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读书三十年

一

      我自小在上海市中心的棚户区长大，父辈是苏北来沪的移民。听二爷说，解放前曾祖父乃是地主，颇有些学问，可吸食鸦片，把家败光。为了躲避债主的催逼，曾祖父带着子女五人远赴上海，只留曾祖母一人守家。

      大概，是为了把活下去的希望，全部寄托于上海、寄托于后人，曾祖母将自己的颈项悬挂在老宅房梁之上，以决绝之心坦然等待着豪横债主的再次登门。

      据说，也颇有文化的曾祖母临终前留下一副对联。只因时代久远，上、下联已无长辈知晓，唯有横批均铭记在心：

       二人债，一人还。

      我的最初童年，是祖父带大的。记得，在那间低矮的窝棚里，一根粗大而油亮的竹竿，支撑起整个狭隘空间的面积。祖父身上除了每次买三色冰激淋多要的小勺，并没有什么特别讨小孩子欢喜的物件。所与众不同的，大概有三样：

      青砖那么个儿的砚台、食指和拇指做圈样大的“乾隆通宝”和一个老旧的铜烫焐子。

      在我看来，祖父的脾气是古怪的。因为，我曾亲眼看到祖父盯着弄堂口“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标语，逐字逐句念念有词，并将之禀报了父亲。饭后父亲还开玩笑似地指明祖父：“‘共产党’可识字呢！”

       没想到，祖父的回应几近愤怒。

       祖父一生，也从没有承认自己识字。

      听二爷说，祖父来沪后，一直从事拉黄包车的生计。上海解放，“骆驼祥子”们作为无业游民加以整顿，祖父便以“包分配”的安排，成为了上海焦化厂的一名工人。

      父亲在临终前一直有一个感慨，说他小的时候，祖母从没有工作，全靠祖父一人支撑着家。文革时，弄堂里扒出了我家的“黑历史”“黑材料”，应然是祖父的地主身份，而最大的阴谋和隐瞒，则莫过于识字……

      我少年时特别喜欢中国古代史。高中班主任说我喜欢夸夸其谈。确实如此。因为向大家谈的都是古代名人名事，以满足表现欲。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兴趣已全面转向中国近代史。特别是鸦片战争。这或许与曾祖父、祖父以及洪武赶散的往事有很大关联。

二

     父亲年轻时，向一位姓戴的师傅学了烹饪的手艺。正巧又赶上“改革开放”，他自己承包了一家小饭店，就在离上海戏剧学院不远的镇宁路上。然而，当填写家庭成分的时候，他对我将其写成“个体户”很是不满，倒也只能得过且过。谁让每次带我去看病，需要填写家庭基本情况，父亲都怯生生说“鸿鸿，还是你来写”。

      祖父离世，记得老人家已83岁，而我则刚刚十岁出头。父亲从祖父焦化厂发给的皮包里，掏出了祖父留下的五十多块钱。除此之外，祖父身无长物。而砚台、铜钱和烫焐子，则被强势的母亲，拿去给了到小区里来收旧货的人。也换了一些钱。

      大人们说，祖父走，我哭得最多。他们考虑，我是祖父身边唯一一个第三代男丁。

      可他们哪里知道，除了祖父逝世之外，我还有一个小小遗憾——那个老大却朴素的砚台，从此离我而去。特别是砚台中央，那个犹如行云流水，呈对称状的弯曲、像喜又不是喜的符号，再也未曾见到。

       这个小小遗憾，我从未对母亲说起……

      应该是在祖父过世不久，我一改以往调皮捣蛋的做派，十分郑重其事地，要求父亲为我买两套书。一套叫《上下五千年》、一套叫《十万个为什么》。

      父亲问我，为啥想起这个。我说，我看到电视机里，东方电视台介绍，一个父亲说起一个儿子，为他买了一套《上下五千年》。这个儿子从下午一点半，一直看到晚上十点半。我感觉那儿子特别厉害！

      印象中，父亲绝对是当作一件大事来做的。说是大事，倒不见得因为这两套大书，对挖到第一桶金的父亲，有什么经费上的问题。父亲只是专门叫来了颇有些文化的冯德忠叔叔，和他一起到南京东路去找。

