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线上学习笔记(第152周)

2026年2月6日。2024级、2025级研究生的阅读笔记。

侯学宾、孙嘉阳|论妊娠女性生育自主权的行使逻辑——基于权利阈值理论的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生育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通常被学界认为其属于人身权下的人格权而非身份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23条延续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9条的规定，明确否定了丈夫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呈现出绝对保护妊娠妻子生育权利的价值立场。但对此，社会民众尤其是男性群体似乎并未普遍接受。丈夫以侵犯自身生育权为由主张损害赔偿的诉讼在生活中依然屡见不鲜。这反映出许多民众的道德直觉与该条司法解释的价值取向不同，他们认为如果生育是夫妻二人之事，那么是否继续妊娠就应由夫妻二人共同决定，丈夫也需知情同意。

这种质疑也同样存在于学术界。“质疑派”学者多基于生育对婚姻的意义、夫妻生育伙伴关系、丈夫的生育期待等理由，主张妊娠妻子中止妊娠必须与丈夫协商，征得丈夫同意，或至少使丈夫知情，否则就侵犯了丈夫的生育自主权或知情权。“捍卫派”学者主要以生育权的人格权属性、女性在妊娠期的付出、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中的弱势地位等理由，主张不应赋予丈夫同意权与知情权，妊娠妻子在是否中止妊娠上享有最终决定权，擅自中止妊娠不构成侵权。两派学者都注意到了这在本质上是一个权利冲突问题，并致力于探讨妊娠女性生育自主权与男性生育自主权或知情权之间的优先性，进而决定男性此时是否享有相应的生育权利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基于此，本文以权力冲突理论为指引，运用权利阈值理论打破这一简单对应关系。

二、一种分析框架：权利阈值理论

（一）权力冲突的两种权利理论

第一，权利的具体化理论试图通过为权利设置例外条款进而缩小权利范围使权利具体化，以化解权利冲突。在这一理论下，每项权利都由一套精巧的限定条件所界定，是拥有“除了A、B、C等情形”这类例外条款。

第二，权利阈值理论主张，权利在一般情况下具有决定性。但一旦达到作为特殊情况的阈值时，权利就会被相竞争的考量因素压倒；被压倒的权利并非就此消失，被压倒权利的主体可以获得道歉、补偿等形式的剩余对价。

（二）权利阈值理论的优势

第一，权利阈值理论能为生育权利的性质提供一贯性理解，明确权利性质是把握权力冲突及权利结构的关键，在权利阈值理论下，生育权利具有可废止性。这意味着，妊娠女性与男性的生育权利均是可被压倒的，只不过在何种情形下能被压倒依赖于他们各自权利的阈值。

第二，权利阈值理论能够回应“质疑派”特有的男性生育权利同样值得保护这一价值立场，在权利阈值理论中，一项权利被相竞争的另一项权利压到后并未就此消失，而是成为被压倒权利的权利人获得赔偿或补偿的正当性理由。

（三）权利阈值理论的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权利的阈值划定问题。在权利阈值理论中，权利可否被压倒取决于权利自身的阈值。阈值可被理解为权利可被废止的最低限度的“门槛”，权利一旦跨越了这一“门槛”就可被废止。因此，如何确定阈值成为该理论的第一个核心问题，其实质上是在处理何种情形下权利可被压倒或违反。在区分违反与侵犯权利的基础上，汤姆森又为权利何时可被违反提供了一套标准。

第二，被压倒权利的救济问题。在权利阈值理论中，权利被压倒后并未消失，它为被压倒权利的权利人获得赔偿或补偿提供了可能。因此，被压倒权利该如何救济构成划定权利阈值后的遗留问题，并成为该理论的第二个核心问题。

三、妊娠女性生育自主权的阈值划定

（一）妊娠女性生育自主权的阈值划定标准

第一，权衡观点中的“坏”是指对利益的客观减损。一方面，“坏”是指“对利益的减损”。如果我们在权衡中只停留在“坏”这个概念上，这往往无助于在复杂情形中对坏的比较。另一方面，对利益的减损是一种“客观的”减损。

第二，权衡观点中的“足够更坏”是指一种质量而非数量判断。在坏的比较中，“足够更坏”成为决定是否违反一项权利的核心标准。如果将坏细化为利益减损，那么足够更坏就意味着足够更多的利益减损。而何种利益减损能达到足够更多，将取决于利益减损之间的质量而非数量比较。

（二）子情形一：面对男性生育自主权情形

生育自主权作为生育权的核心权能，最能体现生育权的本质。具体为权利人可以按照自身意愿自主决定自己的生育事项。根据阈值划定标准，不违反妊娠妻子生育自主权或者说违反丈夫生育自主权会给丈夫带来利益减损，这具体表现为对丈夫生育自主权所保护的利益的减损。一项生育自主权所保护的利益实质上是一种基于个人福祉的个人自主利益。生育作为与人们生活方式、未来发展等密不可分的人生事项，将会影响到个人福祉的实现，

另一边的是，违反妊娠妻子生育自主权会给妊娠妻子带来利益的减损。这同样表现为对妻子基于个人福祉的个人自主利益的减损。对妊娠妻子来说，这种利益减损也可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同样直接表现为妻子自身生育意愿受到干涉。妻子无法根据自身意愿选择与决定生育事项，进而无法创造自己的生活并实现个人福祉。另一方面，它也间接表现为使妻子负担其他伤害而导致的个人自主利益减损，

根据妊娠女性生育自主权的阈值划定标准，男性生育自主权压倒妊娠女性生育自主权不具有道德可允许性，反而妊娠女性生育自主权可以压倒男性生育自主权。妊娠妻子中止妊娠并未超越自身权利阈值，而是构成了丈夫生育自主权的阈值。

