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案司法解释(二)的学习笔记

第一条 【单位受贿罪“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单位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或者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多次索贿的；

（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

（三）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

（四）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

（五）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单位受贿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或者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明确单位受贿罪“情节严重”及“情节特别严重”的数额与情节认定标准。

适用指引：本条以司法解释形式明确了单位受贿罪的入罪（“情节严重”）与升档（“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化标准。核心旨在坚持“数额”与“情节”并重原则。对于数额刚达十万元或一百万元门槛的案件，审查重点在于是否具备所列五项升格情节之一，这些情节集中体现了行为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或主观恶性。

疑难解析：司法实务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作为兜底条款，其认定尺度易生争议。应结合单位性质（如是否关键职能部门）、受贿事项的公共性、对局部政治生态或行业风气的破坏程度、是否引发群体性事件或重大负面舆情等因素进行综合研判，避免恣意扩大解释。

实务建议：辩护时，对于数额刚达起点的案件，应着力审查是否确实具备法定升格情节。实践中，建议律师着重审查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涉案行为是否属于单位意志，还是个人以单位名义实施。二是数额计算是否准确，是否包含合法收入。三是“致使无法追缴”是否因客观原因而非拒不配合。若能够证明单位有规范的财务制度和决策程序，且违法所得已入单位账目，应争取认定为单位受贿而非个人受贿。

关联法律：《刑法》第387条（单位受贿罪）、2016年《贪污贿赂司法解释》第12条（不正当利益的认定）。

第二条 【对单位行贿罪的定罪与“情节严重”标准】对单位行贿，个人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在四十万元以上的，或者个人行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四十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的规定，以对单位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三个以上单位行贿的；

（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三）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防灾救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

（四）为谋取公职、荣誉称号行贿的；

（五）为谋取职务、职级晋升、调整行贿的；

（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对单位行贿，个人行贿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在四百万元以上的，或者个人行贿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单位行贿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不满四百万元，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明确对单位行贿罪的起刑数额、单位与个人行贿的区别标准及“情节严重”的认定。

适用指引：本条清晰区分了个人与单位作为行贿主体时的不同数额标准，单位行贿的入罪门槛是个人行贿的两倍，体现了对单位犯罪责任追究的审慎态度。所列六项情形（如向三个以上单位行贿、在重点领域行贿等）与《刑法修正案（十二）》精神紧密衔接，是认定犯罪或“情节严重”的关键依据。

疑难解析：司“为谋取公职、荣誉称号行贿”被单独列明，意味着即使所谋求的利益本身（如某个职位、荣誉）在形式上具有正当性，但通过行贿手段获取，即被评价为“不正当利益”。这实质上是将“手段不正当”拟制为“利益不正当”。

实务建议：辩护中应注意区分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若以单位名义实施但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应认定为个人行贿罪而非对单位行贿罪。与此同时，辩护需精细审查行贿目的与手段的关联性。若款项性质明确为合规的“赞助费”、“捐赠款”且有合理对价及公开程序，与具体请托事项无直接关联，则可主张缺乏“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故意，从而阻却犯罪成立。

关联法律：《刑法》第391条（对单位行贿罪）；《刑法修正案（十二）》第6条。

第三条 【介绍贿赂罪“情节严重”的认定】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介绍个人行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介绍单位行贿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介绍个人行贿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介绍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为三个以上请托人介绍贿赂的；

（二）向三个以上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的；

（三）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介绍贿赂，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

（四）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明确介绍贿赂罪“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及具体情形。

适用指引：介绍贿赂罪作为独立罪名，其立案追诉标准（即“情节严重”）得以明确。数额标准同样区分了介绍个人行贿与介绍单位行贿。除数额外，是否为多人介绍、是否造成损失等情节亦是认定关键。

疑难解析：如何区分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共犯，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独立于行受贿双方。若仅单方帮助行贿人联络、策划，应认定为行贿罪共犯。介绍贿赂过程中截留部分财物的，根据《解释（二）》第十七条，在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截留占为己有的，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

