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丨仲裁代理注意事项

这是最近研究商事仲裁的一点心得总结。上一篇设计仲裁条款需要注意什么 原本也是本文的一部分，但是内容实在太长，断断续续整了一周都没整完，正好单拎出来也可以自成体系，所以就另算一篇。本文为了节省篇幅，能进行外部引用的也都进行了精简。

送达

仲裁机构有一套自身的送达程序，这也可视为仲裁的一个优势。若对方有法定注册地址，满足特定条件可视为有效送达。有效送达后，即便一方当事人败诉，或事后一方当事人以「未收到开庭通知而未参加开庭」「未收到仲裁文件或仲裁裁决」等为由申请撤销裁决，只要仲裁机构能明确说明已完全按照仲裁规则完成有效送达，该理由就不应成为撤销裁决的依据。

此外，若送达地址不明确，仲裁机构允许当事人通过工商提档调查补充信息，作为代理人有时也需协助完成这一步。尤其是当事人地址不明时，可向公安局、工商局调档获取相关信息并提交仲裁机构。代理人协助当事人完成地址确认的义务，能避免程序环节出现纰漏，对申请人而言更为便捷。

尤其是涉外案件，若通过法院诉讼程序，涉外送达十分繁琐，耗时可能长达三四个月，甚至半年、一年。法院需严格依照法规，通过国际公约或外交途径送达——文件需经中国外交部转交对方外交部，再由对方外交部转至使馆及法院，流程冗长。

而仲裁的送达程序则没有这么多要求，仲裁文书可直接送达至待送地址，省去了许多麻烦，有效提升了效率，这也是商事仲裁的一大特点。在仲裁规则中，有一条规定明确提供了多种送达方式，包括公证送达、委托送达等。

当事人地址无法查明时，申请人一方在确认其最后注册地址或为人所知的营业地址后，可委托第三方送达，具体方式涵盖公证送达、公告送达，甚至留置送达。例如，有时一方当事人的地址准确，但存在拒收情况，此时便可采用留置送达。投递地址也可选择多个，包括最后为人所知的营业地、注册地和常住地，上述地址均可视为有效送达地址。

此外，仲裁机构一直以来都允许邮寄送达，近年来电子方式与邮寄方式相结合的送达形式也是被认可的。

书面审理

法院虽有书面审理的选项，但受案件具体情况所限，实际运用相对较少，仅在二审阶段可能略多一些。

而商事仲裁明确允许书面审理，原因在于部分案件中双方争议较小甚至几乎无争议，只需通过裁决予以确认即可。允许当事人通过书面约定选择书面审理，能为当事人节省大量精力与费用，像证据质证等环节都可相应简化。双方当事人均可对此作出约定。

代理人

仲裁程序允许多名代理人参与，而法院一般仅允许两名代理人。因此，仲裁中可以有多名代理人，例如三至四名代理律师。由于每个人掌握的案件信息不同，多名代理人参与可省去他们之间统一口径的沟通成本，了解情况的人员均可参与不同环节，包括企业法务总监或副总等，均可作为代理人参与仲裁。

同时，仲裁代理人不限于律师，对代理人的国籍也无严格限制；外国人无法在诉讼程序中担任代理人，但可在仲裁中担任代理人。至于保全程序与证据相关事项，与法院规定一致。

还有，涉外案件中，许多仲裁机构为当事人提供了诸多灵活选项。例如授权委托书，若在法院办理，必须提交经过公证的文件；若涉及国外事务，如一方为外国企业、外国人或身处境外，其委托中国境内律师或其他人担任代理人时，法院通常要求对授权委托书进行公证认证。

但在仲裁中，这并非绝对要求，只要对方无异议且仲裁机构认可，就不一定需要公证认证；即便需要，也可事后进行补救，因此仲裁机构在这方面的处理往往更为灵活。

仲裁员的选择

仲裁在这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此外，仲裁员的选择由当事人决定，例如在国际或涉外案件中，当事人可约定避免选择某国国籍的仲裁员，或特别指定某国国籍的仲裁员，专业背景、语言能力等均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

