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力·班会素材】剑门丹心,菊坡风骨:崔与之的家国世界(一)

崔与之（1158年—1239年），幼名星郎，字正子，一字正之，号菊坡。广东增城（今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南宋名臣、诗人，官至宰相。崔与之为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进士。历任广西提点刑狱、兵部员外郎、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秘书少监等职，为官廉洁奉公，在淮东练兵抗金，政声卓著。嘉定十七年（1224年）辞官归乡，此后“八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丞相”，除端平元年（1234年）为平摧锋军变而暂任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外，终不出仕。嘉熙三年（1239年），崔与之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致仕，数月后逝世，年八十二。累赠太师、南海郡公，谥号“清献”。

崔与之不仅在军政事务上有出色表现，在学术上也有较大成就。他被尊称为“岭南儒宗”。他创立的“菊坡学派”被认为是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流派。同时，他在词章方面也有很高造诣，被誉为岭南宋词的奠基人，被称为“粤词之祖”。他的著作《崔清献公集》至今传世。

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崔与之出生于广州增城一个清贫的医生家庭。他的父亲崔世明屡试不第后，发出“不为宰相，则为良医”的慨叹，从此精研医术、行医济人。这样的家训在崔与之心中埋下了经世致用的种子——读书也好，行医也罢，归根结底都是“济人”。

然而命运多舛，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崔与之年少丧父，随母寄居外家，家境困窘。但他自小便有大志，刻苦钻研经史，待人接物颇为机警。

青年时期，他多次参加科举都未中榜。三十二岁那年，在书友林仲介等人的资助下，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独自步行数千里，前往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入太学求学。临行前，他向亲友立下誓言：“三年学成以归。”

那时的临安繁华似锦，达官贵人们在西湖边纸醉金迷。而崔与之在学舍中埋头苦读，“三年足迹未到临安街市”。三年后，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他高中一甲进士，成为岭南历史上第一位由太学生考中进士的人。这一年，他已经三十五岁。

崔与之步入仕途之初，被派往荒远的广西浔州（今广西桂平），担任从八品的司法参军。官微言轻，但他的作为却一点也不“微”。

当地储粮的常平仓年久失修，漏雨浸坏了粮食。郡守想卖掉存粮了事，崔与之不顾官卑言轻，坚决反对。更令人动容的是，为了保住粮仓，他拆下自家屋瓦盖在仓顶，自己换用茅草遮风挡雨。郡守因此赏识他的才干，推荐他转任淮西提刑司检法官。

在淮西，他遇到一桩棘手案件：一位朝中高官的儿子强夺民田，地方官吏无人敢过问。状纸递到崔与之面前，他拍案而起，秉公判决，责令退还民田。那位高官非但没有怪罪，反而赞赏他的刚正，向朝廷举荐。

崔与之一生的为官理想，可用十个字概括：“十二聚民行惠政，三千议狱谨刑书。”前半句讲惠民，后半句讲执法，两者并重，贯穿了他整个仕途。

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金国在蒙古的逼迫下南迁都城至汴京，南宋朝廷怀疑金兵即将南犯。五十六岁的崔与之被派往扬州，担任淮东抗金前线的军政长官。

他抵达扬州后，立即着手巩固防务。他重修护城河，开掘深二丈、宽十二丈的壕沟；在城内修建十二座粮仓，储备充足的军粮；在城外广植柳树，形成天然屏障。

但崔与之深知，城池是死的，人才是活的。他对军队的训练极为严格：骑兵以骑术精湛和武艺精熟为标准；步兵按身材、年龄、技术分三等教习。他作为统帅，每五日亲率幕僚到校场督促，月末考核，奖优罚劣。

