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叫魂

这本书，老实说，我十几年前就买了，前前后后看了五六遍，每次重读都有新的发现。我十几年前第一次翻的时候，说实话，没怎么看懂；现在再读，好像（至少我自认为）有点懂了。

这次重读的起因有点偶然。这几天在看电视剧《反人类暴行》，也不知咋地，鬼使神差地就把这本书又从书架上抽了出来。两部作品其实没什么直接关系，纯粹是我自己莫名其妙地联想到了。

我又突然想起，前两天跟几位影视圈的老友聊天，杜导提到一部很小众的国产恐怖片，叫《中邪》？(应该是叫这个名字，我忘了她说的啥名字了，但是我查到的确是有一部恐怖片叫这个名字，我不确定是不是这部），讲的是几个年轻人去农村拍灵异现象的故事，大家都不信世界上有鬼，所以几个年轻人拿着摄像机去山东农村，想拍一部“揭露迷信”的纪录片。他们跟着神婆进了一户农家，为一位“中邪”的女人做驱邪仪式。然后事情开始不对了。

据说片子成本只有七万块，没有特效，没有明星，但看过的人都说，前面想睡，后面不敢睡。全程没有鬼，但好像又有鬼。（I have no idea what that means）

Anyway，先说说这本书吧。《叫魂》讲的是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中国经济最富庶的江南水乡，一种关于“妖术”的谣言如幽灵般蔓延。据说，妖人可以通过剪走他人的发辫，甚至通过呼喊其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之服役或令其暴毙。

这场恐慌的起点，是一个极不起眼的细节。以下是抄书：

乾隆三十三年初春，浙江德清县。县城东门的城桥水门坍塌了，知县从邻县雇来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带领工匠们重建石桥。工程进入打桩阶段，繁重吃力，需要将粗壮的木桩深深打入河底。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叫沈士良的农夫找到了吴东明。

沈士良是个孤苦的老人，没有亲生子女，与两个侄子同住。侄子们待他刻薄，不仅坑骗他的钱财，还殴打他的母亲。在阳间讨不回公道的沈士良，决定诉诸阴间。

他听人说，石匠造桥时需要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顶部，随着木桩打入河底，那些名字被写在纸片上的人，会因此被窃去精气，不是生病，便是死去。这种法术，就叫“叫魂”。

于是沈士良揣着写有两个侄子名字的纸片，找到吴东明，希望他把纸片钉进桥桩。他把纸条和一锭银子一起递给石匠。

吴东明怕引火烧身，立刻将沈士良扭送到县衙。知县听完原委，认为不过是乡野愚民的迷信纠纷，打了沈士良二十大板，便将他释放了。

事情本该到此结束。

但沈士良的案子从官府衙门流传出去，从街头传到巷尾。关于“用名字压桩可以咒人”的传闻，像种子一样落地生根。

没过几天，一个叫穆方周的采药人找到吴东明的副手郭廷秀，企图诱使他将一个纸包植入桥桩，这样穆方周就可以把他当作术士交出去，向当局邀功请赏。郭石匠大怒，把他拖到县衙门。这位失风的告密者因为无事生非而受到重杖，并被带枷示众。

这两件事，经由德清人之口传到了杭州。

一个叫计兆美的德清人，帮人料理丧事后多喝了几杯酒，回家晚了，被叔叔疑心赌钱而挨了打。他羞愤离家，一路乞讨来到杭州。

一天傍晚，他被听出口音的外地人团团围住。人群中有人高声喝道：“你是德清人，半夜三更到此，不是做贼，定是因为你们那里造桥，来到这里叫魂的！”

计兆美被拳打脚踢，捆到保正家中。在酷刑之下，他信口胡诌：自己就是来叫魂的，身上本有50张纸符，已将48张扔进西湖，用剩下的2张咒死了两个孩子，还编出了小孩的名字。他又想起听过吴石匠的名字，便做假供说，是吴石匠给他的符咒。

可当衙门把吴石匠绑来时，根本不认识他的计兆美，自然没能将他指认出来。谎言不攻自破。计兆美被带到杭州城门口，带枷示众。

然而，恐慌已经收不住了。

四月初，萧山县发生了一件事。四个和尚结伴化缘，其中年老的巨成和净心在路上遇到一个孩子，孩子读出他们钵盂上的文字。巨成心善，随口询问孩子名字。

一对怒气冲冲的夫妇从后面追上来：“你们为什么打听我们孩子的名字？你们一定是来叫魂的！”在他们想来，一旦让术士得知某人的名字，谁知道他会拿它来干什么？四个和尚被绑缚到县衙。

