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策原文

二、小毛笔记

第八条明确了增值税的计税方法，应该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税，而一般计税方法采用的是销项税额-进项税额的方式来计算应纳税额，但是如果有另外规定的除外。属于一般规定，而实施条例补充了，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纳税人为一般纳税人。

除了一般纳税人，还有一个身份是小规模纳税人，采用的是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逻辑应该是增值税应该按照一般计税方式，即销项税额-进项税额来计算，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形，小规模纳税人是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那么为了方便区分，咱们原来的那个一般方式也取个名吧，干脆就叫一般纳税人。

所以实际上应该是计税方式的不同，导致了身份的不同。但实务中为了方便理解，一般主语都会说一般纳税人适用一般计税方式，特殊的可以适用简易计税方式；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简易计税。

而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天然气增值税的计税方法等，跟身份没直接关系，国务院单独出台政策文件执行。

小规模纳税人指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未超过五百万元的纳税人。

【未超过】意思是可以包含本数，不论你的销售额是499.99万还是500万，你都是小规模纳税人。但一旦超过500万一毛钱，你就需要变成一般纳税人。

但后面还有一条，这五百万的金额，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就算超过了，有两类人也不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

1、自然人。2、不经常发生应税交易且主要业务不属于应税交易范围的非企业单位，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

一般纳税人实行登记制度，小规模健全的可以自行登记，或者销售额超过500万的，也要登记，有效期均为超期的当月。登记后，不得再转回小规模纳税人，1月1号出台的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2号已经详细讲了这个事，这里暂时不做展开。

这两条思维导图如下：

（一）变化

1、500万标准法定化

以前 500 万是财税部门根据经济形势“相机抉择”的产物。现在写入《增值税法》第九条，它就从“行政调控工具”变成了“法定民权”。

法律级别的提升，意味着除非修法或由国务院按程序报人大常委会备案，否则谁也动不了这 500 万。

这给了企业长期的确定性预期。企业在做多品牌运营或分拆业务时，不必担心明年政策门槛突然收缩导致成本失控。

2、明确自然人是小规模纳税人

旧政策中“其他个人”与“个体工商户”的界限在实务中偶有重叠。

条例第七条直接定义“自然人属于小规模纳税人”。

这是一种身份归位的减负。它承认了自然人（纯个人）不具备维护完整抵扣链条的能力，无论交易额多大，都按简易计税锁定税负，彻底斩断了“被动转一般纳税人”的焦虑。

3、明确一般纳税人无法转回小规模纳税人

36 号文时期曾留过“总局另有规定”的口子。新条例第三十六条则明确“不得转为小规模纳税人”。

这确立了“诚实登记原则”。如果你为了抵扣进项或接大单而选择了“一般纳税人”，你就必须承担后续所有的合规责任，不能在业务萎缩时再跳回小规模去吃简易计税的红利。

这一变化实际上是国家在回收身份灵活性，倒逼企业在登记前必须进行精准的 3-5 年税负模型测算。

4、小规模纳税人转一般纳税人的时间点变了

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自“超过标准的当期起”计算，而不是次月或认定期后。

这是一种“触发即生效”的逻辑。

它不仅要求财务事后核算，更要求业务端实时监控。这种变化消除了因登记时点滞后而产生的“低税率补税”风险，但也对集团的财税实时化管理提出了极高要求。

2026年2号公告对此有详细的解释。

（二）思考

1、为什么法律要强调一般计税是“原则”

因为增值税的“灵魂”是抵扣。如果大家都搞简易计税，增值税就退化成了营业税，会出现严重的重复征税。

法律定这个“原则”，是为了通过一般纳税人的身份，把所有企业都“焊”在一个闭环的抵扣链条里。你为了抵扣，就必须管上游要票，上游为了开票就必须合规。这其实是国家利用企业之间的利益博弈，实现的一种全社会的自动监管。

2、为什么强调“会计核算健全”才能转一般纳税人？

这是身份转换的“投名状”。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对账务的要求极高，进项、销项、留抵、转出，错一点就是流失税款。

国家在做风险筛选。如果你连账都做不平，国家就不敢让你进“抵扣阵营”，怕你把抵扣链条玩坏了（比如虚开发票）。这本质上是将税务局的监控压力，转嫁成了企业的财税合规成本。

3、为什么是500万？

这是管理效能的“平衡点”。 标准定太高，税源流失；定太低，征管成本太高（管小微企业不划算）。

500万是一个“职业化”的门槛。年销售额过了500万，通常意味着你已经脱离了“作坊”阶段，有能力聘请专业会计，也有规模去对冲合规成本。它是法律划分“业余选手”和“职业选手”的金标尺。

