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人格结构与人格障碍的区别；理解气质的重要性》
一、人格差异与心理治疗的关系：人们在生命初期会认为他人与自己相似，但逐渐认识到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动机、感受、解释、价值观和对世界的理解。每个来访都是独特的，治疗师需要适应病人的人格特点，同时保持真实的自我，发展出符合自己个性的工作方式。心理治疗效果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治疗师和病人的人格特点，二是心理治疗中的咨访关系。
二、人格类型发展成人格障碍三个关键因素：僵化性、原始性和破坏性。这三个标准共同构成了人格障碍的诊断依据。27-28 位心理健康专家（含精神科医生）以专业视角分析特朗普的行为模式，认为其符合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
1. 极度僵化性：指个体适应环境变化的心理能力严重受损，其思维、情感和行为模式如同一条无法变轨的“单行道”。如严格按自定时间表生活的人，朋友临时约见会引发强烈焦虑或愤怒，即使无事也拒绝调整，如同列车无法变轨。
2. 极端原始性：指个体的心理防御机制和情绪调节能力退行到早期（如婴儿或儿童期）的发展水平。表现为采用“非黑即白”、“分裂”等原始思维，以及情绪上的瞬间爆发、无法延迟满足或承受任何挫折。遇到挫折时立即摔砸物品、尖叫辱骂，像幼儿般用失控宣泄情绪，而非沟通解决。
3. 对他人破坏性：是一种稳定、持久且常常是无意识或漠不关心的人际关系模式。其核心是 “功能利用” 和 “情感剥削” 。如：习惯性利用亲友同情获取利益，不断编造悲惨故事索取钱财，明知对方拮据仍持续榨取。
三、婴儿气质的先天性与多样性表现
气质指婴儿与生俱来的世界体验方式，不同于传统认为的人格完全由后天塑造的观点。研究表明婴儿在出生时就存在多方面的显著差异。这些差异部分源于遗传因素，子女会继承父母的某些生物倾向；但另一些气质特征则与子宫内经历相关，如母亲孕期压力导致的糖皮质激素水平升高会使胎儿对刺激更敏感。即便这些非遗传的气质特征也具有持久性，成为人格的固定组成部分。
养育方式与气质特征的匹配原则
优质养育的关键在于父母能及时识别并适应孩子的独特气质，这与在咨访关系中，咨询师及时的识别并适应来访的气质是一致的。父母需要观察了解孩子的个体差异，采取针对性的养育策略。例如对于难以安抚的孩子，父母需要学习特定的安抚技巧，这与治疗师需要针对不同人格患者调整治疗方法同理。
这一理论取代了几百年前心理学界认为婴儿是一张“白板”的理念。现代观点认为养育效果不仅仅取决于父母的"好坏"，还在于养育方式与孩子气质的匹配程度。
如果在这部分停下来，讨论这一理论对现在父母养育提供怎样的思路？
1.从“改造孩子”到“读懂孩子”：父母角色转型
孩子并非白纸，而是带着内在蓝图的生命。父母的根本任务，从强行涂改这幅蓝图，变为先认识孩子是谁，观察孩子的情绪反应模式、适应新环境的速度、面对挫折的应对风格等，像咨询师倾听来访者一样，不带预设地理解孩子的天性。
放下“你应该如何”的期待，转向“你原来是这样的”的好奇。比如一个天生敏感退缩的孩子，需要的不是被推着“大胆一点”，而是父母先接纳他的谨慎，再逐步提供安全的挑战。
多说一句，在“扬长”和“补短”中应该选择的是“扬长”。当然，个人观点而已。
2.匹配而非评判：养育的核心是“匹配度”
将养育效果归因于“父母好坏”，容易引发焦虑与自责；而理解为“匹配与否”，则把问题转化为可调整的技术性挑战。可能，本就没有唯一正确的养育法，只有与特定孩子相契合的养育法。父母需要克制照搬他人或自身成长经验的冲动，孩子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如何做。
3.解放父母，告别完美主义
