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于1037年1月8日，卒于1101年8月24日，享年64岁。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三苏”，都是古文名家。而苏轼本人的诗、词、书、画均成就非凡，是“三苏”乃至整个宋代文人中名气最大、对后世综合影响力最为深远的文学艺术天才。苏轼早于嘉祐二年（1057年）即中进士，但旋遭母忧，正式任职后又遇到王安石变法和旷日持久的新旧党之争。苏轼有自己的观点，不依附于其中任何一方，故虽有才而为各方所提防乃至忌恨，屡不得意，长期在地方上的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任职，并曾被远谪儋州等地，颠沛流离，但这些坎坷的经历和政治上的疏远闲散，反而使得他的文学艺术成就日益提升，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题解】
晁错是汉初中央、地方对峙的政治变局中的重要人物，当初他极力建议汉景帝削藩，吴楚等七国诸侯遂以“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反叛，汉景帝临乱听取袁盎的建议杀掉晁错，见叛乱仍然持续方才后悔。后人也由此多同情晁错一心为国反受极刑的冤枉。而苏轼此文则以天下形势和豪杰英雄所应承担的风险责任为视角，指出晁错自己也犯有事先考虑不周和临阵推卸责任的错误，其悲剧有自为成分，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原文】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译文】
天下的祸患，最难处理的是表面上太平无事，实际上却隐藏着难以预测的隐患。如果坐视祸患发展而不采取应对措施，那就可能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如果起来强制加以解决，天下人又会因为习惯于表面的太平生活而不相信我的看法。只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长治久安冒最大的风险，以求成就伟大的功业。这当然不是通过仅仅一个月的短期努力，又企图从中苟且求名的人所能办到的。天下太平无事，平白无故地挑起大祸的事端，我引发了它，我又能平定它，这就能够有充分理由说服天下人。如果事到临头，自己却退缩不前想避开它，让别人承担责任，那么天下的祸患，必定会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当年晁错忠心耿耿，为汉朝谋划削弱崤山以东各诸侯国的势力。山东诸侯一齐起兵，以“杀晁错，清君侧”为名。而皇帝不加明察，用晁错的过失向他们解说。天下人悲悯同情晁错忠于汉朝而遭杀身之祸，不明白晁错有自取其祸的原因。
古代建立大功业的人，不仅有超越当世的杰出才能，而且一定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疏通黄河，引导洪水入海。当他治水尚未成功的时候，当然也会有洪水冲垮河堤奔腾泛滥的可怕忧患。只是他事先能预料到必然会有这种情况，事到临头就不会畏惧，而能从容地想法对付，因此得以大功告成。试想吴楚那样的七个强大藩国，要突然削弱它们的势力，发生叛乱难道值得奇怪吗？晁错不在这个关键时刻豁出自己的性命，为天下站到担当这场大危难的最前头，置吴楚七国于死地，却反而为了自我保全，想让皇帝亲自率领军队迎战而自己留守京城。况且引发七国之乱的究竟是谁呢？自己想要获得削藩建功的美名，又怎能逃避它所带来的祸患？以亲自率领军队迎战这种最大的危险，跟留守京城这种最大的安全，自己明明是引发叛乱的祸首，却选择了最安全的差使，而把最危险的任务送给了皇帝，这正是忠臣义士极其愤恨不平的缘故啊。这种时候，即使没有袁盎，晁错也难以免除杀身之祸。为什么呢？自己想安居留守，而让皇帝亲自带兵出征，从情理上说，皇帝对此本来就已经很难忍受了，因此心里很反感他的建议，这样，袁盎的挑拨谗言才能乘机起作用。假如吴楚七国反叛时，晁错亲自担当最危险的任务，日夜操练军队，厉兵秣马，向东进军以等待破敌机会，使危险的局势不至于牵累皇帝，那么景帝一定会依仗晁错而无所畏惧。这样，即使有一百个袁盎，又哪里有机会挑拨离间呢？
唉！世上的君子如果企求获得不平凡的功业，那就不要致力于寻求保全自己的办法。假如晁错亲自率领军队讨伐吴、楚，未必不能建功。正因为他想保全自身，而使皇帝不高兴，奸臣才有了挑拨离间的机会。如此看来晁错用以自我保全的办法，岂不正是他自取其祸的原因吗？