实务建议：辩护时应紧扣行为人在案件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若证据显示行为人仅起到传递信息、引荐的中间人作用，未参与商议贿赂数额、未转达具体请托事项、未分享贿赂款物，则应坚决主张构成介绍贿赂罪而非处罚更重的受贿或行贿共犯。

关联法律：《刑法》第392条（介绍贿赂罪）。

第四条 【单位行贿罪“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或者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

（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三）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防灾救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

（四）对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办案公正的；

（五）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单位行贿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或者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明确单位行贿罪“情节严重”及“情节特别严重”的数额与情节认定标准。

适用指引：本条与《刑法修正案（十二）》提高单位行贿罪法定刑的规定相配套，明确了两个量刑档次的数额门槛。所列五项情形，特别是“对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办案公正的”，凸显了对腐蚀执法司法队伍行为的严厉惩处导向。

疑难解析：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的界分是实践难点。《解释（二）》第十六条对此有进一步规定。核心在于审查“单位意志”和“利益归属”。即使表面上经单位集体研究，但若行贿所获的不正当利益最终由个人享有，则仍可能穿透单位面纱，认定为个人行贿。

实务建议：辩护中必须细致梳理行贿资金的来源（是否单位账户）、决策过程（是否体现单位意志）、利益归属（合同主体、收益流向）。对于家族式企业，尤其要厘清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的界限，避免因财产混同导致本为单位行贿的行为被认定为个人行贿。

关联法律：《刑法》第393条（单位行贿罪）；《刑法修正案（十二）》第7条。

第五条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差额巨大”“差额特别巨大”标准及从重情节】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不能说明来源，差额在三百万元以上不满一千万元、差额在一千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差额巨大”、“差额特别巨大”。实施前款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将支出用于非法活动的；

（二）曾因瞒报财产依纪依法被处分的。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明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数额等级标准及两种从重处罚情节。

适用指引：将“差额巨大”的标准由《2016年解释》推定的三十万元大幅提升至三百万元，体现了刑法谦抑性，将刑事打击焦点集中于真正“巨额”的来源不明财产。两项从重情节明确了对此类犯罪中“拒不说明”或“恶意转化”行为的加重处罚。

疑难解析：“不能说明来源”的证明责任和标准是关键。被告人负有说明来源“合法”或“合理”的义务，而非仅仅交代财物去向。对于被告人提出的具体线索，司法机关负有查证责任。若线索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可查性，但司法机关未能查实，在量刑时应予酌情考虑。

实务建议：刑事辩护律师在展业过程中的工作核心是积极协助当事人梳理、说明财产来源线索，如投资记录、合法经营所得、亲友赠与凭证等，并主动提交办案机关，争取达到“能够说明来源”的效果。对于从重情节，若“曾因瞒报财产被处分”情节轻微或年代久远，可主张其影响力有限。

关联法律：《刑法》第395条第1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第六条 【隐瞒境外存款罪的数额标准、从重及从轻情节】 隐瞒在境外的存款，折合人民币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数额较大”。

实施前款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将存款用于非法活动的；

（二）曾因隐瞒在境外的存款依纪依法被处分的。

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并积极配合将存款转回境内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较轻”。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明确隐瞒境外存款罪的入罪数额标准、从重处罚情形以及“情节较轻”的认定条件。

适用指引：入罪标准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差额巨大”起点一致，为三百万元。特别规定了“情节较轻”的出路，即“主动交代+配合转回”，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明确的悔罪路径，鼓励其挽回国家资产损失。

疑难解析：此罪是典型的不作为犯罪，核心在于“负有申报义务而不申报”。关键在于审查国家工作人员是否确实负有具体的境外存款申报义务，以及其“隐瞒”行为是故意还是因对政策不了解导致的过失。

实务建议：辩护需首先审查当事人是否确属法律规定的申报义务人员。其次，若当事人有主动交代、配合资金回流的意愿和行为，应尽早固定证据，并积极与办案机关沟通，争取认定为“情节较轻”，以获得从宽处理。

