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蔡园线上学习笔记(第128期)

本周我学习了邓绍根、强若琳的《论中国解放区新闻记者联合会的发展及其作用》，原文刊登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25年第6期。该论文的核心问题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转折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解放区新闻记者联合会是如何顺应革命形势变化，发挥新闻统一战线作用，并最终推动中国新闻界人民团体从“地方”走向“全国”的？

抗战胜利前夕，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转折，中共七大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路线。在这一背景下，1945年6月华中新闻界率先发出倡议，在各解放区新闻界的积极响应下，中国解放区新闻记者联合会筹委会于同年7月12日正式成立。虽然原定于11月召开的成立大会因国民党挑起内战未能如期举行，但该组织仍以联合会或筹委会的名义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它作为新闻战线的统一战线组织，通过通电和各解放区报刊揭露国民党迫害新闻界的暴行，声援国内外进步新闻同仁，同时在华中、晋冀鲁豫等地成立分会，凝聚新闻同业力量；另一方面，它积极参与国内外公共事务，为民主爱国人士发声，支持人民解放事业，并展现出开放的国际视野，与各国新闻界开展交流。新中国成立前夕，它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北平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记协”前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我认为这篇论文最大的亮点在于其研究对象。在以往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学界对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作为“中国记协”前身的地位已有充分认识，但对中国解放区新闻记者联合会的关注却极为有限，多数著作仅简单提及名称，缺乏系统考察和详细梳理。作者基于《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大量第一手报刊史料，首次完整呈现了该组织从倡议、筹备、开展活动到最终融入全国性新闻团体的历史脉络，填补了解放区新闻团体研究的重要空白。其次，论文纠正了以往对“中国记协”历史沿革的片面认识，明确指出中国解放区新闻记者联合会不仅是解放战争时期重要的新闻统一战线组织，更是“中国记协”历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闻界人民团体发展历程的理解。论文将该组织的发展置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揭示了新闻团体与政治形势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展现了新闻界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响应党的号召、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

这篇论文的不足之处我认为首先，由于史料限制，论文对该组织的内部运作机制缺乏深入分析。文中虽然提到了各地分会的成立，但对于联合会总会与分会之间的组织联络、分工配合和领导关系几乎没有涉及，我们无法清晰了解它是如何实现对各解放区新闻界的统一协调的。其次，关于联合会的正式成立问题，论文明确指出原定于1945年11月的成立大会未能召开，但对于后续是否补开、联合会是否有正式通过的章程和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等关键问题，未给出明确答案。第三，论文主要侧重于联合会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对于其作为新闻团体的核心功能——如新闻业务经验交流、记者职业培训、行业自律规范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涉及较少，未能全面展现其组织价值。

            ——2025级硕士 冯永杰

本周我学习了胡雪莲 、秦利国的《从“全党办报”到“全媒体传播体系”:中国共产党办报理念的新时代创新》，原文刊登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4期，本文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办报理念从延安时期“全党办报”到新时代“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守正创新历程，阐释了两大宣传理念的传承逻辑与时代发展，极具理论价值与历史视野。

延安时期形成的“全党办报”，是马克思主义宣传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理念初期仅指办好《解放日报》，后经毛泽东拓展，将油印报、墙报纳入党报范畴，打破传统报纸定义。其核心是以群众路线为根本，不仅宣传群众，更以组织群众为最终目的，还继承发展列宁报纸“集体宣传员、组织者”思想，衍生出群众办报的延伸理念。墙报因低成本、接地气、深入基层的优势，成为革命年代扎根群众的宣传神经末梢，弥补了印刷报纸覆盖面有限的短板。

进入新时代，互联网重塑传播格局，党中央提出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并写入二十大报告，成为“全党办报”理念的网络升级版。微博、微信、短视频等网络媒体受众规模庞大，党顺势将网络媒体纳入宣传体系，坚持“群众在哪，宣传工作就在哪”，通过全媒体融合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文章指出，墙报与网络媒体虽媒介形态迥异，却拥有共同内核：都贴近群众、互动性强，内容贴合基层生活，承担着宣传与组织群众的功能，是不同时代宣传体系的基层神经末梢。而党管媒体原则、贯彻群众路线，是贯穿两大理念不变的核心。纵观发展历程，党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坚守群众路线与意识形态领导权，又顺应媒介技术变革吸纳新传播载体。这一历程也启示当下，需大力培养基层网络宣传人才，让全媒体传播真正扎根群众、凝聚共识。

