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蔡园线上学习笔记(第125期)

向芬｜《中共地方新闻宣传系统的党内交通——以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为例的考察》

本周我学习了向芬的《中共地方新闻宣传系统的党内交通——以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为例的考察》，原文刊登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25年第9期。

该文不同于传统党内交通研究仅聚焦秘密交通，而是将其拓展至组织沟通与政治传播范畴，以《晋察冀日报》为例，围绕“人、物、信息”的传递逻辑，分析了战时中共地方新闻宣传系统的运作机制。

人的流动方面，《晋察冀日报》从1937年创刊时仅10人的临时班子，到1942年发展至530人的最大规模，人员增减与机构调整完全随抗战形势动态变化。新闻干部主要通过党政军组织统筹调配，核心力量来自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等红色院校及国统区革命知识分子，河北本地干部占比不足 20%。这种外来化结构催生了“土客问题”：外来干部理论素养高但易脱离群众，邓拓批评的用“希腊式的鼻子”形容边区妇女英雄的报道，正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体现。我认为，高度集中的干部调配是战时新闻事业快速运转的关键，而“全党办报”方针的提出，也正是为了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根本矛盾。

物的流动方面，因国民党“中华邮政”在边区失效，根据地形成了邮政、交通、发行“三位一体”的特殊结构。《晋察冀日报》的发行历经党政军交通派送、“发行+经营”企业化探索、“党报发行科+新华书店”协同运作三个阶段，最终向“邮发合一”过渡，为新中国报刊发行体制奠定了基础。本地“坐地虎”式交通员成为核心力量，他们熟悉地形与敌情，在反扫荡中冒着生命危险保障报纸传递。这种战时融合模式，充分展现了中共组织体系的灵活性与强大动员能力。

信息的流动方面，根据地建立了“电务与交通”双保障传输体系。报社从 1938 年仅有两名报务员的新闻台，逐步发展为功能完备的电务队，实现了与延安及各根据地的新闻互通。1942年后，覆盖全边区的群众性通讯网逐步建成，1944年报社月均来稿量达千件以上，是一年前的数倍，这正是“全党办报”方针落地生根的生动体现。

这篇论文跳出了传统报刊史的研究框架，揭示了中共新闻宣传系统作为“组织血脉”的本质，为我们理解战时新闻事业的组织性与群众性提供了全新视角，也为当下新闻媒体更好地联系群众、发挥组织动员作用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2025级硕士——冯永杰

孟娜、洪光东｜《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青年挺膺担当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本周我学习了孟娜、洪光东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青年挺膺担当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原文刊登在《学术探索》2026年网络首发。

文章以历史、逻辑、实践为主线，清晰展现了百年来中国青年在救亡图存、国家建设、改革发展与民族复兴各个阶段的担当轨迹，让我看到青春与国家命运始终同频共振。

文中将青年担当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从五四运动的热血呐喊，到新中国建设时期的艰苦奋斗，再到改革开放的开拓创新，直至新时代的挺膺担当，一代代青年用行动诠释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誓言。这让我认识到，担当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民族血脉的精神基因，是在时代浪潮中主动作为、迎难而上的自觉选择。

文章从价值论、认识论、实践论三维剖析青年担当的生成逻辑，让我深受启发。青年担当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内核高度契合，人民至上、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理念，为青年指明了奋斗方向。同时，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共同构成了青年担当的学理支撑，让担当精神有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在实践路径上，文章提出理念革新、体系重构、机制创新、生态营造四大维度，为青年成长指明了具体方向。新时代青年不仅要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更要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基层服务等一线经风雨、长才干。榜样示范、政策保障、家校社协同，这些机制让青年敢担当、能担当、善担当。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为我们提供了广阔舞台。我们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既要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梦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也要脚踏实地，在学习和实践中提升能力，以过硬本领回应时代召唤。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这篇文章让我更加坚定：唯有挺膺担当、接续奋斗，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绽放青春光彩，为民族复兴贡献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2025级硕士——李驻