关联法律：《刑法》第395条第2款（隐瞒境外存款罪）。

第七条 【私分国有资产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认定】私分国有资产，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或者私分救灾、抢险、防汛、优抚、帮扶、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社会保险基金等特定款物，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或者私分上述特定款物，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明确私分国有资产罪及私分特定款物行为的数额等级标准。

适用指引：明确本罪两档数额标准，并体现了对救灾、抢险等特定款物的特殊保护，其入罪和升档数额均为普通国有资产的一半。要求司法机关在审计、鉴定时，必须准确界定资产性质。

疑难解析：本罪与贪污罪（共同贪污）的界限是核心疑难。根据《解释（二）》第十八条，即使经过“集体研究”，但私分范围仅限于领导层并对其他员工隐瞒的，应以贪污罪论处。

实务建议：辩护律师需深入分析私分行为的公开性、范围广泛性。若私分方案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如职工大会通报），分得人员具有普遍性（包括普通职工），则更可能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反之，若系小范围、秘密进行，则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贪污，量刑可能更重，需审慎选择辩护策略。

关联法律：《刑法》第396条第1款（私分国有资产罪）。

第八条 【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定罪量刑的参照标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执行。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量刑时，应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确立非国家工作人员相关贿赂、侵占、挪用犯罪参照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标准执行的原则。

适用指引：本条乃落实对不同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保护的重要体现。意味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等犯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标准，与贪污受贿罪的标准一致，改变了《2016年解释》中“二倍”“5倍”的差别规定，大幅降低了入罪门槛，加大了对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的惩治力度。

疑难解析：本条一出，辩护实务将面临挑战——以往一众未达原较高数额标准的行为，现在可能构罪。辩护重点则需从数额转向其他构成要件，如是否“利用职务便利”、财物是否属“本单位财物”、以及犯罪情节是否显著轻微，等等。

实务建议：刑事辩护律师必须即时更新知识库，摒弃旧有的数额标准。对于《解释（二）》生效前的行为，应严格依据“从旧兼从轻”原则，主张适用对被告人更有利的旧标准（即《2016年解释》的较高标准）。对于生效后的行为，则着重从主观故意、行为性质、危害后果等方面进行辩护。

关联法律：《刑法》第163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271条（职务侵占罪）、第272条（挪用资金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

第九条 【挪用公款罪“以个人名义”认定的特殊情形】个人通过虚构付款事由或者将单位应收账款不按规定入账等逃避单位监管的方式，将公款提供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应当认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第二项规定的“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明确通过欺骗手段逃避监管将公款供外单位使用，视为“以个人名义”使用。

适用指引：解决了实践中行为人规避“以个人名义”形式要件的认定难题。只要其实质是逃避单位财务监管，使公款脱离单位控制，由个人决定对外使用，即可认定符合挪用公款罪的行为要件。

疑难解析：辩护时需审查“逃避单位监管”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例如，虽有虚假事由，但后续用款流程中仍有其他领导签批、财务审核，可能难以认定为个人完全决定。关键看公款的使用决策是否脱离了单位的集体决策和正常监管体系。

实务建议：重点审查财务流程和审批记录。若款项支出仍遵循了单位内部一定的审批程序，并非由行为人一人完全操控，可主张该行为不符合“以个人名义”的核心特征，进而质疑挪用公款罪的构成。

关联法律：《刑法》第384条（挪用公款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

第十条 【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认定与除外情形】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因客观原因在提起公诉前不能退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在提起公诉前办案机关依照职权将公款追回的，可以不认定为“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但是量刑时应当考虑其与被告人自己退还情形的区别。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明确“因客观原因不能退还”的认定，以及办案机关追回可视为除外情形。

适用指引：将“不退还”限定于“客观原因”，如投资失败、经营亏损等，排除了主观上拒不退还的情形（后者可能涉及贪污故意）。同时，将办案机关依职权追回作为出罪事由，体现了鼓励挽回损失的导向。

