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1895—1990），“一代宗师”“文化守望者”。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更是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是“史学四大家”的学术巨擘。
有关“中央vs.地方”以及历史观的问题，钱穆先生贡献了非常关键的观察视角。他的一生都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历史独特的生命力。这位“素书老人”，是典型的“通儒”，与同时代许多接受西式教育或专注于考古发掘的学者不同，钱穆先生没有上过大学，完全是靠自学成才，从乡村小学教师一步步走到燕京、北大、清华的讲台。他著作等身，多达80余种，代表作《国史大纲》是在抗战烽火中写就的，被誉为“中国通史”的巅峰之作；《先秦诸子系年》则解决了战国史的大量疑难。在全盘西化的时代，钱穆先生是极少数敢于公开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并从学术上论证中国历史有其内在逻辑和合理性的学者。余英时先生曾评价他“一生为故国招魂”。
“温情与敬意”，是钱穆先生最著名的观点，也是他的核心史观，更是他区别于当时主流“疑古派”的最大表征。他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在五四运动后，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历史是“帝王专制”，他反对简单的用“专制”二字抹杀历代政治智慧，指出中国传统政治中明确有“君权与相权”的制衡，以及地方治理的独特设计。他认为中国历史的演进有其自身的“大目的、大理想”。作为新亚书院的创办者，钱穆先生不仅是书斋里的学者，更是伟大的教育家。1949年他赴香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新亚书院，即香港中文大学前身之一，他希望通过教育，在动荡的时代保存中国文化的火种，培养“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他一生讲学不辍，直到晚年视力几乎丧失仍在口述著述，他的学生中包括了余英时、严耕望等一大批顶尖学者，形成了著名的“新亚学派”。关于中西文化的关系，钱穆先生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至今仍不过时——“花盆”与“花瓶”。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不能像插花瓶一样，把西方的东西直接插进来，那样是没有生命力的；而应像种花盆里的花，必须从“自己的根”生起，吸收“外来营养”才能开出新的花朵。
时至今日，主流评价认为，钱穆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捍卫者。在那个民族自信心最低落的年代，他通过严谨的史学研究，重建了国人对自身历史的信心。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至今仍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最佳入门书之一。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他过于“守旧”，对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专制弊端，尤其是明清时期批判不足，带有“美化”古代制度的倾向。总之，如果你想了解中国历史的“骨架”——制度与变迁，钱穆先生是绕不开的高山。他教会我们，在看历史时，不应只有冷冰冰的批判，更应理解古人在当时环境下为治理国家所付出的努力与智慧。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是汉、唐、宋、明、清，这五个朝代，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
按照钱穆先生的史观——
钱穆先生圈定的所谓“一定范围”，就四大项：第一是政府的组织；第二是考试与选举；第三是赋税制度；第四是国防与兵役制度。其他的，本也很重要，但具体到指陈历代政治制度的沿革，他单从这四个范围。
周飞舟教授，中国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央地关系”、“地方债务”以及“历史观”等领域，周飞舟教授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学者。他的研究特色在于将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与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财政体制的深刻理解相结合。
周飞舟，1968年生于山东桓台，本硕毕业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城镇化与城乡发展、地方政府行为（特别是财政关系）、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家庭伦理、社会结构）。他的《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一书，深入剖析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如何重塑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详细论述了地方政府如何从“经营企业”转向“经营土地”，以及这种转变如何导致了“土地财政”和城镇化模式的形成，为理解地方债务问题，提供了非常扎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阐释。
同样的，周飞舟教授的研究非常注重“人”和“伦理”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这与钱穆先生的“温情与敬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主张田野调查的方法论，主张社会学研究要“身临其境、心知其意”，认为研究者不能只坐在书斋里看数据，必须深入“田野”（农村、工厂、社区），去理解真实的社会运作，强调在调查中要抱有“人味儿”，尊重被研究对象，通过共情去理解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真实心态。
周飞舟教授近期的研究重点关注“家庭本位”。他认为中国农民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如农民工落户城市问题，不能单纯的从经济角度去考量，而应是着眼于家庭生命周期，包括养老、抚育在内的代际责任等等的伦理安排。他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必须理解这种深植于传统文化中的“家国一体”逻辑。他既有宏观的制度视野，又有微观的田野触感，是一个能将“硬核”的制度分析与“柔软”的人文关怀结合得非常好的学者。
so，无论是术业专攻，还是主政一方，如果不是真爱脚下的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或者不学无术，那么，估计是够呛能有好的那个**观的。算了，“真爱”这词太大了，就是说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调查研究、善于学习，得care那些看起来“无用”的“小事”，历史就是你和我。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历史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这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就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最终产生出一个“合力”，这个合力就是历史。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达，即每个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 ，这意味着我们既是历史舞台上的演员，受时代环境影响，同时又是编写剧本的人，通过我们的行动推动剧情发展。正如钱穆先生所讲，应秉持“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