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的语录和书信集，由他的弟子徐爱、薛侃、钱德洪等人陆续整理编纂而成。“传习”二字取自《论语》“传不习乎”，意为传授与学习。《传习录》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共342条问答，内容产生时间跨度从1512年至1528年，系统阐述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核心哲学命题，完整记录了王阳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王阳明（公元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字伯安，幼名云，5岁时改名守仁，号阳明先生，又号乐山居士。浙江余姚人，出生于余姚北城，是南京吏部尚书王华之子。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先后镇压闽、粤、湘、赣等地农民起义和广西边民起义，平定明宗室宁王朱宸濠之乱，受封新建伯，成为明代因军功封爵的三位文臣之一，晚年官拜南京兵部尚书、左都御史。
一、章节梳理
（一）上卷
1.徐爱录。本部分由王阳明首座弟子徐爱记录，是阳明心学早期思想的核心载体，共35条，经王阳明本人审阅，奠定全书理论根基。开篇围绕《大学》“明德”“亲民”展开，批判程朱理学“格物穷理”的外在求索路径，提出“心即理”核心命题，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认为天理不在外物，而在人心本体，道德法则源于本心自足。重点阐释“知行合一”，指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批判当时“知而不行”的空谈学风，强调真知必然落实为行动，真行必内含认知，知行本为一体不可割裂。同时辨析“格物”内涵，将朱熹“即物穷理”转化为“正心诚意”，认为格物是在本心发动处为善去恶，而非向外探求物理。此外，还论及“存天理、灭人欲” 的修养方法，主张通过“静坐”收敛心神，去除私欲遮蔽，让本心天理自然显现，为心学入门确立核心方向。
2.陆澄录。由弟子陆澄记录，共48条，聚焦心学修养的具体实践与心性辨析，承接徐爱录的核心命题，进一步细化理论应用。围绕“心”与“物”的关系展开，通过“岩中花树”等问答，深化“心外无物”——外物的意义与价值，皆由人心感知赋予，无人心观照则无物之存在意义。深入探讨“诚意”“正心”功夫，强调修养关键在“慎独”，于独处时坚守本心，不欺良知，杜绝私欲萌发。针对学者“求理于外”的误区，反复论证“天理即本心”，指出向外求索只会迷失本心，唯有向内反观，才能体认天理。同时解答“动静合一”问题，主张心之本体无分动静，修养需在动静中皆守本心，静时不枯寂，动时不浮躁，实现“动静皆定”。还论及立志的重要性，认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是心学修养的起点，唯有立成圣之志，方能坚守本心、践行天理。
3.薛侃录。由弟子薛侃记录，共46条，侧重心学与现实实践的结合，解答日常修养中的具体困惑。核心围绕“事上磨练”展开，主张心学修养不能脱离日常事务，需在待人接物、处事应对中检验本心、去除私欲，实现“知行合一” 的落地。辨析“性”与“气”的关系，认为性是心之本体（天理），气是心之发用（情感、欲望），二者不可分离，修养需以性统气，让气的发用合乎天理，而非灭除气的存在。批判当时学者“空谈性理”的弊病，强调“道在伦常日用中”，天理体现在君臣、父子、夫妇等日常伦理中，践行伦理即是体认天理。同时解答“知行合一”的实践疑问，如“知善而不行”的根源在于私欲遮蔽，并非真知，唯有破除私欲，方能实现知行合一。此外，还论及“格物”的实践方法，指出格物是“为善去恶”的功夫，需在每一念起处觉察善恶，依良知而行，逐步净化本心。
（二）中卷
本卷为王阳明亲笔书信辑录，共8篇论学书信及《训蒙大意示教读》《教约》两篇教育文，由钱德洪整理，是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系统深化与理论辩护，聚焦“致良知”核心，回应学界质疑。
1.《答顾东桥书》。全书最重要的书信之一，系统回应顾东桥对心学“知行合一”“格物”的质疑，构建心学理论体系。开篇驳斥“知先行后”的观点，重申“知行合一”本体论，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行是同一功夫的两个层面，无先后之分。重新阐释《大学》“格物致知”，将朱熹“即物穷理”转化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认为格物是致良知的实践，致知是体认本心良知，二者统一于“心即理”。批判当时“记诵词章”的学风，指出学问不在外在知识积累，而在本心良知的体认与践行，“良知之外，更无知”。同时论述“拔本塞源”，主张学术需回归本心，破除功利之习，恢复圣学“明人伦”的本质，为心学确立学术正统性。
2.《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聚焦心性修养与“致良知”的功夫辨析，解答弟子关于“动静”“寂感”“性气” 的疑问。《答周道通书》强调“心无动静”，本体恒常寂然，发用则感而遂通，修养需“静处体悟，事上磨练”，动静皆守良知。《答陆原静书》分两篇，上篇辨析“良知”与“知识”的区别，指出良知是先天道德本体，不待学而能，知识是后天经验积累，需以良知统摄知识；下篇回应“性即理” 与“心即理” 的关系，认为性是心之本体，心是性之发用，二者一体，“心即理”即“性即理”的实践表达。同时批判“枯坐静养”的偏弊，主张修养需在日常事务中践行良知，不可脱离实践空谈心性。