            ——2025级硕士 程静平

本周我阅读了杜恺健、曹晶2025年10月刊登在《国际新闻界》的《何为第一：从〈每日纪闻〉看中外古代报刊起源书写的演化和纠缠》这篇文章，给我最大的感受是：这篇文章讨论的表面上是“世界第一份报刊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新闻史问题，但实际上带给读者、学者引发思考的是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如何形成、如何被接受以及如何被不断重塑的问题。

在以往学习新闻史时，我对《每日纪闻》这一概念并不陌生。根据我所掌握的知识，通常会直接将其视为西方报刊的源头，而将唐代进奏院状视为中国古代报刊的重要起点。但阅读这篇文章后，我才意识到，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常识，其实经历了复杂的知识生产过程。作者详细梳理了《每日纪闻》从欧洲学界传入中国，再被戈公振等学者吸收并写入中国新闻史叙述中的过程，让我认识到在很多学科中出现的定论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逐渐被建构出来的

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双重标准”的分析。一方面，中国古代报刊起源的研究不断要求实物证据支撑，围绕邸报、进奏院状等材料展开严谨考证；另一方面，《每日纪闻》虽然至今没有实物留存，却长期被当作西方报刊起源的代表而较少受到质疑。这种现象反映出的不仅是史料问题，更是知识权威与学术惯性的影响。这也折射出一个问题：在学习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和历史时，也应该保持必要的反思意识，而不是将其视为绝对正确、不容讨论的结论。

除此之外，我认为这篇文章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史实辨析上，而是把新闻史研究提升到了知识史和学科史的层面。它让我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新闻传播学中的许多基础概念究竟是如何被确立的？这些概念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我们尚未察觉的前提与假设？对于当下强调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闻传播学而言，这种追问显得尤为重要。新闻史研究不仅要关注“发生过什么”，更要关注“为什么这样讲述历史”，而这或许正是这篇论文带给我的最大启发

                ——2025级硕士 何依蔓

本周我阅读了曹立新先生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书名的“统制与自由”，是和平年代老生常谈的议题，一旦放到八年全面抗战、首都沦陷、重庆成为陪都的背景下，就获得了全然不同的重量。书中所谓“新闻事业与国难”之难，对战时中国新闻界意味着两个方面：对外是如何以新闻救国之难，对内是如何应付统制新闻之难。这双重之难就是理解全书的关键钥匙。

曹立新考察的是1937年至1945年重庆新闻界的生态。他从制度渊源着手，第一章回溯了从新闻统制到战时新闻统制的演变脉络。国民党政府面对战争，颁布了一系列新闻检查法令，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检查体系。作者对这套统制策略的组织建构、检查程式、具体运作过程做了相当细致的论述，在这个过程中，她扣住了一个问题：这套制度究竟怎样在现实中运行？检查与反检查，构成了贯穿全书的另一条主线。官方试图控制舆论，新闻界则在统制的夹缝中谋求表达空间，两者之间的冲突与妥协，远比一纸法令复杂得多。

读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战时统制并不完全是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民族存亡之际，许多新闻人自己也在思考自由与秩序的边界。如果说平时新闻自由是原则，那么在战时，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之间如何权衡，就成了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曹立新将这一问题还原到了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买卖报纸、夹缝中办报刊，让读者看到，那些我们今天轻飘飘地谈论的理念，在当年每一个编辑、每一家报社那里，都是要在刀锋上走钢丝的抉择。

从研究视角来看，作者的处理方式是审慎的。他不做盖棺定论式的评判，而是致力于描述性研究，努力理清国难发生后国民政府新闻政策和新闻界自身言说策略的变化以及双方的互动过程。这种动态的思路使全书避免了二元对立的简单叙事。于我而言，统制与自由的真正含义，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一个充满了摇摆、试探、默许与反抗的复杂生态环境。

            ——2025级硕士 梁馨月

本周我阅读了邓秀军、宋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实影像的政治动员框架与动员观念》，原文刊载于《新闻春秋》2025年第6期。