父母可由此从“全知全能的神坛”走下来，成为孩子真实可学的“同行者”：会犯错，但愿意反思；未必永远正确，但始终努力理解。从父母自我照料的角度出发，父母最需要做的是——放过自己！当然，在咨询室中，见过太多太多······父母。
放过自己不代表可以为所欲为，而是指不需要成为完美的父母，只需要成为一个持续学习、保持真诚、愿意与这个独特的孩子并肩成长的“人”。
第二讲：《依恋模式、临床与防御模式》
一、依恋理论的发展背景与研究基础
这部分的知识学了好多年，之前一直在思考如何依据此理论指导家庭教育的工作，但部分家校对接让我觉得：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因果，不强求干涉别人的因果也是一种解决方式。
言归正传，回到依恋理论的部分。依恋理论由英国精神分析师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但当时的主流理论为“喂养决定论”。二战期间，许多儿童因与父母分离出现心理问题，鲍尔比受世界卫生组织委托研究孤儿院儿童，发现早期分离对儿童发展的破坏性影响，这成为依恋理论的关键推动时间节点。
鲍尔比认为：个体基于早期依恋经验形成对自我、他人及人际关系的认知框架，影响未来社会交往。1958年，哈洛的恒河猴实验证明接触安慰（绒布妈妈）比食物供给更能形成依恋，支持鲍尔比的理论。1978年，安斯沃思的陌生情境实验，实验者通过观察婴幼儿与母亲分离、重聚时的反应，将依恋分为安全型、回避型、矛盾型（后扩充为混乱型）。
安全型、回避型和矛盾型三种依恋类型，在课程中，南希奶奶主要讲了回避型依恋类型的表现形式及家庭成因。
二、回避型依恋类型的表现形式及家庭成因
回避型依恋的核心特征是刻意抑制亲密感和情感表达，强调独立和自给自足，以防御因被拒绝而产生的痛苦。研究显示，有两种家庭环境容易导致儿童形成回避型依恋模式。
第一，父母会推动儿童过早独立，表现为拒绝儿童正常的依赖需求，例如要求儿童“别用你的需求打扰我们，自己去玩”。这种态度会让儿童感到自己的需求不被父母接纳，甚至认为父母拒绝了自己的爱。
第二，父母过度卷入儿童的生活，导致儿童感到窒息和空间被侵占。这种养育方式会使儿童通过表现出“不需要父母”的行为来反抗持续的控制，从而形成回避型依恋。回避型依恋的个体在情绪困扰时倾向于疏离他人而非寻求亲近，尤其在心理治疗中，他们强烈抗拒治疗师过快的安慰或侵入，这与童年被过度干预的经历直接相关。部分回避型依恋者可能发展为分裂型人格障碍，在治疗中需要更多空间而非亲密支持。
回避型依恋婴儿的原始逻辑是：“我向我最重要的亲人寻求安慰和连接，但他们总是让我失望或拒绝我。这种被拒绝的痛苦太深刻了。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再去寻求，假装我不需要他们，转而依靠自己。这样，我就不会再受到伤害。”久而久之，这种策略被内化为一种自动化的、关乎自我与他人关系的内部工作模式：“我是只能依靠自己的，他人是不可靠、不可及的。亲密和依赖是危险且无益的。”
治愈回避型依恋的良药，是提供一种截然相反的关系经验：让孩子的脆弱不再被拒之门外，而是被温和，但有边界的接纳。这不仅是教育方法，更是关系本质的重建——从“我必须独自强大”到“我们彼此联结，但仍可独立”。
三、紊乱型依恋类型的表现形式及家庭成因
南希奶奶还讲了第四种依恋类型——紊乱型依恋，这种依恋是指儿童将照顾者同时视为安全来源和恐惧对象，表现出矛盾行为（如一边紧抱母亲一边攻击她）。紊乱型依恋常见于极端边缘型人格患者，他们在治疗中呈现强烈冲突：既贬低治疗师“毫无用处”，又将其视为唯一救赎者，传递混杂信息。治疗师常因此经历严重耗竭和反移情，此时此刻，能够识别并理解来访的依恋模式则至关重要，咨询师通过理解对方的依恋模式将自己从混乱的状态中拉出来。
紊乱型依恋直接源于照顾者自身未解决的创伤与恐惧，其养育环境充满无法预测的威胁性。
紊乱型依恋揭示了早期关系的极端破坏性，其教育启示核心在于中断创伤的代际传递，为混乱的孩子提供可预测的秩序与安全的修复性体验。