      一个周五的晚上，足有当年两个砚台那么厚的《上下午五千年》放在了我的书桌上。而《十万个为什么》，狡黠的父亲则说没有买到。

       “《上下五千年》，这么厚一本书，有的看呢……”

三

      令大人们很是意外，一直在苏北人弄堂里扮演济公，在胶州路外婆家扮演淮剧《探寒窑》里徐桂芳的小胖孩，安静下来了。父亲从此后，一直为他当年买书的壮举自豪不已。

      那套《上下五千年》，都是现代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的历史故事。一开始，是一头扎进去，读两三个小时。接着，常态化了，是每天睡觉前最起码读一个故事。再后来，看仍有一些还未读完，就随心所欲跳着读。迁延日久，喜欢的章节再反复读。

      没有这个起步，又哪里会是当年江宁中学提高班出了大名的历史课代表呢！

      当时，周六从半天休息转为一天，还不久。每到周末，一天自习，另一天则会坐上离曹家渡很近的23路公交车，去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城看书。

      那段岁月几乎周周如此。

      有的时候，喜欢的书就买；有的时候，没有零花钱就坐着读。记得上海书城临近开了一家所谓书局，在那我很喜欢一本《明史》，读了忘时。店里的女管家，竟恶狠狠冲我吼：“买了再看。不买，不能看！”

      也许很久，也许没过多久，那书局果然关门了。

      又有一次，舅妈家的阿姐，邀请表哥和我，一起去“文庙”玩。也是后来才知道，阿姐和另一个大哥哥在谈朋友，他们为避免尴尬，便有意安装“灯泡”。大哥哥、大姐姐们，尽管唏嘘着黄家驹腾空坠亡的事故，我则意外发现了一个可以给自己带来无限愉悦的精神世界——他们更体会不到，用舅舅给的五块钱，淘来一本《古代名将传》，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温暖、多么的陶醉。

      由于这次出行印象深刻，我便从二爷那里借来二十八寸的凤凰牌自行车，备足一个月的零花钱，再次去文庙淘书。

      淘书，是决然要一个人的。由上次的《古代名将传》，淘到了《古代文学家传》《古代政治家传》《古代科学家传》……

      回家的路上，我骑着二十八寸的大自行车，把淘到的书满载在车筐里。道路两边烟火气朦朦胧胧着，公房窗户上晾晒的衣服随风飘扬，辣肉面、做锅贴生煎的餐饮店人来人往，不时还看见阿姨拎着马桶出来……那时，路似乎很窄，又似乎很宽。我徜徉在大街上，放纵着自行车的龙头，打出一个又一个波浪式的行进轨迹。

       那是胖孩最开心的一天。唯一开心的一天。

四

      父亲的小饭店最终没有能开下去，这实际产生了“家道中落”的影响。父亲说，当年凯司令的老总，和他一批进国企当学徒。其他人都在打牌，他的好朋友却不停读书，最终做到了凯司令的老总。而连简历都写不明白的父亲，终究难以持久。用现在的专业术语，父亲没有在取得一定资金积累后，扩大再生产。

      家，一天不如一天，我也变得寡言沉闷。我发奋读书。以为读书读好了，将来考上个好大学，就可以代父亲改变家庭的现状。

      也就在这时，我遇到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张大文先生。差不多二十八年了。大文师，一个语文教师，在给我们讲课时，竟然以国民生产总值为论题：

      “现在大陆的GDP，只相当于2个台湾。等到我们的GDP，有50个台湾了！那又会是一番什么场景呢！”

      高三那年，我每个周六，都坐两部公交车，去浦东潍坊新村大文师的家中补习语文。也每周带一篇文章，给先生请教。一年下来，写了差不多将近60篇文章，铺满整个床。

      现在想来，正是高三的写作训练，不仅为今后的长期写作奠定了生活习惯的基础，更成为推动阅读生活的另一条腿，使读书和写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然而，先生给我的并不止这些。在遇到先生前，我由于涉世不深、阅历单薄，在如何处理学习和政治生活上，没有很好统筹，遇到社会上一些讲不清的情况，更有执拗而偏激的思想困惑。整个大学阶段可以说精神上十分痛苦。也因此造成学习成绩的下滑，而备受打击。

       这些，父母都帮不了我。我可真是太像后来那个五条杠的少年了。

      是读书、是写作，也可以说是文学，启蒙了我，以致思想认识在读书人生中不断升华。就如同淮剧《哑女告状》里的唱词：“他自己成人。”