仲裁还允许当事人在不同阶段达成和解，从而节省费用。在仲裁程序的绝大部分阶段，仲裁机构均可根据当事人申请出具调解书或裁决书，相关仲裁费用会根据程序推进阶段进行调整，能为当事人节省部分开支。

再者，仲裁允许双方约定律师费的分担方式。即便没有事先约定，不少仲裁机构的规则也授权仲裁庭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审理结果、双方责任划分及各自工作量，对律师费承担作出合理裁决。也就是说，仲裁庭有权决定律师费的分担，一方承担另一方律师费的情况是完全符合规则的。但在诉讼中，这类情况虽非绝对禁止，却相对少见；而仲裁机构在费用分担问题上显然更具灵活性。也是与当事人沟通时需考量的因素。

能合并立案的要争取合并立案

在这种情况下，多份合同仲裁需满足特定条件——多份合同的关联性，多份合同之间要么构成合同关系，要么当事人法律关系性质相同、源于同一交易，或者这些合同之间能够相互兼容。具体可对照各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判断。

调解（不影响后续审理）

现有仲裁规则普遍规定，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主张、意见及陈述，不得在其他司法程序中引用，即便引用也无效，例如撤裁程序中不能以此否定对方证据或观点。若调解不成进入后续仲裁程序，除非当事人一致同意，否则调解中的内容不得引用。

和裁

这一机制适用于特定客户群体。作为代理人，可向当事人说明这是高效的争议解决方式，尤其适用于国企、事业单位等主体。

国企间的商事交易（如供应商合作）常因资金周转、小争议、未竣工验收等客观原因产生款项支付纠纷，恶意违约情况较少，且双方多有长期合作意向，矛盾仅针对具体事项，无个人恩怨。此时，和解（即调解）可作为简化的解决途径。多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均有类似规定，有时被称为「手拉手裁决」。

如此一来，便无需再通过法院诉讼程序——既不必闹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也能节省时间与金钱成本。从国企角度而言，若案件进入一审且判决非终审，依照国企的合规、审计、国资监管要求，或是出于领导个人责任的考量，进入一审后仍需推进二审程序；若程序未走完，相关人员的个人责任便难以厘清或终结。和裁无疑是解决此类问题的理想方案。双方可将争议内容直接书面确认，一旦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即可直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有时国企对时间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年终审计在即，可能下月就需完成，此时必须尽快了结纠纷，而关键在于获取一份生效裁决。若通过法院处理，一审、二审程序可能耗时近一年，显然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和裁在这种情况下尤为适用：双方可事先约定仲裁条款，甚至明确开庭后两周内出具裁决，这些都是可行的操作。

而在法院体系中，此类时间约定绝无可能——无法要求法官在两周内作出裁决，法官的工作安排也不可能完全依照当事人的时间推进。此外，由于双方争议分歧较小，还可约定由独任仲裁员审理，开庭时间、裁决出具时间等均可协商确定。双方当事人可提前书面明确争议内容、款项缓付等细节，最终目的就是获取一份合法有效的生效裁决。由此可见，仲裁的高效性十分突出，对当事人而言是节省成本与时间的优质选择。当然，其适用需满足特定条件：企业（通常为国企）需具备良好的公信力、充足的财力与足够的自信，不存在虚假交易等情况，在此前提下，和裁才是合适的解决方案。

简易程序

此外，简易程序也是高效解决争议的重要途径。多家仲裁机构对简易程序（深国仲、上海仲裁委员会又称快速程序）设有金额限制，早年通常为50万、100万。如今各仲裁机构纷纷上调了标准：

• • 深圳国际仲裁院1000万（2025年规则）
• •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500万（2024年规则）
• • 北京国际仲裁院500万（2025年规则）
• • 上海仲裁委员会500万（2025年规则）
• • 广州仲裁委员会300万（2023年规则）
• • 杭州仲裁委员会100万元（2024年规则）

该程序流程较快，可由独任仲裁员审理，有时还可采用书面审理方式，原则上3个月内即可作出裁决。

需要明确的是，并非标的额超过限额就绝对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只要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仍可约定适用简易程序。