1.家长必须先处理自身“未解决的创伤”。自我疗愈是养育的前提。家长必须通过专业治疗处理自身的创伤、恐惧和混乱，打破“将孩子作为恐惧投射对象”的无意识循环。一个稳定的成人，才能成为孩子混乱世界的“锚点”。
2.提供“可预测性”与”一致性”以重建秩序。用稳定的日常生活节奏、清晰一致的规则为孩子创造一个外部“秩序框架”。当内在世界混乱时，外在的可预测性能提供基础安全感。每一次说到做到、情绪平稳的互动，都是一次修复。
3.在“暴风雨”中担任“平静的见证者”与“调节器”。当孩子情绪崩溃或行为混乱时，家长的首要任务不是惩罚或说教，而是保持自身情绪稳定，用平静的存在和语言为孩子命名、涵容那些无法承受的感受（“你刚刚非常害怕”、“我在这里陪着你”），逐步教会孩子情绪调节。
伤痕累累的家庭在风雨中本就摇摇欲坠，这段路注定难走，注定需要几代人在黑暗中不断地摸索······
四、依恋模式的稳定性与改变条件
成人依恋研究发现，儿童期的依恋风格具有高度稳定性。例如，3岁时表现为回避型的个体，43岁时仍可能通过成人依恋问卷测得相同模式。但研究者提出也有改变的可能。条件之一：持续5年以上的积极婚姻或伴侣关系。这段关系带来的滋养会重新修复早年的创伤及依恋模式。在美国有一句流传较广的话：“一半的精神科病人来看医生是因为他们结婚了 —— 另一半是因为他们没结婚。”
条件之二是密集心理治疗，两年后可能依恋安全性提升。
五、人格连续谱与临床理解的三个维度
人格在临床实践中被理解为连续谱，而非简单的“有”或“无”特质。治疗师从三个维度定义人格：首先，人格是健康到紊乱的连续状态；其次，每个人都具备所有人格特质的某些方面，差异在于程度而非存在与否；第三，理解人格的核心在于识别潜意识的主题、冲突或张力，而非表面特质。例如，强迫型人格者可能在某些领域极度有序，而在其他方面混乱，其核心矛盾是控制与失控的冲突。分裂型人格者既渴望亲密又抗拒亲近，表现为亲密与疏远的动态平衡。偏执型人格者并非单纯不信任他人，而是在信任与怀疑间存在深刻矛盾，甚至可能过度信任权威人物。自恋型人格者不仅表现出傲慢，还对批评极度敏感，其核心是自尊的膨胀与脆弱之间的张力。
六、人格差异的本质与心理治疗目标
人格差异的本质不在于特质的“有无”，而在于个体围绕特定对立主题的心理组织方式
分裂型关注亲密与疏远
自恋型聚焦自尊调节
强迫型纠结控制与失控
偏执型围绕信任与怀疑
癔症型处理性别/权力/性冲突
心理治疗的目标并非改变人格类型，而是帮助个体在其既有类型上达到更健康的功能状态。例如，使自恋者减少对评价的依赖，或帮助强迫型者平衡控制需求。
七、文化与人格类型的互动
人格类型的形成与文化互动有关，即一个人如何被养育。作者的书籍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因此可以从不同国家的治疗师那里了解文化对国家、对人的影响。例如，意大利的治疗师认为他们的文化更倾向于癔症性，瑞典的文化特点是偏分裂型，俄罗斯是受虐型，澳大利亚是抗拒依赖型，新加坡是强迫型。这不是病理的方式，文化倾向于对人格类型进行塑造和影响，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人格类型是典型且正常的。
第三讲：《认知、情感、动机模式、关系中的自体与自体的定义》
一、情感防御机制的基本概念与分类
情感防御机制是个体应对焦虑、羞耻、悲伤、恐惧等痛苦情感的无意识策略，始于婴幼儿时期，以避免自我被情感淹没。这些机制本身并非问题，但其使用方式决定其适应性。
常见防御如理智化，即以抽象思维替代情感体验，帮助人在混乱中维持稳定。然而，当防御机制呈现以下两种形态时，易导致心理与生活功能的受限：一是僵化重复，不分情境地使用同一种防御；二是持续依赖原始而非成熟的防御方式。
如：
情感隔离者可能如机器般生活，将一切体验转化为义务；
回避者虽具备能力，却因焦虑自我禁锢，缩小生活半径；
