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舞蹈学科的跨学科实践,论述舞蹈史研究是如何借助图像学,人类学,这对于舞蹈学的理论创新与新的知识生产有什么机遇和风险?
跨学科视域下舞蹈史研究的拓展与思辨 —— 以图像学、人类学为路径的理论创新与知识生产
舞蹈史并非孤立的艺术史分支,其研究对象的动态性、具身性与文化性,决定了它需要突破单一学科的壁垒。图像学与人类学的介入,为舞蹈史研究开辟了新的方法论路径,既催生了理论创新与知识生产的机遇,也潜藏着学科边界模糊、研究重心偏移等风险。以下从跨学科实践的具体路径、机遇价值与风险规避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一、 舞蹈史研究的跨学科实践:图像学与人类学的介入路径
(一) 图像学:以视觉遗存还原舞蹈史的 “缺席在场”
舞蹈的身体媒介具有 “转瞬即逝” 的特质,古代舞蹈的动作形态、表演场域、文化功能往往缺乏文字的精准记载,而图像学为弥补这一缺憾提供了核心支撑,这在中外舞蹈史研究中均有典型应用。
1、中国古代舞蹈史的图像考据
在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中,石窟壁画、墓葬俑像、书画卷轴等视觉材料成为重构舞蹈形态的关键依据。例如,敦煌莫高窟的乐舞壁画(如反弹琵琶、胡旋舞图像),通过图像学的 “图像志 — 图像学 — 象征图像学” 三重分析,不仅能考据出唐代胡舞的动作姿态、服饰道具,更能解读出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历史语境;汉画像石中的 “百戏” 图像,打破了《西京杂记》等文献对百戏记载的碎片化局限,清晰呈现出 “巾舞”“盘鼓舞” 的表演场景与技艺特征。图像学让静止的视觉遗存转化为动态的舞蹈史证据,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
2、西方舞蹈史的图像解码
在西方舞蹈史研究中,图像学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舞会版画、巴洛克时期的歌剧舞台绘画,能够佐证当时芭蕾的雏形形态 —— 从民间舞蹈向宫廷艺术的转变;19 世纪浪漫主义芭蕾的海报、剧照(如《吉赛尔》《天鹅湖》的早期舞台图像),则为研究芭蕾的服饰变革(如足尖鞋的普及)、舞台美学的演变提供了直观资料。图像学的介入,让舞蹈史从 “文字的历史” 拓展为 “视觉的历史”。
(二) 人类学:以文化语境阐释舞蹈史的 “深层意义”
人类学以 “文化整体观” 为核心视角,将舞蹈视为特定族群的 “文化实践” 而非单纯的艺术形式,这一方法论彻底改变了舞蹈史的研究维度,实现了从 “形态史” 到 “文化史” 的转向。
1、中国民族舞蹈史的人类学解读
在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研究中,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文化阐释方法不可或缺。例如,对藏族热巴舞、苗族芦笙舞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动作套路的梳理,而是通过参与式观察、口述史访谈,挖掘舞蹈与宗教祭祀、节庆仪式、族群认同的关联 —— 热巴舞的铃鼓动作与藏传佛教的祈福仪式深度绑定,芦笙舞的舞步传承着苗族的迁徙历史。这种研究路径,让舞蹈史成为 “人的历史”,而非孤立的 “艺术标本”。
2、西方原始舞蹈与民间舞蹈史的人类学重构
在西方舞蹈史研究中,人类学为解读原始舞蹈、民间舞蹈的文化内核提供了钥匙。20 世纪初人类学家对非洲部落舞蹈、美洲印第安人舞蹈的田野考察,修正了传统舞蹈史对 “原始舞蹈” 的偏见 —— 不再将其视为 “野蛮的娱乐”,而是认识到它在族群凝聚、生命礼仪(出生、成年、丧葬)中的核心功能;对欧洲民间舞蹈(如爱尔兰踢踏舞、西班牙弗拉门戈)的人类学研究,则揭示了民间舞蹈如何在工业化进程中,从 “生活方式” 转化为 “文化遗产” 的历史过程。
二、 跨学科实践的机遇:舞蹈学理论创新与知识生产的突破
图像学与人类学的介入,为舞蹈学的理论创新与知识生产带来了三重核心机遇,推动636 中外舞蹈史的研究从 “描述性” 走向 “阐释性”。
(一)拓展舞蹈史研究的史料边界,催生新的知识增长点