斯科特·麦夸尔｜《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

本周阅读了澳大利亚学者斯科特·麦夸尔《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的第五部分“重构公共空间”。该部分作为全书理论总结，以数字时代城市公共性危机为出发点，系统整合地理媒介、技术理性、空间生产与公共权利的核心关系，深刻揭示超工业化、数据化与算法控制对公共空间的侵蚀，提出以“网络化城市权利”重构公共生活的理论路径。

麦夸尔指出，重构公共空间的本质是在地理媒介全面渗透的背景下，将被数据监控、商业资本、技术官僚主义收编的城市空间，重新还给市民的日常交往与自主实践，核心目标是重建“对网络化城市的权利”，让公共空间重回差异性相遇、自发性交往与创造性实践的场域，破解超工业化带来的公共生活异化危机。他认为，数字技术并非天然带来公共性解放，反而在资本主义逻辑下成为新的控制工具。大数据与智慧城市将城市简化为可计算、可预测、可管理的系统，消解了公共空间的不确定性与生命力。法权力与操作档案将日常交往转化为数据资源，加剧了公共生活的商品化与同质化。这些趋势共同导致城市公共空间从“交往的场所”沦为“被治理的资源”，公共性面临空心化危机。

面对这一困境，麦夸尔提出了重构公共空间的三重路径。一是重构技术伦理，将地理媒介从控制工具转化为赋权工具，拒绝技术决定论，坚持技术服务于市民的空间挪用与自主实践，保留公共空间的不完整性与开放性，对抗智慧城市的全控逻辑。二是重构交往形态，重建具身在场与数字中介的平衡，既承认远程传播的价值，又守护面对面相遇的独特性，让公共空间重新成为陌生人交往、差异性共存、情感联结的场所。三是重构公共权利，将列斐伏尔“对城市的权利”升级为“对网络化城市的权利”，强调市民拥有参与空间生产、使用数字基础设施、主导数据使用、保留公共生活自主性的权利，把数据与媒介的控制权还给公众。

第五章作为全书收尾，既批判了数字技术对公共生活的异化，也指明了面向未来的解放路径。它为研究数据正义、平台治理、城市公共性重建等等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同时也为城市规划、技术政策、公共文化建设确立了以人为本、以市民为中心的价值基准，对理解数字时代城市公共生活具有纲领性意义。

2024级硕士——吴奕欣

陈龙｜《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

本周我学习了陈龙的《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我认为陈龙这篇博士论文最富启发之处，在于他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思维重构了中共新闻史的叙事逻辑。他根据1948年中宣部"城市办报经验不足"的自陈与1921年以来丰富城市办报的实践，揭示出中共办报史并非学界惯常理解的线性进化，而是一场城乡两极间反复摆荡的曲折进程。这一发现是对新闻史研究"延安范式唯一论"的颠覆。

他的研究引入结构主义概念，将1921-1949年间的中共办报实践提炼为"上海—瑞金—重庆—延安"四种理想类型，他认为模式既是对办报历史的简化描述，也是激发研究者想象的工具。这一立场使论文的观点深入追问：为何在特定历史节点，某种办报模式能够取代另一种成为主流？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四种模式中，"重庆模式"的提出尤具学术胆识。长期以来，学界或以《解放日报》改版为中共党报理论的终点，或将《新华日报》视为延安经验的扩散传播。作者则将《新华日报》的办报实践独立化为"重庆模式"，并赋予它与"延安模式"并立的理论地位。重庆模式所尝试的"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广告经营与多种经营并存的探索，实际上代表了中共办报实践中被长期压抑的另一种可能性——一种试图兼顾政治逻辑、社会逻辑与经济逻辑的城市办报传统。

报刊的工具属性，这篇论文给出了足够的思考空间。一方面，"工具论"在战争年代确有其历史合理性，面对国民党和外部侵略的高强压力，报刊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成为维系党派认同、统一全党思想的关键媒介。延安整风后，《解放日报》确立的"完全党报"范式，通过"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制度设计，为革命胜利提供了有效的意识形态整合机制。