3.《答欧阳崇一》《答罗整庵少宰书》。侧重学术辩护与修养方法的细化。《答欧阳崇一》强调“良知”的普遍性与当下性，认为良知人人皆有，不分圣凡，只需当下觉察、依良知而行，即可成圣。《答罗整庵少宰书》回应罗钦顺对心学“心即理”的批判，驳斥“理在气先”的观点，主张理气一体、心物一体，天理不在心外，而在本心，批判理学“析心与理为二”的谬误。同时论述“格物”的实践标准，指出格物以良知为准则，而非外在规范，唯有依良知而行，方能实现“止于至善”。
4.《答聂文蔚》（一、二）。聚焦“致良知”的终极义理与传道使命，是王阳明晚年思想的集中表达。上篇系统阐释“致良知”，指出良知是“是非之心”，先天自足，知善知恶，致良知即是“为善去恶”的功夫，是圣学的核心与终极法门。下篇强调“万物一体”，认为人心与天地万物本为一体，致良知需突破小我，以仁爱之心对待万物，实现“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同时嘱托聂文蔚传承心学，破除功利之习，让圣学回归本心，惠及天下苍生。
5.《训蒙大意示教读》《教约》。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文献，将心学理念融入蒙学教育。《训蒙大意》批判当时蒙学“督以句读、责其背诵” 的功利化教育，主张蒙教以“明人伦” 为核心，顺应儿童心性，通过“歌诗”“习礼”“读书”涵养本心，激发良知，而非强制灌输。《教约》制定蒙学教育细则，规定每日课程与教学方法，强调 “因材施教”“启发诱导”，让儿童在轻松氛围中体认天理、践行道德，实现 “蒙以养正”。
（三）下卷
本卷由陈九川、黄直、黄修易、黄省曾、钱德洪等弟子记录，共142条，是王阳明晚年讲学语录，侧重心学实践功夫的精微指点，提出“四句教”，完成心学思想的终极升华。
1.陈九川录。聚焦“致良知”的实践功夫与心性体悟，共22条。核心解答“良知”的体认方法，强调“良知当下呈现”，无需向外求索，只需“不欺良知”，实落践行。论述 “事上磨练”的具体路径，指出修养需在艰难困苦、荣辱得失中检验本心，破除私欲，让良知愈发澄澈。辨析“动静” 功夫，主张“动亦定，静亦定”，心之本体不受境遇影响，无论动静皆能坚守良知。同时论及“知行合一”的实践误区，批判“知而不行”的伪知，强调唯有“真知笃行”，方能体认良知本体。
2.黄直录、黄修易录、黄省曾录。侧重日常修养的具体答疑与心性辨析，共68条。黄直录聚焦“良知”的发用与实践，解答“如何致良知”的疑问，强调“一念发动处便是行”，需在每一念起处觉察善恶，依良知而行。黄修易录辨析“心”与“意”的关系，指出心是本体，意是发用，诚意即是正心，需“诚意慎独”，杜绝私欲。黄省曾录论及“立志”与“修养”的关系，强调立志需“专一”，不可动摇，唯有立成圣之志，方能在修养中坚守本心，不为外物所扰。同时批判 “空谈性理” 的学风，主张 “道在日常”，践行人伦即是体认天理。
3.钱德洪录。共52 条，记录王阳明晚年最核心的思想，包括“四句教”“天泉证道”“严滩问答”等重要内容。“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是阳明心学的终极总结，系统概括心之本体、发用、认知与实践的完整体系。“天泉证道”中，王阳明针对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的分歧，指出“四句教”是因材施教的教法，本体与功夫合一，需“悟本体，即功夫”，不可偏废。“严滩问答”进一步辨析 “本体”与“功夫”，强调本体不离功夫，功夫即是本体，致良知需在实践中体认本体。此外，还论及“万物一体”“知行合一”的终极境界，指出成圣的关键在 “致良知”，人人皆可通过践行良知成为圣人。
4.附录：《朱子晚年定论》。由王阳明辑录朱熹晚年书信34条，旨在证明朱熹晚年思想回归 “心即理”，与心学相通，消解程朱理学与心学的对立，为心学争取学术空间，虽为附录，却体现王阳明融合学术、正本清源的努力。
二、师生论道
1、明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王阳明奉命出征广西思恩、田州前夕，弟子钱德洪与王畿（龙溪）于越城天泉桥上就阳明“四句教”的理解产生分歧，向先生请教，史称“天泉证道”。钱德洪持“四有”说：他认为“四句教”是师门定本，不可更改。心体虽无善无恶，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因此必须实落去做“为善去恶”的格物功夫。
王龙溪持“四无”说：他认为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知、物也应当是无善无恶的。若能在本体上彻底领悟，则工夫自然包括在其中，不必再刻意去“为善去恶”。
王阳明指出，二说应相取为用，不可偏废。王龙溪所说的“四无”，是为“利根之人”直接悟入本体而设的接引方法；而钱德洪所说的“四有”，则是为中根以下人设立的渐修工夫。他告诫二人：“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龙溪）须用德洪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
此次辩论不仅是阳明晚年对“四句教”的最后定论，也揭示了心学内部本体与工夫、顿悟与渐修的辩证关系，是理解王学分化的重要节点。
2、弟子徐爱初闻“知行合一”之说，深感困惑，因为这与当时流行的“先知后行”观念相悖，遂向先生请教。人人都知道应当孝顺父亲、友爱兄弟，但实际上却做不到，可见知与行分明是两件事。
王阳明指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比喻道，如称某人“知孝”，必须是他已经有了孝的行为；称某人“知路”，必须是他已经走过那条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两者本不可分离。
通过这次问答，王阳明将道德意识与道德实践统一起来，杜绝了将学问当作口耳之辩的空疏风气，确立了心学重践履的品格。
