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色列建国
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巴以分治决议，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和一个犹太国，耶路撒冷由国际托管。
1948年5月14日，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托管（Mandate，实际手段与殖民统治差不多）。当日，以色列宣布建国。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分支决议内容完全不能接受。在以色列建国当日，周围的阿拉伯国家组成联军发起进攻，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这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作“大灾难”。有大约75万巴勒斯坦人失去故土。战后也有90万左右犹太人逃离阿拉伯国家。
二、巴勒斯坦地区
巴勒斯坦没有建立国家。巴勒斯坦人分布在两个区域，分别为加沙和西岸。这两个区域是不接壤的。加沙在以色列的西边，是一个很小的条形区域，西邻埃及；西岸在以色列的东边，东临约旦（西岸，west bank，约旦河西岸）。
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加沙被埃及吞并，1949年到1967年期间，加沙是埃及领土的一部分；西岸被约旦控制。巴勒斯坦原本的可建国的土地被瓜分。
1948年战争后，大量难民涌入加沙。加沙现在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其人口从1960年的30万人到现在超过200万人。
三、巴以问题
1967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坏到极点，爆发“六天战争”，结果是以色列赶走埃及人，控制了加沙。在此20年间，加沙和西岸成为“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该地区的政府是以色列政府，巴勒斯坦没有自己的政府。
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在加沙爆发。起因是以色列国防军吉普车追尾一辆巴勒斯坦民工卡车，造成很多死亡和葬礼。1988年初，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大起义全面爆发，从加沙蔓延到西岸。此时，巴勒斯坦形成两股主要政治力量，为哈马斯和巴解组织。
加沙的领导组织是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简称，属伊斯兰教逊尼派）。哈马斯是穆斯林兄弟会在加沙的分支。穆兄会源于埃及，穆兄会成员并非都是恐怖分子，也存在一些暴力倾向成员。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之前，穆兄会对以色列的态度一直是坚持非暴力。但穆兄会中出现的暴力分支哈马斯，坚称要以暴力解决巴以问题。哈马斯与穆斯林兄弟会决裂，在加沙地区力量增强并崛起。
与此同时，在西岸崛起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 是由10只不同的世俗阿拉伯政党派系构成的政治军事混合组织。PLO与哈马斯对巴以问题的解决态度截然相反。巴解组织虽然叫这个名字，也并不代表全部巴勒斯坦人，它只代表巴勒斯坦中反对哈马斯的一部分。
在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中，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被哈马斯的暴力呼声吸引，投身哈马斯。这不仅威胁到以色列，也威胁到了PLO。PLO领袖阿拉法特在90年代参与了一系列和平谈判，即奥斯陆和平进程。阿拉法特向西方国家领袖表达，我们要带着巴勒斯坦人与国际接轨，以承认以色列政府来换取你们承认巴勒斯坦政府（PLO领导的巴勒斯坦政府），达到和平实现两国方案。
阿拉法特在当时的西方和巴勒斯坦人眼中都是和平的希望，他是相对温和的领袖，在西岸受到人民的爱戴（虽然也确实十分腐败）。