另外两个照看行李的和尚被当地捕役蔡瑞盘问。蔡瑞在行李中发现了剪刀和辫子。后来查明，这是他为了索贿不成而栽赃的证物。但在刑讯逼供下，巨成只得认罪。

这件案子最终被省按察使查出是冤狱，和尚们无罪开释。但“剪辫”和“叫魂”，这两件原本没有关联的事，被人为地联系在了一起。

到了五月，苏州接连发生案件。三个外乡乞丐因身上带有剪刀和符纸被抓，成了拉扯十岁男孩辫子的疑犯。一个外地和尚去苏州采买香烛，被当地人疑为剪辫叫魂的术士，爆发了肢体冲突。

叫魂的谣言，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孔飞力在书里追问：为什么被怀疑从事叫魂的，总是特定的人群？总是流浪者、陌生人、没有根基的人、来历不明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和不受控制的这些人。

当然，最有可能沦为暴民私刑和官府酷刑受害者的，是和尚和乞丐。

那些游方和尚，很多是没有正式度牒的边缘人物。那些乞丐，居无定所，被本地人认为沾染晦气。那些外来工匠，像吴东明一样，说着外乡口音，不在本地社区的熟人网络之中。

在一个婴儿死亡率极高的社会里，人们对男童的保护是唯此为大的事情。而当时人们对大多数疾病的原因还不甚清楚，当孩子患病的时候，便不能排除这是否因妖术引起的可能。那些本来便与超自然事物打交道的人，比如和尚与道士，按情理的推想，掌握着操纵超世俗事务的种种手段，也就最有可能是妖党术士一流。

于是，恐慌有了具体的靶子。

两个游历的和尚，随口问了一句农夫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便被当街打死。围观居民还觉得不够彻底，将他们的尸首用火烧掉，以免魂魄继续“害人”。

孔飞力写下这段话：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

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而恐慌给了他们一把枪。当叫魂谣言传到北京时，它已经演变成了“剪辫”事件。

当时的满清，尤其皇室，最听不得“剪发”二字。因为剪发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剪掉辫子，剪掉辫子又会被引申为“反清”。清军入关时的那句口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还没有被遗忘。江浙地区，正是当年抵抗剃发令最激烈的地方，清军在那里制造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如今民间四处流传剪掉辫子的谣言，这让乾隆皇帝怎么能够不生气。

乾隆皇帝既愤怒又吃惊。他没想到在这样的盛世还有如此荒谬不实的谣言，更没想到几代人用心经营的江山因为一个“叫魂”就被搅得不得安宁。

但孔飞力指出，乾隆的焦虑不止于此。作为专制君主，他还有更深的不安全感，一是对“汉化”的担忧，怕满洲精英被汉族的文雅萎靡侵蚀；二是对官僚体系的猜忌，怕臣下对他封锁消息、“化有为无”、敷衍塞责。

叫魂案中的关键符号——“发辫”，恰好同时触动了这两根神经。对于汉人百姓，发辫是灵魂的容器；对于满族统治者，发辫是臣服的政治图腾。同一根辫子，承载了巫术的恐惧与政治忠诚的标尺。

于是，叫魂案被乾隆上升为政治事件。他坐镇北京，通过朱批奏折指挥各省清剿。他埋怨官员“敷衍姑息”，又指责他们“滥捕充数”。他把清剿变成了与各省官僚的暗中较劲。

地方官员们陷入了两难。

按官僚责任制的常规，一项罪行如果未被朝廷确认，地方官员就不会因此失察而受惩罚。对地方官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对朝廷封锁信息。

但乾隆通过自己的耳目发现了被隐瞒的案件。他的上谕措辞日渐严厉，甚至常常斥责官员。封疆大吏们将乾隆的严词督责理解为迫使他们屈从圣断的示意，而乾隆则把臣下担心伤及无辜的犹疑视作避重就轻、化有为无的惰怠行为。

随着扭曲的信息往复交流，一则荒诞不经的流言终于演变为具有“大逆”性质的政治要案。各地官员开始积极清剿。在山东省，巡抚富尼汉为了邀功，捏造出有专事此道的“妖党”存在，并通过屈打成招的口供将祸水引至江浙地区。这暗合了乾隆对南方汉族抵抗势力的判断。