（三）子情形二：面对男性生育知情权情形

违反妊娠妻子生育自主权使妻子负担告知义务给妻子带来的利益减损。虽然此时丈夫无权阻止妻子中止妊娠，但在不良的夫妻关系中，妻子的告知义务很可能成为丈夫干涉妻子行使生育自主权的导火索，进而使妻子丧失这一权利。在这种情形下，使妻子负担告知义务给妻子带来的利益减损将会是对妻子的个人自主利益的减损。一方面，在存在暴力与虐待的夫妻关系中，使妻子负担告知义务将极有可能使其无法行使生育自主权并遭到进一步的家庭暴力。在我国当前，仍有8.6%的女性在婚姻生活中遭受过配偶的身体暴力与精神暴力。

四、男性生育权利的救济问题

（一）违反权利后的牺牲补偿责任

在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体系中，除了侵权责任，还存在一些非真正侵权责任。（张谷，2010）这些非真正侵权责任主要包括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产生的牺牲补偿，以及为了保护他人高位阶权益而牺牲低位阶权益产生的牺牲补偿，因而这些非真正侵权责任被学者称为“牺牲补偿责任”。在牺牲补偿责任中，权益牺牲具有某种合理性。而违反权利表现为一方权利在道德上被允许压倒另一方权利，被压倒的权利做出了让步和强制牺牲，这更接近于利用低位阶权益换取高位阶权益的牺牲补偿类型。这使违反权利带来的责任也可归属于牺牲补偿责任。据此，由于妊娠女性生育自主权可以压倒男性生育权利，男性因而被赋予了要求女性进行补偿的牺牲补偿请求权，妊娠女性则负担牺牲补偿义务。

当然，并非只要是违反权利就会产生牺牲补偿责任。违反权利人承担牺牲补偿责任存在一个前提条件，即违反权利人获益或使他人获益而被压倒权利的权利人受损。如果违反权利并没有造成任何损失或造成了根本无需补偿的损失，那么违反权利人不应承担牺牲补偿责任。这一点与损害赔偿责任相同。

（二）牺牲补偿责任的免除原则

第一，强关联性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当被压到权利的权利人与违反权力行为的起因之间存在强关联时，违反权利人就不应承担牺牲补偿责任。

第二，强威慑性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当补偿责任对违反权利人行使由现行权利具有强威慑性时，违反权利人不应承担牺牲补偿责任。

（三）妊娠女性牺牲补偿责任的免除

第一，当丈夫与妊娠妻子违反权利的起因具有强关联性时，妻子不应承担牺牲补偿责任。以妊娠妻子违反丈夫生育知情权为例，在存在暴力与虐待的夫妻关系中，妻子不履行告知义务是因为丈夫的如下行为：妻子妊娠是丈夫性胁迫或婚内强奸的结果、丈夫坚决反对中止妊娠是希望用孩子来控制妻子、告知丈夫会引发进一步的家庭暴力与虐待等。那么，丈夫的这些行为明显与妊娠妻子违反丈夫生育知情权的起因密切关联，丈夫的暴力与虐待构成了妻子不愿告知其中止妊娠意图的理由，因此妻子不应承担牺牲补偿责任。

第二，牺牲补偿责任带来的强威慑性将削减妊娠妻子行使生育自主权的能力与机会，这构成了免除所有妊娠妻子牺牲补偿责任的更强理由。补偿责任能否对妊娠妻子行使生育自主权构成强威慑有赖于我们对生育自主权本身的理解。如前所述，生育自主权保护的是一种基于个人福祉的个人自主利益。而此种个人自主性实则为一种实质自主，它不仅要求权利人依照自身意愿就自身生育事项做出自主决策，还要求权利人具备能做出这一自主决策的能力与机会。

【文献述评】

本文的讨论将以权利冲突理论为指引，尝试运用权利阈值理论打破这一简单对应关系，并论述了妊娠女性在行使生育自主权时无需征得男性同意，无需其知情，即使在承认男性权利的情况下也无需向其赔偿或补偿的权利行使逻辑。

在第二部分旨在提出妊娠女性生育自主权行使逻辑的一个融贯性分析框架，即权利阈值理论，并进一步分析权利阈值理论需要处理的两个核心问题，即权利的阈值划定问题与被压倒权利的救济问题。

第三部分集中处理妊娠女性生育自主权的阈值划定问题，利用权衡观点构建该权利的阈值划定标准，并讨论妊娠女性生育自主权压倒男性生育自主权与生育知情权的道德可允许性。第四部分则集中处理男性被压倒的生育权利的救济问题。

本文所运用的权利阈值理论为分析妊娠女性与男性生育权利的冲突提供了一个统领性框架，并将妊娠女性生育自主权的阈值划定标准表述为：不违反妊娠女性生育自主权会给男性造成客观的利益减损，而违反这项权利会给妊娠女性造成客观的利益减损，当且仅当不违反这项权利给男性造成的利益减损比违反权利给妊娠女性造成的利益减损在质量上足够更坏时，违反这项权利在道德上才是可允许的。鉴于在妊娠妻子与丈夫生育权利冲突中，妊娠妻子的生育自主权主要面对丈夫的生育自主权与生育知情权这两项生育权利，

本文基于人文主义视角，将个人自主利益分为两类。其中，按照自身意愿享有有子或无子的家庭生活、拥有血亲子代等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人更终极的目标和愿望并归属于潜在利益；拥有完整健康的身体、稳定的情绪、正常的社会交往、保障生存的收入等则可以被认为是更为基础并服务于潜在利益的福祉性利益。因此，不违反妊娠女性生育自主权给丈夫造成的个人自主利益减损主要是对潜在利益的减损，即使存在对心理与精神等福祉性利益的减损，但由于这些利益不直接触及丈夫的身体与生命，因此这些利益的减损并没有产生比妻子利益被减损足够更坏的结果。相反，违反妊娠女性生育自主权一方面使妊娠女性在潜在利益的减损上存在足够更坏的结果，除同样无法拥有自己想要的家庭生活外，还包括强迫生育带来的职业生涯被迫中断甚至终止、被迫付出更多养育成本而阻碍对个人福祉的追求等，另一方面也使女性在福祉性利益上存在足够更坏的结果，