补充裁决

若案件需先行处理部分事项，可申请部分裁决：尽管是部分裁决，其性质仍为终局裁决，一经作出即生效，并非未完全裁决就可随意更改；若存在遗漏事项，双方当事人可申请补充裁决。

若确有漏裁，当事人仍可申请补正；对于补充裁决，当事人需在30天内提出更正请求。此外，若裁决存在技术性错误、打印错误或计算错误等，当事人也可申请更正。

仲裁开庭的质证

严格来说，根据《民诉法解释》规定，所有证据均应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双方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是一项极为严肃的规定，也是影响证据认定的核心条款。也就是说，若某一证据在庭审中未经过质证——无论是法官疏忽还是当事人遗漏——在后续判决时，该证据均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一程序问题是「硬伤」，可能导致判决存在致命缺陷。

实践中，部分法官因工作繁忙确实可能出现此类疏漏，有时不得不为此再次开庭，专门针对未质证的证据进行补正，否则在二审或再审阶段，这将成为对法官极为不利的程序瑕疵。

尽管多数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也有类似规定，但存在本质差异：对于开庭审理的案件，证据需在庭审中出示，当事人可进行质证；而书面审理的案件，若当事人同意对庭审后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书面质证，则无需当庭质证。代理人需留意。

律师费

一般来说，仲裁庭可支持律师费主张，相关仲裁规则对此有明确规定：仲裁庭有权裁定败诉方补偿胜诉方因办理案件而支出的合理费用。考量因素包括案件裁决结果（胜诉或败诉及责任承担比例）、案件复杂程度、胜诉方代理人的工作量及争议金额等，而合理费用的范围明确包含律师费。

相比之下，我国《民事诉讼法》目前尚未对此作出普遍规定，仅在知识产权、专利等特定案件中可支持律师费主张，且需当事人提供明确依据。

例：《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八十八条第（三）款，胜诉方要求败诉方承担其办理案件的律师服务费的，仲裁庭应当根据责任大小、胜诉比例，综合考虑案件的复杂程度、争议金额以及代理律师的实际工作量等有关因素，公平合理予以确定，但最多不超过胜诉金额的百分之十五；无法明确胜诉金额的，由仲裁庭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予以确定。

证据方面

涉外案件或涉及境外证据、外文证据的国内案件，仲裁程序中并非绝对要求提供中文译本。但在法院诉讼中，此类证据几乎必须翻译，不仅增加时间成本与费用，还可能延误程序。

若庭审结束后仲裁庭成员出现特殊情况该怎么办？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庭仅剩两人，或第三人因各种原因无法参与，也不会影响裁决的效率。若需重新开庭，可能就需要更换仲裁员。

此条主要防范对方未来可能在申请撤销裁决时主张仲裁庭的组成不合法。最高人民法院专门针对此问题作出了回复，需留意。

选定仲裁员时的再平衡

为兼顾便捷与高效，仲裁机构通常要求，若申请人或被申请人一方存在多名当事人，需共同协商一致选定一名仲裁员。

一般而言，不能允许分别各选一名，原因也好理解，假设被申请人方存在多名当事人，多名当事人各自选定一名，仲裁庭组成比例直接就失衡。

因此，从仲裁庭的角度来看，还需保证各方权利的平衡。同一方内部要协调好这一问题。仲裁机构的通行做法是，为提高效率，一般会要求多方达成协议。统一意见后再指定仲裁员。

仲裁追加当事人

仲裁的一个特点是，通常不允许追加当事人，或者说追加当事人难度较大，因为仲裁具有相对性，仲裁协议也具有相对性。不过，这并非绝对，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追加的，前提是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并由仲裁机构作出决定。

实务中还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若需追加的一方当事人，仲裁程序已进行至一定阶段，仲裁庭已组成，甚至有时已开过庭。在开庭后追加当事人，原则上需要各方同意，包括申请人、被申请人以及仲裁委员会，这样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和相关证据的质证等。此时，原则上可以重新选定仲裁员。若被追加的一方要求选定自己的仲裁员，则需要根据仲裁规则再行确定，一般需要重新选定或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仲裁的司法审查