哈马斯和PLO都想在国际社会代表巴勒斯坦，西方更愿意亲近阿拉法特。哈马斯一方面出于认为以色列是邪恶的，另一方想要破坏阿拉法特主导的和平进程，在此时发明出了一个恐怖主义创新，即自杀式炸弹袭击。80年代之前没有这种自杀式爆炸。哈马斯的壮大对奥斯陆和平进程产生威胁。两国方案进程和自杀式袭击反反复复地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不断增加。
2000年，美国总统克林顿、以色列总理巴拉克、PLO领袖阿拉法特在戴维营会面，试图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两国方案是以色列撤出西岸和加沙，由阿拉法特来控制西岸和加沙，巴勒斯坦成立独立国家，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国家。
戴维营峰会失败有着复杂原因。2000年9月，以色列右翼反对党领导人沙龙（1973年在以色列赎罪日战争中扭转战局、2005年强制以色列人离开加沙的沙龙）在武装警察的护卫下访问耶路撒冷圣殿山，并宣称对圣地的所有权。巴勒斯坦人将这一举动视为严重挑衅，成为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导火索。另一方面，阿拉法特在当时不仅要给巴勒斯坦带来和平，其同样重要的目标是消灭对手哈马斯。而阿拉法特发现家里的巴勒斯坦人支持哈马斯的越来越多，如果他继续在美国三方谈判，会越来越失去他的民族支持。
2000年9月，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奥斯陆和平进程彻底破裂。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更野蛮和残暴，哈马斯频繁使用其90年代越来越熟练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袭击以色列城市的公交车和餐馆。2000-2005年，西岸和加沙这两个巴勒斯坦领土没有控制者，陷入彻底混乱。哈马斯和PLO都在和以色列打仗。起义大约持续至2005年，造成约3000名巴勒斯坦人和1000名以色列人丧生。
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中，以色列右翼保守派政党代表内塔尼亚胡成为以色列第一个民选总理，开始长期霸占以色列政坛。很少有人喜欢内塔尼亚胡，但比起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的血腥回忆，很多以色列人宁可忍受内塔尼亚胡对巴勒斯坦的铁拳控制。
2005年，美国从克里顿总统到了小布什总统。经历911事件后，美国在全世界围剿恐怖主义。小布什信奉民主选举是恐怖主义的解药，美国要给全世界尤其是中东国家带来民主。在美国的推进下，2006年巴勒斯坦进行了一次民主选举。美国的预想是通过民主选举，选出阿拉法特代表的PLO成为巴勒斯坦的领导，继续推动和平进程。但现实给“相信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人上了精彩的一课：老百姓想要的和精英政客、记者、专家、国家领袖想要的可能不是同一个东西。2006年的巴勒斯坦选举，人民选出的是认为要通过暴力才能进解决巴以问题的哈马斯。
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民主选举中获胜，让所有人尤其是小布什措手不及。美国人无法想象巴勒斯坦老百姓怎么可能民主地想干掉以色列人呢？哈马斯的恐怖袭击策略在当时的巴勒斯坦非常受欢迎，哈马斯对国际社会自由主义的拒绝在巴勒斯坦人民心中引起强大的共鸣。美国不能接受这个民主选举的后果。美国和以色列去找落选的PLO，要求PLO必须继续控制巴勒斯坦，我们需要温和的政府，不想要一个想根除以色列的政府。2004年，阿拉法特神奇地死了，原因不明。2005年PLO的新领袖是阿巴斯。阿巴斯比阿拉法特更加腐败。美国和以色列只能和阿巴斯继续谈判，最终三方合作，让PLO（其核心党派为法塔赫）获得了管理整个巴勒斯坦的权利。
美国既要搞民主选举，又不接受民主选举的后果。哈马斯赢得了自由选举，代表了人民的呼声，但邪恶的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反对党POL不认可选举结果，不给哈马斯组建政府统治的权力。2005年民主选举后的出尔反尔让哈马斯极其愤怒，哈马斯坚称其有权组建政府，但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帮助下，PLO掌控实权控制巴勒斯坦。这带来了长达一年的政治僵局，是一场全面的政治危机。