本文系统论述了妊娠女性中止妊娠时，无需经过其配偶同意，也无需向其告知，更无需补偿的权利形式逻辑，捍卫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23条的规定。本文将讨论置于权利冲突理论的视野下，不仅为理解与解决妊娠女性与男性生育权利冲突提供了体系性分析框架，更为打破当前学界存在的权利优先性与权利享有的简单对应关系，为“捍卫派”与“质疑派”就丈夫最终能否获得补偿问题形成真正对话提供了可能。

【文献来源】

侯学宾、孙嘉阳：《论妊娠女性生育自主权的行使逻辑——基于权利阈值理论的分析》，载《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11期。

数字平台私权力的公共性及其治理

在现代信息社会语境之下，平台所指的是指“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结构基础，以信息、资本、数字、流量作为核心要素，以运用数字与技术实现价值增长和功能优化为动力，通过吸附大量行为主体交互作用，为各类主体提供差异性商品或服务，实现资源、信息及价值共享，获得期望效用的网络化空间”，其本质是一个集中了主体、技术、资本、资源等多方面要素和资源的复杂网络系统。1数字平台首先具有私主体性，但伴随着平台的开放性，许多大型平台已逐渐具有了部分公共属性。

一、平台私权力的公共性

数字平台因其在技术、数据等方面占据的优势而形成了一种平台“私权力”，这种私权力独立于宪法政治性权力之外，能够深刻影响经济社会与用户个人，是一种具有“准公共性质”的权力。从经济角度看，数字平台尤其是头部平台具有壁垒高、容易对消费者、商户及其他竞争者造成影响；从平台提供的服务和内容上看，大型数字平台已经渗透到社会生产、公众生活等诸多方面，既承担着规制的公共职能，也具有公共设施的属性。2

二、数字平台私权力的治理

因为数字平台私权力具有准公共性质，当平台滥用这种权力时，可能会导致技术利维坦现象的出现，社会理性被技术理性反噬，引发平台垄断风险、经济社会政治风险甚至是国家安全风险。因此有诸多学者提出对其进行规制的路径，主要包括分类规制、采用公共性理论规制以及经济管制三种。

分类规制将平台分为提供商、市场竞争者和公共管理者三种不同的角色，当平台作为提供商时，强调数据分类监管和强化用户救济；当平台作为市场竞争者时强调通过数据可携权和流通交易打破垄断；当平台作为公共管理者时强调区分行业和层次进行分类治理同时引入正当程序和各种约束规则以规范政府与平台之间的合作。2

公共性理论提出的管制措施主张强化义务约束实现规制目标，数字平台的权力规制需在尊重国家、平台、平台用户、竞争者等多方主体的法律权利的基础上，强调对平台权力的生态制衡，一是确立非歧视义务，要求平台对所有用户一视同仁；二是设定普遍服务义务，确保平台向公众提供可负担的基础性服务；三是提高公权力的效能，包括以竞争执法机构为关键的行政和司法效能。3

经济管制理论的核心是自然垄断理论：市场为维持有效率的生产方式，通常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经营者。在此背景下经济管制以市场不可竞争为出发点，通过对价格等市场条件进行直接限制，在确保市场有效运行的同时防止经营者滥用市场力量。其核心措施有二：一是将数字平台企业的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性业务进行结构性剥离，消除利益冲突；二是设定互操作义务，要求自然垄断平台建立技术标准，向新进入者开放必要数据与接口，打破锁定效应。该路径强调管制范围的有限性，仅适用于具有显著规模经济、高沉没成本的平台类型。4

【文献述评】

文章首先探讨了数字平台所具有的准公共属性。平台大多数情况是作为营利法人组织而成立的，一开始便具有逐利的私主体属性，但随着数字平台规模、能力、开放性程度等的提高，其公共属性也逐步体现；一方面部分大型平台已经广泛渗透到如今的生产生活等多个领域，具有了公共设施的属性；另一方面，部分平台接受行政机关授权或作为机关的行政助手，开始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处理，协助国家机关执行公共事务的活动之中。此情形下，数字平台的私权力虽作用范围仅限于平台内部，但倘若平台滥用其掌握的私权力，仍会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风险。

其次，为了应对平台私权力滥用可能引发的风险，存在分类规制、基于公共性理论的管制措施和经济管制三种规制方式，这三种规制路径各有优缺点：分类规制的路径虽然看似能够打破实践之中“一刀切”的监管困境，对平台的多元属性和风险差异进行精准回应，但由于平台角色具有叠加性和动态性以及平台跨界扩张使得角色边界日益模糊，如何精准定位平台核心角色成为规制的难点。基于公共性理论的管理措施关注到了平台兼具公共性和私主体性的双重属性，直面权力异化引发的公平竞争和消费者权益受损问题，但也存在概念模糊和过度干预的问题--“公共利益”等概念缺乏统一的标准，导致管制的范围难以精准界定，宽泛的管制范围也可能会抑制市场活力，不利于市场创新。经济管制措施以自然垄断理论为基础，具有边界清晰、有限干预的优点，但是该方式的实施难度较高，结构性剥离涉及平台业务重组，可能引发效率损失，并且由于数字平台商业模式更新迭代迅速，某些看似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环节可能因技术创新而回复可竞争性，但静态的管制框架难以适应动态的变化。因此，数字平台的规制应立足于“平衡”的理念，综合各种规制方式的优点，构建出一种多元融合的规制体系。

【文章信息】

1.范如国：《平台技术赋能、公共博弈与复杂适应性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2.贺溦，张旖华等：《风险视角下数字平台私权力的法律规制》，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3.刘凯：《数字平台公共性的理论重塑及其生态治理路径》，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6期。

4. 李剑：《数字平台管制:公共性理论的反思与经济管制的适用》，法学研究，2023年第5期。

常烨｜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投喂”的著作权侵权行为规制

一、问题的提出

2023 年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爆发之年，ChatGPT等服务展现出突破性进展与巨大潜力，但海量数据“投喂”的训练模式引发了诸多侵权争议。网易LOFTER 上线生成式人工智能绘画功能后，大量用户因担忧原创作品被用于训练而注销；小红书平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绘画产品也遭遇类似质疑，导致众多原创画师退出；WPS被指滥用用户文档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纽约时报》更是将OpenAI及微软告上法庭，指控其未经授权使用数百万篇文章训练模型。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数据“投喂”的侵权争议，内容创作者权益保护与技术发展的冲突日益激烈。当前相关法律讨论多聚焦于输出端内容权利归属与算法治理，对输入端的权利冲突关注不足，亟需建立有效的制度安排以规范数据“投喂”行为，保护著作权人权益，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良性发展。