文章从情感、认知、工具三个递进层次依次分析纪实影像的动员策略及其背后的政治观念。在情感层面，作者提出“对抗框架放大”策略，分析纪实影像如何通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同时呈现中国共产党为工农服务、官兵平等、英勇无畏的真实形象。在认知层面，“利益框架延伸”策略聚焦纪实影像如何将动员目标转化为群众的切身利益，论文通过《晋察冀画报》中白发老妪参与选举、喇嘛参议员出席会议、边区参议会现场实况等摄影作品，从视觉方面揭示如何让“翻身做主人”从政治口号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经验。同时通过土地革命中石刻标语“不完租不完税不完粮不完土豪的债”、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等诉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阶层利益关切进行精准动员的智慧。在工具层面，“示范框架转化”策略关注纪实影像如何通过呈现模范人物与先进事迹来动员群众行动，从《晋察冀画报》中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爆炸英雄李勇的典型塑造，到新闻纪录电影《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中展现的三五九旅南泥湾垦荒的劳动场景，再到群英大会表彰的盛况记录，纪实影像通过个体叙事将抽象的“建设新中国”理想具象化，重新定义了参军、支援前线、生产等行为的价值。文章进一步提炼出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念作为三种动员框架的核心，并指出随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这一核心逻辑在实践与内容上不断丰富。

我认为这篇文章给我的启发是将框架分析理论与新闻史研究相结合。作者在使用框架放大、延伸、转换三种策略时，没有停留在策略分类本身，而是进一步分析每一种框架策略所折射的政治观念，从而让这一框架分析服务于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精神内核的理解。作者把石刻标语、新闻摄影照片与新闻纪录电影放置在同一分析框架内进行对比，突破了相关研究通常聚焦于单一媒介形态的局限。石刻标语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技术条件极其有限的背景下以文字加视觉符号进行直观动员的实践形态，新闻摄影照片体现了战时的视觉宣传运作，新闻纪录电影则承载了更复杂的叙事结构。三者在时间上的递次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体系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

            ——2025级硕士 高颖晖

本周阅读了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第三章“体育文化奇观：乔丹和耐克”。本章以乔丹与耐克的合作为核心案例，剖析体育如何被媒体打造为消费奇观，并展现奇观如何塑造偶像、推动商业扩张并暗藏矛盾与批判。

凯尔纳明确提出，乔丹—耐克奇观是当代体育文化奇观的最高形态，它把篮球竞技、名人偶像、商业品牌、消费主义完全捆绑，让体育不再是单纯的运动，而是资本获利、媒体造星、价值观输出的超级工具。凯尔纳从三个核心层面对这一案例进行分析。一是体育的全面奇观化。职业体育在媒体和资本推动下，从大众参与变成舞台化表演，赛事被包装成视听盛宴，运动员变成被观赏的偶像。NBA借助电视转播、慢镜头、特效包装，把篮球变成最适合传播的媒体奇观，让体育彻底娱乐化、商业化。二是乔丹符号的制造与神话化。媒体把乔丹塑造成“飞人”“神一样的球员”，放大他的球技、胜利与成功，这种神话让全球年轻人崇拜效仿，推动耐克鞋、周边商品与美式价值观同步扩散。三是耐克的资本操控与全球化扩张。耐克借助乔丹的影响力，把一双运动鞋变成身份符号，用广告营造“穿耐克就能像乔丹一样”的幻想，以此抬高价格、占领市场。

但在这一奇观之下，凯尔纳也点明了其内在矛盾。比如种族文化的矛盾，乔丹被包装成“超越肤色”的偶像，但媒体和资本仍在利用黑人身体制造奇观，无疑隐藏着种族刻板印象。与此同时，乔丹被资本高度捆绑，在政治与社会议题上保持沉默，成为只服务于商业利益的符号。

这一章节以乔丹与耐克作为案例，清晰呈现体育文化奇观的造星逻辑、商业机制与现实困境，展现了奇观对体育影响力的放大，也揭露资本与媒体对体育的操控与异化。城市奇观同样是被城市叙事、视觉景观与流量传播共同打造的对象，其符号化塑造与商业赋能路径高度同构。这同样警示我们在打造城市名片的同时，也需警惕奇观化带来的符号展演大于真实公共体验的空间异化风险。