      先生说，一个人要有丰富的失败经历。我更体会到，志气和骨气，也从来就是长期主义的。

       遂也没什么过不去，没什么了不起了。

五

      高中时，有一位漂亮的女同学，叫胡雯欣，不仅主持节目时台风清美，还写得一手好文章。我和她都是校园里经常抛头露面的“风云人物”。

      一次合作，我们分别为男女主持人。令我十分不解的是，胡雯欣一改平时的从容，总觉得有种不协调的焦急。事后，我问她“你怎么了？”

      原来，她在学校附近的一个书报亭，预定了一本精装书。她和书报亭约定，那天放学后交付，一手付钱，一手交货。

      书的作者叫余秋雨，书名：《山居笔记》。

      那天，我因从不知道这个作者以及这本书，对这位女同学深感嫉妒，对自己则深感羞愧。我也从此迷上了余秋雨。许多个夜深人静的时段，与秋雨先生的散文著作为伴，尤其是他的《文化苦旅》。

      说来也太巧。上戏附中正是余秋雨的母校。我的父亲，竟在一次喝早老酒时告诉我，他也见到过余秋雨！当时，他是上戏的院长，来餐厅只叫一碗面。

      若干年后，正是上戏附中建校90周年。当我坐在靠边的校友席，聆听着秋雨先生的演讲时，许多年积淀下的那份期待、那份憧憬，因面对面的坦然而平淡。

      又是十年，正当上戏附中迎来百年校庆，年过七旬的秋雨先生再次上台演讲。随后，满面光彩的校长请我起身，向大家行一个礼。也就在这时，想必余先生才第一次看到了曾经经常读他书的我。我亦因此满足。

      我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大文师，一个是余秋雨。一个看得见，一个看不见。一个很熟悉，一个不认识。

      是的。在经历了《文化苦旅》的模仿之后，我要求自己，将文采向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迁移，并因之文采而更加丰富。

      尽管，我已四十四岁了。但仍期许着秋雨先生那样的美，要拥有那样的美。哪怕，唱江淮戏的艺术世家，看中的是嫡亲子孙，而不是跛脚女人的胖孩。

       感谢秋雨先生的教诲。

六

      踏上工作岗位后，曾有过这样一段日子，我试图像高考那样，每周给大文师寄一篇文章（书信来往），以求表扬；作为当时的基层民警，还高频率给《东方剑》之类的杂志投稿，希冀能尽快在写作上不断进阶，乃至马上“扬名”。

      岂料，老师的回信，没有一句鼓励的话。至今仍记得的点评，诸如：

     “你，越写越差！”“才工作十个月就去办公室写材料，不是什么好事！”“你不要急于发表。”“像这样的稿子是没有希望的。”……

      一个人长大了，仍然有像长辈那样的人，说说自己，貌似很不洽，其实很幸运。

      我总是太想赢了。自以为把“心”，用在了写上，却不经意间用在了赢上。那到底写是目的，抑或赢是目的？我因浮躁而遮蔽了自知，遇到挫折不是分析原因，而是自我强调“我很努力，只是上天不公”。再不改弦更张，就会走到越想赢越不得，乃至于总是输的刚愎自用上。

       先生说，“运动就是一切，目的其实是没有的。”

      再从哲学认识回到实践体验上讲，由于人生的感悟和阅历仍然不足，写作便往往流于肤浅和幼稚。这就更需要阅读来作为重要补充，更需要勇于实践特别是体验艰苦的生活来升华思想水平。

      记得推动迈上更高一级台阶的，应该是李泽厚的《论语今读》这本书。围绕这本书，一是通过每日进度极慢的认真阅读，对“读硬书才能有所提高的公论”有了真正实践意义的体会；二是对《论语》进行不下五遍的反复阅读以及孔子历史的配套掌握，获得了“书永远是读不完”的辩证认识。开始有意识地推动自身思想认识体系化。

      也是从《论语今读》开始，成为引发对中国整个传统社会认识的逻辑起点。

七

      在我看来，一个思想不断升华的知识分子，在人生中都有一段宝贵而难得的读书时空。比如，余秋雨是在他躲避政治喧嚣的农村乡下，李敖是在被蒋介石关押的狱中，季羡林则是在留德十年的大学校园里。而对于我来说，最难忘市级机关的工作期间。