从程序和技术层面而言，虽然仲裁法规定一裁终局，但在技术操作上，它相当于存在一个「二审程序」——严格来说不是，只是一种救济途径。

仲裁的司法审查涵盖多个方面，包括仲裁协议的效力（尤其是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至关重要）；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问题；以及涉外、港澳台地区或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

法院裁定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况极少。当事人一方申请撤销的请求被驳回，这种情况下便不可再申请再审，与法院判决不同，不允许抗诉。另，司法审查程序仅进行形式审查，不涉及实体问题。

自中国加入《纽约公约》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陆续进行了一系列适应性调整，针对国内的管辖级别和司法体系，对执行《纽约公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灵活且及时的调整。例如，我们在2018年颁布了关于仲裁协议审查的相关规定。

1996年以前，仲裁机构分为涉外仲裁机构和国内仲裁机构，二者完全分属不同领域，互不干涉。早期的国内仲裁机构不允许受理涉外案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也不受理国内案件。但后来这一界限被打破，国内仲裁机构可以受理涉外案件，而中国贸仲委等涉外仲裁机构也能够受理国内案件。

报告核审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仲裁协议司法审查的规定，取消了国内与国外的分类，实行统一审查标准。

在统一审查的管辖方面，针对撤销仲裁裁决和仲裁协议效力的问题，如果是纯粹的国内案件，仲裁协议效力问题的最终终审权在各地高级人民法院。也就是说，如果中级法院或基层法院受理案件后，认定某一仲裁协议无效，必须报请辖区内的高级人民法院进行最终审核。

但如果涉及港澳台地区或国外的司法审查，或者国内案件中以违反公共利益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必须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告。简单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若未获得最高人民法院的最终同意，便不能撤销仲裁裁决，也不能认定仲裁协议无效。该规定基本确保各地法院无法随意撤销仲裁裁决。从而确保在这一问题上的标准统一，这也是司法机关对仲裁的有力支持。

仲裁管辖

通过管辖问题至少可为当事人争取一些时间。提起管辖异议有明确要求，开庭审理的，应当在首次开庭前提出；书面审理的，应当在首次答辩期届满前提出。如果首次开庭前未提出，则视为放弃该项权利，因此必须把握好这个时间点，错过后便无法再主张。

仲裁裁决的管辖问题有其独特之处。仲裁机构既可以单独就管辖作出裁定，也可以在裁决书中一并作出认定。而在法院诉讼中，通常法院会先作出管辖权裁定，确认是否具有管辖权，不可能在开庭后再决定。

另外，关于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况，实践中存在当事人一方面参与仲裁程序，另一方面同时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对此，法院通常会书面通知当事人，有时会裁定终止审理；若最终认定仲裁机构具有管辖权，则恢复审理；若认定无管辖权，则撤销相关程序。

对代理人来说，这是一种可运用的诉讼技巧——被申请人可借此拖延时间、收集证据，以争取更充分的准备期限。因此需准确把握运用该技巧的具体程序。

若当事人应诉后才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法院将不予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若仲裁机构已就仲裁协议效力作出决定（例如先行出具管辖权裁定），或当事人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仲裁协议效力提出异议（即已参与庭审却未提出异议），此时再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法院将不予受理，即当事人已丧失该权利。若对方在此阶段提出此类申请，另一方代理人可直接提出抗辩。

近期南京仲裁委公布的一起案例，就体现了「放弃仲裁协议后不可撤回」这一核心原则。

撤裁类案件的管辖

当事人以确认仲裁协议无效为由申请法院审查，有时纯粹是拖延时间、收集证据的策略。此类案件的管辖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为：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仲裁协议签订地，或申请人/被申请人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或专门人民法院，其中仲裁机构所在地法院为优选管辖法院。

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

一般需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或仲裁地的法律，同时遵循「有效性优先」原则。

作为代理律师，若代理被申请人或败诉一方，需重点研究《仲裁法（2025年版）》第71条（下同）。对于国内案件，这些规定可直接适用；对于涉外或国际案件，则需参考《纽约公约》及《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在代理案件时，无论是作为被申请人还是被执行人的律师，都应认真比对裁决事项与双方当事人的仲裁请求事项、仲裁协议约定事项，查看是否存在超裁情形。若超裁部分可与其他事项区分，可单独撤销超裁部分，不影响其他有效部分；若无法区分，则需全部撤销。