躯体化者则将心理压力转化为身体症状，以疾病表达无法言说的痛苦。
早期精神分析认为，心理健康体现在能灵活运用多种防御。后续观察进一步揭示，真正困扰个体的往往不是防御的单一性，而是退行至幼稚的原始防御模式。健康心理结构应兼具原始与成熟防御，并能根据情境调节。
几种典型原始防御机制：
退缩个体以彻底退回内心幻想来应对压力，远离现实世界。婴儿通过睡眠逃避过度刺激，分裂样个体亦常沉浸于孤立幻想，切断与外界的联系。
否认拒绝接受难以承受的现实。短暂否认是自然反应，但长期滞留其中会阻碍适应与哀悼。例如丧失子女者无法完成哀悼，或物质成瘾者拒绝承认问题。躁狂状态也常以情感高涨掩盖未被处理的悲伤。
全能控制幻想自己拥有绝对力量来控制现实。此防御多见于严重心理障碍者，也常见于早年经历虐待或不可靠照顾者的儿童——他们通过心理上的“全能感”补偿现实中的无助。精神病性妄想中的自大妄想或替罪倾向，皆是此种防御的体现。
这些原始防御虽能短时缓冲痛苦，却往往阻碍真实情感的表达与整合，长期使用将压缩生命的丰富性与适应性。真正的心理成长，包含对自身防御模式的觉察，并逐步发展更具适应性的应对方式。
二、精神病防御机制的特征
在精神病性妄想的病人身上，可以看到他们所采取的全能控制防御机制，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上帝或拥有绝对权力的存在，以抵御内心深处的无助、恐惧与破碎感。
形成背景：这种防御模式常见于早期环境严重失效的个体。若儿童成长于虐待、忽视或情绪极度不稳定的家庭，养育者既不可依靠亦不可预测，孩子便难以形成健康的情感依附与基本的信任感。为了生存，他们可能过早放弃依赖他人，转而发展出一种“只能依靠自己，且自己必须强大到足以控制一切”的信念系统。这种心理位置虽在早年具有适应性，却阻碍了其后现实感知能力与人际能力的发展。
临床案例：一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男性患者坚持认为自己是“宇宙法则的制定者”，能够通过意念改变天气。在治疗中逐渐发现，他的童年充满父亲的暴力与母亲的冷漠，在极度无助的童年期，他常幻想自己拥有超能力来阻止家庭冲突。成年后，在压力情境下，这种幻想固化为牢固的全能妄想。
三、投射性认同的概念与表现
投射性认同是精神动力绕不过去的坎，之前刻意学习过一段时间，山路十八弯的绕到出口。
投射性认同是一种复杂而具有强迫性的人际防御机制。个体不仅将自己无法承受的情感、冲动或自我部分无意识地“投射”到他人身上，更会通过其言行持续地、隐秘地引导对方，使对方最终真的如其所“投射”的那样去感受和行动，从而在人际互动中“证实”其内心恐惧或信念的真实性。这构成了一个封闭的、自我验证的人际循环。
其核心在于，个体无法在心理上区分内在幻想与外在现实。他们并非单纯地误解他人，而是主动地塑造关系，使外在现实符合其内在心理剧本。这一过程通常完全处于潜意识层面，个体对此缺乏觉察，并坚信对方的反应是独立产生的。
在心理咨询中，最重要的是咨询师能够借助自身的反移情感受（如被诱导出的愤怒、无能感或过度拯救的冲动）作为线索，识别出这一互动模式。
四、分裂防御机制的定义与表现
分裂的概念：分裂是一种原始的防御机制，表现为个体将自我或他人极端划分为“全好”或“全坏”两种对立类别，无法容纳矛盾共存的心理现实。它源于早期心理发展阶段，是个体在无法整合复杂情感与认知时，为缓解内在冲突所采取的一种简化策略。
分裂的发展过程及表现：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分裂是认知与情感发展的自然阶段。儿童常以非黑即白的方式理解世界，例如将父母一方视为“完全好”、另一方视为“完全坏”。随着心智成熟，大多数人逐渐能够接纳自己与他人的多面性，认识到善良与缺点可以共存，并承受情感上的矛盾与不确定性。