【王鼎钧先生化读内容整理与摘抄】
历史背景：
晁错，今河南禹州人，汉初政论家。禹州在河南省中部，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古都，吕不韦、张良、吴道子、褚遂良的故乡都在禹州。晁错受文帝、景帝重用，他著名的事迹是献策削藩，苏轼这篇人物论，专门批评这件事。汉朝得国以后，认为秦朝厉行中央集权，地方没有力量拱卫中央，所以政权的寿命很短，但是周朝分封诸侯，终于尾大不掉，又造成国家分裂。它折中一下，中央周围多少距离以内中央集权，地方和边疆实行封建，受封的诸侯叫外藩，意思是他们像中央的围墙一样。中央对外藩一直不放心，外藩对朝廷也很不满意，上下关系有很多矛盾。“削藩”是削减外藩的权力，晁错主张最力，并且有机会实行。
汉初，在广大外围封了异姓七国，同姓九国。有些诸侯太强，威胁王权，国王常借故贬抑，有宿怨。外藩中以吴王最强大，吴王把他的儿子送进京都陪伴太子，形同人质。两个孩子不懂事，下棋发生争执，太子用棋盘把吴王的儿子打死了。皇上派人把尸体送给吴王，吴王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埋在哪里都一样，孩子既然死在京城，就埋在京城好了！又把尸体退回去。……后来七国造反，就是吴王带的头。削藩的举动开始，各王认为削藩之后可能撤藩，撤藩之后可能继之以秋后算账，追查治罪。外藩七国以“清君侧”为名，联合举兵反抗。“清君侧”的意思是说我们并不反对皇上，我们是清除皇上身边的小人。景帝听从袁盎的建议，杀了晁错全家，但七国不肯罢兵，后来还是名将周亚夫出征讨平。“七国之乱”也称“七王之乱”，他们是：吴王、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楚王、赵王。苏轼评论的就是这件事。
袁盎也是景帝重用的大臣，他和晁错之间有嫌隙。皇帝曾派袁盎到外藩吴国做宰相，当然是由他监视吴王，袁盎到任以后什么事都不管，每次向皇上提出例行报告的时候都说吴王忠心耿耿，没有问题。晁错认为吴王有问题，袁盎受了吴王的贿赂隐瞒实情，晁错劝景帝杀袁盎，景帝没有听从。等到削藩出了乱子，袁盎乘机报复。佛教有“慈悲三昧水忏”，说晁错、袁盎两人死后，晁错的冤魂向袁盎讨债，袁盎当了和尚，而且历经十世轮回，前业不能消解。后来袁盎转世为唐朝僧人知玄禅师，而且被皇帝封为“悟达国师”。但晁错阴魂不散，紧紧窥伺在侧，终乘机而入。晁错使袁盎生了“人面疮”，备受痛苦煎熬，最后在迦诺迦尊者的慈悲开示下忏悔，用尊者赐予的慈悲三昧水洗涤，治好了毒疮，他们彼此尽释前愆，都得到了解脱。后人常引用这个故事说明冤仇难解。
周亚夫，江苏沛县人，沛县出了个刘邦，建大汉王朝，跟随他的沛县老乡有好几个人名垂青史，像萧何、周勃、曹参。周勃是周亚夫的父亲。周亚夫治军严明，留下“细柳营”的故事，成为文学典故。汉文帝时，匈奴入侵，京城不安。文帝在京城外围驻扎三支军队，一在霸上（今西安城东），一在棘门（今咸阳市东），一在细柳（今咸阳西南渭河北岸）。周亚夫的大营设在细柳。文帝亲自到三个大营劳军，先到霸上，再到棘门，官兵上下一致欢呼。最后来到细柳营外，守军不准皇帝的车驾前进，说是军营只听将军的命令。后来士兵得到将军的命令，皇帝可以进去，但是仍要遵守军营的规则，营中不得驰马，皇帝骑在马上要慢慢走。最后看到周亚夫，他全身披挂，肃立恭候，但是不能跪拜行礼。
原文解读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处理，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niǔ习惯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献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说明于天下。事至而循循不向前焉欲去推卸责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设计弱削弱山东华山之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口号、理由。而天子不之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理水患，凿挖开龙门，决疏通大河而放之海。方当其他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冲倒堤防冒地下水涌出冲突大水倒灌可畏之患。