申请撤销裁决时，被申请人方代理人需注意3个月的期限（注：2025年新修订的仲裁法将原来的6个月缩短为3个月），务必避免错过期限而无法重新仲裁。过去多年，申请撤销裁决的情况非常普遍，甚至有些过多。最高人民法院在撤裁问题上不断提高标准，明确了合法撤裁的理由，要求日益严格。

根据《仲裁法》第71条，国内案件的撤裁理由相对宽泛，包括仲裁庭组成或仲裁程序违法等情形。何种情况构成仲裁庭组成或程序违法从而导致撤裁？

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仲裁庭组成或程序确实违反《仲裁法》、仲裁规则及当事人对仲裁程序的特别约定，方可构成法定程序或组成违法；二是该违法情形必须是实质性地影响了仲裁的公正审理。

也就是说，若某些程序做法表面上违背规则，未必会导致撤裁，只有实质性影响裁决公正审理的，才构成撤裁理由，这是更具实体性的规定。

此外，一方当事人经提示后，明知或应当知道仲裁程序及规则未被遵守的情况也需注意。由于仲裁规则覆盖面广，程序中可能存在违反情形，但如果仲裁庭在开庭时一再征求双方意见，而当事人未提出异议并持续参与，事后不得再以裁决内容存在法律程序违反为由主张权利。例如，若原先约定的异议期限为15天，而当事人在仲裁庭询问后表示同意，后又在第14天就提出异议，这种情况下其主张不会得到支持；若时至事后才提出异议，同样不会被支持，这一规则类似于禁止反言原则。

关于回避

若一方认为某仲裁员与其存在利害关系却未回避，当事人事后以此为由申请撤销裁决时，必须提供确凿证据予以证明，不能仅以口头陈述主张存在某种利害关系。

比如，仅以仲裁员与某机构曾为同事的关系，并不足以构成撤销裁决的理由，需证明该同事关系确实对案件的公正裁决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达到这一举证标准才能被法院认可，成为有效的抗辩或撤裁依据。还有主张未送达文件的情况，比如上一篇文章提到的地址相关问题。

超过审理期限

仲裁机构有明确规则规定何种情形下可申请延期，例如延期3个月、4个月，部分程序甚至可延长至6个月，只要延期理由合理且符合仲裁机构规定的程序，就不构成对仲裁程序的违反。

关于伪造证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主张一方当事人伪造证据时，必须明确指出具体是哪份证据存在伪造。同时需注意，伪造证据与虚假陈述并非同一概念：虚假陈述是对案件事实故意作出虚假误导性陈述，而伪造证据与之性质完全不同，不能仅因认为对方陈述不实，就认定其伪造了证据。

此外，未被仲裁庭采信的证据，无论是否存在伪造，均不构成申请撤销裁决的理由，因为仲裁庭并未将其作为裁决依据；即使有证据证明该证据确系伪造，也依然不能成为撤裁的法定理由。

另外，关于申请人隐瞒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这一问题，也需加以区分：隐瞒证据与隐瞒事实是不同的。隐瞒事实的情况可能普遍存在，但指控对方隐瞒证据必须基于具体情形，不能简单以当事人未陈述某一事实为由认定其隐瞒证据，二者性质完全不同。

所谓「隐瞒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首先该证据必须仅由对方当事人持有；其次，申请人在仲裁过程中不知道对方持有该证据，或曾要求对方出具该证据，抑或仲裁庭已要求对方提供该证据。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能构成「隐瞒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若某一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认定关联不大，且不影响裁决的公正性，则不能认定为「隐瞒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相关主张也不会得到支持。

关于行贿受贿问题亦是如此：指认对方存在行贿受贿行为时，必须以生效的刑事法律文书或相关纪律处分决定为依据，只有在具备这些文件的情况下，才能若要指称对方存在受贿行为，不能仅停留在口头指认层面，这种单一的指认方式是不充分的。

