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蒂推开那扇通往殖民地住宅区的门时,湿热的气息扑面而来,像一层无形的面纱覆上她的脸颊。那是1920年代的香港,空气中飘着殖民地特有的慵懒与暧昧。她年轻,美丽,却已在无爱的婚姻中枯萎。沃尔特——那位沉默的细菌学家——用他克制而深沉的方式爱着她,而她却在这份爱里窒息。
面纱最初是虚荣织就的。凯蒂接受沃尔特的求婚,不过是想赶在妹妹之前出嫁,逃离母亲的阴影。那层薄纱遮住了她的眼睛,让她看不清自己的自私,也看不清沃尔特笨拙举止下的高贵。当查尔斯·唐生出现——那个举手投足都散发着殖民官员特有魅力的男人——凯蒂心甘情愿地沉入另一层面纱编织的幻境。她以为那是爱情,其实不过是欲望的倒影。
沃尔特发现了。他的沉默比任何怒吼都可怕。他给了她选择:要么随他去霍乱肆虐的湄潭府,要么面对离婚诉讼的耻辱。唐生的面纱最先剥落——那个承诺过要娶她的男人,此刻却躲在体面的面具后,劝她“理智一点”。凯蒂第一次看清了,却也第一次真正感到了疼。
湄潭府是另一重天地。死亡在这里不再是被礼貌回避的话题,而是每日可见的日常。沃尔特在疫区中心忘我工作,那个在香港显得木讷拘谨的男人,在这里却散发着殉道者般的光芒。凯蒂透过修道院的窗户看见他远去的背影,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看见过他。修女们为孤儿献出一切,她们的信仰单纯得近乎固执,却在凯蒂心中撕开一道裂缝——如果她们能为素不相识的人付出所有,她又为自己的生命做过什么?
瘟疫偷走了沃尔特。那个深夜,他躺在简陋的病床上,用最后的气力说:“死的却是狗。”那是戈德史密斯《挽歌》中的诗句,关于一个好人被疯狗咬伤后反被救活的故事。凯蒂不懂,或许她懂了却不愿承认——沃尔特在用死亡惩罚自己,惩罚那个明知不该却仍深爱她的自己。他死于自己制造的病毒实验,死于对自己的恨,也死于对她的爱。
面纱层层剥落,露出赤裸的灵魂。凯蒂回到香港,再次落入唐生的圈套——身体比理智更诚实,欲望比道德更古老。但这一次,羞耻不再是毁灭,而是觉醒的开始。她拒绝继续沉沦,选择回到英国,回到父亲身边。
“我想要一个女孩”,她在归途中想,“因为我希望她将来能无所畏惧地面对生活,自由自在地活,比我活得更好。”
面纱终究只是面纱,风一吹就散了。真正难以面对的是面纱后那张属于自己的脸。凯蒂的故事不是关于一个女人的堕落与救赎,而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在破碎中看见真实的自己——不是那个被欲望驱使的自己,也不是那个被道德评判的自己,而是在所有标签之后,那个正在学习勇敢的、脆弱的、慢慢站起来的灵魂。
当轮船驶向马赛港,海风吹起她的头发,凯蒂知道:面纱已经落下,而她,终于开始学着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