2000年提出的两国方案已行不通，现在不是两个国家，是三个国家。以色列的国际政策从双方面接触转变为单方面撤离。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并撤出加沙地带的21个犹太定居点（约8500名定居者），以色列军队将住在加沙的全部犹太以色列人强制从家中赶走，重新安置在以色列。现在加沙没有一个以色列人。
（图为2005年以色列军队撤离全部住在加沙的以色列人，军队将不愿离开的人强制带离自己的家。）
2007哈马斯和PLO开始了非常残酷的巴勒斯坦内战，冲突主要发生在加沙地带，双方都使用了重型武器，甚至处决俘虏、袭击对方官员住所。2007年6月10-15日，经过5天的“加沙之战”（Battle of Gaza/Palestinian Civil War），哈马斯完全控制加沙，法塔赫部队撤回西岸。自此巴勒斯坦领土彻底分裂，出现了两个巴勒斯坦政府，两个经济体，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体系、文化习俗、社会生活、不同的赞助支持国家。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温和淳朴，他们对以色列政府和PLO政府有不满，但没有人想杀死犹太人。哈马斯统治下的加沙，是残酷保守专制的伊斯兰主义政府，对人民进行绝对控制，并致力于消灭以色列。
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内战中获得胜利，背后有伊朗的军事经济支持（共同目标都要消灭以色列、以伊斯兰教规范社会生活、对人民严格控制）。1987哈马斯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决裂后，在数十年间逐渐与伊朗形成正式的经济军事援助关系。
以色列围着加沙建立了一堵屏障，防止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和埃及都对加沙地带的严格经济和人员封锁，持续至今。以色列建筑的高墙从2007年到2021年发生过多次升级，开始是钢丝网和监控；2014年建筑深达几十米的地下钢筋混凝土墙，为阻挡哈马斯的地道袭击，地下墙体嵌入灵敏的震动传感器，迅速定位铁锹刨土的声音，耗资11亿美元；2018年为防止哈马斯的海军突击队（蛙人），在加沙北部的海上建墙，深入海中数百米，配备潜水员和声呐系统；2021年完工更加高科技的智能墙。
哈马斯在高墙之内，一直在不断袭击以色列，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在2008、2012、2014、2021都发生过激烈的火箭弹斗争，每次发射的火箭弹数以千计。哈马斯火箭弹的主要资助者是伊朗。以色列开发了“铁穹”新防御系统来应对，能阻拦约90%的哈马斯射向以色列的火箭弹。哈马斯突击队还挖掘隧道，到以色列抓捕士兵和平民。
插播关于前面提到的阿拉法特和阿巴斯的腐败。PLO及其主导政党法塔赫的腐败被认为是“体制性”的腐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证实阿拉法特在1995-2000年间从巴勒斯坦公共资金中挪用超过10亿美元到其个人及亲信控制的瑞士银行账户。阿拉法特去世后其遗孀在巴黎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每年从巴勒斯坦预算中领取约10万美元津贴。阿巴斯的两个儿子被指控利用父亲的政治地位在烟草贸易、建筑和保险领域建立庞大的商业帝国，家族财富估值3-6亿美元。2017年在巴勒斯坦经济极其困难时期，阿巴斯斥资1600万美元建造带停机坪和游泳池的奢华总统府，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另一方面，哈马斯曾以“清廉务实”的形象示人。但自2007年掌控加沙地带以来，哈马斯高层领导人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许多人长居在卡塔尔、土耳其的豪华酒店。哈马斯领导人积累财富的方式包括：对加沙与埃及之间通过秘密地道运输的所有物资（香烟、燃油、食品、武器）征收高达20%的地道贸易税；挪用联合国和国际援助组织的人道主义援助，哈马斯控制加沙的物资分配网络，通过加价转卖、提取管理费、将建筑材料转用于军事目的等，套取大量资金；在周围国家控制30-40家商业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和建筑业，形成庞大的全球秘密投资组合，并通过加密货币和非正规汇款系统绕过国际制裁；伊朗和卡塔尔每年向加沙的资助，哈马斯通过对其进行再分配和征税，从中获利。