                ——2024级硕士 吴奕欣

本周学习了李海波的《作为“平台”的党报——延安时期“全党办报”的概念生成与运作机制》，原文刊登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8期。该文通过重新考证“全党办报”这一标识性概念的提出时间与早期实践，揭示了其作为“平台化”运作机制的深层逻辑，为理解中共党报理论的形成与媒介技术的政治运用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论文首先对“全党办报”概念的文本源头进行了细致考辨。既有研究普遍认为该概念由1944年2月《解放日报》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首次提出，但作者借助“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全文数据库”的检索，发现截至该社论发表前的半年间，“全党办报”已出现于16篇稿件、共27次使用，最早可追溯至1943年8月裴孟飞的文章。这一发现修正了学科共识，将概念的正式使用时间前推了近半年。更重要的是，作者指出在概念“命名”之前，其实践已经展开，1942年9月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和1943年3月《关于<解放日报>几个问题的通知》两份文件，已从组织层面确立了党报在党政系统中的核心地位，推动了通讯员运动的规模化展开。裴孟飞的文章更多是对既有实践的“命名”与概括，而非概念的“首创”。这种考证并非单纯的时间纠偏，而是为了揭示“全党办报”得以兴起的制度前提，也就是西北局的直接介入和组织化推动。

论文最具理论贡献的部分在于对“全党办报”运作机制的阐释。作者提出了“党报平台化”这一核心概念：党报扮演党政系统交流工作经验的建制化“平台”角色，基层干部将一线工作经验写成稿件，各级干部通过阅读和研究党报上刊登的经验来改进本地工作，形成循环往复的组织沟通网络。这一机制回应了列宁“集体的组织者”命题长期“解释不清楚其实在的内涵”的学术难题。具体而言，党报并非仅作为“上情下达”的指令传递渠道，而是成为一个开放性的经验交流场域。靖边县通讯工作的经验被报道后，志丹县干部通过研读该经验改进自身工作，最终后来居上获得表彰，这一案例生动呈现了“平台化”的运作逻辑。作者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党报需要汇集来自一线的海量工作经验，仅靠报社编辑记者难以完成，才必须“动员全党”参与写稿，这是“全党办报”动用党组织核心资源的深层逻辑。

在理论分析层面，论文将“全党办报”置于党的领导方法革新的宏观脉络中加以审视。延安时期，中共正在探索从“手工业方式”向现代化组织技术的转变，报纸被毛泽东视为与“开会”并列的工作方式，甚至可“省得开许多会”。作者借用黄道炫关于中共“贯彻机制”的研究，指出利用报纸推动工作是中共领导方法的新发展。值得关注的是，论文对媒介技术的讨论持非本质主义立场：报纸这种“传统媒介”在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条件下可以被改造为具有开放性和参与性的平台，而新兴互联网技术也可能产生集中化、封闭化的情形。这一论点有助于打破技术决定论的简单叙事，为理解当代媒介与政治传播的关系提供了历史参照。

论文也存在若干可进一步探讨之处。首先，研究主要依据陕甘宁边区的文献材料，对晋察冀等其他根据地是否独立探索了类似路径着墨较少，作者在结论部分已承认这一问题，并提出“中心—边缘”关系可能比既有认知更为复杂。其次，“平台化”概念的分析侧重于信息交流功能，对党报同时承担的动员、规训等权力维度着墨相对有限。最后，作者提及1944年社论提出“提高质量”要求后曾短暂挫伤通讯员积极性，这一波折的深层原因是普及与提高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值得进一步展开。

  ——2025级硕士 李驻

本周我阅读了王琴琴、汤帅宇发表在《新闻研究导刊》的《媒介空间视域下城市地标的城市记忆研究》。文章从“媒介空间”与“城市记忆”的交叉视角切入，讨论数字媒介环境下城市地标如何参与城市记忆的生产、传播与强化。文章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引入城市传播研究，对社交媒体时代城市地标的传播逻辑进行了较为完整的理论阐释。

文章首先对“媒介空间”与“城市记忆”两个核心概念进行了梳理。作者指出，媒介空间并不仅是技术意义上的传播空间，更是媒介技术介入社会关系之后形成的社会空间形态。媒介不仅传递信息，也不断塑造人们感知城市、理解城市的方式。与此同时，城市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依赖物质空间与符号系统得以延续，而城市地标正是这种记忆的重要载体。换言之，城市地标既是城市空间中的实体建筑，也是媒介传播中的文化符号。

在此基础上，文章借助列斐伏尔“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的空间”的三元结构，分析媒介空间中城市地标的传播现状。作者将社交媒体中的“打卡”“自拍”等行为视为空间实践，把影像作品中的城市地标呈现视为空间表征，把资本驱动下的地标打造视为表征的空间。这样的理论嫁接具有较强解释力，较好地揭示了城市地标从建筑实体转向媒介符号、再进入消费文化体系的过程。

