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策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以下简称境内）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 （以下称应税交易），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增值税。 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是指有偿转让货物、不动产的所有权，有偿提供服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实施条例》
第二条 增值税法第三条所称货物，包括有形动产、电力、热力、气体等。 增值税法第三条所称服务，包括交通运输服务、邮政服务、电信服务、建筑服务、金融服务，以及信息技术服务、文化体育服务、鉴证咨询服务等生产生活服务。 增值税法第三条所称无形资产，是指不具实物形态，但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产，包括技术、商标、著作权、商誉、自然资源使用权和其他无形资产。 增值税法第三条所称不动产，是指不能移动或者移动后会引起性质、形状改变的资产，包括建筑物、构筑物等。 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提出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具体范围，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
第三条 增值税法第三条所称单位，包括企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组织及其他单位。 增值税法第三条所称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
第三十四条 单位以承包、承租、挂靠方式经营，承包人、承租人、挂靠人以发包人、出租人、被挂靠人名义对外经营并由发包人、出租人、被挂靠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发包人、出租人、被挂靠人为纳税人；其他情形下，承包人、承租人、挂靠人为纳税人。
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应税交易，资管产品管理人为纳税人。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小毛笔记
本条包括了增值税纳税人，和征税范围，思维导图如下：
（一）变化
1、新名词
过去（36号文/暂行条例）：我们习惯说“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每次都要念一长串。
现在（增值税法）：用“应税交易”四个字完成了法律抽象。
定义原因：
包容性：未来的新商业模式（如虚拟数字确权、新型金融衍生品）可能很难第一时间划入“货物”或“服务”，但它们都属于“交易”。
法理性：强调了“交易”二字，即必须具备**“双向合同约束”和“对价性（有偿）”**。如果不是交易（如行政划转、纯粹的捐赠），就不在应税范围内。
判定逻辑的简化：
以前我们要先定性“这是什么”，再看“交不交税”。
现在第一步是判断“这是否构成应税交易”？如果连“交易”都不算（例如公司内部调拨、非经营性征收），直接跳过后续复杂的税目对号入座。
对“混合销售”与“兼营”的重塑：
过去纠结于“货+服”是混合还是兼营。现在法律统称为“应税交易”，在处理一些高度融合的数字化合同（如软硬件一体化服务）时，淡化了单一税目的界限，更关注整个合同项下的交易实质。
2、征税范围内没有劳务
在旧法体系下，原“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属于《暂行条例》管辖，而“现代服务”属于 36 号文管辖。
并入后，原来的“加工修理修配”在《实施条例》第二条中被划归为“生产生活服务”。
但前后税率仍然保持一致，13%
3、大家一起来改名
现代服务、生活服务改了个名，信息技术服务、文化体育服务、鉴证咨询服务等生产生活服务。
不动产从财产变为资产。
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变成其他无形资产。
单位定义内，行政单位变成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变成社会组织。
改名原因：
（1）从“行业视角”转向“功能视角”
变化： 将信息技术、文体、鉴证咨询等统称为“生产性/生活性服务”。
统一税收政策： 过去这些服务散落在不同的细目中，但近年来国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出台了大量的加计抵减、税收优惠政策。
降低界定成本： 现代经济中，很多业务是跨界的（例如：互联网医疗既是信息技术也是生活服务）。通过更科学的归类，可以减少税企双方在“到底属于哪项服务”上的争议，让法律表述更符合现代产业分类标准。
（2）与《民法典》及国际会计准则接轨
变化：不动产从“财产”变为“资产”；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变成“其他无形资产”。
法理一致性：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财产”更多是一个民事权利概念，而“资产”是一个经济和会计概念。增值税作为流转税，关注的是价值的增值和抵扣，使用 “资产”更能体现其在企业经营中的流动性和会计核算属性。
简化范畴： 过去区分“权益性”和“非权益性”无形资产在实务中非常困难。统一为“其他无形资产”是为了全覆盖，避免新兴的数字权利（如游戏道具、数字藏品等）因为名称对不上而产生课税盲区。
但在《民法典》中，不动产包括“土地”和“房屋”。旧口径下土地使用权转让属于无形资产。
新法《实施条例》第二条明确“无形资产”包含“自然资源使用权”。这意味着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在法理逻辑上依然被稳牢地定格在“无形资产”，而非“不动产”。
（3）主体定义的精确化与政治术语对齐变化：
行政单位→行政机关；社会团体 →社会组织。行政机关： “行政单位”是一个预算会计概念，而“行政机关”是一个宪法和法律明确的权力主体概念。增值税法作为国家法律，使用**“机关”**更能准确界定行使职权的主体。社会组织： 这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现在的“社会组织”不仅包括传统的社会团体，还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改名是为了确保这些非营利性主体在发生应税行为时，都能被纳入法律监管范围，体现了税收公平原则。（4）立法技术的提升：