然而，他发现：当报刊作为工具从战时策略固化为常态体制，也造成了相应后果。高度内容控制导致"千报一面"，战时拨款制造成"官办官看"，政治逻辑对经济逻辑的压制使报刊丧失自我造血能力。更具洞见的是，作者指出1948年中宣部所谓"城市办报经验不足"，实则是一种选择性遗忘——并非真的没有经验，而是延安整风后对王明路线的正面批判，要求中共必须与"右倾路线影响下的城市办报经验"决裂。这种"遗忘"本身，即是政治权力重塑历史记忆的典型运作。

陈龙将中共报刊发展归结为三种——作为党派工具、社会公器与生产事业，并强调"不可偏废"。这一判断在今天读来尤具现实针对性。当"党报姓党"的原则在数字时代遭遇传播生态的剧烈重构，当"二次售卖"的商业模式被平台算法彻底颠覆，如何重新平衡三种逻辑的关系，成为当代新闻改革的核心难题。

2025级硕士——梁馨月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本周我阅读了孔飞力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第一章至第五章。故事以1768年在江南一带发生的名为“叫魂”的妖术展开。有关“妖术”的谣言首先在普通百姓中扩散开，认为这是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但实际上却是寺庙的和尚为了争夺香火利用石匠竞标事件散布的谣言。而这个谣言很快就传遍江南的各个角落并逐步扩散到京城和上层社会，乾隆皇帝得知后立刻下令要求各省清缴“叫魂”案的罪犯并将涉案人员押到军机处严加审问定罪。

书中通过这一妖术案件的来龙去脉向我们讲述了清朝“盛世”下的社会背景。乾隆所统治的时代已经经历了清朝前期的休养生息和平稳发展，此时出现了一个人口过度增长、米价上涨、白银通货膨胀的社会，生活在底层的百姓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江南地区是富庶的经济中心，但同时存在着明显的阶层差距，农村家庭的生存模式让每一个人都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劳动力，但还是有越来越多流民乞丐出现。因此妖术谣言马上就引起恐慌，也由此引发对乞丐、僧人和外来者的怀疑。其实这一事件也反映了清朝中后期社会中的潜在威胁，经济负担让百姓对于流动人口和未知疾病充满了恐惧，此时出现的妖术恰好作为情绪宣泄的窗口，映射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心理。

由于“叫魂”案中涉及剪去发辫，这一做法引起了乾隆皇帝对于自身统治权的强化。发辫代表着归顺与服从，而剪发辫便有谋反的可能。在满族统治下，发辫是政治忠诚的符号，为了表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乾隆通过清缴行动来维护自身权威。作者在第五章提到了妖术恐慌与民间信仰密切相关，这也反映了术士和僧道人员这些流动性较强的职业与皇权统治之间的冲突。在古代社会的传播环境中，口耳相传是民间最常用的方式，官方信息往往难以触达或者较慢传达给底层民众，普通百姓通常认知水平有限，因此很容易被谣言裹挟，这样的语境让人口流动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之一。

2025级硕士——高颖晖

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的《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

本周我阅读了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的《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在此书中我认识到，铁路不仅是一项交通技术，更是一种重塑人类感知结构与社会秩序的总体性装置。它所带来的改变，并不止于效率提升或经济扩张，而是深入到个体经验层面，对时间、空间、身体乃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重构。

铁路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对时间与空间的压缩。传统旅行中，路途本身是可以被感知、被体验的：地形的起伏、节奏的变化、沿途的风景，共同构成一种连续的空间经验。但铁路以稳定而高速的机械运动，将这一切抹平。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的过程被极度压缩，旅行者仿佛被装入一个封闭装置，在不可见的轨道上被运送。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距离的意义，也改变了时间的结构，地方性的时间经验被统一、被剥夺。与此相伴随的，是感知方式的转变。高速运动使得细节无法被捕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模糊、连续、缺乏焦点的整体印象。人们不再观看风景，而是在视觉的快速滑动中接受一种被动的、去深度的感知模式。这种变化看似只是视觉经验的调整，实则指向更深层的认知转型：个体逐渐习惯于在高强度信息流中保持低参与度的感知状态，为后来现代社会的信息接受方式提供了某种原型。

