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四讲中，我们学习了主体间性治疗的核心概念、倾听与回应的技术、以及能够带来转化的四种自体客体体验。今天这一讲，Peter Buirski老师将深入探讨一个关键议题：为什么“行动”往往是“理解”的敌人——以及治疗师如何应对自己的助人情结、不确定感和自我怀疑。
回应上节课的问题
在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前，Peter老师先回应了学员提出的几个问题。
Q1：治疗师强烈的助人情结可能会对心理治疗产生怎样的影响？
大多数人成为心理治疗师，是因为他们希望“帮助”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正当、崇高的目标。但Peter老师指出：“去帮助别人”这一点，有时反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帮助性。 这个问题与今天讲座的主题紧密相关，他会在后续展开。
Q2：老师能举几个同调错误的例子吗？
不同调意味着养育者没有确认你的情感。比如，一个小女孩讨厌她的妹妹，但父母对她说：“你不讨厌你的妹妹，你喜欢你的妹妹。”——这是一个不同调的体验。
更恶劣的非同调涉及批评、羞辱这个人的感觉。比如家长说：“那些会恨自己妹妹的人，都是世界上最糟糕、最没有价值的人。”——不同调是否认一个人的感受，而非同调是对这个人本身的否认。
Q3：来访者在咨询中会谈到很多内容，在不同主题间流动，似乎并不需要咨询师做什么。如何理解？是否需要打断？
Peter老师指出：来访者说话太快、无法停止、不让治疗师插话，这些可能都是一种防御。通常反映出这个人心里有恐惧——害怕治疗师说的话会伤到他。他害怕如果让治疗师有机会说话，或停留在某个主题上，会听到伤人的话。
治疗师的策略是：带着同调的态度去打断。如果常常这样做，最终来访者就不会再担心被打断时会听到伤人的话。当来访者体验到足够多的同调后，也许会更愿意从治疗师这里听到更多东西。然后，可以一起探索：在他的成长历史中，为什么发展出害怕不同调的恐惧？也许在他的历史里，养育者几乎每一次在他表达情感时，都给出了不同调的回应——太多了，太多次不被认可、不被同调。所以他担心，当治疗师有机会说话时，会不会也像父母一样说出伤人的话。
行动是理解的敌人
现在进入今天的核心主题：行动是理解的敌人。这与第一个问题——“希望提供帮助的助人情结”——紧密相关。
治疗师如何应对不确定性与自我怀疑
当我们在治疗中开始有自我怀疑、不确定自己的工作方法时，来自其他流派的声音可能会偷偷进入我们的头脑。当我们变得焦虑时，可能也会感觉有诱惑——想要做一些帮助来访者的事情。
但问题是：这会让我们分心，让我们无法继续聚焦在理解来访者的感受上，而且会阻止我们去探索对于这些事件来访者形成的意义是什么。
以上这些工作模式，都有一种假设：单一问题假设——认为问题仅仅存在于来访者身上。这忽略了持续的主体间场域带来的作用。
通常，为了应对我们自己的不确定性、焦虑，我们会给予来访者建议。但Peter老师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心理治疗的课程是专注于给别人建议的。 我们给来访者的建议，根植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体验中，不一定符合来访者的生命体验。
如何回应想要建议的来访者
有些人可能会直接询问我们，请我们提建议。比如：“我应不应该和比尔分手？”
我们需要和他们探索：是什么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为什么他们无法形成任何一个决定，甚至连自己有怀疑、有疑惑的决定都没有？
治疗师的任务是试图去理解这个人为什么无法形成更适应的应对方式——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去理解，并且避免任何可能会干扰到理解的阻碍。
有时，我们确实会给建议——偶尔会给。那时，我们的工作是去探索：来访者是怎么接收我们的建议的？什么动机性因素让来访者可以履行我们的建议？或有什么动机阻止他履行？这些都需要同时探索。