（图为以色列围绕加沙建筑的高墙， The Iron Wall，铁壁。）
接下来爆发的是国与国级别规模空前的“加沙战争”。
2023年10月7日开战至2025年10月13日，哈马斯称为“阿克萨洪水行动”，以色列称为“铁剑行动”。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三千~五千枚火箭弹，饱和的火箭弹攻击使以色列最先进的“铁穹”防御系统超负荷拦截，部分火箭弹穿透防线击中建筑。一枚铁穹拦截弹的成本约4-5万美元，一枚哈马斯的土制火箭弹成本不到600美元。在巨量火箭弹攻击的掩护下，约250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通过地面工具和滑翔伞，突破隔离墙，突袭加沙周边的以色列地区，在犹太村庄屠杀平民、袭击以色列军事基地。以色列立刻反击，在1天之后向哈马斯宣战，在冲突开始的前6天向加沙投下6000枚火箭弹。10月9日，以色列全面封锁加沙，大量生活在加沙的巴勒斯坦平民被屠杀，约4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攻入加沙并缴获大量武器库，摧毁哈马斯的火箭弹储备和发射架。之后，哈马斯的火箭弹袭击频率降低，转为小规模零星骚扰。
在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中，哈马斯从以色列强行带走251名人质，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儿童、外国公民。以色列和哈马斯陆续进行谈判和人质交换。
2025年9月7日，特朗普向哈马斯提出一项加沙和平提案，宣称以色列已同意。提案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解除武装交出权力，由美国主导加沙重建。哈马斯拒绝。
2025年9月8日，两名哈马斯枪手在耶路撒冷进行恐怖袭击，造成6名以色列人死亡，21人受伤。以色列表示：哈马斯要得到教训。加沙战争已经在打，以色列如何教训哈马斯？
2025年9月9日，以色列派遣15架战斗机对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一座住宅发动空袭，目标是精准打击哈马斯的领导层。袭击导致6人死亡，但未能成功斩首哈马斯高级领导人海亚。海亚据说因为出去祷告而逃过一劫；3名哈马斯成员、海亚的儿子、1名卡塔尔人员丧生。
美国：知道以色列空袭卡塔尔的军事行动但没有阻止，在袭击开始后才通知了卡塔尔的国王和首相。袭击失败后，美国声称与此无关，并要求以色列道歉。
卡塔尔：愤怒谴责此举为国家恐怖主义，宣布暂停调解人身份。卡塔尔担任调解者时在竭尽全力地帮哈马斯，给哈马斯主场优势。卡塔尔暂停了斡旋工作，2025年10月在各方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下低调回归。
埃及：卡塔尔退出调解，最有可能的接替者是埃及。2012年穆兄会背景的穆尔西成为埃及首位民选总统，上任后仅仅一年即因经济崩溃和伊斯兰教法权力扩张引起世俗派和自由派的大规模抗议。2013年7月，塞西将军带领埃及军队发动政变，逮捕大量穆兄会高层，对在广场静坐的穆兄会支持者进行武装清场，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是埃及现代史最血腥的一天。塞西于2014年高票当选为总统，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因此埃及现在的塞西总统虽然不喜欢以色列，但更加痛恨哈马斯和穆斯林兄弟会。如果谈判场所转移到埃及，调解将对哈马斯非常不利。卡塔尔暂停角色的期间，埃及承担了大部分的情报交换工作。
以色列内部：以色列内部政治分歧非常大，左翼厌恶内塔尼亚胡，但大家的共同目标是营救哈马斯手上的以色列人质。袭击卡塔尔后，一位人质的母亲在媒体愤怒指责内塔尼亚胡此举毁掉了交换人质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要想到：哈马斯手上唯一的筹码是人质；哈马斯真正想要的是以色列停止攻击并让哈马斯继续统治加沙。这个诉求在2023年10月7日以后，以色列是绝对不可能允许哈马斯继续做的。