二、训练数据 “投喂” 的著作权侵权风险

（一）“投喂”行为的性质界定

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具备文本、图片等内容生成能力的模型及技术，其核心是通过大型语言模型（LLMs）实现从无到有的内容创建。大型语言模型基于Transformer算法构建，依赖注意力机制和深度学习处理大规模数据，生成符合逻辑的全新内容。

无论是模型构建、算法优化还是避免生成内容过时雷同，都需要海量数据进行预训练和训练，训练数据质量直接决定输出内容质量。Google文本模型训练使用了至少1500亿词汇，ChatGPT3的预训练数据以TB为单位，ChatGPT4 作为多模态模型，数据规模更为庞大。这种为提升生成能力而对数据的规模化利用，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使用。

（二）“投喂”数据的类型分析

依据《数据安全法》，数据是对信息的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已成为重要生产要素。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来源广泛且以网络为主，ChatGPT3的训练数据集就包括Common Crawl、Wikipedia等。数据可按来源分为自有数据与外来数据，按获取方式分为购买数据、爬虫爬取数据等，而从著作权侵权视角，核心分类标准是是否需要授权才能用于“投喂”。

需要许可的数据若未经授权使用，将面临法律风险。例如，超出数据库许可范围或知识共享协议约定使用数据，可能侵害权利人利益。受著作权保护的数字形态作品，其被“投喂”给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行为，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新型使用形态。

（三）“投喂”未获许可作品的侵权风险分析

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入端“投喂”未获许可作品，本质是“未经许可的使用”这一传统著作权问题。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合法使用他人作品的路径仅有授权许可、法定许可或合理使用三类。

现实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大多未取得著作权人事先许可，且法定许可制度因适用条件限制及报酬支付障碍，难以适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场景。实践中，OpenAI等企业常以“合理使用”作为抗辩，但结合我国《著作权法》的“三步检验法”分析，未获许可的“投喂”行为难以构成合理使用：其一，该行为意在开发商业产品，不属于法定列举的“特定且特殊情形”；其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原作品形成竞争关系，影响著作权人交易机会，甚至引发 “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违反“不影响作品正常使用、不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的要求；其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多为商事主体，可通过市场交易获取合法数据，不存在适用合理使用的经济合理性，其商业利益不应优先于著作权人权益。因此，未经许可“投喂”受保护作品的行为，既不属于法定许可，也不构成合理使用，存在明确侵权风险。

三、“投喂”未获许可作品的规制困境

（一）事实查明困境

传统侵权行为中，作品使用多保留原貌或可通过实质性相似判断认定侵权，但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投喂”的侵权事实难以查明。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集日益封闭，ChatGPT4等模型未公开训练数据，著作权人无法从数据源层面核实作品是否被使用；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具有复杂性和泛化能力，会提取数据特征并进行随机修改，生成结果与原始投喂数据的对应关系难以追溯，无法通过输出内容反推输入端的具体使用情况，既有的整体观察法、抽象观察法等判断标准难以适用。

（二）归责困境

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内容既依赖海量数据训练，又受用户互动影响，“投喂”主体可能涉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与用户双方，侵权主体具有不确定性。由于算法可解释性不足，即便证实存在侵权使用，也难以明确责任归属是服务提供者还是用户，导致归责困难。

（三）惩戒困境

侵权惩戒面临多重障碍：一是赔偿数额难以确定，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作品的使用贡献度、对著作权人损失的影响程度难以评估，且生成式人工智能盈利模式尚未稳定，侵权获利计算极为抽象；二是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责任难以执行，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具有单向递进、不可回撤的特性，侵权“投喂”对模型生成能力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权利人及法院缺乏专业技术能力确认侵害是否停止、影响是否消除。

四、训练数据“投喂”规制框架的应然建构

（一）作品“投喂”的法律适用

《数据二十条》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聚焦数据财产权保护，主要针对非独创性数据。而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中 “投喂” 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其规制应以著作权法为核心，不宜简单归入普通数据要素流转规则。未经许可“投喂”受保护作品的行为，应适用著作权规则进行规制和惩戒。

（二）归责的特别规定

鉴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与著作权人之间存在举证能力失衡和证据偏在问题，应引入过错推定原则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掌控训练数据和算法解释权，且多为数字化基础设施搭建者，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暂行办法》已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需说明训练数据来源，欧盟《AI法案》也要求披露受版权保护的训练数据摘要，可参照此类规定，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侵权诉讼中承担主要举证责任，同时原告需对特定诉讼事由承担初步举证责任，避免恶意诉讼。

（三）技术性授权机制的创设

参照搜索引擎机器人协议的实践，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技术性授权规则：一是在网络作品发布、存储环节，增设是否允许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的授权选项，作为爬虫爬取的必要规则；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将授权设定权赋予作品上传者，默认设置为禁止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不得通过用户协议强制获取授权。该机制作为行业自律规范，虽无法解决大规模一对一授权问题，但可高效排除不愿被使用的作品，减少侵权风险，契合生成式人工智能规制中 “软法” 的重要价值。

（四）“机器遗忘”强制性规范的引入

为完善事后规制手段，应通过立法确立“机器遗忘”强制性规范。机器遗忘技术已具备可行性，SISA算法等可实现特定数据对模型影响的消除，且无需重新训练模型，成本更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作为侵权责任主体，负有消除侵权数据影响的义务，“机器遗忘”可确保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救济手段有效执行。需明确该规范的强制性，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向监管和第三方审计开放相关技术接口，保障执行效果。

