能力减弱

（1）稳定的组织结构意味着稳定的信息收集和加工渠道。高效率的组织过程大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结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的稳定化、信息的程序化与行为的规范化意味着一个生产过程可以把外界的干扰降低到最低程度，通过分工精细、协调有序的工艺提高生产效率。但负面后果是这一套组织制度会使组织对外部市场环境的敏感度下降，重组生产过程的成本大大提高。

（2）由于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具有与原占有者的不可分割性，因此信息能够通过组织结构、企业文化来长期影响人们的思维习惯。同时，获得信息都是有成本代价的，所以理性的个人或企业都试图降低获得信息的成本。那么，在已有信息的近邻区域获得新信息的成本比到一个崭新领域中得到信息的代价要低得多。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近邻效益”。而结果就是，人们对信息成本的理性考虑会造成组织的适应范围与适应能力的萎缩。

（3）稳定的组织结构常常会产生稳定的利益集团。例如，奥尔森在解释“为什么大国会衰落”时指出，在稳定的国家中，各种利益团体就会逐渐积累起来。在经济繁荣发展时，这些利益集团建立起了“分配利益”的统一战线，通过建立繁杂的程序和机制来保护既得利益。这些行为促进了政府法令的复杂化、国家的作用和信息传播渠道的复杂化，因此常常减慢一个社会采用新技术、适应环境变化重新分配资源的能力，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从而改变了社会进化的方向。简而言之，利益集团在“分配利益”上的组织形式有减慢技术进步、降低社会长期适应能力的倾向，导致一个国家的衰亡。

二、企业的战略对策

1.企业要建立“学习型组织”，就是说组织可以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通过“试错”、通过“边干边学”来不断地提高自己。但是，学习本身也是一种双刃剑。

（1）学习可能产生自信心的陷阱，使得人们不愿改变。成功的学习常常可以提高人们的自信心。成功的学习导致了人们与此时此地环境的更好的适应。这样做的结果是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更为固执，对与此相反的信息拒绝接受，或者改变自己行为的代价变得更大了。

（2）学习可能是一种“迷信型学习”。也就是说，你以为学到了做企业或管理的真谛，但实际上你所谓的学习经验不是真的。

2.组织内部采取“松散连接”的组织结构，即一个组织内部结构关联松散，各个部门相对独立，每个部门单位可以自我调节以适应环境变化。这种组织结构既可以适应不同环境，还允许组织在不同方向上进行实验。但是，这种组织结构也不是没有负面效果的，即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效率。松散的结构不利于有效率地使用资源。例如，科研开发的资源可能不会为此时此地的产出提供服务，科研的许多尝试可能都是失败的，浪费了资源。

三、可持续性发展的对策：一个宏观政策研究的角度

1.考虑到今天中小企业常常是“变异”的动力，我们在政策研究中应该如何定位它们扮演什么角色呢？另外，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纽带，或者什么样的组织间关系可以促成企业间合作产生活力呢？

（1）变异这一现象是指在已有的组织形式以外突然出现与主流形式不同的新的形式。变异通常是没有设计的、偶然出现的，甚至是反主流的组织形式。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组织形式可能是在过去的某个时期无意中变异出来的，而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2）变异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在不同方向上的实验。因为变异不是有意设计的，所以变异可能产生了在理性设计中不会出现的一些独特的组织形式。因为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这些变异的不确定性恰恰可能产生适应未来环境变化的组织形式。因此，变异的程度越大，就意味着在不同方向上的实验越充分，组织对环境的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越强。因此，坎贝尔把这一阶段称为“盲目变异”阶段。

2.考虑到如果变异过程过长，变异程度过分，也会浪费许多资源，那么政策研究中还需要考虑如何在制度设计进行“选择与淘汰”。

（1）选择阶段对产生变异的各种组织制度结构加以去劣存优，保存有适应性的组织结构，淘汰无益的变异形式。没有这些变异产生的不同组织形式和做法，就很难从中选择出最具优势的形式加以保存。直截了当地说，宏观组织的适应能力就是以低层次组织变异和经过选择被淘汰牺牲为代价的。这一阶段是整个进化过程最为核心的环节，是战略对策最有用武之地的环节。

（2）选择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立起合理的选择机制。例如，市场上的价格、质量指标是许多产品和企业相互竞争的选择机制。在学术界，建立恰当的学术评估系统是对不同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变异）加以选择、去劣存优的选择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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