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是《诗经》“三颂”（《周颂》、《鲁颂》、《商颂》）之首，共31篇，是西周王朝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其特点如下：
性质与用途：属于国家最高等级的仪式音乐，用于祭祀周人先祖（如文王、武王、成王）、天地，以及重大典礼（如丰年、凯旋）。它不是民间歌唱，而是王室巫史与乐官的创作，在庄严肃穆的宗庙中，配合乐舞演出。
内容与风格：主要歌颂祖先功德、周朝受命于天的合法性、祈求福佑。风格上质朴、庄重、简古，多为不分章节的短诗，语言古奥，韵律不如《风》、《雅》规整，保留了早期颂歌的原生形态。
历史价值：是研究西周初年政治思想、宗教观念、礼乐制度最珍贵的文献之一，被誉为“史诗性的庙堂文学”。
《诗经·周颂·清庙》的主题具有奠基性和总纲性：“祭祀文王，昭示周德”，它描绘了在清庙中祭祀周文王的盛大场景，核心在于颂扬文王至高无上的美德，并展现参与祭祀的群臣敬肃和睦、承继文王德泽的精神状态，从而彰显周朝政权以德承天、以和治世的根本立国精神。
於（wū）穆清庙，肃雍显相。
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
不显不承，无射（yì）于人斯！
词解：
於wū：叹词，表示赞美；穆：美好、庄严、肃穆；清庙：清明肃穆的宗庙，指祭祀文王之庙；肃雍：庄重和谐；显相：光明、显赫的助祭者，指公卿诸侯；济济：众多而整齐的样；多士：众多参祭的官员；秉：持守，继承；文之德：文王的美德；对越：对答、宣扬，“越”意为“于”；在天：指文王在天之灵；骏：迅速、敏捷；奔走：指在祭祀中恭敬勤勉地执事；在庙：在宗庙之中；不显：即“丕显”，非常光明显赫，“不”通“丕”；无射yì：不厌弃，“射”通“斁”；于人斯：对于文王的德泽啊。
译文：
啊！庄严又肃穆的清庙，助祭公卿庄重又和谐。众多威仪整齐的官员，都持守着文王的德教。为了颂扬答谢在天之灵，他们在庙中敏捷勤勉地奔走。文王之德如此光明显赫，后世诚心继承永不厌倦，人们对他的爱戴永无衰竭啊！
《周颂·清庙》的现实意义：“德政”为合法性根基：诗歌将政权的合法性完全系于 “文王之德”，而非单纯武力，这确立了 “以德配天” 的中国传统政治核心理念，警示统治者，权力的稳固最终依赖于道德修为与惠民政治，而非强权。
团队精神与价值认同：“济济多士，秉文之德”描绘了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观“文德”而凝聚的精英团队，对任何组织都有启示，清晰、崇高的共同理念“德”是凝聚人心、激发行动力的根本。
仪式与文化的凝聚功能：宏大的祭祀仪式“清庙、奔走”并非迷信，而是强化集体记忆、塑造身份认同、传承核心价值的文化行为。它说明了仪式感、典礼感在文明传承与国家治理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周颂·清庙》运用的修辞手法：赋（铺陈直叙）：全诗几乎纯用赋法，直接铺陈祭祀的场景、人物与精神，不借助比兴。这种直陈庄重其事，符合颂诗庄严肃穆的文体要求。
呼告与赞叹：开篇“於穆清庙”即以强烈的叹词起句，奠定全篇敬仰赞叹的基调，具有先声夺人的仪式感。
省略与浓缩：诗句极度凝练，省略了大量连接成分（如“济济多士”在“秉文之德”），迫使读者在庄重的节奏中自行构建逻辑，从而加深了对“多士”与“秉德”紧密关系的印象。通篇为正面、直接的歌颂，无任何曲折、对比或讽刺，体现了颂体文学最本质的“美盛德之形容”的
《周颂·清庙》作为“四始”（《诗经》编排以《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合称“四始”）之一，将《清庙》置于《颂》之始，体现了汉代经学家（如司马迁）“王者之治始于颂” 的观念，认为政治教化始于宗庙的庄敬，将文学的源头追溯到宗教与政治的核心典礼，赋予了《诗经》无比崇高的经学地位。
《周颂·清庙》作为《诗经》四始（《诗经》编排以《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合称“四始”）之一，是一首极具典范意义的宗庙颂歌。它形式简古庄重，内容高度凝练，以最经济的文字勾勒出祭祀的宏大场景与精神内核。全诗紧紧围绕 “德” 字展开，从庙宇的 “穆” 、助祭的 “肃雍”到多士的 “秉德” 、对天的 “对越”，再到最终的“无射”，构建了一个由环境、人物、行动到精神信仰的完整价值体系，集中体现了西周初期“敬天法祖”、“以德治国”的政治理想。其语言如青铜鼎彝般质重，风格如庙堂仪轨般端严，堪称中国礼乐文明的精神标符。
《周颂·清庙》其庄重、简奥、以颂德为核心的风格，开创了中国庙堂文学、碑志铭文、宫廷雅乐歌辞的传统。从汉代的《郊祀歌》到唐代的《享太庙乐章》，其精神血脉清晰可辨。它确立了一种服务于国家仪式、表达集体价值、风格典雅宏大的文体范式。
整理于2026年2月4日立春 星期三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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