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斯断然主张，文学批评就是对作品本身的描述和评价。至于作者的真正意图，我们只能以作品为依据，只有在作品中实现了的意图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至于作者对创作的设想及他事后的回忆都不能作为依据。同样，理想的读者应当找到一个中心立足点，以它为基准来研究诗歌或小说的结构。布鲁克斯所主张的并为之辩护的正是新批评派的文本中心论的批评立场，这对于现代文本理论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样一种立场把人们的目光主要引向了作品本身，把作品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整体进行深入研究，获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当然其片面性则在于割断了文学作品与外部事物的联系，这样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作品，而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
“意图说”批评就是把作家的创作意图作为评判作品的主要依据。维姆萨特认为这是一种“意图谬见”。在他看来，“就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成功与否来说，作者的构思或意图既不是一个适用的标准，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那么原因何在呢？维姆萨特说：“意图谬见在于将诗和诗的产生过程相混淆，这是哲学家们称为‘起源谬见’的一种特例，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衍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评和相对主义。”意图谬见的结果便是取消了作为批评的具体对象的作品本身。
意图说之所以是一种谬见，在维姆萨特看来就是因为文学作品本身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就诗人意图而言，如果他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创作意图，那么诗本身就表明了他的意图是什么。这样再以诗之外的意图去评判诗便是多此一举。如果他不能成功地实现自己的意图，那么再以他的意图评判诗则更不足为凭了。
韦勒克在他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把对文学的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方面。他认为，由于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在特定的环境中创作的，这样研究文学作品必然会涉及作家的创作心理、个性、创作过程、所处的社会环境等因素，与这些因素相联系的文学研究，这就是文学的外部研究，是流行的文学研究方法。而文学的内部研究则是对文学作品本身结构的研究。韦勒克指出，文学的外部研究注重的是文学的背景、环境，文学的外因，这样的研究是一种“因果式的研究”, “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终至于把它完全归结于它的起因（此即“起因谬说”）。……但是，研究起因显然决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他把这种“起因谬说”分为四类：（1）把文学作品看成是创作者个人的产品，于是主张从考察作者的生平和心理着手研究；（2）从人类社会生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中探索文学创作的决定性因素；（3）从人类精神创造活动中探索文学的起因；（4）以“时代精神”来解释文学。韦勒克认为，起因与结果不可同日而语，外在原因产生的具体结果往往无法预料，因此对文学的“起因解释法”并不能有效地描述、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于是，他坚决主张用内部研究来取代对文学的外部研究。
韦勒克指出：“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的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和艺术的本质。”显然，“文学性”这一概念直接来自于俄国形式主义，从中可以看到韦勒克与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联系。“文学性”指的是文学中的形式和语言结构。把文学性视为文学艺术的本质，那么文学研究的焦点在于作品本身、特别是研究作品的形式和语言结构也就顺理成章了。在韦勒克的心目中，艺术品就是一个隐含着并需要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结构。艺术品中的内容或思想作为经过形象化的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已经融入了作品的结构之中。文学研究就应当以具有这样的符号结构的作品为对象，而不能从作者的心理、个性和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因为这些是文学之外的东西，与文学作品之间存在着一个所谓的“本体论差距”。从上述观点中可以看到，韦勒克的基本立场完全是新批评派的文本中心论形式主义，他的内部研究也就是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符号结构加以研究。不过，尽管韦勒克坦率地承认自己曾向俄国形式主义学习过，但是他仍为自己辩解，声称对文学的内部研究并不是形式主义或唯美主义，他也无意像俄国形式主义那样把文学研究仅仅限制在语法成分和句法结构的范围内，或把文学与语言等同起来。应当承认，韦勒克与俄国形式主义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他看到了文学与社会所具有的种种联系，看到了作家与社会的联系、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文学对社会所具有的影响，并明确地把文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性实践。然而，他关心的重点并不在此，他把这些都排除在文学的内部研究之外，反复强调要把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作为文学研究的出发点。韦勒克所坚持的正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基本立场，这是毋庸置疑的。
韦勒克把艺术品看成是“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他的内部研究就是围绕着这一“符号结构”展开的。