比如，如果有人报告他有不安全的性行为，我们建议安全性行为是有用的。但在现实情况里，很少有人不知道安全性行为对他们有好处——就像吃垃圾食品、吸烟、过不健康的生活，大家都知道不好。所以当我们建议他们应该这样做时，我们也在不经意间暗示他们：自己还那么做很蠢。我们可能在治疗过程中创造出一种虚假的等级观念：我们知道一些事情，而来访不清楚这些事情。
我们更需要做的事情是：探索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探索这些适应不良的行为有什么功能性的目的，共同理解他们不照顾自己行为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需要避免进入一个全知全能的父母形象里——因为全知全能的父母刚好无法和这个人在一起共同形成意义，共同深入理解。
所以，当我们感觉到有强烈的渴望、动机想变得对人有帮助时，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焦虑、不确定性让我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这种“有帮助”的建议，是对我们自己有帮助，对来访者而言并没有真正的帮助作用。
案例：吉尔该不该和比尔分手？
回到吉尔的例子：她问“我应不应该和比尔分手？”我们需要探索她的怀疑、不确定和犹豫。
我们给出的任何建议，都是来自我们自己经验的组织——在听到吉尔告诉我们这些信息之后，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组织产生的反应。我们实际上无法知道比尔这个人的性格（客观真相），而且我们也并不去追寻客观真相——客观真相是不可获知的。
我们能知道的，只是吉尔对比尔的一种主观体验。而吉尔对她男朋友的主观体验，来自吉尔自己对经验的组织——她对经验的组织，可能来自于她被伤害的感觉，被某个男人、女人、爸爸妈妈批评、羞辱、不理解而伤害到的感情，她是以这个组织起自己的经验。
或者，也许比尔有一些自私、甚至有攻击性、虐待性的行为，会被吉尔主观体验成非常熟悉——可能是自己应得的。通过探索吉尔对男朋友的主观体验，我们能够了解到她的这些疑惑、怀疑，可能是来自她过去的成长历史中受到的一些伤害。也许这会在当下又复苏了——她怕如果和男朋友变得更亲近，又会被伤害一次。
也有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也许吉尔觉得她的男朋友无法满足她被爱、被呵护的需要；也许吉尔有着很好的直觉，但她之前的生活里充斥了更糟糕的人，所以她也有点怀疑、犹豫；也许吉尔的朋友在她身边说：“比尔是一个很好的人，你不应该对他有不好的感觉。”
所以对于吉尔的犹豫，在这背后可能还有其他不同的理解、意义，可以帮我们明白吉尔的害怕、怀疑和担心是什么。
这种主题——一方面有期许、担心，另一方面又感觉到恐惧、害怕——在心理治疗中是常常见到的主题。有些时候，人们会被他们感觉比较熟悉的人所吸引。也许比尔和吉尔以前的养育者一样，都很轻蔑、有虐待性、会忽视吉尔。但有些时候，有这样一个熟悉的关系，总比什么都没有强——这也可以得到探索，去探索吉尔是怎么组织她的体验，让她可以去容忍这种不良的对待。
吉尔的发展叙事可能会呈现出以下的组织原则：没有人真的关心她。因为她有着非常深的无价值感，所以比尔这种常常有的不同调，可能刚好无缝对接吉尔对自己的感受。通过探索吉尔是如何形成这种自我组织体验的结构，能帮助吉尔更好地和她的男朋友分享自己的感受。如果吉尔能更多和比尔分享感受，这会带来他们之间更亲密的关系。
来访者问题背后的隐含意义
人们之所以来和我们谈话、寻求帮助，是因为他们希望有一种不同的关系体验——这种不同的关系体验，能为他们提供非常渴望、但在漫长的童年生涯里一直缺乏的自体客体体验。
但同时，他们心里也有担忧、恐惧：我们会不会和他们最害怕的人是同一种类型的人——那些一直萦绕在他们心间、让他们感觉到受伤的人？如果那样，我们就变成和他们过去同样的人，会伤到他们。
所以，当他们来见我们时，常常同时带着这些希望和一些说不出口的恐惧。他们如何信任一个尚未充分证明自己安全性的人？为了发展对我们的信任，人们会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在直接给予答案之前，我们需要探索：在这些问题背后的意义是什么？问题所呈现的怀疑、恐惧、希望可能是什么？
案例：被问年龄