铁路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早期车厢设计延续了马车时代的封闭包厢形式，但当陌生人被迫长时间共处于密闭空间中时，面对面反而可能引发不适与防备，交谈逐渐减少，沉默与回避成为常态。这种变化揭示出技术在重组空间的同时，也在重新界定社会距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技术环境的强烈塑造。在身体与心理层面，铁路同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持续震动、高速移动以及对事故的潜在恐惧，使得乘客出现各种生理与心理不适。这些问题一度被视为“新型疾病”，需要通过医学、心理学等多种方式加以解释和应对。

铁路对城市空间的改造同样具有深远影响。火车站成为新的城市节点，连接不同区域，但同时也切割了原有的空间结构。轨道既是连接的工具，也是分隔的界线。在促进流通的同时，它也重塑了城市内部的组织方式，使城市逐渐向以交通效率为导向的结构转变。铁路也可以被理解为工业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它不仅承担运输功能，更是整个生产流通体系顺畅运作的基础。通过将空间转化为可被快速穿越的路径，铁路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条件，也使个体在不知不觉中被纳入这一体系之中。旅行不再只是个人行为，而成为更大规模经济运作的一部分。

在阅读过程中我不断感受到，铁路所引发的种种变化，与当下技术环境中的许多现象形成了某种呼应。感知的碎片化、社交关系的疏离，以及对效率的持续追求，都可以在19世纪的铁路经验中找到早期形态。它提醒我们，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工具，而是深刻介入人类生活方式与认知结构的力量。书中将铁路这一看似具体的技术对象，转化为理解工业文明的重要入口，这种从“感知”而非“功能”出发的研究视角，为思考当下技术变迁提供了有力参照。

2024级硕士——邓雅心

吴雪｜《室内空间设计中场所精神的营建》

本周，我学习了吴雪发表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上的文章《室内空间设计中场所精神的营建》。文章以建筑现象学为理论根基，引入诺伯格·舒尔茨的“场所精神”概念，旨在探讨如何在现代室内空间设计中重建具有归属感与文化辨识度的精神场域。

文章首先明确了场所精神在室内设计中的本体论地位。作者指出，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仅仅是三维的几何关系，而“场所”则是由特定环境与人的生活方式交织而成的意义整体。场所精神的核心在于“认同”与“归属”。同时，作者捕捉到当代设计的症结——快速标准化生产导致了“无地方性”，人们身处光鲜的现代建筑中却感到精神上的流离失所。因此，作者将室内设计的深层任务定义为一个现象学的还原过程：即通过设计手段，将那些看似退场的“日常与普通之物”（如瓦片、夯土、匣钵）还原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从而在钢筋混凝土的骨架中重新填充“家园”的血肉。这一视角将室内设计从单纯的空间装饰提升到了存在主义的高度。

在论述营建要点时，文章通过对余平的《瓦库·茶语》与登琨艳的《长沙窑主题餐厅》等典型案例的分析，揭示了场所精神生成的隐秘机制：功能转换与记忆唤醒。瓦片不再用于遮风挡雨，匣钵不再用于烧窑，当这些物件被剥离原始功能并以“异质化”的方式重组于墙面或隔断时，它们反而从实用逻辑中挣脱，成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意向”。这种“新旧对话”既避免了廉价的复古符号堆砌，又抵抗了现代主义的冷漠均质，使空间成为一种能够安放乡愁的“第三空间”。

在对营建手段的系统性梳理部分，作者引入形态学视角，将复杂的设计操作归纳为“点、线、面、体”四种要素的有机组合。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根植于基础构成理论，但在结合案例阐释时却显现出极强的解释力。例如，对《北京福庵名肴会》中“绿如意”斗拱装置的分析，精准地说明了“点”要素作为视觉焦点如何统领空间的精神主调；对《唐宫海鲜坊》竹编体的论述，则展示了“体”要素如何通过包裹感塑造沉浸式的场所体验。这种结构化的分析证明了场所精神的营造并非全凭直觉的艺术灵感，而是具有理性的、可操作的方法论路径。

总的来看，文章的论述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从“物质消逝”到“精神还原”的设计逻辑。论文的核心启示在于：当代室内设计的价值不在于创造全新的、割裂的奇观，而在于发现并转译那些深植于民族血脉中的生存经验。场所精神的营建，实则是设计师运用专业技艺，在历史的连续性与现代的生活需求之间搭建的一座微妙的桥梁。