到九、十月间，剪辫案发展成为牵涉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直隶、热河、河南、山西、陕西、湖北等十二省的大狱。几十个无辜的人在严刑拷掠下毙命或致残。

直到十一月，在北京复审关涉此案的全部活着的疑犯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该案完全系罗织所致。军机大臣刘统勋、傅恒将那些冤假错案一并交给乾隆过目，希望他停止这场风波。

乾隆终于下令停止清剿。但他绝不会承认自己错了。承认错误就等于放弃整治官僚的道德高地。他把锅甩给涉案官员，积极如富尼汉者，因冤假错案受到惩罚；消极怠工者，同样不容姑息。前前后后处理了195名官员。

吴东明、计兆美、沈士良、巨成和尚们，被遣回乡里释放。他们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记录。

然而，孔飞力在全书结尾留下了这段话：

“一旦旧制度的精英失去了抵制疯狂的文化底气，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持有异见的人们很可能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并且“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我还没看过大名鼎鼎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但是我看过《大明王朝1566》这本书和电视剧，《大明王朝》里有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人物叫高拱 (电视剧里我印象深刻的人物是杨金水，不过不重要)，anyway，高拱此人是个暴脾气、直肠子且战斗力爆表，史载他"性迫急，不能容物，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

他有能力，但是他好像不会斗。高拱和徐阶同僚几十年，徐阶的学生是张居正、赵贞吉，所谓“天地君亲师”，这是血缘之外最牢固的纽带。严嵩倒了之后，内阁那把椅子，按资排辈可能轮到高拱，但按圈子，永远轮不到他。

我觉得他是实实在在想做事，他想倒严、想改革，但每一件事都要穿过层层叠叠的权力网络，比如皇帝的多疑，比如同僚的算计，再比如下属的敷衍。他肯定比乾隆惨，因为他没有皇权护体，只能靠自己的"暴脾气"开路，靠和裕王的情谊保命。但情谊是会变的。当裕王成了隆庆帝，当他真的坐上首辅之位，曾经的信任还能持续多久？历史告诉我们，没多久。

我为什么在读《叫魂》的时候会想起高拱？是因为书里有个细节反复出现，乾隆通过朱批指挥全国清剿时，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叫“化有为无”。这四个字，说的是地方官员面对妖术恐慌时的本能反应：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捂则捂，能瞒则瞒。这是官僚机构的生存本能，不出事，就是最大的政绩。

但高拱这辈子干的，恰好相反。他是想把那些被“化有为无”的东西，重新翻出来，变成非处理不可的事。

倒严的时候是这样。严党贪墨、弄权、祸国，满朝文武谁不知道？但大家选择“化有为无”，该上朝上朝，该行礼行礼，该写青词写青词。没人愿意当那个捅破窗户纸的人，因为捅破了，就得面对皇帝的猜忌、严党的反扑、同僚的观望。只有高拱，非要在御前会议上拍案而起。他图什么？图正义感？图青史留名？我觉得都不是。他是真的相信，有些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

但问题在于，在一个以“化有为无”为运行常态的系统里，一个坚持“化无为有”的人，注定是孤家寡人。

《叫魂》里，孔飞力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框架，叫“官僚君主制”。他指出，在清代的政治结构中，并存着两种权力：一种是专制权力，属于君主，具有独断性、任意性和突发性；另一种是常规权力，属于官僚机构，具有程序性、常规性和可预测性。以往的理论，比如Max Weber，倾向于认为随着社会复杂化、行政专业化，常规权力会逐渐压倒专制权力。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法理型权威”取代“传统型权威”和“卡里斯马型权威”的过程。

但孔飞力说，在中国帝制晚期，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两种权力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共生且博弈的。君主为了驾驭庞大的官僚机器，不能仅依靠制度，他必须通过处理“政治罪”这样的例外事件，比如谋反、大逆、妖术这些，将个人意志强行注入行政体系，在常规程序的铜墙铁壁上凿开一道口子，以此提醒官僚们：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叫魂案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皇帝用专制权力，打破了常规权力的稳态。

这个框架之所以有力，是因为它不仅能解释清朝的叫魂案，也能解释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类似的“例外时刻”。举一个更早的例子：汉武帝与“巫蛊之祸”。这场悲剧的起点，和叫魂案何其相似，都是关于“妖术”的谣言，都是皇帝用专制权力介入常规司法，都是官僚系统在皇权压力下疯狂罗织。但巫蛊之祸比叫魂案走得更远，因为汉武帝比乾隆更深地陷入了自己的恐惧，以至于他亲手摧毁了自己的继承人和半个朝廷。直到后来武帝才幡然悔悟，但悔悟有什么用，人已经死了。