4、为什么有简易计税，简易计税一定好吗？

增值税的理想是“环环相扣”，但现实中有很多行业的进项是天然缺失的。

比如建筑工人领工资（人工费没发票）、农民卖农产品（没发票）、个体户收旧货。如果强制这些行业按一般计税（13%或9%），因为没有进项抵扣，他们就要按全额交税。

简易计税本质上是国家承认了“抵扣链条在这些地方断了”。为了不让这些行业被税负压死，给他们一个低税率（1%或3%），相当于“默认”了你有一大部分成本，只是不让你费劲去拿票了。

而简易计税不一定划算，它历来都不是优惠。

⁠为什么不一定好：

无法抵扣进项税：简易计税按征收率（3%或5%）全额计税，不能抵扣任何进项

可能比一般计税交税更多：如果企业有大量可抵扣的进项（如采购、费用等），一般计税方式可能税负更低

例如：建筑企业如果有大量材料采购和分包支出，一般计税（9%税率但可抵扣）可能比简易计税（3%但不能抵扣）更划算

什么情况简易计税可能有利：

1、进项很少或无法取得专票的行业

2、利润率极高的轻资产业务

3、特定的过渡性项目（如2016年前的老项目）

所以要具体计算比较，不能想当然认为征收率低就一定划算！

5、为什么简易计税不是销售额×征收率，而是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

（1）为“差额计税”留出法定的呼吸空间

并不是所有简易计税都是拿“全额”去乘征收率的。比如建筑劳务派遣、安保服务、或者转让 2016 年之前取得的不动产。这些业务在简易计税下，往往允许扣除一部分代收代付的费用（如工资、社保或不动产原值）。如果法条写死为销售额×征收率，那么“销售额”到底指扣除前的还是扣除后的？这会产生法律定义上的混乱。现在写“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就给了实施条例和配套政策一个口子：允许在计算应纳税额之前，先对销售额进行法定的“差额扣除”。这让简易计税从一个“死公式”变成了一个“活程序”。

（2）兼容“起征点”与“减免税”的逻辑嵌套

逻辑：简易计税并不等于最后一定要交钱。场景： 比如针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免税政策（月销售额 10万以下免征）。如果写成公式，只要有销售额就有税额。而改成“计算”，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完整的计税过程：先确定销售额（含差额扣除）→对应征收率 →考虑起征点或减免优惠→最后得出应纳税额。这不仅是数学问题，更是法律程序的完整性。

（3）彻底切断“含税价”直接乘倍数的惯性

基层财务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拿客户给的“含税价”直接乘以3%。旧法公式容易产生“销售额即总额”的幻觉。

现在的表述实际上是在法律程序上强加了一个“前置动作”：你必须先根据第七条把含税总价里的税抠出来，得到真正的“销售额”，然后再去匹配“征收率”。这种描述更符合增值税作为价外税的法理逻辑顺序。

6、为什么要堵死一般纳税人转回小规模的路

为了防止“税收季节性套利”。以前有企业在进项大的年份转一般人（拿抵扣），在销项大的年份想转回小规模（拿低征收率）。

法律要求纳税人对商业选择“终身负责”。既然你享受了一般纳税人的抵扣权，就得承担后续的合规义务。这个“不可逆”是维护税制稳定性的硬性补丁。

7、什么叫非企业单位

首先排除了个人，而自然人已经单独列了，所以个体工商户，如果超了，也得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所以只有单位，而且是非企业的单位。

单位包括：企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组织及其他单位。 根据《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GB 32100-2015）、《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都有对非企业单位的具体界定。

也就是那群“不以卖货为生，但偶尔卖货”的组织。 比如行政机关、协会、学校、慈善组织。

法律给他们保留小规模身份，是因为他们的核心职能不是商业，强制他们建立复杂的增值税抵扣体系不符合“行政成本效益原则”。这是一种针对非营利组织的“司法柔性”。

但前提是不经常发生应税交易且主要业务不属于应税交易范围，才能选择小规模纳税人。

8、为什么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天然气增值税要单独做计税方式

这是“国家战略”对“普遍税制”的修正。 海洋油气开采投入极巨、风险极高，且涉及大量的跨国合作合同。

这些项目通常有长期的国际协议保护，税负相对固定。为了维护国际信誉和国家能源安全，法律必须在增值税的“大一统”里给它们留个“特殊特区”。

（三）实务

1、业务端：500万临界点企业

销售额快到 500 万的初创公司或子公司

因为“当期起”就得变一般纳税人，而且“不得转回”，这就要求财务部必须介入业务前端。

以前财务是月底结账，现在得搞“周报”甚至“日报”。如果 11 月 20 号销售额已经 490 万了，最后这 10 万的合同签不签、票什么时候开，直接决定了公司未来几年的税负模型。一旦这笔单子下去导致“当期”破了 500 万，你就被强制锁死在一般计税里了。

财务不再是事后记账，而是变成了业务的“调速器”。

而且已经出台的2号公告的追溯调整制度，非常之恐怖，推荐下何博的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