2024级硕士——向清蓉

黄鹏进｜《何处安家：乡城两栖农民家庭的城镇化实践》

本周我学习了黄鹏进教授的《何处安家：乡城两栖农民家庭的城镇化实践》。本书揭示了农民县域城镇化的渐进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城镇化作为传播过程，展示的是信息流动与决策机制。黄鹏进在书中指出，中国农民城镇化呈现“渐进性”特征，这不仅是空间转移的小范围性，更是身份转变的缓慢性。从传播角度看，这种渐进性实际上反映了信息传播的渐进过程。农民家庭在决定“何处安家”时，并非简单地接受政策宣传或媒体信息，而是通过复杂的社会网络获取信息、评估风险、做出决策。

书中描述的农民“家计策略”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处理与决策传播过程。农民通过亲友网络、同乡群体等强关系获取城镇化相关信息，同时通过媒体、政府宣传等弱关系了解宏观政策。这种双重信息渠道构成了农民城镇化决策的传播基础。

城镇化不仅是户籍的转变，更是认同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复杂的身份符号转换——他们需要在乡村的“农民”身份与城镇的“市民”身份之间寻找平衡点。

书中描述的乡城两栖状态，正是这种身份转换过程中的过渡阶段。农民既不完全放弃乡村身份，也不完全接受城镇身份，而是在两种身份符号系统中游走。从传播符号学视角看，这种状态反映了农民对传统符号系统与现代符号系统的协商与整合过程。

家是中国农民价值信仰的深层内核”。但家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意义符号系统。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对“家”的重新定义，实际上是对自我身份符号系统的重构。这种重构受到大众媒体、社交媒体、人际传播等多重传播渠道的影响。

《何处安家》详细描述了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网络变化。从传播网络理论看，这种变化实质上是传播网络的重构过程。农民进入城镇后，原有的乡村传播网络需要与城镇传播网络进行连接与整合。

黄鹏进提到的“家庭部分成员会长期在城乡往返”，这些往返者实际上扮演了"传播桥梁"的角色。他们在城乡之间传递信息、资源和观念，成为连接乡村传播网络与城镇传播网络的关键节点。

书中强调“农民主体原则”，意味着需要建立双向对话的传播模式。政策制定者需要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困惑和期望，而农民也需要理解政策的意图、边界和可能性。这种双向传播的建立，需要超越简单的信息传递，深入到意义协商和共识建构的层面。

《何处安家》虽然是一部社会学著作，但其研究主题、理论视角和方法路径都与新闻传播学密切相关。城镇化进程中的信息流动、身份建构、网络重构和政策传播，都是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议题。黄鹏进提出的“渐进城镇化”概念，在传播学上可以理解为传播效果的渐进性、身份转换的渐进性和社会网络重构的渐进性。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决定了其中的传播现象也具有独特性。如何在借鉴西方传播理论的同时，发展出能够解释中国经验的本土传播理论，也值得深入探讨。

2024级硕士——杨涵

田永官、张跃｜《浙东抗日根据地新闻报刊出版发行的体系构建及其意义》

本周学习了田永官和张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新闻报刊出版发行的体系构建及其意义》，刊载于《出版发行研究》2025年第2期。文章以抗日战争时期浙东根据地的新闻报刊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其出版、印刷与发行的整体结构及运作机制，进而揭示其在革命传播体系中的功能与价值。

在研究视角上，文章以“体系”作为核心概念，将分散的报刊活动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之中。作者将根据地报刊划分为党报、军报以及文化统战类报刊，并非简单类型区分，而是强调其在整体传播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结构关系。其中，党报作为核心枢纽，承担政策传播与舆论引导功能；军报服务于部队政治工作与战时动员；文化类报刊则在扩大统战、连接社会层面方面发挥补充作用。体现报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于政治组织与传播体系中。

在对出版发行机制的分析上，文章重点呈现了根据地报刊如何在战时条件下实现有效运作。作者通过对通讯员网络、印刷条件与发行渠道的梳理，揭示出一套相对完整的传播过程。一方面，基层通讯员构成信息来源与反馈机制，使报刊能够与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另一方面，通过简易而灵活的印刷体系与多层级发行网络，报刊得以突破物资匮乏与空间阻隔，实现较为广泛的传播覆盖。