唯可是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镇静为之图处理，是以得至于成功。夫发语辞以七国之强，而骤突然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牺牲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控制吴、楚之命要害，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率领军队而己居守。且夫再说发七国之难首先引起事变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何处逃其患责任后果？以自将亲自带兵出征之至危，与居守留在京城防守之至安；己为难首领先发动者，择其至安，而遗留给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皇帝自将。以情人之常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难以忍受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假使吴、楚反，错以身任担当其危险，日夜淬cuì炼铁砺lì磨刀，东向面对敌人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离间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不要为自全己安之计打算。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唯可是其他欲想自己固保全其他的身身家性命，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苏轼指出，天下最难办的事，表面上国泰民安，其实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一般人看不出来，极少数人感受得到。怎么办呢？天下最难做的就是先知，他在天下太平的时候看出来国家有潜伏的危机，如果提出警告，及早防止，别人不相信，怪你扰乱社会安宁；如果听其自然，祸患由隐而显、由小变大，说不定最后成为不治之症。苏轼认为“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能够不计个人的利害，担当天下的大难，言外之意似乎是说，削藩没错，但是晁错不配。苏轼似乎暗示皇上用人不当。
缩小范围，说得更具体一点：由升平到突然大乱，有个引爆点，那个出头要“防患于未然”或“遏难于将发”的人是个导火线，看表面，你是麻烦制造者，你惹了麻烦，必须负责收拾一切麻烦，才说得过去。如果只能惹，不能收拾，自己想躲起来，叫别人去负责，天下人不感谢你洞烛先机，只骂你制造祸乱，有人就要趁机会整你。说到这里，晁错就呼之欲出了。
评论历史人物，要把受评的人和事介绍出来，竖起箭靶射箭。事情必须说明白，但文字必须简短，作者必须受过这样的训练。肯定晁错“尽忠为汉”，直断七王“以诛错为名”，委婉指出皇帝“以错为之说”（杀忠臣讨好造反的人）。三句话很清楚，也相当公道。人人说晁错冤枉，他的主张正确，在他之前贾谊如此说，他之后武帝如此做。苏轼说不然，不尽然，这才有一论的价值。如果人云亦云，至少苏轼不必再写。
削藩是大事，要找一件大事来比拟讨论，苏轼举大禹治水。大禹疏导小水流入大水，大水流入大海，让出陆地供人居住耕作。这样做，势必使许多本来没有被水淹的地方变成江河湖泊。当年水文数据缺乏，施工技术原始，势难避免某种错误，使堤防溃决或海水倒灌，以致好像是制造或扩大了天灾。但是大禹“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在外九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成功。国人享受最后的成果，对大禹临时的、局部的措施也都了解、接受，甚至赞叹。
龙门，今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之间的龙门山上有禹门口，黄河由此穿过，据说是大禹凿开的。
因削藩引起的七国之乱发生后，淮南王刘安准备起兵响应，他的丞相热烈赞成，自告奋勇指挥作战，淮南王欣然同意。可是这位丞相掌握兵权以后，下令“戒严”，封锁内外交通，即使淮南王也不能自由行动，淮南王的命令，这位丞相拒绝执行。三个月后，七国之乱失败了，叛王不是自杀就是斩首，淮南王得以保全。这位丞相和晁错是同时代的人，可以拿他来注解苏轼的“晁错论”。