然而，若个体长期依赖分裂机制，则可能阻碍心理整合能力的形成。在临床中，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尤为典型，他们可能在瞬间将治疗师视为“全然关心自己”的拯救者，下一刻又因其细微疏忽而将其贬为“彻底冷漠”的迫害者。这种极端摇摆不仅破坏治疗关系，也加剧个体的心理动荡。
分裂的影响因素：分裂在恐惧与压力情境下会被强化。当个体感到安全受威胁或内心混乱时，明确区分“好与坏”能带来暂时的控制感与确定性。例如，在重大社会创伤后，公众舆论常迅速将事件简化为“正义对邪恶”的叙事，如九一一事件后出现的“善良国家”与“邪恶轴心”的二元对立。这种集体层面的分裂虽能短期内凝聚群体认同，却会抑制理性讨论，加深社会对立。
在系统层面，分裂同样具有破坏性。例如在精神病院环境中，病人可能将医护人员分为“好团队”与“坏团队”，这种投射性认同可能导致工作人员内部产生实际分歧与冲突，从而影响照护的整体性与连贯性。
分裂的核心困境在于“整合失败”——个体难以将矛盾的情感、认知与经验融合为统一而复杂的整体。这阻碍了深层次的人际联结，也限制了个人心理的成长与适应能力。因此，在心理治疗中，尤其是针对人格障碍的治疗，帮助患者识别、理解并逐渐克服分裂模式，促进情感与认知的整合，往往是疗愈的关键方向。
五、躯体化、付诸行动与性欲化的防御机制
躯体化、付诸行动和性欲化是三种原始的防御机制，本质是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感转化为身体反应、行为或性议题。常见于儿童、创伤或人格障碍者，若长期依赖会阻碍成熟心理能力的发展。如，儿童可能生病或表现出叛逆行为。成人可能通过性欲化来表达情感。
这三种防御是情感表达的“身体通道”——当言语失效，情绪便转化为病症、行动或性欲。引导来访用语言表达出内在的情绪则至关重要。
六、极端解离的定义与表现
极端解离是一种原始的防御机制，与创伤经历密切相关。轻度解离是普遍的，如开车时的“高速公路催眠”，个体不记得行驶过程。极端解离表现为个体丧失自我连续性，如在解离性身份障碍中，个体可能有多个自我状态，彼此不交流。这些自我状态可能导致健忘或记忆缺失，个体不记得自己几小时前的行为。极端解离的核心是个体无法整合自我和经历，导致心理功能的碎片化。解离性身份障碍是最极端的表现，个体的不同自我状态可能具有不同的记忆、情感和行为模式。极端解离的严重程度与创伤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相关，越严重的创伤，解离表现越强烈。治疗的目标是帮助个体整合自我状态，恢复心理功能的连续性。解离机制在创伤后应激障碍和解离性障碍患者中尤为常见，是治疗中需要重点关注的现象。解离的核心问题在于个体无法处理创伤经历，转而通过心理分离来应对。这种机制虽然短期内可以减轻痛苦，但长期会损害心理功能和社会适应。
七、成熟防御机制的类型与特点
成熟防御机制是心理调适的高级形式，个体通过认知与情感的主动调节应对压力，具有适应性、灵活性及对现实功能的维护性。与原始机制相比，它们更依赖语言、象征与整合能力，常见于心理更健康的个体，也是心理治疗中致力于发展的方向。
成熟防御的本质，是心理系统在压力下主动进行的认知－情感重构。它不消除冲突，而是将其转化为可处理、可表达、甚至可创造的形式。个体通过这些机制保持内在连续性、社会关系与日常功能，其有效性取决于自我觉察与心理灵活度。在治疗中，引导来访识别并优化这些机制，往往比单纯消除防御更有建设意义——因为这实则是在巩固一种成熟的存在能力：与复杂情感共存，并以整合的姿态面对世界。
八、解离与隔离防御机制的探讨
解离是心理防御的基础机制之一，指个体在意识、记忆、身份或感知上出现分离，以逃避难以承受的心理内容。隔离可被视为解离在情感维度的表现——个体将情感从认知体验中剥离，能够描述情绪但无法真切感受。
隔离是情感的解离，付诸行动是行为的解离，压抑是知识的解离，躯体化是身体层面的解离表现。