淮东有一支民间自卫组织“万弩社”，崔与之深入了解后，奏请朝廷将其定为正式民兵组织。他又创立“万马社”，平时给青壮年配田耕作，战时集中调用。

浙东发生饥荒时，无数饥民流入淮东，各地城门紧闭。崔与之却下令打开扬州城门，迎入难民安置，救活流民一万余人。

守边五年，边境大体安稳。当他被调离扬州时，军民“遮道垂涕”，再三挽留。

嘉定十二年（1219年），四川局势大乱。金军连破关隘，前四川制置使弃职逃跑，溃卒“红巾军”起兵造反，总领财赋杨九鼎遇害。朝廷急调崔与之出任成都知府兼本路安抚使。

更棘手的是人事问题。四川安抚使安丙手握重兵，一向猜忌朝廷从东南派来的官员，前任多人被他排挤。崔与之到任后，以诚相待，开诚布公。安丙被他的真诚打动，两人竟能推心置腹、同心体国。

安丙去世后，崔与之全面主持四川军政。他劝诫将帅以“同心体国”为要，调和各方矛盾，整顿军纪，使蜀中从一盘散沙到将帅协和。他还大胆起用蜀中贤才，如李心传、度正、游似、洪咨夔等人，后来都成为名臣。

守蜀数年，四川大治。离任时，他将节省出的三十万缗钱粮留给继任者，自己不取分毫。蜀中官民献上美锦、奇玉，他一一婉拒。

成都百姓在仙游阁为他绘像，与治蜀名臣张咏、赵抃并祀，名“三贤祠”。

嘉定十七年（1224年），崔与之辞官归乡，在广州城西买下一处旧宅定居（今广州朝天路崔府街）。此时他已六十六岁。

然而朝廷的诏书却一次次追到他的门前。宋理宗先后授予他参知政事（副相）、右丞相兼枢密使等职，他“八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丞相”。理宗甚至亲自下了七道诏书，命他的弟子李昴英从京回广劝说，他依然不为所动。

他为何如此坚决地辞相？他在诗中写道：“吾道从来轻九鼎，诗人殊乏到三公。”淡泊名利是他一贯的坚守。致仕之后，他连朝廷的俸禄都辞谢不受，说：“在位时尚担心尸位素餐，如今退休，岂能再贪图赏赐？”

端平二年（1235年），一场战火突然席卷广东。广州摧锋军因长期戍边不得归乡、军功被瞒报，愤而叛乱。叛军一路烧杀，兵临广州城下，广州知府弃城而逃。

此时七十八岁的崔与之正在家中闲居。城中官民恳请他出山，他抱病登上城楼，与城外叛军会面。叛军士兵一见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竟纷纷俯首听命。崔与之晓以大义，多数叛军当即放下武器，广州之围遂解。

朝廷论功行赏时，他主动辞去官职，将六个月所得的薪俸、米粮一律充公，分文不受。

这是崔与之人生中最后一次为国效力。此后直至八十二岁病逝，他再未出仕。

崔与之归乡后，朝廷将增城凤凰山赐给他，他将其改建为“菊坡书院”，培养人才。他所开创的“菊坡学派”被认为是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流派，崔与之本人被尊称为“岭南儒宗”。

菊坡学派的学问观与程朱理学不同，更强调经世致用。崔与之说：“人才之进退，言路之通塞，国势之安危系焉。”他培养的学生李昴英，后来成为岭南第一位探花，继承并光大了恩师的事业。

在文学上，崔与之也有很高造诣。他的名作《水调歌头·题剑阁》写道：

“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乱山极目无际，直北是长安……对青灯，搔白首，漏声残。老来勋业未就，妨却一身闲。”

这首词豪放雄浑，有辛弃疾之风。崔与之因此被后人称为“粤词之祖”。

嘉熙三年（1239年），八十二岁的崔与之病逝于广州。临终前，他嘱咐家人：“不许作佛事，薄葬即可。”宋理宗追赠他为太师，赐谥“清献”，南海郡公。

文天祥评价他：“盛德清风，跨映一代。”明代理学家陈献章曾迎崔与之画像至家中，“隅坐瞻仰”，如同弟子礼敬老师。

今天，广州朝天路旁有一条安静的“崔府街”，正是当年崔与之故居所在。一座城为一个人留下一条街名，历数百年而不移，这是后世对他的最深敬意。

崔与之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告诉后人：“胸中经济学，为国好加餐。”从寒门学子到一国宰相，从抗金前线到岭南书院，他始终践行着“行惠政、谨刑书”的理想。他的家国故事，正是我们今天仍值得学习和追寻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