历史显示，孔子在鲁国掌权的时候，鲁国有三位大夫权势很大，孔子设法抑制他们，引起叛乱。明惠帝削藩，燕王举兵夺位，史称“靖难之变”。清朝征服汉族后，分封了三位藩王。康熙撤藩，引起“三藩之乱”。晁错在建议削藩的时候应该预料到下面的发展。
七王联合作乱，晁错建议皇帝御驾亲征，并自告奋勇留守后方，苏轼认为他犯了致命的错误。“自将”，自己带兵作战。韩信留下的名言：“将兵”，指挥军队；“将将”，指挥将军，也就是指挥那些“指挥军队的人”。
进一步分析，用责难的语气增加可读性。七国之乱是谁先挑起来的？是你晁错啊！你主张削藩，希望今世和死后留下名声，你怎能逃避削藩的责任后果？出征平乱是很危险的工作，后方留守是很安全的工作，你居然自己贪图安全，让皇上去冒险，哪个忠臣义士听见了不生气？
苏轼在文章开头就说晁错祸由自取，现在正式点破。七王造反，晁错劝皇上“自将”，皇上不肯冒险，但是又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驳他，心里正在为难，正好袁盎主和，劝皇上杀晁错平息事端，于是皇上有了不必亲征的正当理由。
晁错在家中奉到皇上召唤，穿起朝服出门，谁知并未见到皇上，而是被一直押到刑场，死刑犯应该穿囚服，晁错是穿着朝服遭腰斩的，也就是说他未经拘押、未经审判，皇上把他骗到刑场。这种方式，当时和后世都有人不以为然。景帝杀忠臣为自己解套，苏轼似有批评之意。
“淬”，打铁的时候，把烧红了的铁浸入水中，增加硬度。“砺”，在磨刀石上磨刀，使之锋利。“淬砺”，艰苦工作的意思。
如果七国造反的时候，你晁错马上站出来要求带兵上前线作战，到了军中，你投入全部精力昼夜策划作战，你布好战线挡住东面来的敌人，你使皇上没有压力只有安全感，这时候纵然有一百个袁盎想在君臣之间挑拨离间，他也做不到啊！晁错把皇帝推上第一线，皇帝杀晁错保护自己。如果晁错自己站上第一线，皇帝留晁错保护自己。苏轼说得何等透彻！又何等委婉！有人说苏轼替皇帝找理由，把责任推给弱者，那是太粗心了。
“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文言特别句法。晁错那样做，以为可以保全自己，其实他那样做，正好断送了自己。此处用感叹句表达，结束全文，甚见精神。
如果晁错自己出征，未必无功，有道理。无论谁挂帅，实际作战的是周亚夫，他花了三个月的工夫就把“七王之乱”平定了。
晁错的作为是一个谋士，不是大臣，而苏轼以大臣之风责他。晁错和范增一样，因人成事，祸福由人，《范增论》和《晁错论》两篇文章可以合读。由晁错、范增还可以联想到范蠡、张良，还有一个郦食其，想到跟皇帝出谋定计实在很难。
如以工程建筑做比喻，晁错是设计者，他的上面有批准者，下面有执行者。如果这栋大楼不应该盖，或者这座大桥不该修，要查批准者有没有责任；如果楼塌了、桥断了，要查施工有没有责任。如果晁错是谋士，他不必亲自上火线，刘邦也不会叫陈平去指挥韩信。
如果晁错是谋士，他劝皇帝亲征是尽最大责任，天下是你们家的，造反的都是你们家的爷们儿哥们儿，臣子怎么罩得住？要想替晁错说话，还有文章可做。
“削藩”这个棘手的问题是汉武帝解决的，他颁布“推恩令”，规定：受封的王侯死了，本来只能把爵位传给长子或嫡子，今后他的每一个儿子都有继承权，如果他有五个儿子，他就可以把这块土地分成五份。如果这五个儿子有二十个孙子，再传就分成二十份了。封地变小，力量也变小，没有造反的本钱，自然就要服从中央派来的官吏。
以前，如果王侯死后没有儿子，可以由他的义子继承，今后这一条取消，无人继承的土地由中央收回，设立郡县，派遣官员治理。晁错的办法是刚性解决、军事解决，以贯彻人的意志来解决，“推恩令”的办法是柔性解决、政治解决，顺从某种规则自然解决。比较一下，晁错算不得大政治家。如果要批评晁错，也还有材料可用。
王鼎钧先生对文学常识和历史典故的解读：
““曲突徙薪者无功，焦头烂额为上客””：
管理众人之事，最好能“防患于未然”，其次“遏难于将发”，再下是“惩戒于事后”。但是看得早、做得快并不讨好，有人观察了朋友的厨房，提出劝告，烟囱的构造应改一改，堆放木柴的地方离灶门远一点，这样比较安全。朋友不听，有一天果然发生火灾。当年小地方没有消防队，一家失火，全村来救，免不了有人烧伤跌伤。火灾过后，主人照例要大摆酒席，向所有参加救火的人道谢，受伤比较重的人坐上席，那个劝他防止火灾的反倒无缘参加。这就是“曲突徙薪者无功，焦头烂额为上客”。孙子说“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也是这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