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后，封建制度逐渐动摇、社会发生变化，也因此而诸子百家争鸣、学术思想发达。那时儒、道两家各具理想，儒家称引先王，力倡恢复固有的礼制；道家讲求无为，冀望回到太初的淳朴。他们同样是古而非今，要人们取法古人、复归原始。唯独法家，确信历史进化，主张顺应时势，制定因事后便的新制度，谋求国家的统一富强。前辈法家之中，商鞅尚法，主张信赏必罚，用法作为强国利民的工具；申不害尚术，主张循名责实，以密术驾驭群臣；慎到尚势，主张秉权立威，尊君卑臣，令行禁止。大体而言，法家都讲求充实实力，提倡武勇，管仲相齐，大兴鱼盐之利；李悝在魏，尽地力之教；商鞅佐秦，重视农战，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
到了战国时期，七雄争霸，而这其中以韩国最为羸弱。从地理上看韩是秦国出征诸侯的必经之地，也是合纵诸国伐秦的必由之地。在政体上也积重难返，国君形同虚设，这时为了国家的富强，出现了一位思想家——韩非，史称韩非子，他总结法家大成，主张法、术并重，势、利兼顾，尊君贵法。韩非子文笔华美、犀利而又酣畅，它的结构谨严、议论精辟，自古便是读书人爱不释手的研究范本。看看“守株待兔”、“买椟还珠”、“郢书燕说”、“滥竽充数”、“犬马鬼魅孰易”这些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读来真是忍俊不止、啧啧称奇，但故事的背后，却另有一番深刻的道理，对于我们行事有所警戒惕励，细细去探寻，他的主要用意还在于籍此表明相当切实的治国理论，你不能不惊叹作者的才华卓绝，而这一切出自于一个说话略带口吃的青年。
有人说“中国人就是缺乏守法的观念，妨碍国家的现代化，培养国人谨慎守法的精神，是当前刻不容缓的要务”。还有人说“新加坡为维护社会纪律而采取重罚，令出必行，是他们行政卓著的主要原因”。殊不知，这些都是两千多年前韩非子再三致意的论题。他的学说不但没有被时代的浪潮淹没，而且历久弥新，实在是因他对人性深刻的暸解，他的主张还切实切合政治的缘故。
韩非子是我国先秦法家集大成的作品，是我国最完备的政治理论，那是一套面临纷乱能使国家振衰起弊、安定富强的治国蓝图，也许人们担心它太严肃、太深奥，但是只要离开韩非子，它那活泼锋利的文字、鲜明生动的事例便深深地吸引你。两千多年来，韩非子几经流传，读书人辗转研读，其中必有不朽的文学价值存在。韩非子这本书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韩非子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顺应时势、总集法家的思想、参酌各家学说而拟就的重要作品。韩非子那个时代，封建贵族分治的崩溃离析局面已渐结束，而时代潮流正往帝国大一统的方向推动，由于韩非子帝王政治理想的提出，直接促进贵族封建制度的瓦解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把中国历史推向一个崭新的局面。事实上，从秦始皇开创帝国一直到清末宣统逊位，中国两千多年的政体大致不变，儒家思想虽经汉武帝定为一尊，但是法家思想仍然是政治的骨干。
纵观我国历史，每当国家危疑弱乱之时，总有政治家实际运用韩非子学说以求独立自强。即以近代来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叩关逼压，我们过去华夏大一统的国家被迫进入新的竞争行列，比起韩非子的祖国——韩国在战国时的情况好不了多少。学者们重拾韩非子，发现对国计民生确实大有裨益，并不仅仅是苛刻而已！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我们也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社会，农业社会的道德规范不再被重视，也不足以应付新社会的疑难问题，试看商人们的欺骗奸诈、不良分子的杀人越货，似乎已不是完全凭籍教育的熏陶、道德的感化来解决问题的啦。试看韩非子吧！要重视法律与社会秩序、要培养安分守法的好国民，韩非子对政治思想的贡献竟然直到今日民主法治社会还能运用。
韩非子理论，首先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之上，因为人的自利观所以治国必须照顾全体民众，便不能以少数清廉自足如伯夷、老聃等人来做标准，而必须在国家公利的大原则之下，从基本上满足人们相当程度的自利心理。因为人们趋利避害，所以设置赏罚，而且要厚赏重罚、信实必行。由于人们欲望无穷，用人方面必须有公平客观的铨叙办法。另一个理论基础是历史进化，勇于面对困难求新求变。韩非子重视现实层面的种种问题，并且针对疑难而有因应措施。第三个理论基础是充实实力，由于人性自利，时代变迁，国与国之间各自为谋，一切以利害为前提，绝无道义可言。韩非子既求顺应时势，更主张充实实力、致力富强，退可自保、进可争霸。
韩非子的学说与儒家想反，是他被后人排斥的主要原因。孟子提倡王道，鼓吹以德服人；贬抑霸道，反对以力服人。而韩非子倡议德偏偏是以力服人德霸王哲学，在法度之前，便不论亲疏贵贱，一律平等。突破过去礼法制度的阶级性和神秘性，这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
基于历史进化观，他反对儒家动辄称引先王、祖述尧舜；基于人性自利与顾及政治的普遍性与绝对性，他反对德化；他相信国家务求实力的充实，便反对仁义；基于尚法与尚功用的观点，他反对辨智，反对儒者凭籍学术干扰法度，反对游侠凭籍武艺触犯禁令。他的理论，乍看令人震惊，但细心推究因由，却另有一番深厚的道理，时至今日，我们仍可发现韩非子学说确实有很多智慧，足以弥补儒学的不足。
在目前的工商社会，人性复杂险诈之处，比战国时代还要严重，要维持社会秩序就不能光靠传统忠孝节义、效法圣贤的教育，必须培养法治观念。守法的观念不是外国人倡议的，韩非子早已呼吁了两千多年，而在韩非身后的一千七百多年之后，西方才出现了相近的学说——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
2026年2月4日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