韦勒克对文学作品结构的分析既受到波兰现象学文论家英伽登的启示，又不满足于英伽登把文学作品看成是由几个层面构成的体系的观点，他指出其缺陷是把作品的结构分析与价值割裂开来，而“在标准与价值之外任何结构都不存在。不谈价值，我们就不能理解并分析任何艺术品”。在强调结构、符号和价值三方面统一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作品结构理论。
韦勒克从八个层面来研究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它们分别是：（1）声音层面，包括谐音、节奏和格律；（2）意义单元，它决定文学作品形式上的语言结构、风格与文体的规则；（3）意象和隐喻，即所有文体风格中可表现诗的最核心的部分；（4）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这可以由意象和隐喻几乎难以觉察地转换成；（5）由叙述性的小说投射出的世界所提出的有关形式和技巧的特殊问题；（6）文学类型的性质问题；（7）文学作品的评价问题；（8）文学史的性质问题。
韦勒克对作品结构的八个层面的划分是其方法论的具体运用，除了具有上面谈到的把结构与价值联系起来研究这一特点之外，还具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突出了意义单元的作用；第二，高度重视意象和隐喻（如前所述，对隐喻的极端重视是新批评派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第三，把作品结构与文学的历史发展紧密结合，企图提供一种新的、“外部性”较少的文学史理论。
韦勒克对文学作品结构的基本看法是通过语义分析方法获得的。他从语言着手，分析文学基本材料——文学语言的特质，揭示了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日常语言之间的差别与联系，强调文学语言所具有的歧义性、暗示性、情感性、象征性。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文学所具有的虚构性、想象性、创造性等基本特征，但认为这些术语只描述了文学作品的一个方面，或表示它在语义上的一个特征。由此他得出的结论便是把文学作品看成一个符号和意义的多层结构。
啊啊啊啊啊符号学...我还是觉得符号学可以用来分析著作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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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认为艺术创作的真意就是将世界与大地的冲突安顿在作品之中。不过，他强调指出，这一冲突并不是现存于某处的东西，并不是作者拿来放入作品中的某种东西，作品创作的过程就是世界与大地的冲突确立起自身的过程。在此，海德格尔批判了浪漫创作观，后者认为作品是作家的产儿，是作家意志的体现，海德格尔则认为作品的真正作者不是作家而是世界与大地的冲突，是真与非真的冲突，作家只是这一冲突成为作品的中介而已，作家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自行消失。海德格尔认为作家创作的具体任务就是在对此冲突的领会中勾勒此一冲突的间隙略图。
正是经由艺术作品的创作与保存，真之事件（世界与大地的冲突、真与非真的冲突）便以艺术的方式发生了，作为创作者和保存者的人也由此介入了真之事件，进入了世界与大地的冲突，遭遇到既澄明又隐匿着出场的万物，从而进入生存的历史。于是，海德格尔说：“艺术作品的本源，即创造者和保存者的本源，一个民族之历史性生存的本源是艺术。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艺术在其本性上是一种本源：一种真凭此而实现，亦即成为历史的特殊方式。”
第二，对艺术的现代异化的揭露。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艺术已经异化，它漂离了它的本质，不再是原初的去蔽事件或真理发生的基本方式。之所以如此，并非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而是由于现代技术统治切断了艺术与自身本源的关联。
1967年，海德格尔在雅典作了“艺术之本源”的讲演。他认为艺术的本源即“存在”，而“存在”被海德格尔看作一场真与非真冲突的历史性事件。说“存在”是艺术的本源即是说艺术是作为“存在”发生的一种方式而成其为艺术的，换句话说，只有当艺术成为意义发生的原初事件时，艺术才在自己的本质之中。以海德格尔之见，本真艺术发生在希腊，那时，艺术是意义发生的基本方式即真确立自身的基本方式，因而艺术在希腊时代是人生存得以可能的基础。现时代，随着技术统治的确立，技术成为真正的上帝，艺术也便沦为技术的奴隶，成为一种文化工业，艺术不再是意义发生的原初方式，而成为贯彻技术意志的工具，因此，艺术与自己的本源（存在、意义发生的事件）脱节，成了非本真的艺术。
（人工智能时代就这样异化艺术）
文学本质问题上，萨特首先把文学的本质与自由、存在联系在一起。他说：“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在他看来，文学写作的深层动机之一“在于我们需要感到自己对于世界而言是主要的”，也即在于在世界上实现自己的自由。萨特论证说，人一方面意识到世界万物必须借助于人的意识而显现，另一方面人又意识到自己对于被揭示的世界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为了使自己感到自己对世界而言是重要的，人就通过艺术创作将呈现于意识中的世界固定在画布或文字中，于是这个被固定在画布和文字中的世界就成了人生产的东西，是人的自由的实现。对于被生产的东西来说，生产者是重要的。
在当代，符号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是，人们在对符号形式的研究中，开始把符号与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内涵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和苏联塔尔图学派的洛特曼都有相当影响。
知觉模型有5个性质，而语义模型只包含了其中3个。语义模型在表达时可以是语言性的，也可以是形态性的，如属后一类型，它就是通过相似性转换来实现的。艾柯据此来说明文学作品，尤其是现代派文学的问题。他认为文学作品肯定是一种“表达”，但该表达与相应的语义模型的关系难以界定。他认为当代美学研究应对文学作品的意指过程本身进行结构性分析。他还对古典作品与现代创作之间的差异作了勾描，认为古典作品固然也可因读者差异而有不同解释，但其变化的幅度较小，因为它有与相应审美经验配套的世界观；相反，像卡夫卡的《审判》、《城堡》、《变形记》等现代派作品，则可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等不同角度来阐释，因为作者自己也缺少一个指导中心，一切价值和信念都受到怀疑，这样就使得解释者的信念掺入到作品中以后，并不与作者的表达发生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