【文献述评】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大模型训练中的数据 “投喂” 行为引发的著作权侵权争议日益凸显。本文聚焦这一新兴法律难题，系统剖析了侵权风险与规制困境，构建了多维度规制框架，为该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文章精准界定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投喂”行为的法律性质，明确其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使用，并通过“三步检验法”论证了未获许可作品“投喂”难以归入合理使用范畴。这一论断直击当前争议核心，回应了OpenAI 等企业以“合理使用”抗辩的司法实践难题，厘清了技术发展与权利保护的边界。同时，文章深入剖析了事实查明、归责认定、惩戒执行三大规制困境，揭示了算法黑箱、证据偏在、责任主体模糊等技术特性带来的法律挑战。

在规制路径构建上，文章提出的四大维度具有较强的创新性与可行性。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归责体系，契合了当事人举证能力失衡的现实；技术性授权机制的创设，为著作权人提供了主动防御的技术工具：“机器遗忘”强制性规范的引入，则破解了传统停止侵害责任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执行难题。这些制度设计兼顾了著作权人权益保护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实现了利益平衡的价值追求。

总体而言，本文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特性，构建了逻辑严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规制体系。其研究成果不仅为司法实践中处理相关侵权纠纷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后续人工智能立法中数据使用规则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借鉴。

【文献信息】

常烨：“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投喂”的著作权侵权行为规制”，《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5年第2期。

——2025级硕士研究生 罗舒娴

刘品新|论大数据法律监督

当下我国大数据法律监督实践存在成绩突出与问题徘徊并存的局面。文章通过提炼“大数据法律监督”这一标识性概念，构建了以“多案监督”为核心的原创性理论，并提出了从制度配套到技术提级的全方位改进方案，旨在通过智能化监督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大数据法律监督的实践规律

首先，探索样态用简单的公式表示为“法律监督+大数据”。法律监督指的是“专门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运用法律规定的手段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监察、督促并能产生法定效力的专门工作”；大数据可以被简单理解为“为决策问题提供服务的大数据集、大数据技术和大数据应用的总称”。基本特点具体包括：获得国家战略顶层设计的指导、带有检察条线上下共频的特点。

其次，演进阶段及内在规律主要以“法律+科技”的思路展开，包括证据科学与智慧司法等技术。大数据法律监督的具体探索是对以往大数据运用经验的继承发扬，这一特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证的螺旋形上升原理，即事物发展遵循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周期规律。

二、大数据法律监督的本体阐释

首先，基础概念的定义。大数据法律监督涉及到检察系统借助大数据对刑事法律监督、民事法律监督、行政法律监督以及检察公益诉讼等的全面改造，涉及到通过刑事诉讼抗诉、民事诉讼抗诉、行政诉讼抗诉以及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社会治理建议等方式对各种违法问题的普遍治理。大数据法律监督指的是一种以大数据及相关科技为支撑力，以多案监督为着力点,以促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为大目标的高级法律监督。

其次，基本构造原理方面，主要包括检察大数据、批量异常案件发现模型、人机耦合技战法。检察大数据是支撑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模型建设及实操运用的海量数据；大数据建模是大数据法律监督的重中之重，可以设计为逻辑驱动型和数据驱动型两种类型；人机耦合技战法是指“在AI擅长的领域，解决人类智能比较困难的问题；在人类智能比较擅长的领域，解决AI比较困难的问题”。

三、大数据法律监督的探索改进

一是多案监督规则的配套。在宗旨原则方面，应当明确鼓励各级检察机关深度运用大数据强化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以实现法律监督由个案向多案、由被动向主动、由办理向治理的转变，实现“办理一案、监督一批、治理一片”的效能。在选择方面，应当明确检察机关可以借助多案监督模型或产品实现人机耦合。在形式与界限方面，应当明确各级检察机关启动多案监督时，采用抗诉纠正意见或者具有纠正违法性质的检察建议、检察意见、通知书等形式的适用条件，以及采用具有社会治理性质的检察建议等形式的适用条件。在机制规则方面，要建设跨区域多案监督的机制，转换大数据法律监督的方式。

二是技术方案创新的提级。技术方案创新要求基于行为特征数据化的改进、基于情节特征差异化的改进。行为特征数据化是将行为主体的各种违法行为特征尽可能地数据化，便于机器便利地替代人力工作；情节特征差异化是将异常案件“数量特征”“质量特征”“工具特征”进行组合后予以分级设置，分别适用于严厉程度不等的法律监督方式。

【文献评述】

在当前“数字中国”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检察机关的数字化改革已成必然的结果，但实践中也伴随着概念不清、模式同质化甚至“泡沫化”产品的乱象。本文不仅是对既有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对理论的阐释。文章立足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视角，将大数据法律监督从单纯的技术辅助工具，提升到了“国家意志表达”与“治理现代化关键抓手”的战略高度。这一宏观定位极大地拓展了检察监督的理论视阈，为后续的制度构建提供了坚实的法理正当性基础。

文章最具理论穿透力的贡献在于对“大数据法律监督”本体的精准阐释，特别是提出了从“个案监督”向“多案监督”转型的核心命题。作者没有沿用笼统的“类案监督”概念，而是严谨地界定为“批量异常案件”监督。作者指出，传统的“类案”侧重法律适用的相似性，而大数据监督发现的往往是“一人多案”或“多主体相似违规”的事实层面的异常。这一区分深刻揭示了大数据监督的技术本质——它不是在教法官如何适用法律，而是在海量数据中挖掘被掩盖的违法事实。

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文章中提到的“逻辑驱动型”向“数据驱动型”的演进，在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多关于算法解释权、数据隐私保护以及行政机关数据壁垒等挑战。如何在打破数据壁垒的同时保护公民隐私，如何在强化监督的同时尊重行政权与审判权的独立边界，仍需学界在作者构建的框架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文献信息】

刘品新：《论大数据法律监督》，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第76-92页。

——2025级硕士研究生 张锦瑞

贾元｜风险预防视角下生物识别信息的刑法保护

一、问题提出

生物识别信息的特殊性导致传统的个人信息保护路径无法对其实现有效全面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个人无法掌握生物识别信息，且大多数情况下此类信息的采集难度低，行为人可以在权利人不知情的状态下采集生物识别信息。