以色列内部有专家提出，没有办法根除哈马斯在加沙的实质性控制，加沙的唯一可能是不根除哈马斯，让哈马斯形式上不掌权但实际上仍是当地最重要的民兵组织----类似黎巴嫩的真主党，不掌权但可以随时破坏时局，是政府的实质性威胁。在巴勒斯坦人心中，哈马斯是由底层人民发起的激进伊斯兰主义，是底层巴勒斯坦人对巴勒斯坦精英法塔赫的反抗。哈马斯拒绝巴勒斯坦精英的腐败以及他们向以色列妥协、通过妥协走向和平的倾向。哈马斯的纲领是消灭以色列，这是巴勒斯坦社会底层的声音。这种底层的愤怒在加沙掌权，无法被根除。哈马斯的基本盘是巴勒斯坦众多阿拉伯部落中最穷的、最信仰真主的、最激进的阿拉伯人，他们一定是战狼，一定要恢复伊斯兰尊严，这意味着第一步要消灭以色列，第二步要消灭西方。以色列和哈马斯对彼此的态度是一样的，都认为对方要被彻底消灭。
哈马斯：海亚是哈马斯在卡塔尔隐藏很深的顽固派领导人及首席谈判代表。当时身处加沙的哈马斯领导层，上级人员已经开始战亡了，二三线人员愿意妥协，因为再不妥协以色列就要军事占领加沙。然而住在多哈的哈马斯领导人与伊朗关系密切，隐藏在卡塔尔没有遭到轰炸，不愿意妥协。所以以色列轰炸多哈，为消灭哈马斯内部顽固派。
土耳其：以色列空袭卡塔尔的哈马斯领导人，代表哈马斯在任何地方都不再有豁免权。其他国家开始担心，美国对卡塔尔保护伞的信誉受到考验，美国的保护是不是不再有作用，以色列会不会继续到其他国家追杀哈马斯领导人。没有包藏哈马斯领导人的国家自不用担心，现在哈马斯领导人的好哥们儿除了卡塔尔就是土耳其。土耳其和穆兄会轴心被间接警告。
意想不到的后果现实且合理：以色列做出空袭卡塔尔的哈马斯领导人这一被所有人指责为明显破坏和谈的举动，让哈马斯的顽固派领导人意识到，在卡塔尔也会被轰炸，并不安全。同时以色列袭击多哈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极度不确定的风险，让各方包括美国意识到必须马上签署停火协议的重要。2025年10月9日，各方在埃及签署特朗普和平计划。
四、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
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深度嵌入以色列的地缘政治关系。
以色列在建国之前，就已经与美国有着某种联系。1947年联合国做出巴以分治决议，美国起了很大的推动支持和斡旋的作用。但不是因为美国对以色列有多好，或是对犹太人有多好，或者是所谓的犹太人控制了美国，而是当时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想要涌入美国，对美国的经济就业造成巨大冲击。当时的美国政府杜鲁门政府采取了移民紧缩闭关政策，既然不允许犹太人涌入美国，那么支持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与这个政策是相呼应的。
以色列建国第二天，阿拉伯国家向其发起进攻时，美国采取了一个表面中立的态度，禁止本国向中东地区出售武器。这一禁令表面公平，实际唯一受到影响的是以色列。以色列刚刚建国，没有合法的军火购买途径，也没有武装储备，只有民兵和非正规的武器。美国当时为了维持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并平衡苏联的影响力，对以色列能不能自己存活采取了观望态度。
在斯大林的授意下，以色列从捷克斯洛伐克买到了武器，以色列买到武器开始就扭转了战局。不得不说，阿拉伯国家虽然人数众多，但并无齐心协力的精神意愿，比如军力最强的埃及也不愿承担主要作战任务，最终阿拉伯国家没有摧毁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特工在全球通过虚假公司采购二战剩余物资，如从美国买下破损的战斗机，修好后偷偷飞回以色列。犹太技术人员还在秘密工厂中将报废的坦克、火炮重新组装，提供给以色列国防军拼凑的武器。
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美国看到了以色列强大的战斗力，能够帮助其遏制苏联在中东扩张，约翰逊政府开始向以色列出售战斗机。以色列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受到重创时，美国直接将坦克、电子设备等武器送到前线，确立了以色列安全是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国会确立了质量军事优势原则（QME，Qualitative Military Edge），即美国向中东其他国家出售武器时必须确保以色列拥有足以击败任何潜在敌方联盟的技术优势。以色列成为美国在中东首选的安全合作伙伴。