短视频平台兴起后，城市传播越来越依赖视觉传播与流量逻辑，地标建筑迅速被包装成“网红景观”，成为城市营销的重要资源。比如观景平台、城市天际线、特色街区乃至大型雕塑，都可能在算法推荐机制下成为高频传播对象。游客通过拍摄、分享、打卡参与其中，也推动城市形象在社交媒体中不断扩散。但问题也恰恰出现在这里：当地标被简化为“拍照背景板”时，其承载的历史记忆、地方文化与社会意义往往被削弱甚至遮蔽。城市传播获得了流量，却可能丢失城市的深层文化叙事。

作者将这一问题概括为媒介空间中的“城市失忆”风险。数字媒介确实强化了城市的可见性，但这种“被看见”并不等于“被理解”。当城市传播高度依赖视觉奇观时，传播往往停留在外部景观层面，观众记住的是城市的符号，却未必理解符号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例如提起某些城市，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摩天楼、灯光秀或热门打卡点，但对于这些空间如何形成、承载何种地方经验，往往知之甚少。媒介生产了城市形象，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城市记忆。

与此同时，这篇文章也让我联想到当下热门的城市传播案例，例如重庆、长沙、成都等“网红城市”。这些城市借助短视频平台完成了城市形象的快速传播，也形成了强烈的媒介景观特征。尤其重庆，其穿楼轻轨、洪崖洞、夜景灯光秀等视觉元素不断在社交平台循环传播，成为典型的“媒介城市”。但在景观奇观之外，如何把山城的历史脉络、码头文化与地方生活经验纳入传播叙事，让“城市被观看”转向“城市被理解”，仍然值得进一步讨论。

媒介并非城市记忆的旁观记录者，而是主动参与城市意义生产的重要力量。媒介既能够承载和保存记忆，也可能在资本与平台机制作用下制造遗忘。因此，对城市传播的研究不能只关注传播效果和传播规模，更需要关注传播内容背后的文化政治问题：谁在定义城市形象？哪些记忆被保留？哪些经验被忽略？谁拥有讲述城市的权力？

  ——2024级硕士 岳洋

本周，我学习了赵婧洁与刘时燕发表在《包装工程》上的论文《地域文化元素在地铁导视系统设计中的应用研究》。文章聚焦国内地铁导视系统同质化的行业痛点，从地域文化特征与设计心理学双重视角展开研究，系统阐释了导视系统的文化建构机制、多维表征路径与具象落地逻辑，强调地铁导视是信息传递、心理优化与文化传播的有机统一，为理解城市公共空间文化表达与人居环境品质提供了深刻的实践启示。

开篇确立“城市-环境-人”相统一的系统视角，指出地铁导视系统并非纯粹的交通工具，而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作者对比莫斯科、巴黎等国际城市将地铁打造为“地下艺术殿堂”的成熟经验，反观国内地铁建设虽具规模，却普遍存在设计标准化、风格固化的现实困境。结合空间心理学理论，文章深入剖析了地铁半封闭空间引致的乘客空间感缺失与烦躁情绪，论证了地域文化元素的融入不仅是塑造城市特色的空间手段，更是优化乘客出行心理体验的必然要求，从而确立了环境、文化与主体心理的共生关系。

文章进而剖析地域文化元素的空间隐喻与多维表征机制。作者将导视系统拆解为色彩、图形、空间三个维度展开分析：在色彩维度上，地域性色彩需结合自然地理与历史特质进行精细化微调，如重庆轻轨采用黄白底色搭配黑字，既适配多雨阴霾气候，又在保证识别性的同时缓解空间压抑感；在图形维度上，地域性图形需依托视觉记忆，在国际通用符号中融入本地特色细节，实现功能性与情感共鸣的统一；在空间维度上，设计需突破平面局限，结合声光电技术打造多感官体验，如西安大雁塔站的“钢琴楼梯”通过互动设计增强了主体对城市文化的具身感知。空间形塑由此成为城市气质的直观展示，流淌出独特的地域文化气息。

关于地域文化的具象落地，文章以西安地铁3号线与成都地铁4号线为核心案例展开互证。西安地铁3号线以“新丝路之旅”为主题，采用“一线一景”的叙事手法，通过小寨站《一路锦绣》浮雕与颜体书法站名，精准呼应了古都的历史定位；成都地铁4号线熊猫大道站则紧扣核心文化符号，将拟人化熊猫元素融入导视墙，印证了格式塔心理学中相似性原理的应用价值。此外，文章还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体认延展，以广州地铁APP为例，说明移动媒介作为新型载体，能够将路线查询、文化传播与互动体验深度融合，进一步拓展了导视系统的功能边界。