二、刑法保护生物识别信息的路径选择

（一）刑法保护生物识别信息的必要性

个人信息保护模式分为权利保护和风险控制两种模式。相关的规制主要集中在行政法和民法方面，不能满足生物识别信息保护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第一，前置法供给不足。现有的法律规范中，无论是将生物识别信息纳入敏感信息保护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是有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都存在未区分敏感程度，或效力低、覆盖范围小、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第二，部门法之间衔接不够紧密。刑法根据数量和用途设置不同定罪量刑标准的方式不仅未与前置法有效衔接，而且也未明确生物识别信息所属的种类。第三，例外情况的认定标准模糊。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中存在个人权利让渡公共安全、国家利益的例外情形，但认定标准的模糊导致公权力机关可以广泛引用例外。

（二）权利保护路径的不足之处

1.一般个人信息保护手段无法提供全面的应对措施

我国尚无专门的生物识别信息保护的立法，面对公权力主体往往难以实现个人权利的保障。以知情同意权、删除权和个体自动化决策拒绝权为例。对于知情同意权，个人很难知道基于其他特定目的被收集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被用于满足其他公共管理需求。同时，公权力主体倾向从其他途径直接提取该类信息，而其他途径的采集通常是概括性同意，权利人对公权力主体的行为无法得知。对于删除权，公权力机关对生物识别信息的保存有长期化的要求，其可能援引《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第2款规定拒绝删除。而个体自动化决策拒绝权也因我国并未区分民法和刑法领域的适用限度而难以实现。

2.敏感信息保护手段不能实现有针对性的保护

首先，敏感信息的内涵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同，敏感程度也因使用目的而有所变化，因此敏感信息的界定存在滞后性和局限性。其次，敏感信息的区分保护不足。基础部门法将生物识别信息纳入个人信息中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法》虽然将生物识别信息纳入敏感信息保护，但没有进一步的区分。最后，生物识别信息的认定存在不全面的问题。欧盟法律就忽视了原始信息采集过程的保护。

（三）风险控制路径的转向

风险控制的理念主张“程度性”评估，结合应用场景评估行为风险，并根据风险等级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从我国目前倾向维护社会秩序管理和保护信息使用方的发展来看，风险控制更符合我国的需求。

具体来说生物识别信息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内生风险和外生风险。前者包括生物识别信息本身的唯一性和技术迭代带来的技术风险。后者包括信息泄漏风险、个人侵害以及财产损失风险、国家生物安全风险。对于这些风险要根据多重要素判断风险等级。当信息的处理和使用具有较高风险时，相关主体也被赋予更严格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第一，不同种的生物识别信息具有不同的敏感度，风险注意义务也不同。第二，即使同一生物识别信息也会因使用目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风险等级。

结合上述论及的风险，生物识别信息使用过程中可能侵害人格权、财产权等个人权益，影响社会秩序和个人信息的正常使用，造成不安感的蔓延，甚至危及国家安全。所以刑法对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应当从双重法益的保护层面进行风险分配，充分发挥前置法和刑法的作用，同时刑法内部要把握好不同罪名和刑罚的适用。

三、刑法保护生物识别信息的罪名适用

现行刑法对侵犯生物识别信息的犯罪行为的规制要通过对有关罪名的解释和修改来实现，无需增设新罪。

（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首先，无论是前置部门法的规定，还是司法解释要求的可识别性，都表明生物识别信息应纳入“个人信息”的内涵中。其次，在有关司法解释中，“情节严重”的界定有设置三种入罪数量标准，根据生物识别信息的敏感程度，应当将五十条作为起刑点。

（二）间接相关的罪名适用

首先，对于泄漏生物识别信息的行为适用涉秘密类罪名规制。

其次，对于身份窃取的行为，要分阶段确定罪名的适用。一般适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制采集阶段的行为，还有可能构成身份证件类的罪名。在非法利用阶段，如果行为人获取并接续利用生物识别信息，获取的行为是手段行为，并不单独评价；如果行为人从前端获取信息或非法收集后，再用于犯罪行为，则存在罪数的争议。

最后，不同主体的行为性质影响罪名的适用。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不履行管控义务，可能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个人非法利用生物识别信息侵入他人网络账户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等罪名。此外，侮辱罪、诽谤罪以及渎职罪都有适用的可能。

【文献述评】

传统权利保护的路径无法现实对生物识别信息的有效全面保护，作者提出转向风险控制的路径。文章从民法、行政法对生物识别信息保护的不足切入，明确刑法对此类信息保护的必要性，进而论及保护路径的选择。分析传统权利保护路径的不足后，指出风险控制路径与我国需求相契合，并说明生物识别信息涉及的风险种类和风险评估的必要，以及上述风险可能侵害的法益。进一步根据风险等级和相应场景分析可能适用的罪名。

作者在谈及生物识别信息可能涉及的风险时，不仅关注到信息泄漏、唯一性导致风险无法消除等通常会关注到的风险，还论及国家生物的安全。这种风险容易被忽视，但是其重要性却不亚于任何一种风险。在我国，生物识别信息包括基因数据，基因数据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疾病诊治、医学药物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商业和社会价值。如果此类数据被不法分子有意收集，用于研发具有针对性的生物技术等，对人民安全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有几处内容引起笔者的思考。第一，作者说明刑法对生物识别信息保护的必要性时，侧重论述民法、行政法对此类信息保护的不充分。笔者认为，民法、行政法保护的漏洞固然是刑法需要发挥作用的一大原因，但是以此说明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可能不够充分。刑法具有谦抑性和刑罚最严厉的特点，刑法对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还可以是因为侵害行为的严重性已经超越民行所能评价的范围，而需要发挥刑法的作用。第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适用中，作者将生物识别信息的敏感程度类比为行踪轨迹信息等一类。笔者认为生物识别信息的唯一性导致其敏感程度应该高于该类信息，因此入罪的标准定为五十条或许过高。第三，对于身份窃取类的行为，文中谈及可以适用身份证件类的罪名。笔者认为生物识别信息解释为身份证件，要注意是否会造成类推解释。

【文献信息】

贾元：风险预防视角下生物识别信息的刑法保护，《中外法学》2026年第1期。

薛波|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时股东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载“德力西案”评释