疑难解析：“客观原因”的举证责任在被告人一方。如何区分是客观原因还是主观上不愿归还或挥霍，将成为争议之焦点，亦是难点。

实务建议：刑事个案中，律师需积极收集证据，证明被告人确有归还意愿和努力（如筹款记录、沟通记录），但因市场风险、对方违约等不可归责于其个人的原因导致无法归还。对于办案机关追回的情况，应主张其效果等同于避免损失发生，请求在量刑时获得从宽评价。

关联法律：《刑法》第384条（挪用公款罪）。

第十一条 【受贿数额的认定时间与预期收益型受贿的认定】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收受财物时的财物价值认定。

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确立受贿数额的一般认定时点及预期收益型受贿的特殊认定规则。

适用指引：明确“收受时”为一般价值认定节点的原则，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对于股权等预期收益型贿赂，确立了“实际获利”优先、“市场溢价”兜底的认定规则，解决了“影子股东”等新型受贿的数额计算难题。

疑难解析：股权受贿的认定极为复杂。关键在于审查行受贿双方关于“股权”是“干股”（未出资）还是“投资款”的合意内容，以及受贿人是否实际承担了股东风险。针对案发时股价下跌导致亏损的情况，需按实际获利认定。若实际获利为零或负数，是否构成受贿，仍需审查收受时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若收受时股权有确定价值，应按收受时价值认定。未上市股权的溢价如何计算，可参照评估价、净资产价、最近融资价等综合认定。

实务建议：辩护需重点关注：有无书面协议、出资凭证；受贿人是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承担风险；案发时市场价格（如股价）的确定是否公允、是否考虑了市场系统性风险。对于未实际获利的溢价计算，可聘请专业机构出具资产评估意见进行抗辩。

关联法律：《刑法》第385条（受贿罪）、2016年《贪污贿赂司法解释》第12条。

第十二条 【特定财物的真伪鉴定与价格认定规则】对于真伪不明的财物和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应当进行真伪鉴定。

对于价值不明的财物，应当进行价格认定。对于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一般应当进行价格认定，但是购买票据齐全，能够有效证明收受财物当时真实价格，行受贿双方无异议的，不作价格认定。

经过价格认定的财物，一般以认定价格认定受贿数额，但是行贿人按照受贿人授意购买特定物品后给予受贿人的，应当以行贿人实际支付的购买金额认定受贿数额。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规范贿赂案件中特定财物的真伪鉴定、价格认定及特殊情形下的数额认定方法。

适用指引：本条是对《2016年解释》的细化，强调了对奢侈品等特定财物鉴定的必要性。特别规定“授意购买”按实付金额认定，堵住了通过虚高价格进行利益输送的漏洞。

疑难解析：价格认定结论在诉讼中常成为争议焦点。鉴定方法的科学性（如字画、玉石鉴定）、基准日的选择是否合理（是收受时还是案发时）直接影响数额认定。

实务建议：辩护人应审查鉴定机构及人员的资质、鉴定依据和方法。对于“授意购买”，需查明授意的具体内容，是仅指定品类，还是指定了品牌、型号乃至特定商家，后者才更符合本条规定的情形。若仅为前者，则仍应以鉴定价或市场价为准。

关联法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

第十三条 【斡旋受贿（间接受贿）的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请托人财物，向请托人承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以受贿论处。明知请托人有不正当的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视为承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明确斡旋受贿的构成要件，特别是“承诺”的认定标准。

适用指引：明确斡旋受贿不以实际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为必要要件，只要收钱时“明知”请托事项不正当并收受，即视为“承诺”，降低了证明难度。这要求司法人员重点审查收受财物时双方的沟通内容。

疑难解析：“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区分仍是难点。前者是基于职权或地位产生的影响力，后者是基于本人职务对事项的直接管理权。

实务建议：辩护人应关注行为人与被利用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否存在职务上的制约、隶属关系，还是仅是基于同乡、校友等私人关系。后者可能不构成本罪，或考虑是否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同时，审查“明知”的证据是否充分，是否仅为模糊的请托。