文章揭示的“色彩—图形—空间—媒介”多维框架，为批判当代城市公共空间去地方化困境提供了理论镜鉴：真正的文化导视，在于激活城市与主体的共生记忆、延续地域生活方式的空间叙事。

           ——2024级硕士 杨涵

本周我继续阅读了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的第十至十二章内容。这几章从最私密亲切的地方体验、对故乡的深沉依恋，以及地方如何变得可见可识别三个维度，完成了“经验视角”从个体内心到集体认同的完整叙事。

段义孚首先讲述了最难以言说的亲切经验。他指出，这种亲切经验深埋于内心，往往缺乏语言表达，仅通过微笑、触碰等肢体语言传递。亲切的场合往往是人们不加防御、易受伤害的时刻，而儿童、病人、老年人对抚育性的地方最为敏感。儿童会以直率和亲切的态度对待人和物，病人会在熟悉的家中体会到安全感与照料。对幼童而言，母亲是最初的“地方”，随着成长，儿童通过命名来获得地方感，在学龄阶段开始能够识别简单的地标，但他们对地方的依恋更倾向于关注眼前的活动而非是怀恋过去的记忆。成年人则相反，每一件祖传家具、墙上的一块污迹都可能诉说着故事。家是一个亲切的地方，但整栋建筑所唤起的形象不如其某些部分更能唤起回忆。这些亲切经验往往与微不足道的日常事件相关，故乡也是如此，它可能看上去平淡无奇，却因童年爬过的树、骑过车的裂开的人行道这些细小的痕迹而变得亲切。段义孚强调，亲切的地方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通过日复一日、无意识的积累逐渐形成的。文学和艺术能够捕捉这种经验，将其从遗忘中拯救出来。

接下来，段义孚将视野扩大到故乡这一中等规模的地方。他指出，几乎每个地方的人都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故乡是世界的中心，这种中心观念在宇宙观中由基本方位和垂直轴明确界定。段义孚以几种不同的文化为例，说明了平淡而深切的地方依恋：菲律宾棉兰老岛的塔萨代人，他们不愿离开森林，因为“它是个安静的适合睡觉的地方”；中国道家经典《道德经》中的“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以及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六代务农的哈默斯家族，他们从不远行，认为“离开这里是不真实的”。

在十二章中，段义孚进一步探讨了地方如何变得可见、可识别。段义孚首先将地方定义为“任何能够吸引我们注意力的稳定的物体”。地平线上的山峰是高度可见的公共地方，科学家通过指认，如确定密西西比河的源头也能创造地方。大多数地方是在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产生的：在森林中开辟空地、建起房屋，就立刻产生了荒野与人造世界的差异性。随着空地的扩大，村庄的边界不再清晰，就需要通过仪式维持地方的完整性。在传统的中国乡村，聚居型村庄边界清晰，但基层市场社区的边界并不明显，只有宗教游行才能使其可见。在城市中，街区缺乏视觉上的突出边界：波士顿西区的工人阶级居民兴趣局限于自己的街道，直到整个区域面临拆除威胁时，少数知识分子才形成了整体的街区概念；而富人区则通过独特的建筑风格、名人关联、公共仪式和正式组织强化了地方认同。城市本身是一个意义中心，一些城邦国家，如古希腊因规模小、公民参与度高而具有鲜明的地方意识；现代单一民族国家则需要通过历史书、地图册、纪念物和爱国文学等象征手段，使之成为可见的地方。总而言之，作者认为，地方的可见性可以通过竞争冲突、视觉突出、艺术建筑、典礼仪式等方式实现。

在这几章内容中，段义孚从亲切经验、故乡依恋到地方可见性，层层递进地揭示了人与地方之间从私密情感到集体认同的多重联结。段义孚在这几章的内容中也提示着我们：地方从来不只是简单的物理位置，而是由日常琐碎的积累、祖先的记忆、仪式的重复和可见的象征性等共同铸就的意义所在。随着新媒体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偶然相遇被算法打破，虚拟在场逐步稀释身体共在，我们也正在逐渐失去这些“无意识的亲切积累”。而段义孚所珍视的这些“日复一日的熟悉”“邻里间的点头之交”，也是我们思考公共空间重建时不可忽视的精神资源。

                ——2024级硕士 陶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