作者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德力西案”作为引子，详细介绍了案件情况及一审二审的判决结果。由此引发了完全认缴制背景之下的减资纠纷所涉及的法律争议问题。作者认为该案对于研究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时股东对债权人的赔偿责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文章第一部分阐述的是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的类型和后果。首先，在类型方面，作者总结出两种，即未履行通知义务和通知形式不当，后者可以表现为以公告代替通知、公告但未起到通知效果；其次，在法律后果方面，作者总结出违反《公司法》第117条第2款的法律后果，即债权人的法定救济权被阻却和债权人获得对股东的追偿权。

文章第二部分是作者对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公司法理据分析。作者指出，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要求股东对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存在着充足的正当性基础——资本维持原则。作者结合德国、英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法律中有关该原则的规定，认为其虽不禁止公司经营中的损失资本，但公司不得向股东非法返还/回资本；股东出资一旦完成，即成为公司的财产；在未给债权人提供特殊保护的情况下，原则上禁止/限制资本的返还。在“德力西案”中，减资公司的股东便是严重违背了资本维持原则，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文章第三部分是作者对要求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分析。由于《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未明确违反通知义务之法律后果，作者认为可类推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第2款加以认定。

首先，作者总结了既有的三条裁判进路：第一，绝大多数案件要求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均类推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第2款“抽逃出资”之规定；第二，部分法院类推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之规定裁判；第三，个别案件要求股东在减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或未言明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或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第134条第1款第（七）项要求股东承担侵权责任。

其次，作者分析确定了“德力西案”的请求权基础。作者从责任基础的统一性、责任主体的一致性、法律后果的相似性、案件类型的交叉性的角度分析认为《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第2款宜作为股东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由于《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规定的责任主体仅限于股东，实行严格责任原则，且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未履行或者为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不符合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类推适用的基础和条件。此外，由于将民法中的侵权责任适用到《公司法》中来存在转换的障碍，且其形成的“第三人侵害债权”理论未被我国立法和司法实务所承认，故适用并不妥当。

文章第四部分阐述的是股东赔偿责任的性质和构成要件。首先，在责任性质方面，作者认为股东赔偿责任属于法定而非约定责任、补充赔偿责任、有限而非无限责任、内部连带责任。其次，在构成要件上，作者认为包括减资决议有效、公司违反通知义务、公司不能清偿债务使债权无法实现、股东主观存在过错。

文章最后阐述的是股东赔偿责任的确定基准和范围。作者在通过适用前提、立法目的、责任性质等角度分析认为，以“减资数额”而非“认缴出资额”或“抽逃出资的本息”作为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基准，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至于责任范围，作者认为除了本金外，还应包括利息，文章也对利息额的确定方式、利息起算的时间点等都做出了详细的讨论。

【文献述评】

文章聚焦《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未明确规定的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时股东赔偿责任这一法律空白，以“德力西案”为典型分析对象，系统梳理了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的类型与后果，深入剖析了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公司法理据、请求权基础、责任性质、构成要件以及责任确定基准与范围等核心问题。

首先，文章填补了法律解释空白，其针对《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缺乏法律后果规定的立法缺陷，通过类推适用理论，明确了股东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厘清了不同裁判进路的适用边界，完善了公司资本制度相关理论体系。

其次，文章深化了资本维持原则研究，其结合德、英、日、韩等国及我国两岸地区的资本维持原则相关立法与理论，系统阐释了该原则在公司减资场景下的具体适用，丰富了资本维持原则的实践内涵与理论外延。

此外，文章亦明确了责任构成与范围，清晰界定了股东赔偿责任的性质、构成要件、确定基准与范围，构建了逻辑严密的责任认定体系，为公司法理论研究提供了规范的分析框架。

当然，文章还存在些许不足，例如，文章的实证研究深度有待拓展，其虽提及2011-2016年的减资纠纷案件数量变化，但未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公司、不同违规情形下的案件裁判结果进行量化分析，难以全面呈现司法实践中股东赔偿责任认定的整体态势与差异；特殊场景下的责任认定研究不足，对于完全认缴制下，股东认缴出资期限未届满时的减资、跨境减资、关联公司之间减资等特殊场景，文章未深入探讨股东赔偿责任的认定问题，未能完全覆盖司法实践中复杂多样的案件情形。

总之，文章立足司法实践中公司减资纠纷的频发痛点，通过大量判例佐证与跨法系理论对比，既为司法实践提供了统一的裁判逻辑，填补了同类案件请求权基础适用混乱的空白，也丰富了公司资本制度中债权人保护的理论内涵。尽管在实证研究广度、特殊场景覆盖等方面存在可拓展空间，但整体而言，其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引价值显著，不仅为债权人权益救济提供了清晰路径，也为后续《公司法》修订及相关学术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文献信息】

薛波：《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时股东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载“德力西案”评释》，载《北方法学》第13卷总第75期。

——2024级硕士研究生 楚汉

黄程楠 |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实施困境与破局

随着数字化浪潮的深入发展，数据已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平衡成为全球性议题。在此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引入的个人信息可携带权进一步增强个人对信息的控制力。然而，该权利从法律文本走向实践操作仍面临诸多挑战，亟需探索一条兼具理论自洽性与现实可行性的本土化实施路径，以有机协同个人信息安全、数据流通效率与产业发展创新。

一、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法律基石与本土化演进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法律渊源肇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其中虽未直接使用可携带权这一术语，但第一千零三十七条规定通过赋予个人依法查阅或者复制其个人信息的权利，为可携带权提供了最为关键的民事权利支点和法理雏形。“复制权”是实现“携带”的前提与基础，而《民法典》对“个人信息权益”这一独特概念的创设，打破传统人格权与财产权的二元划分，为兼具人格属性与流通价值的新型数字权利预留出制度空间，完成了可携带权的基础性奠基。

2021年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则标志着该权利的正式确立，其中第四十五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个人请求将个人信息转移至其指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符合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条件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转移的途径。”此条款的重大意义在于三点:一是完成从“复制”到“转移”的权利跨越，构建了“查阅—复制—转移”的完整权能体系;二是通过“符合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条件”这一授权性条款，为后续监管细则的出台预留出灵活接口，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三是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法定义务，以保障权利的可操作性。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从数据产权视角拓展了可携带权的宏观意义，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则对行使条件、安全评估等作出具体规定，标志着制度进入细化落地的新阶段。这一演进过程，清晰地展现了我国通过“法律定原则、政策促实施”的协同模式，逐步构建起一套既与国际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携带权法律体系，为其本土化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个人信息可携带权本土化面临的四大核心困境

(一)困境一:权利客体的边界模糊

对于什么数据可以携带，《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未明确界定可携带信息的范围，导致实践中争议频发，主要包括：原始数据与衍生数据是否可携?个人行使可携带权时，能否将包含好友信息的数据一并转移?