关联法律：《刑法》第388条（斡旋受贿）。

第十四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中“隶属、制约关系”的认定】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不限于主管关系，也不限于直接上下级关系，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对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内涵进行扩张解释，明确“隶属、制约关系”的宽泛认定原则。

适用指引：对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内涵进行扩张解释，明确“隶属、制约关系”的宽泛认定原则。认定时需结合单位职能、职务权限、制度惯例等综合研判。

疑难解析：本条解释涵括的范围较为宽泛，易与斡旋受贿混同。关键在于判断这种“制约”是否真实、具体且基于职务身份产生而视情况处理之。

实务建议：对此进行辩护的关键在于，论证行为人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是基于职务权威、行业管理惯例，还是基于个人声望、学术地位等非职务因素。单纯基于后者产生的影响，不应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关联法律：《刑法》第385条（受贿罪）。

第十五条 【以单位名义受贿后个人占有的定性】以单位名义收受财物，但以个人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收受的财物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条文要旨：明确名为单位受贿、实为个人受贿的定性原则。

适用指引：本条旨在打击假借单位名义行个人受贿之实的犯罪。认定核心在于主观“非法占有目的”和客观“财物归个人所有”。即使经过单位一定程序，但最终利益归属个人，即穿透形式看实质。

疑难解析：本条与单位受贿罪的区分至关重要。关键在于财物的最终流向和用途。对此，需要提请审判实务人员和刑事辩护律师予以注意。

实务建议：辩护时需审查财物的最终流向和用途。若财物进入单位账户，后以奖金、福利等形式发放给个人（包括行为人），则可能涉及单位受贿或私分国有资产。若财物直接由行为人支配、消费、存入个人账户，则构成个人受贿。应围绕资金流向组织证据。

关联法律：《刑法》第385条（受贿罪）、《刑法》第387条（单位受贿罪）。

第十六条 【单位行贿罪与个人行贿罪的界分标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单位行贿罪定罪处罚：

（一）单位集体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

（二）单位实际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员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

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以行贿罪定罪处罚。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明确单位行贿罪的认定条件，以及财产混同时以个人行贿论处的情形。

适用指引：本条清晰划定了单位行贿的两个核心要件：“单位意志”（集体决定或负责人代表决定）和“利益归属单位”。同时，针对实践中常见的“夫妻店”“一人公司”财产混同问题，明确此时应否定单位人格，以个人犯罪论处。

疑难解析：“利益归属单位”是实践认定的难点。不仅看行贿资金是否来源于单位，更要看行贿所获的不正当利益（如工程项目、优惠政策）是否由单位享有。

实务建议：律师进行辩护时需细致梳理资金流、合同流、利益流。若个人通过控制单位行贿为自己谋利（如将项目转给个人控制的另一公司），则构成个人行贿。对于财产混同的辩解，需提供清晰的财务账册证明公私分明，否则风险极高。

关联法律：《刑法》第393条（单位行贿罪）、《刑法》第389条（行贿罪）。

第十七条 【介绍贿赂罪的界定、罪数认定及与相关犯罪的区分】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的“介绍贿赂”，是指在请托人和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的行为。

实施介绍贿赂行为，又与请托人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施行贿或者受贿行为，同时构成介绍贿赂罪和行贿犯罪或者受贿犯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介绍贿赂过程中，在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受请托人的财物占为己有，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规定的，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在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截留部分财物占为己有，同时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其他犯罪的，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其他犯罪数罪并罚。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事实，骗取请托人财物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条文要旨：界定介绍贿赂行为，明确其与共犯的竞合处理规则，以及区分与诈骗罪的界限。

适用指引：本条对介绍贿赂罪的行为本质、罪数竞合及与诈骗罪的区分作出了全面规定。坚持“重罪优先”的竞合处理原则。特别指出，利用介绍贿赂截留部分财物，可能同时触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需数罪并罚。