传统舞蹈史研究多依赖文献史料,存在 “文字中心主义” 的局限。图像学将视觉材料纳入史料范畴,人类学则将口述史、田野调查资料转化为史料,极大拓宽了史料来源。例如,通过对楚墓彩绘木俑的图像学分析,学界重新界定了战国时期楚舞的 “长袖细腰” 形态特征;通过对云南彝族烟盒舞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梳理出该舞蹈从农耕劳作到艺术表演的演变脉络。这些新史料的运用,催生了 “舞蹈图像史学”“舞蹈人类学” 等交叉学科方向,形成了舞蹈学新的知识生产领域。
(二)革新舞蹈史研究的理论范式,实现从 “形态” 到 “文化” 的转向
传统舞蹈史研究的核心是 “动作形态的演变”,而跨学科实践推动研究范式转向 “文化语境中的舞蹈”。图像学的象征分析、人类学的文化阐释,让舞蹈史研究不再满足于 “某一时期有何种舞蹈”,而是追问 “这种舞蹈为何存在”“它承载着何种文化意义”。这种范式革新,推动舞蹈学理论突破了 “形式美学” 的单一框架,构建起 “形态 — 文化 — 社会” 的三维理论模型,为舞蹈学的学科体系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强化舞蹈史研究的现实关联,赋能舞蹈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人类学的 “活态传承” 视角,让舞蹈史研究从 “向后看” 的历史考据,转向 “向前看” 的现实应用。例如,对非遗舞蹈的人类学研究,能够厘清其传承脉络与文化内核,为非遗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图像学对古代舞蹈的形态复原,为当代舞蹈创作提供了素材(如舞剧《只此青绿》对宋代绘画中舞蹈姿态的借鉴)。这种跨学科研究的现实导向,让舞蹈学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紧密结合,提升了学科的社会价值。
三、 跨学科实践的风险:学科身份迷失与研究重心偏移的隐忧
图像学与人类学的介入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潜藏着威胁舞蹈学学科独立性的风险,需要研究者保持清醒的思辨意识。
(一)学科边界模糊化,导致舞蹈史研究的 “主体性消解”
跨学科研究的前提是坚守舞蹈学的学科主体性,即研究的核心始终是 “舞蹈”。但在实践中,部分研究存在 “过度跨学科” 的倾向:图像学研究可能陷入 “美术史” 的范畴,过度关注绘画、雕塑的艺术风格,而忽略舞蹈动作的本体特征;人类学研究可能沦为 “文化人类学” 的案例,将舞蹈视为文化的 “附属品”,而弱化舞蹈的艺术属性。例如,若研究敦煌乐舞时,只分析壁画的色彩构图而不考据舞蹈的动律特征,便偏离了舞蹈史研究的核心目标,导致学科主体性的消解。
(二)研究方法工具化,引发 “方法论凌驾于对象” 的误区
图像学与人类学是研究工具,而非研究目的。部分研究者存在 “方法先行” 的误区,即预设某种跨学科方法,再寻找舞蹈史案例进行套用,而非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性选择合适的方法。例如,强行用人类学的 “田野调查” 方法研究宫廷舞蹈史,忽略宫廷舞蹈的 “非活态” 属性,导致研究结论缺乏说服力。这种 “工具化” 倾向,违背了跨学科研究的 “问题导向” 原则,反而限制了知识生产的有效性。
(三)史料解读主观化,存在 “过度阐释” 的学术风险
图像学的象征解读与人类学的文化阐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若缺乏严谨的史料佐证,容易陷入 “过度阐释” 的误区。例如,将某一墓葬俑的舞蹈姿态随意解读为 “宗教祭祀”,而缺乏文字史料与考古发现的支撑;将某一民间舞蹈的动作牵强关联到 “族群迁徙”,而忽略舞蹈形态的演变规律。这种主观化的解读,会损害舞蹈史研究的学术严谨性,影响知识生产的可信度。
四、 结语:在坚守与拓展中实现跨学科研究的平衡
图像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实践,是舞蹈史研究走向深化的必然趋势,也是舞蹈学理论创新与知识生产的核心动力。结合636 中外舞蹈史的学科要求,研究者需把握 “坚守学科主体性” 与 “拓展跨学科视野” 的平衡:以舞蹈的身体性、艺术性为研究核心,将图像学与人类学作为赋能工具,而非替代路径;以 “问题导向” 为原则,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性选择合适的方法;以 “史料互证” 为标准,确保阐释的严谨性。唯有如此,跨学科实践才能真正推动舞蹈学成为一门兼具历史深度、文化厚度与理论高度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