文章对报刊功能的论述，体现出较强的历史解释力。作者指出，根据地新闻报刊不仅承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群众参与抗战的基本功能，还在塑造革命话语、整合社会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持续的舆论引导与政治教育，报刊成为连接党、军队与民众的重要媒介纽带。从这一意义上看，报刊体系的构建不仅是技术性或组织性问题，更是革命政权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不仅丰富了对抗日根据地新闻事业的认识，也为类似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对于理解抗战大后方或其他区域的报刊实践而言，具有较强的可借鉴性。

2024级博士——刘昕悦

黄骏｜《作为媒介的交通设施：武汉长江大桥的国家符号与城市记忆（1954-2018）》

本周我阅读了黄骏发表在《新闻界》的《作为媒介的交通设施：武汉长江大桥的国家符号与城市记忆（1954-2018）》。在这篇关于武汉轮渡的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在于：交通不再只是“运输工具”，而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媒介属性的空间。这种理解实际上打破了以往将“交通”和“传播”分开的惯性思维，将轮渡放回到人与人、人与城市关系生成的过程中来考察。

交通与传播之间原本就存在内在联系。早期理论中，“传播即观念的交通”，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如何依赖于流动实现。只是随着电报等媒介的出现，信息逐渐脱离物理空间，传播被理解为“去空间化”的过程。但轮渡这一案例恰恰重新提醒我们，很多社会关系、文化经验与记忆，仍然依附于具体的空间移动而发生。人在渡江的过程中，不仅完成位置的转移，也在进行交流、观察、感受与记忆的积累。

从这个意义上看，轮渡首先是一种典型的“实践空间”。它的意义并不只来自于连接两岸的功能，而是在高频、短时的日常使用中，逐渐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结构。排队候船、船舱交流、共同观江，这些看似琐碎的行为，其实构成了一种持续的社会互动机制。在这种反复实践中，空间被“用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不断强化，也逐渐形成对这一空间的依赖与认同。

但仅有实践还不足以使空间转化为更广泛的城市记忆。轮渡的意义还在于，它不断被话语和媒介重新编码。从新闻报道到城市宣传，再到短视频平台上的“武汉浪漫”，轮渡逐渐被塑造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符号。它不再只是本地人的通勤工具，而成为外来者理解武汉的重要入口。这一过程说明，空间不仅被使用，也会被“讲述”。而这种讲述往往带有选择性，会强化某些意义，同时弱化甚至忽略另一些日常经验。

在这种符号化过程中，轮渡逐渐呈现出一种“被观看的空间”特征。例如，在短视频中，轮渡往往被呈现为一种浪漫、治愈的城市景观，而现实中的拥挤、嘈杂、通勤压力则被弱化。这种差异提醒我们，城市记忆并非完全自然生成，而是在权力、媒介与市场的共同作用下不断被建构出来的。

与此同时，轮渡最具独特性的地方，仍然在于它所提供的具身经验。与静态空间不同，轮渡是一种流动中的空间，它调动的不仅是视觉，还有听觉、触觉甚至气味。江风、船体震动、报站声以及两岸不断变化的景观，共同构成一种连续的感官体验。这种体验在反复出现中被记忆下来，逐渐转化为个体与城市之间的情感连接。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轮渡从“空间”转变为“地方”，成为可以承载记忆与情感的存在。

因此可以看到，轮渡的意义实际上是在三个层面上不断叠加的：一是作为日常实践空间的使用经验，二是作为城市符号的媒介建构，三是作为情感载体的记忆沉淀。这三者并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在互动中共同作用，使一个原本功能性的交通设施，转化为具有文化厚度的城市空间。

它让我重新意识到：城市不仅由建筑和道路构成，更由流动中的经验、重复的日常以及被不断讲述的记忆所塑造。交通并非只是通向目的地的手段，它本身就可以成为意义发生的场所。