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军事行动Roaring Lion，十二日战争）出动200架战斗机，对伊朗境内超过100个目标进行多轮空袭，主要目标为伊朗核设施并定点斩杀伊朗武装领导人和核科学家。以色列和美国都坚持以色列为单独行动，但在袭击成功后，特朗普表露其批准且参与了该行动，美国直接打击了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
2025年9月9日，以色列空袭多哈。特朗普称自己事前不知道，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美国绝对有能力阻止以色列的一次军事行动却没有阻止；以色列的战斗机为了抵达卡塔尔，要飞跃叙利亚、伊拉克的领空，要飞跃美国第五舰队在巴陵总部的领空。
内塔尼亚胡经常单独行动，失败时由以色列独自承担后果，特朗普乐于收获胜利，与以色列的军事失败保持距离。
五、卡塔尔----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枢纽
卡塔尔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弹丸小国。从十九世纪开始卡塔尔的生存策略就是要寻求一个第三方非阿拉伯国家的庇护，通过成为一个大国的走狗以第三方的力量来制衡阿拉伯石油湾其他更强大统治家族的威胁。在奥斯曼和英国殖民时期，卡塔尔的统治就是压制老百姓对外来统治者的厌恶、给与殖民者更好的政策来配合殖民统治者。
这个统治策略到现在仍在延续，卡塔尔努力将自身安全与美国利益挂钩。卡塔尔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储备，是一个非常有钱，但是城市基础设置建设特别差的国家。城市道路没有名称，建筑物没有编号，也没有公民社会建设。卡塔尔主动向美军提供世界一流的军事设施，投资100亿美元升级乌代德空军基地，承担基建与维护费用。卡塔尔是目前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
在整个中东格局中，和卡塔尔关系要好的是伊朗和哈马斯的高层。卡塔尔之所以一直对哈马斯友好，以调停者身份斡旋在哈马斯和以色列中间，是基于卡塔尔自己的政治立场。
石油湾的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其共同特点是国家由一个皇室家族来统治。拥有皇室家族姓的人不会离开这个家族，但家族之间和家族内部有着巨大的隔阂与仇恨。卡塔尔的统治家族是阿勒萨尼家族。卡塔尔目前的国王是谢赫哈马德，他一个人塑造了卡塔尔的激进伊斯兰主义。
在谢赫哈马德之前，卡塔尔王室的政治立场和沙特、阿联酋、科威特是一样的，为传统保守穆斯林。1995年，身为王储的谢赫哈马德发动政变推翻了自己的父亲。因为他嫌父亲不够激进、动作太慢。
谢赫哈马德深受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穆兄会的宗旨是通过教育、社会组织、政治动员，使伊斯兰教法成为社会和国家生活的基础。穆斯林兄弟会强调，伊斯兰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是一套完整的政治社会文化秩序，主张现代国家要伊斯兰化。卡塔尔当今社会一整个政府结构、意识形态、教育体系，都是谢赫哈马德在1995年政变后，在穆兄会的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的改造。现在在卡塔尔看到的妇女穿的黑袍是最严格的，连眼睛两个洞的地方都要有一层薄纱。
哈马斯是1987年穆兄会在加沙的分支，因此现在哈马斯和卡塔尔的关系非常近。
绝大多数的中东国家政府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开始压制激进伊斯兰主义或对其敬而远之。但在过去三十年中，卡塔尔始终带头推动伊斯兰革命。