当Peter老师还是新手时，他曾见过一位年纪比较大的人——对方自然会问他多大年纪。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些问题，Peter老师会尽最大可能去揣测如何给予一个带有同调性质的回应。他会说：“我在想，也许你会担心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可能无法理解你的情况。”——这样能同调他们害怕、担心自己不被理解的恐惧。
当同调这种恐惧后，这种询问年龄的问题一般会告一段落。然而，在尝试给予同调的过程里，对方可能也会坚持：“是的，所以你今年多大呢？”这时，Peter老师会回应，把年龄告诉他——比如那时他27岁。然后，下一步的焦点是去探索他们估计自己不会被理解的期待，或者他们会估计是不是会给太多的负担，让一个年轻人承受不了。
提给我们的问题需要被回答，因为我们在两个人互动的关系里。 但回答问题，并不能阻止我们继续好奇、探索问题背后的这些东西。
临床遇到不同生活经历的来访者
我们的担心、不确定可能多种多样：不同的性别、肤色种族、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性取向——会不会导致不理解？在以上这些情况里，人们可能也会担心我们是不是能理解他们，或对他们有偏见。
对人和人之间不同点的担心，引发我们好奇：他们和他们养育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从养育者那里感受到的理解是什么样？他们是怎么样建立信任的？也许养育者在过去无法理解他们。
比如，一个年轻的男人，自然没有任何提前经验可以帮助他理解一位怀孕的女来访者的体验。但是，这个治疗师仍然可以很好奇地想探索：面对这个重大的生活转变，这个来访者内心的期待是什么样？他可以去探索对于怀孕，这个来访者心里的想法、意义是什么？对于未来成为一位母亲，她又有什么期待？或者去理解她担心自己不能被一个年轻男人理解的担忧——也许她也有担忧，不想成为一个母亲？这些都可以探索。
当我们愈发理解一个人的成长历史，我们可以构建出一个故事，来说明他为什么会发展出这些体验、期待、担心。
案例：杰克——被抛弃的恐惧
现在，Peter老师通过杰克的案例，展示如何用一个理解的思路，去同调来访者在经验组织过程中所体会到的感受体验。
杰克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经历了非常多创伤性的抛弃、分离：
他的父母在他4岁时离婚，之后有非常糟糕的养育权争夺战
他害怕自己的妈妈会放弃自己的养育权，把自己“卖”给爸爸
最终是妈妈抚养，但杰克心里已经有感觉：抛开养育权的争夺，他的爸爸妈妈都不想要他
杰克的妈妈后来又失去了养育权，把杰克交给一位阿姨来养育——杰克已经记不起具体原因
一年之后，杰克被爸爸绑架到英国，安置在一个寄宿学校——这更像又一次抛弃
经历了这些体验，杰克形成的组织原则：他不被任何人想要，而且随时随刻都有可能被抛弃。 他受到无价值感和无用感的折磨。
在治疗关系进行到第三年时，杰克的治疗师得了比较严重的疾病，让他们有三个月无法进行治疗。随后，治疗师康复了，重新回归工作。但是两年之后，有一次治疗师感染了病毒——一个和之前疾病没有关系的病毒——要取消一次治疗。
杰克反应非常伤心、失落。他非常确信治疗师之前的严重疾病又重新复发，而且杰克会失去在他生命中理解他、陪伴他的人。正是他的这些担心和恐惧，可能会导致他把最坏的情景、最恶劣的反应表现出来，带来灾难化的结果。
如何理解杰克的反应
从发展历史构建出来的故事，我们可以理解：杰克害怕被抛弃，来自他自己的历史。 他自己的历史中那些被抛弃的体验，形成了他的组织原则。
通过理解杰克对经验的组织方法，我们可以把杰克这次非常灾难化的体验，结合、梳理到他整个发展历史中去。这种思路不是病理化杰克——不是认为杰克把事情搞砸、搞糟。我们可以共情杰克持续对被抛弃的恐惧，我们可以说：
“结合你在成长过程中，曾经有那么多次非常创伤性被抛弃的经历，我们可以理解这一次你也十分害怕会被抛弃。”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感知到了杰克的恐惧，并且把他的恐惧安置到一个发展成长的脉络背景中。我们理解他害怕被抛弃来自他的成长经历，而不是病理化他、贴标签、甚至污名化他的问题——并不是杰克把事情搞砸、灾难化，而是杰克这些坏的想法、坏的念头是他学来的。 我们需要帮助他卸下这些念头。杰克会有这种最糟糕的感受，是因为他在历史里有被抛弃的经历，而他非常糟糕的感受符合他的成长叙事——这就是他的生命故事。