(二)困境二:多元利益的激烈冲突

可携带权的实施触动了多方利益格局，平衡难度极大。例如，对于平台，其投入巨大成本收集、清洗、存储数据，对数据资源享有合法权益。可携带权可能带来“搭便车”风险，即竞争对手无需投入即可获取用户资源，削弱先行企业的竞争优势。其次，我国司法实践所确立的三重授权原则要求数据获取行为必须同时满足用户授权、平台授权及用户再次授权三项条件。而可携带权要求平台承担“必须提供”数据转移途径的法定义务，实质上消解了平台的二次授权，两种规则在法理逻辑上所形成的规则差异，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企业在数据合规实践中所面临的法律不确定性。最后，可携带权导致数据过度碎片化地向个别平台聚集，可能破坏数据的整体生态和价值，影响基于大数据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效能。

(三)困境三:技术标准与实施能力的缺失

“数据如何安全、高效地携带?”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是当前最大的技术壁垒。作者提出了例如数据格式不统一、技术接口缺失、安全保障机制缺位等问题。

(四)困境四:监管与救济机制的不健全

监管与救济机制的不健全导致权利的有效性有一定程度的缺失。

三、构建中国特色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实施路径

针对作者提出的问题，作者也提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实施路径，主要有以下三条：

(一)路径一:明确权利边界，建立分层分类的携带规则

此路径上，作者提出可以适时出台“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实施指南”，明确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从而确立可携带信息的认定标准；论文，对于包含第三方信息的数据，推行“匿名化处理优先”原则。若无法有效匿名化，则应建立简易的第三方同意机制(如在设计上提供一键同意选项)，或在转移前对涉他信息进行剥离，确保不损害他人权益。

(二)路径二:创新利益平衡机制，促进多方协同

此路径上，作者提出可以引入“数据贡献补偿机制”，认可平台在数据加工环节的投入，允许其基于合理成本对数据携带服务收取成本费用，或借助数据信托等模式，构建可持续的利益分配机制，从而实现个人与平台利益的平衡；其次，作者建议协调可携带权与三重授权原则；最后，作者建议应当建立数据跨境携带白名单与安全评估制度。

(三)路径三:加快技术标准建设，降低合规成本

技术标准缺失是阻碍可携带权落地的核心瓶颈，必须建立统一规范的技术框架，以切实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并重点减轻中小企业负担，包括：制定国家推荐性技术标准、培育第三方可信数据转移平台、实施安全认证与审计机制。

(四)路径四:健全协同监管与高效救济体系

可携带权的有效实施，关键在于权责清晰的监管约束与便捷高效的救济渠道。必须构建以网信部门为核心、多部门协同、行业自律补充、司法救济保障的全链条治理体系。因此，作者提出几条建议：确立清晰的主责监管机构与协同执法机制、大力推动行业自律机制建设，作为行政监管的有效补充、优化司法与准司法救济程序，切实降低用户维权门槛。

四、结语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有效实施是激活数据要素价值、保障个人权利的重要一环。面对其本土化过程中的现实困境，必须采取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本文提出以“范围限定、利益平衡、标准构建、协同监管”为核心的本土化实施框架，旨在为权利的落地提供可行路径。未来，应在保障个人数据自主权的同时，兼顾企业合法权益与公共数据利益，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与实践优化，稳步推动可携带权从法律条文走向现实，最终实现其赋能个人、促进竞争的立法愿景。

【文献述评】

这篇文章，作者主要针对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实施困境与出路进行研究，立足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度实践，围绕权利本土化面临的现实难题展开系统论述。文章论证结构清晰，从法律基础、现实困境到实施路径，层层递进，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与政策参考价值。

文章首先梳理了可携带权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演进脉络，指出其从《民法典》的“复制权”雏形到《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转移权”确立，再到数据要素市场语境下的定位。在此基础上，文章重点剖析了四大实施困境：权利客体边界模糊、多元利益激烈冲突、技术标准与实施能力缺失、监管与救济机制不健全。这些困境不仅覆盖法律解释、产业利益、技术落地与制度保障等多个层面，也折射出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流通利用之间的深层张力。

理论上，文章对“原始数据与衍生数据”“涉他信息合规”“三重授权原则与可携带权冲突”等问题的辨析，具有较高的学理价值。尤其是对平台数据权益与个人权利之间张力的揭示，以及对“数据贡献补偿机制”的探讨，为理解与构建数据治理中的利益平衡机制提供了有益视角。

实践层面，文章提出的四条实施路径——明确权利边界、创新利益平衡机制、加快技术标准建设、健全协同监管与救济体系——体现了务实的问题导向。特别是对“分层分类携带规则”“第三方可信数据转移平台”“主责监管与协同执法”等具体建议的勾勒，为后续政策制定与行业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思路参考。

整体来看，文章立足中国制度语境，兼具理论阐释与实践指引，为个人信息可携带权从法律条文走向实际落地提供了系统化的思考框架。另外，或许文章可以对某些具体机制（如数据信托如何落地、安全认证的具体标准等）展开更深入的论述，也可加强对国际经验比较与教训反思的融入，以增强论证的厚度与借鉴意义。总之，文章无疑是对该领域一次扎实且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对后续立法完善、监管实践与企业合规均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文献信息】

黄程楠：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实施困境与破局，《法制博览》2025年第36期。

——2025级硕士研究生 陈柏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