仲裁时效

需特别注意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与技术进出口合同的特殊规定。

我国一般诉讼时效为《民法典》所规定的三年，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的诉讼时效为四年，长于普通诉讼时效，代理此类案件时务必留意这一差异。值得一提的是，《民法典》第198条专门增设了仲裁时效的规定，此前这一概念并不明确，而在《民法典》实施后，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已形成并列关系。

第一百九十八条　法律对仲裁时效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的情况

一方面，在代理涉外案件时，若客户作为胜诉方需要申请执行相关裁决，需启动承认外国仲裁裁决的程序；另一方面，若代理的案件与某一已生效的外国仲裁裁决存在关联，且案件审理需引用该裁决所确认的事项、证据或结论等内容，那么首先也需申请承认该外国仲裁裁决。因为如果该裁决未在中国政府或中国司法体系中得到认可，是不能将其作为证据使用的，对于法院司法体系而言，它仍是域外文书，属于未生效范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的效力。

那么此时应如何确定管辖呢？哪个法院负责受理？此前这些问题并无明确规定。

此前的《民事诉讼法》均仅规定了“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两个管辖依据。2024年1月1日起新施行的《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四条则扩大了范围，规定在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国领域内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向申请人住所地或者与裁决纠纷有适当联系的地点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但此处涉及的并非执行问题，仅为承认裁决效力。

2018年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仲裁司法审查解释》）规定：由受理关联案件的法院或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若关联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则由其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若关联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则由其自行审查或指定审查。

涉外仲裁协议的准据法问题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特别明确：合同本身适用的实体法律不能直接作为判断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必须有双方当事人的明确约定方可适用。

在解释仲裁条款效力时，应遵循仲裁协议有效的优先性原则。即「有效优先」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当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与仲裁地法律对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存在冲突时，应优先适用能使仲裁协议有效的法律，以鼓励和尊重当事人的仲裁意愿。

涉外仲裁裁决的撤裁案件的撤裁理由与国内仲裁案件存在明显差异：

申请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理由中，不包括「伪造证据」「隐瞒证据」以及「仲裁员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这三项情形。需牢记。

具体看上海一中院这篇文章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要点

仲裁请求应考虑执行的便利性

在撰写仲裁请求时，务必充分考虑后续执行问题。执行环节才是客户实现利益的关键。若仲裁裁决的执行内容不明确，导致无法实际执行，将使客户的合法权益因裁决书缺乏可执行性而难以得到保障。

换个角度看，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针对执行内容不明的情况作出了详细规定。哪些情形下会出现执行内容不明呢？

例如，执行内容为交付某特定物，但争议解决过程可能持续一至四年甚至更久，该特定物在此期间可能灭失或毁损。即便你在仲裁中胜诉并拿到裁决，若该物已不存在，而你的请求仍是执行该特定物，那么在撰写仲裁请求时就需意识到：若争议标的或客户利益指向特定标的物，需考虑该物未来可能毁损或大幅贬值的风险（该注意事项不仅适用于仲裁），并提前规划适当的变通方案。

如果在执行阶段出现特定物毁损或大幅贬值的情况，该如何保障自身利益？若未主张某项权益，或主张内容明确指向某特定物，执行部门不可能擅自变更。尽管相关规则提到执行部门或法院可通过赔偿方式变通执行，但这仅为「可以」而非「必须」，部分执行庭可能因原裁决未明确规定而不愿承担风险。因此，执行时只能严格依照仲裁裁决内容。

作为代理律师，撰写仲裁请求时必须预见此类风险：若提前在仲裁请求中明确特定物或其相应价值，问题便能迎刃而解，从而规避风险。

若双方对赔偿数额无法达成一致，法院可能驳回执行申请，这会带来极大麻烦。实践中，合同履行过程可能出现障碍导致合同无法继续，此时仲裁请求若仅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到了执行阶段（可能已过去两三年）便会陷入困境。执行庭无法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哪些部分已履行、哪些未履行，履行的时间、利息及损失等均不清晰。他们既无义务也无能力对此进行实体审查，若执行庭不愿配合，可能直接终结执行程序，要求当事人重新起诉或仲裁，导致当事人空耗成本却无实际结果。因此，撰写仲裁请求时需特别注意「继续履行」的表述风险：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律文书需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否则法院可驳回执行申请。