我们需要去体会杰克害怕最糟糕的事情发生的恐惧感。这种灾难化的恐惧感，是帮助他应对他非常熟悉的、经历过的被抛弃的创伤性体验。预期会有最糟糕的事情发生，能让当前发生的糟糕事情变得好承受点。
杰克的行为背后的意义
偶尔，杰克也会问：“你是不是已经厌烦我了？”或“你会不会送我去见精神病医生？”——这些担心背后的意义常常是：你会不会不要我了？
杰克也会偶尔在治疗间歇发短信给治疗师。信息的内容并不重要，随着时间的进展，他发信息的意义变得更清楚：他试图去测试治疗师是不是还记得他，有没有把他忘在脑后。
如果没有去探索背后的意义，杰克发信息的行为很容易被治疗师体会成十分恼人、不合适，甚至是操控性的行为。甚至可能会被治疗师训斥，因为杰克违反了治疗的边界。如果我们感觉到被激惹、被操纵，因为杰克发消息让我们感觉生气，我们就无法再看到杰克成长历史中形成的这些对抛弃的恐惧是他发信息背后的根源。
所以，这并不是杰克想让我们生气，或者所谓的“投射性认同”——杰克把他的愤怒投射到我们的感受里，不是这样的。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我们理解杰克行为背后的功能是渴望得到帮助，是尽自己最大所能帮助自己应对面对这种被抛弃的恐惧感时，那种强烈的、超载的情绪唤起。
离题的话也承载着痛苦
当杰克描述自己的爸爸把自己带到英国时，杰克说了一个看起来有点离题的话：他说自己的爸爸被警察通缉，因为把自己带到英国时没有得到妈妈的允许。杰克发现：警察是唯一一个想要找到他的人。
哪怕这种离题、简短的评论，背后也带着痛苦的组织原则在起作用。
这个例子也强调出主体间性实践的一些重要元素：
我们自己的主观组织原则会影响、干扰我们如何理解、如何看待我们的来访者。哪怕我们的意图十分美好，但是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自己被触发，勾引起我们自己被抛弃的经历，这可能会让我们面对来访时，感觉到生气、感觉到厌烦。
所以我们需要对此保持警觉，不能忽视我们自己在治疗互动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可能会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互动模式对来访者的影响。这些我们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行为模式，可能也正是来访者在一开始时心存疑虑、担心着的。
有些时候，我们对自己这些内省、反思，是值得带到治疗工作中的。比如我们可以说：“我在想，上次我取消了治疗，会不会让你感觉到我在抛弃了你？”或“不知道你会不会担心自己会失去我？如果我生病太重无法见你。”——这可以帮助来访者既看到我们治疗关系中存在合作、伙伴的部分，以及我们非常真实、真诚的开放性，能成为真诚探索的一部分。
在另一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内省反思的结果，更适合在自己的个人治疗/督导体验里去探索解决。但不管哪种方式，我们都对持续成长、演化、发展着的咨访关系有着投入、参与。
课堂问答精选
Q4：来访在亲密关系里感觉不被妻子理解，当来访向妻子发火时，又会因为妻子沉默或道歉而感觉内疚，无法继续指责妻子。他感觉很无奈，该如何开展工作？
A：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一个最好的方式是请病人再多描述他的感受是什么。比如他可以说：“我感觉被批评/被拒绝/不被理解。”——如果他表达了感受，可能更容易被他的妻子体会到，而不是直接开始批评、攻击妻子。
Peter老师分享了一个案例：一位女来访者的男朋友把她的生日忘记了。她想通过故意不理男朋友生日的方式来报复。其实更好的方法是直接说出来：“你忘了我的生日，让我感觉很伤心。”事实上，在她说出感受后，她男朋友的行为也发生了改变。
所以并不是去指责或攻击对方——因为这种方法是非同调（比不同调还更恶劣一些）。更好的方法是去谈论对方的行为带给自己的感受。这种主体间性的工作方式，能帮助来访者对自己有更好的感受，能够帮助治疗师更理解自己的来访者，甚至也能帮助来访者身边的人有更好的行为。