解离并非全或无的现象，而是一个从日常适应到病理状态的连续谱系。轻微解离可能表现为普通的“走神”或情感隔离，严重解离则可见于分离性身份障碍。将各类防御视为解离的不同表现形式，有助于构建统一的理解框架：即所有防御本质上都是心理系统为维持内在连续性，将无法整合的经验进行分隔处理的策略。心理治疗中的干预需根据解离程度而定，轻者可通过增强心智化与情感连接来整合，重者则需先建立安全感，再逐步处理分离的部分。
九、极端理想化与贬低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极端理想化与贬低虽是相反表现，却共享同一核心——通过强烈认同来界定模糊的自我身份。
极端理想化表现为希望完全成为被理想化的对象，如学生模仿老师的言行举止和口音动作。极端贬低则表现为拒绝与被贬低对象有任何相似之处，通过完全对立来定义自我身份。身份认同在极端理想化中表现为对被理想化对象的全面模仿和认同，在极端贬低中表现为对被贬低对象的全面拒绝和反向认同。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可以说明极端理想化中的身份认同，学生不仅学习老师的知识，还模仿老师的行为方式和个性特征。极端贬低通过与被贬低对象的完全对立来建立自我身份，这种身份建立基于对他人特质的彻底否定。身份认同过程在极端理想化和贬低中都起着核心作用，虽然表现形式相反但都是强烈的认同过程。
两者均源于自我认同的不稳定。理想化是“我想成为你”，贬低则是“我绝不能是你”，本质上都是通过他人来锚定自我。这在边缘型人格结构中尤为常见，反映了“全好全坏”的分裂防御与身份弥散之间的关联。
在心理治疗中，关注背后脆弱的自我认同，帮助个体建立更整合、稳定的自体感，而非简单纠正其理想化或贬低行为。
十、内疚、羞耻与害羞的情感差异分析
内疚关乎行为违背良知，引发弥补的冲动。
羞耻关乎整体自我被评判，引发隐藏或逃避的冲动。
害羞则是一种稳定的人格倾向，源于对社交刺激的高敏感或对自我呈现的谨慎，未必伴随负面自我评价
心理咨询中的实践意义：
内疚的干预常涉及责任修复与自我宽恕。
羞耻的疗愈需建立安全的接纳关系，重塑自我价值。
害羞更应被理解为一种气质特征，而非缺陷，干预重在适应而非消除。
此外，在课程中，老师的一句话醍醐灌顶：来访者在原生家庭中扮演着揭露真相的角色，一般而言，来访的家人倾向于简化和美化事情，而来访则是那个指出真相的人。
第四讲：人格组织的结构水平（严重程度）
一、治疗师对非语言信号的敏感性
治疗师通常对患者的非言语信号非常敏感，大部分治疗工作都是通过向患者传递非言语信号完成的。这些非言语信号是自然发生的，不受意识控制。德国科学家研究发现，正常人的面部表情具有流动性，每隔几秒就会出现细微变化，反映出思维和感受的波动。而严重抑郁患者的面部会呈现"僵死"状态，严重焦虑患者的面部会固定在焦虑表情上，偏执状态患者则会持续向下看，这种表情结合了恐惧和羞耻。治疗师通过这些面部特征可以识别严重的精神病理状态，这些非言语信息对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
德国研究发现，有效的心理治疗中，治疗师并非简单模仿患者情绪，而是给予不同回应。例如患者愤怒时治疗师表现出兴趣和好奇，患者羞耻时治疗师可能感到愤怒。研究严重困扰患者的治疗录像发现，治疗进展良好的特征是治疗师能够承受患者的负面情绪并给予不同回应，这一过程是无意识的，源于治疗师试图理解患者的努力。这种非镜像回应有助于患者情绪调节和改变。
治疗师的情绪代谢功能：心理分析师比昂提出治疗师的角色是接收患者的"有毒情绪"，容纳并代谢这些情绪，然后返还患者可用的内容。治疗师日常成为患者痛苦情绪（如愤怒、痛苦、恐惧、羞耻、蔑视和厌恶）的靶子，需要吸收这些情绪后加工转化，帮助患者以新方式感受自身经历。
我想说，这部分真的很难，修炼的路上遥遥无期~
二、情感防御机制的个体差异