若必须主张继续履行，需清晰写明具体权利义务、履行方式、期限、主体及救济措施，才能有效保护当事人利益。此外，权利义务主体不明、给付金额不清、交付物不明确、兑现标准模糊等情形，均可能导致执行终结，浪费整个仲裁执行程序。

务求专业印象

作为代理律师，需坚守两个原则：一是用心方能获得回报，二是不用心必然付出代价。因为用心与不用心会体现在诸多细节中，最终可能导致仲裁结果的天壤之别。

文件格式的规范准备尤为重要。尽量细致打磨，格式、大小写、主体前后名称、名称简写，逻辑表述，等等，都要注意。这些看似细微的问题，却会传递出准备不充分、态度马虎的信号。

此外，字体大小忽大忽小，文件形式混杂手写与打印，且修改痕迹凌乱，种种细节都反映出律师在文件准备上的用心不足，极易给仲裁庭留下负面印象。

为何这种印象如此关键？或者说，文件格式这类「小问题」为何需要特别重视？资深仲裁员往往会形成这样的判断：若一方当事人在事实层面明显缺乏理据，其常用策略便是「搅浑水」——陈述前后矛盾、逻辑混乱，试图通过制造认知障碍干扰仲裁进程。

而代理律师提交的文件若存在表述不一致、细节混乱等问题，仲裁员会倾向于两种解读：要么是律师工作态度敷衍、粗心大意，要么是故意为之。若属后者，很可能是当事人因自身陈述存在矛盾，为拖延时间、混淆视听而迫使律师为之，律师即便无奈也只能照办。一旦仲裁员形成这种负面印象，裁决结果自然难以对己方有利，最终吃亏的还是当事人。

退一步说，即便当事人本身有理有据，但若因代理工作粗糙、疏忽导致文件混乱，引发的责任便十分重大。因此，绝不能给仲裁庭留下这种不良印象。虽然这种印象本身并非案件的核心争议点，但作为代理人，仍需高度重视。

此外，庭审过程中，代理人务必自行制作庭审笔录。尽管北仲、贸仲、上国仲、深圳国际仲裁院等领先仲裁机构配备了专业速录员，能精准记录庭审发言，但自行笔录仍不可或缺。若仲裁庭允许多名代理人出庭，团队内部至少需两人分工协作：一人主发言时，另一人必须专注记录，尤其要单独列明仲裁庭提出的问题及对方的质疑。无论是当庭回应还是后续撰写代理意见，这些记录都是关键依据，能确保不遗漏任何重要问题。

庭审中，仲裁庭可能会当庭询问是否需要补充回应，若仅靠单人应对，代理人可能因忙于组织语言而无暇记录或查阅资料，此时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专人记录能避免因专注下一个论点而遗忘关键问题。

无论仲裁机构的速录记录多么全面，自行制作的笔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只有代理人能精准标记案件重点，这对后续工作至关重要。当然，这种细致处理主要针对复杂案件，简单案件则无需如此。

比如相对复杂的建工类案件，免不了提交大量资料、尤其是启动多次鉴定与异议程序的，更是文件往来频繁。即便案件仅持续一年，很多细节也可能被遗忘，因此复杂案件的代理人有必要制作「案件时间线」。

虽然仲裁庭会记录程序进展，但这些信息通常仅在最终裁决中体现，若代理人未自行梳理，很容易在回应时缺乏针对性，甚至混淆程序阶段。无论是对方提交了什么材料，还是我方提交了哪些材料、提交时间是什么，都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被遗忘。因此，己方团队务必建立一份备忘录，详细记录每日的材料提交情况，比如我方在哪一天提交了什么、对方在哪一天提交了什么、收到过哪些材料等，同时也要记录我方提出的各项要求和请求。