Q5：如果来访还在与咨询师建立信任中，咨询师感受到来访有被抛弃的恐惧并产生的愤怒，直接提出“你是担心被我抛弃吗？”会不会让来访觉得被侵犯？
A：我认为一个准确的共情不会让人变得更糟。我们作为治疗师会有很多焦虑和不安，怕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会让病人感觉更糟，但我认为非常非常少见——我们的同调会让来访者变得更糟。我们希望用一种共情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同调，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你提到你有很多被抛弃的历史，所以我也可以理解面对我，你也害怕会被我抛弃。”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同调放在一个发展性、成长性的背景里，来访者更容易体会、理解到我们对他们的同调。
Q6：如果咨询师的确感到被来访者控制，是否不能表达这些体验给来访者？但是咨询师带着这些体验又无法理解来访者，这种困境如何解决？
A：我们从来不会因为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感受而去指责、责备我们的来访者。所以如果病人的一些行为让我们感觉病人好像把我们推向某一个特定方向，我们不会说：“我觉得我感到对你很生气/我感觉被你推开。”这样的话——因为心理治疗不是去处理我的感受的场合，心理治疗是去处理来访者感受的场合。
如果我感觉到被推开或者感觉到生气，我需要理解的是：来访者的行为，为什么会让我有这种感觉？ 让我们一起来理解，是什么原因让你需要保持和我的距离，让我离你有一定的距离？基于对这个人特定成长历史的理解，我们也许可以说：“我理解你希望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能是因为在你之前的成长经历里，当你和别人亲近，你会受到伤害？”
Q7：关于杰克给治疗师发信息，在怎样的标准是一个可接受的？如果持续发信息，治疗师也一样回应吗？
A：是的，一直回应下去。但是在治疗中也需要和杰克探索行为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杰克是不是一直在害怕治疗师会忘了他。
心理治疗是一个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是一个朋友跟你发信息，你不会忽略不回应，但是和朋友在一起时，你无法去探索他发信息给你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在和病人做工作时，你可以探索他发信息背后的意义。
关于怎么去处理治疗师对病人产生的那些愤怒、厌烦、被激惹的负面情绪，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那些会让我感到生气、不舒服的来访者，他们很可能在生活中也会让其他人感觉到生气、不舒服。所以我们需要去探索他们这种会让别人生气的行为背后的意义，而不是去告诉这个人你不要有这种行为。主体间的取向是去理解并且形成意义的取向。
结语
这一讲的核心是：当我们急于“做”点什么来“帮助”来访者时，我们可能恰恰失去了“理解”他们的机会。
行动是理解的敌人——不是因为我们不该行动，而是因为当我们被自己的焦虑、不确定感驱动着去“帮助”时，我们往往滑入了单人的工作模式，忽略了主体间场域的复杂性，错过了探索来访者行为背后深层意义的机会。
杰克的案例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那些看似恼人、不合适、甚至操控性的行为，背后可能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的恐惧与呼救。如果我们被自己的感受困住，我们就无法看见这一点。
治疗师的成长，或许就在于学会忍受不确定性和焦虑，不急于“做”，而是持续地“在”——与来访者同在当下，共同构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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