3、弟子梁日孚对朱熹将“居敬”与“穷理”视为两件事感到困惑，请教王阳明为何认为两者是一件事。
朱熹观点，居敬是存养的功夫，主于内；穷理是向外探究事物的道理，主于外。两者并进，方可为学。
梁日孚认为，若按照先生的说法，专一就是敬，但若读书时一心在读书上，好色时一心在好色上，这算不算居敬？
王阳明指出，专一的“一”指的是天理。如果不知道“一”就是天理，有事时就会追逐事物，无事时就会落空。所谓“穷理”，不是去穷究外物之理，而是穷究自己心中的理。“就穷理专一处说，便谓之居敬；就居敬精密处说，便谓之穷理。”
这次交锋彻底划清了心学与朱子学在方法论上的界限，将“格物”的方向从向外求理彻底收归到向内发明本心。
4、弟子陆澄（字原静）在静坐养心时感觉状态很好，但一遇到具体事情便不能应付，甚至动摇，于是向先生请教其中原委。
王阳明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如果只知静中存养，那是落在空寂里。真正的功夫，是在纷繁复杂的世事中磨练本心，使心有个主宰。有了主宰，无论动静，都能从容自在。
这次问答彻底否定了逃避现实、追求枯寂的修养方式，揭示了阳明心学“即体即用”、在日常生活和具体事务中实现超越的精神特质。
5、弟子薛侃（字尚谦）在除草时，感叹天地间为何善难培、恶难去，引发了关于善恶标准的讨论。他看到花为善，草为恶，想要除去妨碍花开的草，这难道不是为善去恶吗？
王阳明笑道，这种看法是“从躯壳起念”，是错误的。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你想看花，便以花为善、以草为恶；你若想用草，便又以草为善了。
薛侃追问，难道世间就没有善恶了吗？王阳明答：“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善恶的标准不在物上，而在心中是否“循理”。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这场问答揭示了心学在伦理学上的核心主张：道德法则并非源于外在权威，而是源于内在良知。破除对善恶的执着，才能回归心体的中正与灵明。
三、原文摘录
1.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卷》
2.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传习录·上卷》
3.知行合一。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出处《传习录·上卷》
4.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卷》
5.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出处《传习录·上卷》
6.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出处《传习录·上卷》
7.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传习录·上卷》
8.学须反己。——《传习录·上卷》
9.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传习录·上卷》
10.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传习录·上卷》
11.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传习录·上卷》
12.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者不明此理，莫适所从。——《传习录·上卷》
13. 良知者，心之本体。——《传习录·中卷》
14. 致良知。——《传习录·中卷》
15.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传习录·中卷》
16.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传习录·中卷》
17.心之良知，是谓圣人之学。——《传习录·中卷》
18.君子之学，求尽其心而已。——《传习录·中卷》
19.圣人之学，惟是致良知而已。——《传习录·中卷》
20.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传习录·中卷》
21.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传习录·下卷》
22.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下卷》（四句教）
23.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传习录·下卷》
24.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传习录·下卷》
25.人心是天渊。——《传习录·下卷》
26.心明便是天理。——《传习录·下卷》
27.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相上则损。——《传习录·下卷》
28.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传习录·下卷》
29.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传习录·下卷》
30.圣人不贵前知，而贵事后省。——《传习录·下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