为什么这种体制能长期存在？因为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

这种共生与博弈，在西方现代政治中也能看到影子。美国宪法设计的“三权分立”，本质上就是用一套常规程序来约束总统的专制权力。虽然美国总统不是君主，但作为行政首脑，他确实拥有某种“独断性”。国会立法，总统执行，法院解释，互相制衡。但危机时刻呢？林肯在内战期间暂停人身保护令，罗斯福在大萧条时期推动“court-packing plan (法院填塞计划)”，小布什在“9·11”后设立军事法庭，这些都是总统试图用“例外权力”打破常规程序的案例。最高法院通常会在事后介入，重新划定边界，但那个边界永远是弹性的，永远在博弈中被重新定义。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分析纳粹德国时，提出过一个更极端的观点：极权统治的本质，就是让“例外状态”变成常态。纳粹政权不是不要法律，而是把法律变成一种永远可以被领袖意志凌驾的东西。集中营不是法外之地，而是“法律”的另一种形式——一种以例外为原则的法律。这种思路，和孔飞力观察到的“政治罪”机制有某种深层的呼应，就是当统治者发现，通过制造恐慌、制造例外事件可以最有效地驯服官僚、控制社会时，他就会倾向于反复使用这种手段，直到整个系统都习惯于在例外状态下运行。

这让我想起两个词：“制造敌人” 和 “安全幻觉”。

什么叫安全幻觉？就是你以为自己活在规则里，以为只要不犯法、不惹事、不站队，就能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但历史反复告诉你，不是的。那个被农夫随口问了一句名字的孩子，他做错了什么？那个在杭州街头被活活打死的和尚，他又做错了什么？

什么都没做错。他们只是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长了一张不该长的脸，或者碰巧遇上了某个恐慌的季节。

孔飞力在书里写过一个细节。他说，叫魂案中那些被冤杀的人，大多数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死。他们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然后被处决。临死前的那一刻，他们可能还在想：是不是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是不是我命中该有此劫？

我这两天在看的《反人类暴行》里那些“马路大”也是这样，被731部队抓去活体解剖的，有抗日联军战士，有普通老百姓，有老人，有孩子。他们被抓的时候，可能正在地里干活，可能正在家里吃饭，可能正在街上走路。上一秒还是普通人，下一秒就成了“圆木”。他们被编号，被实验，被解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切。如果说和1768年有什么不同，大概就是他们连“是不是我命中该有此劫”这句话都来不及想。

所以当恐慌来袭，当权力失控，当“制造敌人”成为一套机制，普通人靠什么活下来？孔飞力在书里没给出答案。他只是把问题摆在那里，让你自己想。

我会想，如果我是1768年那个在杭州街头的和尚，或者是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平民，看见一群人朝我冲过来，我会怎么办？如果是《釜山行》里那种丧尸，我可能还知道往哪跑。但是像这种，跑？跑不掉。辩？没人听。反抗？只会死得更快。那我能做的，好像只有站在原地，看着拳头落下来，然后想：是不是我命中该有此劫？

这个念头本身就是最深的悲剧，它意味着，在那一刻，我已经认同了他们的逻辑，已经开始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反人类暴行》的每一集片尾都是伯力审判的原音放送。有一集有一个日本战犯说：“我们从小被教育，要为天皇尽忠，要为帝国献身。做实验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在杀人，我们觉得在尽忠。”他后来有没有真的醒悟，我不知道。但那一刻，他还在用这套逻辑解释自己。

两百年过去，很多东西变了，但有些东西没变。那个“在你身上找原因”的逻辑没变，那个“把人不当人”的机制没变，那个“用恐慌来统治”的手段没变。

我朋友说的恐怖片里“没有鬼，但好像又有鬼”，可能大概也是这个意思，真正的鬼，从来不在镜头里，而在人的心里。

那我们能做什么？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孔飞力花那么多年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告诉我们“历史很黑暗，你们认命吧”。他是想让我们看见，那个制造恐慌的机制是怎么运作的，那些被冤杀的人是怎么死的，那些加害者是怎么把自己说服的。看见了，才有可能不重复。

回到《叫魂》，乾隆最后收手了。他把锅甩给195名官员，自己全身而退。虽然他不认错，但他停止了清剿。那种“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疯狂”的局面，还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