谢赫哈马德创建了半岛电视台，这是一次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媒体革命。反对王权统治的反对派、激进伊斯兰分子第一次有了发声的平台。此前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允许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在阿拉伯语境中发声。半岛电视台给穆兄会最重要的神学家开设独家节目：《伊斯兰法和生活》，这一整个节目的内容是鼓动阿拉伯兄弟反对西方、仇恨西方、攻击西方。
半岛电视台和卡塔尔的资金在2011年发生了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阿拉伯之春的起因是一个突尼斯小商贩因不满城管暴虐执法在政府大楼前自焚，引发民众长期以来的愤怒，喊出人民要求政权倒台的口号，通过社交媒体迅速蔓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政权接连倒台。阿拉伯之春可以说是一场由底层开始的、代表人民声音、由人民主导的民主革命。但西方很难理解的是，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革命会和伊斯兰主义的声音混在一起。阿拉伯之春确实是一场民主革命，但它不是以自由为目的的民主革命，而是一场民主伊斯兰革命。阿拉伯之春演变为由人民主导的伊斯兰主义革命，其重要宣传推动者是半岛电视台。
半岛电视台的英文内容是西方左翼喜闻乐见的民主，阿拉伯语内容是激进伊斯兰主义。这两套话语也可以理解为一套话语。因为西方很难想象的是，在阿拉伯世界中，人民主导的底层声音同时也是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声音。从底层人民开始的民主革命通往的不是自由和开放，那是精英的诉求。精英是开放的，人民是保守的，人民的诉求是更加激进的保守伊斯兰主义。
阿拉伯世界内部尤其是逊尼派伊斯兰教世界内部基本分为两大阵营，保守的穆斯林阵营（以沙特、阿联酋的统治阶级代表），激进的伊斯兰主义阵营（以卡塔尔为枢纽，哈马斯与之天然重合）。阿拉伯世界内部独裁家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激进伊斯兰主义推行国家伊斯兰化，势必会影响保守穆斯林统治阶级的统治意愿，让他们担心自己的统治力量削弱。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核心立场是让以色列从地图上消失。因此对于以色列来说，哈马斯是整个激进伊斯兰主义阵营露出的冰山一角。激进伊斯兰革命要恢复伊斯兰尊严，消灭以色列、对抗西方，让真主的教诲覆盖整个人类大地。
从这个视角来理解，以色列对卡塔尔的空袭，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以色列在加沙发动的战争，从以色列内部来看，本质上是同一场战争。
但战争从来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问题，它是人民的问题。激进伊斯兰主义和以色列的战争，让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人民看到以色列不仅屠杀哈马斯恐怖分子，而且在屠杀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民，屠杀阿拉伯人民。这让阿拉伯人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保守穆斯林和激进伊斯兰主义信仰同一个安拉，死后上同一个天堂，吟唱同一个真主。在这个更大的考量中，以色列是一个入侵者。因此以色列对卡塔尔的攻击，暂时削弱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裂。
六、土耳其----阿拉伯世界之外的穆兄会轴心
土耳其人不是阿拉伯人，是突厥人。土耳其不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土耳其人信仰逊尼伊斯兰教。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语言文化、历史不同，只有宗教紧密相连。
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所在的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和穆兄会紧密连接，是穆兄会轴心的一部分，对哈马斯非常友好。