      我婚后随女方住长宁。那里距市级机关的办公地很近，交通极为方便。我每天差不多七点出门，四十分钟到单位连同吃早饭，接下来就抓紧时间读书。而到了中午，午休二十分钟后，就立即翻开书本，一直到下午两点上班。

       以上两者相加，每日的阅读时间不下两个小时。

      讨巧的是，由于在市级机关从事党建领域的研究，就抛不开党史的学习。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际与中国历史息息相关，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至今的集大成体现。这既然能带动乃至调动我过往的读书积累，必自然引申出将党的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的研究方向。

      可以说，在市级机关工作期间，读书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均是最多的。

      所不为人知的是，平时趁空闲翻动整理下无人问津的文件柜，却能搜罗出不少前人留下的，具有很高价值的党建党史书籍。这在别人看来，本就是许多年前，已经过时的材料，形同垃圾。可我却看，不仅有史料价值，更可为现在工作提供追根溯源的理论支撑和专业指导。

      记得有一次，一位女同志很是无情地，要将无人使用但存放着许多书籍的文件柜清理出来。我一眼看到一本好书正要挑捡，陡然又是领导的召唤。等我再来到文件柜前，却已空空如也……

      在市级机关工作五年，也读书读了五年。尤其是那套著名的《口述上海》系列，农村、社区、国企等各个领域，基本全部都读了一遍，对上海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有了鸟瞰式的印象；更为曾扎扎实实读过林尚立同志的两三本硬书而深感有些底气。

      之后，我在基层、在援外，从未感觉到不适，“每天都像过节一样”。这其中的最大本事，乃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却是机关经历中教给我的。党建的书，几乎每一本，都在诉说着“为人民服务”。

      我读书，书也在读我。也许，说与旁人听，也不太好理解。回想起来，在市级机关工作的岁月，正是思想产生突跃的关键阶段。

八

      人到中年，读书差不多已有三十载，逐步形成了一些路径方法。大约有如下四道工序：

      第一道工序，边读边划。即通读的过程中，将重要的语句或段落，用铅笔划下来，做标记。起初，对在新买的书上划划写写很不自在，以为那是把书糟蹋了。后来从哲学上认识——没有标记的书，是“我的书”吗？

      第二道工序，划后笔记。即在复读的过程中，将划下来的语句段落，用专门的笔记本手抄下来。手抄的好处是多方面的。一是抗拒如今所谓电脑的“换笔”，保持自我对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二是将书中最好的精华做集中化的梳理小结，为思想升华做准备；三是更好实现读书的对象化，鼓舞不惮于前行。

      第三道工序，读记随想。从读书转变到读笔记，通过对重要语句、段落的集中再次阅读，配合以全书上下文的参考参照，推动思想认识再次飞跃，达到把书读薄的效用。截至目前，已拥有各类大小笔记本十五本。

第四道工序，想后作文。在对全书精神的总体把握上，形成专门学术性或文学性随笔文章，作为最后思想认识的固定，为长远积累后的再次质变，打下阶段性基础。

      大文师说，“好文章永远在将来”。以此观之，读书便是从来不能停止的实践。读书，方才是实现好的文章的出发点和归宿。目前，已基本明确《上海古代历史文化散文集》《基层党建基本原则规律研究》《中国近代落后世界内在原因分析》《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分析》等四个主题的研究方向。要以重新出发之自信和坚定，启动读书的下一个三十年。

      于是，便又是一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九

      从高原回来，继续读书，未曾想聚精会神之态很不如以前。比如，读书时，偶然想起，不如听听音乐；读着读着，心意去了其他地方；更可恶的，总是习惯掏出手机摆弄，特别是抖音视频，一刷一刻钟——这可怎么读书呀！

      联想起听过华东政法大学陈浩然教授的课。也由此第一次接触到“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这一哲学命题。

      以我的个性，是一定坚信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可就像孔子，一会说你要仁，仁马上就能来，却又形容践行仁何其艰难。那到底如何仁呢？真是横生太多烦恼。

      显然，读书本身就是最好的修炼。我们只能，也必须自己打倒自己。遂也终于明白，要走在闻道的路上，无问西东，终于一意孤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