疑难解析：本条为辩护提供了重要思路，即对于被指控为介绍贿赂的行为，需审查行为人是否同时与行贿方或受贿方有更深度的共谋。

实务建议：刑事辩护律师可审查：行为人是否同时与行贿方或受贿方有更深度的共谋（如商议数额、转达具体请托），从而可能构成处罚更重的受贿或行贿共犯。但需注意，共犯量刑可能更重，需权衡利弊。对于“虚构关系骗取财物”的行为，积极做诈骗罪的无罪或轻罪辩护，往往是更优策略。

关联法律：《刑法》第392条（介绍贿赂罪）、《刑法》第266条（诈骗罪）、《刑法》第388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第十八条 【集体私分行为以贪污罪论处的情形及单位受贿后私分的处理】私分国有资产虽经集体研究，但私分范围仅限于单位领导和管理层人员，且对单位其他人员隐瞒实情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单位非法收受财物后，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的规定，以单位受贿罪定罪从重处罚，集体私分行为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明确假借集体研究之名行共同贪污之实的行为定性，以及单位受贿后私分赃款的处理原则。

适用指引：再次强调了区分贪污罪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关键在于行为的“公开性”和“广泛性”。小范围、秘密的“私分”就是共同贪污。单位受贿后私分，单位受贿罪本身成立，私分行为作为加重情节。

疑难解析：刑事辩护中，对于被指控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行为，若能证明分得财物的人员范围极小，且通过做假账等方式对普通职工隐瞒，则可主张其行为实为贪污。

实务建议：这可能导致量刑加重，但有时在犯罪主体身份（是否均为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争议时，此辩点可能影响罪名的成立与否。需根据具体案情和证据，谨慎选择辩护方向。

关联法律：《刑法》第382条（贪污罪）、《刑法》第396条（私分国有资产罪）。

第十九条 【非司法机关私分罚没财物行为的定性】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以外的单位违反国家规定，将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财物，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但具有本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明确非执法机关私分应上缴罚没财物的定性原则。

适用指引：解决了具有管理职能的非执法机关（如某些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私分罚没款的定性问题。原则上按滥用职权罪处理，但如果是小范围秘密私分，则按贪污罪处理。

疑难解析：本条涉及罪名的根本性差异。关键在于私分行为的范围和公开程度。

实务建议：辩护时需首先厘清涉案单位是否具有法律、法规授权的管理职能并产生了“罚没财物”，其次分析私分行为的范围和公开程度，以确定是适用滥用职权罪还是贪污罪，两罪在构成要件和刑罚上均有不同。

关联法律：《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刑法》第382条（贪污罪）。

第二十条 【用公共财物行贿的罪数问题】国家工作人员不以个人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用公共财物向他人行贿，同时构成行贿罪和渎职犯罪的，数罪并罚。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明确用公款公物行贿行为的罪数处理原则。

适用指引：行为人挪用或侵吞公共财物用于行贿，侵犯了职务廉洁性和公共财产权两个法益，且主观上具有行贿和渎职（贪污或挪用）两个故意，予以数罪并罚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疑难解析：辩护人需关注“不以个人占有为目的”的限定。若行为人意图先挪用公款行贿，事成后再用个人财产或单位其他资金填补，其最终目的是个人占有行贿所得的不正当利益，则可能整体上被评价为一个复杂的贪污或挪用行为。

实务建议：关于涉及用公共财务行贿的罪数问题，需结合具体案情审慎判断罪数。如果公款行贿是最终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整体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可主张只构成一罪（贪污或挪用公款罪），避免数罪并罚。

关联法律：《刑法》第389条（行贿罪）、《刑法》第382条（贪污罪）、《刑法》第384条（挪用公款罪）。

第二十一条 【监察调查期间特殊自首的认定】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以自首论。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明确在监察调查阶段，针对“微罪”线索主动交代“重罪”事实的，可认定为自首。