2024级硕士——岳洋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

本周我阅读了段义孚的《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的内容。这三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奠基，以人类日常经验为出发点，系统的整合了空间与地方的辩证关系、经验的感官与认知维度，以及儿童空间认知发展的关键阶段，揭示了空间与地方并非是客观中立的物理范畴，而是由身体、情感、文化与成长历程共同建构的意义世界。

段义孚指出，空间与地方是一对相互定义的核心概念。空间通常意味着自由、运动、开放性，而地方则意味着安全、稳定与价值沉淀。人们既渴望空间的自由，又需要地方的安稳，生活正是在这两极之间的辩证运动。然而，空间与地方的意义并非先验存在，而是通过“经验”被感知和建构的。经验涵盖了感觉、知觉、观念与情感，是人类认识现实的综合方式。视觉、触觉、动觉、听觉甚至嗅觉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空间意识的形成，而人类的身体姿势——直立、前后、左右——更是最基本的空间参照框架。

在经验视角的框架下，段义孚区分了三种空间类型：神话空间（概念性与象征性）、实用空间（日常活动中的空间）与抽象空间（理论化、几何化的空间）。他强调，人类并非被动接收空间信息，而是通过感官、运动与思想的协作，将无差异的空间逐渐转化为熟悉且有价值的地方。这一转化过程在儿童身上表现得尤为典型。

第三章内容以儿童为研究样本，聚焦儿童如何逐步发展空间认知与地方依恋。段义孚指出，婴儿最初的空间感是模糊的，他们无法区分自我与环境，主要通过母亲的接近、吮吸、触摸等身体经验建立最初的定向。随着学会爬行和走路，儿童开始探索周围环境，区分上与下、前与后、家与外面等对立范畴。然而，儿童的空间知识发展具有阶段性：他们可以熟练地走出一条路线，却难以画出路线地图；能够认出具体地标，却无法理解地标之间的抽象关系。母亲是儿童第一个“地方”，是安全感的来源；随后，家中的高脚椅、婴儿床、院子里的角落等逐渐成为具有情感价值的场所。段义孚特别指出，儿童对地方的依恋与成年人不同——他们更关注眼前的活动和想象的游戏，而非基于记忆的怀旧。这一差异也揭示了地方意义随成长不断重构的本质，为人文地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基础。

这三章为全书奠定了“经验视角”的方法论基础。与当时主流的计量地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不同，段义孚坚持从人的内在感受、身体经验和成长历程出发，探讨空间与地方的生成机制。他在本书中的观点也提醒我们，空间不是冷冰冰的坐标网格，地方也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标点，而是充满情感、记忆与身体节奏的生活世界。这些论述对于我同样具有启发性，段义孚所强调的具身性、日常交往与亲密经验，为我们批判性地理解媒介化城市生活提供了重要参照，在当下，媒介又是如何去塑造我们对空间与地方的感知的？这也是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2024级硕士——陶新月

布鲁克·埃琳·达菲｜《社交媒体、理想职业与愿景劳动》

本周我继续阅读了《社交媒体、理想职业与愿景劳动》后续章节后，如果说前两章是在解构愿景劳动的内在逻辑，那么第三章关于“算法不确定性”的论述则揭示了这种劳动的残酷底色。作者指出，创作者不仅在进行自我剥削，更陷入了一种算法焦虑中——由于平台算法是动态且黑箱化的，创作者必须时刻紧跟平台功能的更新（如从图文转向短视频），让其陷入了永无止境的技能贬值焦虑。

第三章后的章节则是关于“品牌化自我”的讨论，即这种劳动如何进一步侵蚀私人领域。社交媒体的商业变现要求创作者将“人格”彻底产品化，这种“人格化商品”的矛盾之处在于：它要求极致的透明度，却只允许展示被品牌方过滤后的真实。这种双重束缚导致了严重的数字倦怠，创作者在维持商业价值的同时，也失去了对私人生活的解释权。

综上所述，整本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批判逻辑：从自愿投入的愿景，到被算法驯化的生产，最后到人格化的彻底商业化。作者通过后续章节提醒我们，社交媒体所许诺的“职业自由”，实质上是一种“高度受限的自主”。这种体制不仅加剧了基于数据流量的贫富差距，更在深层重塑了对“成功”和“劳动”的定义。

2025级硕士——何依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