土耳其是北约国，是问题比较多的一个小弟，被美国赶出了F35战斗机计划，不把武器卖给土耳其。土耳其还试图加入欧盟，80年代申请加入欧盟，现在是欧盟候选国。
土耳其的民主传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案例，并非自下而上自发形成，而是由精英改革强加给社会的，是一种“威权底色的民主实验”。二十世纪20-30年代，凯末尔总统推行国家世俗化，限制宗教干政，确立共和制以及主权在民和法治的概念。二战后，为加入西方阵营（获得马歇尔计划援助及进入北约），伊萨尼总统做出一个历史上的罕见决定：主动放权，开启多党竞争。1950年保守的民主党在选举中击败执政的共和党，伊萨尼选择和平移交权力。每当土耳其的军方认为民选政府过于偏离世俗主义或导致社会动乱时，会发生政变（发生过4次）。军方政变后会制定新宪法，并在几年后将权力交还给民选政府，军队成为民主和世俗化的监护人。20世纪的土耳其曾长期处于“民选政府-军方干预-重新选举”的循环中。2000年开始，在申请加入欧盟的压力和民主改革的影响下，军方权力受到限制。
在土耳其强硬推行世俗化的过程中，20世纪中期也产生了反抗世俗化的力量。60-70年代，政治家埃尔巴坎发动“国民视角”运动，其理念与埃及穆兄会极其相似，埃尔多安正是埃尔巴坎最出色的门徒。2012年穆兄会的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土耳其与埃及关系密切。2013年穆尔西被推翻后，埃尔多安拒绝承认塞西政府的合法性。土耳其与卡塔尔联手，为流亡的穆兄会成员提供避难所、卫星电视频道、金融支持。
2020年以来，土耳其迫于国内经济压力和外交孤立，开始修复与埃及、沙特、阿联酋的关系。土耳其政府开始限制伊斯坦布尔的穆兄会媒体，不允许它们发布对邻国的抨击和政治鼓动，但土耳其仍拒绝将穆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
因此土耳其虽然与穆兄会关系紧密，它和石油湾的阿拉伯国家在政治制度上是非常不同的。阿拉伯国家穷人乍富，现在基本没有政治结构，仍然是部落制，由酋长和统治家族来管理，不是现代政府。土耳其是一个现代国家，有过真正的民主传统，选举文化深入人心，曾经是一个民主国家。虽然土耳其的民主制度非常脆弱，但其政府建构是庞大而复杂的现代政府。
因此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共识是在石油湾国家追杀哈马斯领袖和在土耳其追杀哈马斯领袖的难度级别是完全不一样的。土耳其有真正的政府，相当专业的情报机构，不像石油湾国家这么容易被渗透。如果以色列要在土耳其追杀哈马斯领导人，将要比在卡塔尔困难得多。
最后粗略总结一下：
阿拉伯底层人民和统治阶级的分歧，阿拉伯底层人民和精英们和专家的分歧。精英是开放的，人民是保守的；精英想要的民主是和平，底层人民的民主是更加激进。埃及和加沙都曾民选出穆兄会领导人，土耳其民选政府的倾向也显示出这一点。
我们评论和谈论国家政权、国家政党的态度，有别于对它的人民。
我们既不能基于一个关于人群的名词去想象他们的主张，也不能基于人们共享一个标签去推测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诉求。
感谢仲树老师给我带来了如此复杂的事件总体脉络尤其是生动的政治分析，文中多处内容来自于《独树不成林》。有别于了解具体的数字和事件，形成对政治事件的理解和体感是更加重要的，是人判断力形成的基础。
我在搜索图片的过程中看到了被火箭弹炸平的城市、废墟上的儿童、医院里的烧伤者，这又是另一种体感。我不放这些图片，你们可以自己去搜然后哭一会儿。被轰炸过的加沙和以色列城市看起来没有区别，它们成为了一样的废墟。
在此直接引用树老师的一段话：
“振臂高呼支持哈马斯打倒以色列邪恶政权的美国左派游行大学生，和支持以色列反击恐怖分子的美国保守人士，他们背后展露的，要么是对历史的无知带来的狂热，要么是对人民苦难无知带来的冷漠。
道德谴责开始的那一刻，就是我们好奇心停止的那一刻。作为一个好人，我们不可能没有道德，不可能不分辨是非对错。学习知识追求真理不应让我们成为三观模棱两可的怪兽，但在我们的好奇心还没有被充分滋养之前，立刻为了道德谴责冲锋陷阵，是一种拔苗助长。
我们的出发点应是在政治局限下如何给巴勒斯坦人带来真正的人道主义。因为政治局限一定存在，改变不可能是完美的，和平是脆弱的，只可能是相对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