理解患者情感模式的重要性在于人们使用不同情感作为防御机制的方式各异。抑郁倾向者常用悲伤防御愤怒，因害怕愤怒导致被抛弃或批评；而有些人用愤怒防御悲伤，认为悲伤是软弱的表现。心理治疗中没有解放情感的通用规则，需根据个体情况判断哪种情感被另一种情感掩盖而不自知。治疗师需要识别患者用何种情绪保护自己免受更痛苦情绪困扰，如在躁狂状态用快乐防御悲伤，偏执状态用愤怒防御恐惧。这种个体化的情感防御模式评估是治疗工作的核心。
人们会采用某种情绪来防御另一种更深层、更痛苦的情感。例如，有些人会表现出抑郁性反应，因为他们害怕体会到愤怒，而愤怒又让他们感到悲伤。他们不敢表达愤怒，担心会冒犯他人或被抛弃、批评。另一些人则倾向于表现出愤怒，而不敢表达悲伤，用愤怒来防御悲伤，因为悲伤会让人感到脆弱，而愤怒则让人感到强大。在心理治疗中，很难找到一个普遍的原则来预测病人会用哪种情绪表达某种情感，因为这些过程并非发生在意识层面。病人会用一种情绪来保护自己免受另一种情绪的影响。
帮助病人找到真实的情感是治疗的一部分，但也要认识到情感本身也可以是一种防御机制。
三、抑郁的主观体验
根据抑郁患者的主观体验，研究者认为有两种抑郁方式：
一些抑郁患者描述自己感到孤独、空虚、渴望关系、被抛弃和绝望；这种抑郁被称为"依恋型抑郁"，源自希腊概念，指需要依靠他人。
另一些具有相同抑郁症状的患者则描述自己感到糟糕、内疚、成为他人负担，并充满自我否定。这被称为"内摄型抑郁"，指患者内化了一个不断批评自己的声音，告诉自己不够好、很糟糕、自私或邪恶。
在自恋人格中，同样存在两极：一类不断寻求外界关注和肯定，另一类表现为傲慢、蔑视他人和自视甚高。布拉特认为健康人格应兼具这两种能力，能根据情境在依赖他人和保持自我定义间灵活转换。心理治疗的目标是帮助来访者在这两极间找到平衡，对过度自我中心者培养关系能力，对过度依赖者增强自我主张能力。
四、人格病理的连续谱系发展
治疗师通过严重程度水平区分病人，形成从健康到严重精神疾病的连续谱系。这个谱系包括健康、神经症性、边缘性和精神病性四个主要范围。
随着认识深入，发展出神经症和精神病两大类别：神经症患者能意识到自身问题，如强迫症患者明知仪式行为不合理但仍感焦虑；精神病患者则完全确信其妄想信念，如认为不执行仪式就会毁灭。传统上，癔症、强迫症、恐惧症和非精神病性抑郁被视为神经症；精神病则包括精神分裂症和伴有妄想幻觉的情感障碍。
五、神经症与精神病的鉴别特征
神经症与精神病的核心区别在于现实检验能力。神经症患者保留病识感，能认识到自身症状的非理性特征；精神病患者则完全接受妄想为真实，会合理化其行为（如"必须这样做否则会被毁灭"），并将质疑者视为威胁，主要包括精神分裂症及伴有妄想幻觉的躁狂抑郁发作。这种区分奠定了现代精神病理学分类基础，但当代观点更强调症状维度的连续性而非绝对分类。
后期，随着社会实践的推进，三类群体（心理治疗师、医院工作者、心理测试研究者）共同提出“边界群体”概念：部分患者其紊乱程度超出神经症，但未达精神病性标准。这一概念后被DSM系统采纳，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边缘型”诊断类别。
六、神经症性、边缘性和精神病性进食障碍的临床表现与治疗差异
神经症性水平的进食障碍患者，表现为主动意识到自己的进食问题，能够明确描述症状起始时间（大学时期面临压力时开始限制饮食），具备反思能力并主动寻求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帮助。
边缘性水平的进食障碍患者，表现出相同的限制饮食行为模式，但否认存在问题，认为这是母亲教导的合理体重控制方式，对治疗师表现出敌意，缺乏自我反思能力，无法将痛苦与特定时间点关联。
精神病性水平的进食障碍患者，出现危及生命的体重下降同时伴随躯体妄想（坚信自己肥胖），需要立即住院治疗以防止死亡风险。
这三种临床表现虽然核心症状相同（限制饮食），但因其心理功能损害程度不同（现实检验能力、自我反思能力、妄想存在与否），需要分别采用短程咨询、长程心理治疗和住院治疗结合长期干预的不同治疗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