另外，向仲裁庭提交的文件，一定要打印一份备份留存。因为时间一久，很容易忘记某份文件的提交时间，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提交过。这些细节都可能被忽略，所以在向仲裁庭提交文件时，最好同步打印一份留给自己，并标注清楚提交日期。仲裁庭收到文件后通常会有记录，但己方提交的文件仍需特别注意保存，这样就能避免遗忘。

此外，提交材料时务必附上函件。很多当事人提交材料时，只是简单地将材料寄给仲裁庭，却忽略了一个问题：首席仲裁员可能在两年后才撰写裁决，届时甚至可能分不清材料是我方提交的还是对方提交的。这就是为什么提交材料时要明确标注己方身份——比如注明是哪一方、是否为申请人，以及提交时间。毕竟到了最后阶段，仲裁员在两年后整理材料时，面对一堆文件可能完全无法分辨归属。如果我方提交了一份对案件至关重要的文件，仲裁庭却误以为是对方提交的，或者根本记不起是谁提交的，就可能给我方造成损失。因此，需要附上一份「cover letter」（附函），写明当天提交的文件清单。因为如果只是简单提交文件，半年后很可能记不清具体提交了几份。

仲裁秘书同时处理多个案件，难免会出现疏漏。一位秘书可能同时负责30个、40个甚至100个案件，文件混淆的情况并不少见。作为仲裁员，有时也会遇到资料丢失或重复的问题。所以，每份文件都要做好标注，并附上函件说明当天提交的文件内容。比如半年后若发现文件缺失，留存的函件就能作为凭据，证明当时提交了四份文件，而非没有记录。

如何制作证据目录

由于仲裁程序的时限要求非常严格，一定要及时更新。比如第一次提交证据时，申请人可能提交了5份文件，但庭审结束后可能增加到11份，此时原有的证据目录就不再适用，必须制定新的目录，确保内容清晰，方便仲裁庭审阅。

同时，一定要主动整理己方的焦点问题，不能被动等待仲裁庭总结。毕竟仲裁庭总结的焦点问题可能不完全贴合我方立场。因此在庭审前及过程中，要动态更新和整理己方的焦点问题。在辩论环节，确保这些问题逐一覆盖，而不完全按仲裁庭指引展开，因为仲裁庭可能会忽略对我方重要的问题。务必整理己方的焦点问题并及时更新。

另外，提交的文件需打印页码，方便查找和发现缺失文件。同时，关注仲裁庭的提问，特别是首席仲裁员的提问，往往意义重大。尽量将事实性内容可视化，有助于清晰表达观点和支撑己方立场。

在辩论或最后陈述环节，假设我方有8项焦点问题，陈述完后最好视情况回顾。因为当提到第6个点时，对方可能已忘记第一个，人的记忆有限，需要重新回顾。仲裁庭也是由人构成，他们会疲劳、粗心和遗忘，需从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

因仲裁庭准备情况不一，首席仲裁员通常准备充分，但边裁未必。因此，必要时应在最后总结时重申焦点问题。例如，可以说「综上，我方的核心焦点问题是123……」以引起仲裁庭的注意，并表明我方对所有焦点问题的回应。

此外，庭后程序安排也需重视。国内案件的重点问题往往在庭后才会显现。例如，有些当事人延迟提交重要证据，或前期事实陈述不详，这些仅在庭审结束后才清楚。因此，必须重视庭后程序的规划，并严格遵守期限，避免错过关键节点。

此外，案件审理还涉及「进与退」的把握：作为代理人，核心问题应坚定立场，程序中的重要问题必须毫不让步，自信提出；但对可有可无的事项则应适可而止，管理好情绪，学会收敛，避免与仲裁员的直接冲突。

写在最后

本文是基于最近参与的十多个仲裁庭审做的一个学习、总结。我总体的感受是，商事仲裁与诉讼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由于是舶来品，仍有不少特殊之处需关注。本文以我遇到过的问题为基础，力求总结全面，但对于商事仲裁这个庞杂的体系而言，尚有很多问题等待深挖，故难免挂一漏万。最后贴一篇文章发出前最新刷到的动态，以飨读者：“港资港仲裁”司法审查第一案诞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