适用指引：本条是对刑法总则自首制度在监察程序中的具体化，旨在鼓励被调查人彻底交代问题。适用条件严格：

疑难解析：对“绝大部分”的尺度把握是本条关键之所在。需在数额、次数、情节上进行比较。

实务建议：刑事辩护人应协助梳理监察机关初核时已掌握的问题线索与当事人后续主动交代的犯罪事实，论证主动交代部分是否构成“绝大部分”，从而争取认定自首这一重要法定从宽情节。

关联法律：《刑法》第67条（自首）。

第二十二条 【“积极退赃”的认定标准】犯罪分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积极退赃”：

（一）全部退赃的；

（二）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且大部分赃款赃物已被查封、扣押、冻结的；

（三）共同犯罪的犯罪分子对实际分取的赃款赃物已经全部退缴，并自愿继续退缴赃款赃物的。

应犯罪分子要求或者经犯罪分子同意，犯罪分子亲友自愿代其退赃，具有前款情形之一的，视为犯罪分子积极退赃。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明确“积极退赃”的具体认定情形，包括本人退赃、配合追赃及亲友代退。

适用指引：明确了“积极退赃”不仅限于本人全额退赔，还包括积极配合追赃（效果要件）以及共同犯罪中的“超额”退赃。亲友代退获得认可，有利于最大限度挽回损失。

疑难解析：针对援引本条作辩护工作时的核心在于将当事人的退赃行为“固定”为法定量刑情节。

实务建议：不仅要关注退赃的金额，更要注重“过程”的主动性：及时表达退赃意愿、积极查找财物下落、提供财产线索配合查扣、动员亲友协助等。对于共同犯罪，退清个人所得是基础，主动承担超出份额的责任更能体现悔罪态度。应全程留痕，形成书面材料。

关联法律：《刑法》第383条第3款。

第二十三条 【违法所得追缴的范围与方式】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及其收益，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对犯罪分子违法所得，一般应当追缴原物。行受贿双方形成贿赂房屋合意的，应当追缴房屋。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原物已经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转化后的财物。犯罪分子违法所得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涉案财物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减损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依法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

赃款赃物尚未交付给受贿人或者已经退还给行贿人的，依法向行贿人追缴；赃款赃物由第三人代为持有、保管的，依法向第三人追缴。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详细规定对贪污贿赂违法所得追缴、退赔的范围、对象及转化财物的处理规则。

适用指引：确立了“全面追缴”原则，包括本金、收益、转化物及等值财产。特别明确了对“贿赂合意物”（如房屋）的追缴，不以过户为条件。追缴对象不限于受贿人，还包括行贿人、赃款持有第三人。

疑难解析：对于追缴等值财产需特别谨慎。必须坚持“涉案财物无法找到、被善意取得、价值灭失或混合不可分割”的前提条件。

实务建议：辩护中，必须审查这些前提是否成立，防止追缴范围不当扩大至被告人合法财产。对于第三人持有，需审查其是否为“善意”取得（支付合理对价、不知情）。应积极提出异议，保护合法财产权益。

关联法律：《刑法》第64条。

第二十四条 【解释的效力与时间】本解释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条文要旨：本条旨在明确解释的生效时间及与以往司法解释的效力关系。

适用指引：本解释于2026年5月1日生效。对于生效后审理的案件，一律适用。

疑难解析：过渡期的案件处理是重点。涉及“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的情形，需要提请注意。

实务建议：辩护律师应审查案件发生时间和审理进度，对2026年5月1日之前的犯罪行为，积极援引从旧兼从轻原则，比较新旧解释的法定刑轻重，选择对当事人最有利的法律依据。

关联法律：《刑法》第12条（溯及力）。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愈加严密，法律适用标准愈加精细。它既回应了实践难题，也带来了新的辩护焦点。对于刑事审判而言，它提供了更统一的裁判尺度；对于刑事辩护而言，它要求更精准的事实梳理和法律论证。唯有深刻理解每一条文背后的法理与政策考量，方才有可能在实务中准确适用，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实现惩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