去“补丁化”增值税长期以来是以《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形式存在的，很多名称带有浓厚的“营改增”过渡时期的色彩。转为正式法律： 现在通过《增值税法》，需要清理掉过去临时性的、描述性的语言，换成更加规范、简洁、具有前瞻性的法律词汇。
（二）思考
1、为什么进口只有货物需要交增值税
在境内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人是纳税人，但是进口的时候却只有货物是纳税人，那进口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人呢？
是扣缴义务人，负税人。
首先，根据后面的条文明确一点的是进口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是需要交增值税的，但是纳税人是境外销售方，而购买的、进口的这一方在交易中，属于法定的扣缴义务人。同时，按常规来说，这笔增值税是我交易价款组成的部分，所以进口方也是实际承担税款的人。（1）征管可行性的现实考虑：
货物：有形的，必须通过海关。海关在“入口”处设卡征税，天然、高效、无法逃避。因此，法律可以明确地、直接地将进口商指定为纳税人。
无形资产/服务：无形的，不经过海关。如果也规定境外销售方为纳税人并自行来华申报，对于零星交易几乎无法征管。因此，税法巧妙地通过 “境内购买方扣缴” 这一制度，将纳税义务的履行“锚定”在境内可控的实体上，确保了税源不流失。
（2）税收管辖权的理论依据：
消费地征税原则：增值税是消费地税。无论货物还是服务，最终消费发生在中国，中国就有权征税。
对于货物，在“进口”环节（即进入消费地）征税。
对于服务/无形资产，由于其消费行为在购买发生时即完成，因此法律规定 “购买方在境内” 就构成在境内销售，从而触发中国的征税权。为了行使这项权力，便规定了购买方的扣缴义务。
2、为什么货物不动产不提转让使用权
增值税的税目划分，其底层逻辑直接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 中关于物权、债权和民事权利的基本法律界定。
可以说，《民法典》是“地基”，增值税法是建立在这个地基之上的“税收征管建筑”之一。 增值税法规中关于“销售货物”、“销售不动产”、“销售无形资产”、“销售服务”的区分，正是对《民法典》中不同民事权利和法律关系在税法领域的映射与应用。
核心逻辑图谱：
货物/不动产：所有权变动 = 销售；使用权变动 = 租赁（服务）。
无形资产：所有权变动 = 销售；使用权变动 = 销售（特例）。
核心关系解读
（1）“所有权转让” vs “使用权转让”的区分源于《民法典》物权编
《民法典》第二百四十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民法典》第三百二十三条：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税法映射：
增值税中的 “销售货物/不动产”（转让所有权），对应的就是《民法典》中 “处分” 所有权这一核心权能。
增值税中的 “租赁服务”（转让使用权），对应的就是《民法典》中设立了一个 “租赁合同”关系（属于债权），让渡了暂时的 “占有、使用、收益” 权能，但所有权不变。
（2）“无形资产”的特殊性源于《民法典》对权利类型的界定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条明确了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并列举了作品、专利、商标等客体。
知识产权是一种无体财产权，其“所有权”（如专利权）与“使用权”（如专利许可）在法律上是可清晰分离且同等重要的权利形态。
税法映射：
正因为《民法典》将知识产权等无形财产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类型，增值税法才可能也必须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税目 “销售无形资产” 来对待。
税法在此税目中明确“转让所有权或使用权”，正是精准对应了《民法典》中知识产权既可以“转让”（卖断）也可以“许可”（授权使用）的两种基本法律行为。
（3）“服务”的本质源于《民法典》合同编
《民法典》中的“服务合同”（如技术服务、咨询服务、运输服务、租赁服务等）规范的是提供劳务或完成工作成果的行为，其标的是一种 “行为”或“过程”，而非有形的“物”或法定的“财产权”。
税法映射：
增值税中的 “销售服务” 税目，涵盖的就是这类以“行为”为标的的交易。当您转让一台机器的 “使用权” 时，您实质上是在履行一个《民法典》中的 “租赁合同”，提供“让渡使用权”的服务。因此，它被归入“销售服务”，而不是“销售货物”。
结论：一个从民法到税法的逻辑链条
我们可以这样清晰地看到两者间的关联：
民法定性（《民法典》）：
转让一台设备的所有权 → 法律性质是：“买卖合同”（转移物权）。
转让这台设备一年的使用权 → 法律性质是：“租赁合同”（设立债权）。
转让一项专利的所有权 → 法律性质是：“知识产权转让合同”（转移无体财产权）。
转让这项专利的使用权 → 法律性质是：“知识产权许可合同”（设立用益债权）。
税法定量与归类（增值税法）：
基于上述民法定性，税法根据 “征税的便利性和中性原则”，对经济实质相同的交易进行归类征税：
所有因 “买卖合同” 导致货物/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的，归入 “销售货物/不动产”。
所有因 “租赁合同” 导致的使用权让渡，无论标的为何，因其“服务”本质，统一归入 “销售服务”。
所有涉及 知识产权等无体财产权 的合同（无论是转让还是许可），因其标的特殊，单列为 “销售无形资产”。
（三）实务：特殊主体的确定性
1、挂靠经营：从“名义判定”转向“责任判定”
核心准则：必须同时满足“以发包人名义对外”+“由发包人承担法律责任”。
实务逻辑：这是一种“名实合一”的要求。如果你只是挂个名，法律责任全是承包人的，那发包人就不能当纳税人。这在建筑、运输行业是“核弹级”的合规指引。
2、资管产品：管理人纳税的“终极确权”
核心准则：资管产品运营应税交易，管理人为纳税人。
实务逻辑：解决了金融嵌套下的税源流失问题，方便了税务机关“抓大放小”，也让资管产品的核算变得有法可依。
3、构筑物入法：固定资产清理的“新准绳”
核心准则：不动产定义明确包含“建筑物、构筑物”。
实务逻辑：过去实务中，电梯、中央空调、室外管网、露天塔架到底是随房产走（9%）还是作为设备走（13%）经常扯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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