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地区，主要指桥山以北、长城以南、子午岭以东、黄河以西的广大地区。陕北地区自古以来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杂居繁衍的交接地区，历史时期我国西北方的匈奴、鲜卑、羌、突厥、党项、吐谷浑、女真、蒙古等各民族都曾迁入陕北，与当地汉族杂居，极大促进了族际间的相互融合。秦汉之前，陕北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西汉之后，该地区农耕业得到了大力发展，变成了半农半牧地区。到隋唐时期，陕北南部以黄龙为界，黄龙以北南为农耕区；黄龙以北为半农半牧区，直到宋朝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在传说禹分九州中，陕北属于古雍州。 商朝至春秋战国时，先后有鬼方、白狄等部族活动于此。战国末期，匈奴开始兴起于内蒙古阴山一带，后逐渐兼并周围弱小部落而发展为北方最为强大的游牧民族，并将其势力延伸至陕北地区。秦汉时期，强大的匈奴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劲敌。陕北地处关中和鄂尔多斯高原之间，遂成为双方的必争之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派蒙恬将军出兵三十万北击匈奴，收河南地（黄河以南），设四十四县，并徙民于陕北居住；此后，秦始皇又修缮、扩展三国长城，并派蒙恬坐镇上郡（郡治肤施 , 今陕西榆林），以震慑匈奴，稳固边疆。西汉建立之初，匈奴屡次侵扰边境，于是陕北成为其南下必经之处。汉高祖刘邦曾亲自带兵征讨，却以失败告终，只得通过和亲的方式来维护双方和平。至汉武帝即位时，西汉国力大增，不甘屈从于匈奴威压，于是决定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希望彻底解决匈奴之患。武帝用兵匈奴，其中与陕北地区相关的战争主要有两次，一是公元前129 年，武帝遣卫青等人率万余骑兵分道出击匈奴，至元前127年卫青再次出兵，将陕北尽数收入汉朝辖下，汉武帝置朔方、五原二郡，并移民十万屯垦实边。另一次是公元前 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军两次出兵陇西，杀匈奴三王，大获全胜。后匈奴内部引起内讧，浑邪王率其部众四万余人降汉，武帝将降汉的匈奴部众安置在了陕北地区，汉朝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陕北地区的威胁。
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之后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除汉族之外，匈奴、鲜卑、氐、羌等多个少数民族都曾迁居于陕北，匈奴族在首领赫连勃勃带领下还曾在陕北地区建立政权，即大夏国，其都城统万城位于今陕北靖边县，成为当时陕北地区的真实写照，也加强了各族人民在陕北地区的深度融合。
隋唐时期，陕北地区分布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诸如稽胡、鲜卑、突厥、吐谷浑、党项、羌族等，公元 6 世纪中期，突厥大败柔然，并以漠北为中心在鄂尔浑河流域建立奴隶制政权。隋文帝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政策，使得突厥于公元 583年分化为东突厥、西突厥 。东突厥、西突厥分别于 630 和 657 年亡于唐朝，唐太宗采纳温彦博的建议将十万余突厥降户安置于河南之地，设羁縻府州进行管理。其中，在陕北设置定襄都督府、云州都督府 , 分别管辖今陕北靖边以东地区和靖边白城子两地。至唐末五代后，陕北地区的突厥、稽胡、吐谷浑等少数民族或已融入汉民族中，或以各种原因被纳入日渐强盛的党项族内，成为党项族的重要组成力量。党项在陕北的活动，深刻影响了当地的历史发展。党项原是羌人的一支，安史之乱前后由甘肃迁入陕北。黄巢起义爆发，时任宥州刺史的党项拓跋氏首领拓跋思恭带领部众协助唐成功镇压起义军；思恭因此被唐封为夏州节度使，从此获得合法的政治地位，成为割据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的唐末藩镇之一，同时还进爵夏国公，赐国姓为李。至此，夏州李氏雄踞一方。夏州李氏在李彝兴、李继迁、李德明等几代人不屈不挠的奋斗之下，实力大增。1038 年，元昊即皇帝位，去宋封号，建国号“大夏”，自此，宋夏之间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帷幕在陕北地区横山拉开。为对抗西夏，宋在陕北地区大规模修筑堡寨，借此抵御西夏。这些堡寨至今仍有许多留存，如葭芦寨（今榆林市佳县）、嗣武城（即啰兀城，榆林市榆阳区石崖底村）、德靖寨（今延安市志丹县旦八镇）等。
公元 13 世纪初，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先后歼灭西夏与金，夺取陕西；忽必烈建国后，设立陕西行省，置延安路管辖今陕北地区。元朝统治下的陕北，被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大约以保安、安塞、安定、延川一线为界，往北是以畜牧业为主，往南则以农业为主。1368 年，朱元璋建立明王朝，陕北地区隶属于陕西布政司延安府管理。蒙古族的势力一度退至漠北一带，但在明代中后期重新占据河套地区，时刻威胁着明朝治下的陕北地区。明朝通过设立包括延绥镇在内的“九边”重镇、修筑长城等方式捍卫边疆。需要指出的是，明朝后期，蒙汉和好，互市贸易，陕北地区也成为蒙汉交融的地区之一。明清时期，陕北除蒙古族外，一度也曾有回族存在。最终，陕北地区形成了以汉族为主、各民族杂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并延续至今。
（一）匈奴有关的地名
西汉初建，国力衰弱，匈奴骑兵不时侵扰汉朝北部，其势力不断侵扰甘肃平凉西北及上郡肤施（今延安一带）。汉文帝三年（前 177），匈奴右贤王入侵河南地区，不断侵犯上郡，杀掠百姓，汉朝派遣丞相灌婴带领八万五千骑兵抗击匈奴于高奴（今延安北），右贤王兵败后出塞逃走。随后，匈奴又向上郡肤施南迁。《后汉书·匈奴传》载：“单于姓虚连，异姓有呼衍（即呼延）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中国名族，常与单于婚。” 今宜川县有秋林镇 ,其本是匈奴贵族丘林氏聚居的村落名，南北朝时，匈奴日趋衰落，丘林沦为平民。今讹为秋林，同音而形异。除了秋林镇外，还有今延长县罗子乡山前呼延村、后呼延村、呼延掌村、呼家川等。匈奴大姓还有独孤氏，为匈奴屠各之异译，本匈奴单于贵族。东汉末内附汉王朝，赐姓为刘氏，北魏时是鲜卑三十六部之一，号独孤部，于是以部为氏，成为北朝盛族，世代为皇室外戚，隋文帝皇后即为独孤氏。唐以后其势渐渐削弱，趋于平民。今洛川县有度古村，当为“独孤”讹误。
南北朝后，匈奴融合其余部族，以稽胡之名活跃于陕北。“稽胡族”北魏称为“山胡”，北周称为“稽胡”。“稽胡”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南匈奴的一支。今宝塔区东南部、宜川县西北汾川河、云岩河流域曾为稽胡聚居地。宝塔区晨曲川，古称“库利川”，为马洞川与临镇的分界河。“库利”本为稽胡语，意为贮藏旧谷之处。雷多河川，旧称“渭牙川”，宋代属丹州云岩县地，稽胡称水木为渭牙，因此为名。匈奴后裔赫连勃勃曾于陕北建立大夏政权，并在陕北广设郡县。北魏太和三年（479）设金明郡（安塞沿河湾附近），治于广武城（甘谷驿一带）。北周保定四年（564）时，移至赫连城。公元 407 年，大夏赫连勃勃兼并鲜卑三城（广武城、临真城（今临镇附近）、赫城）后，于此地筑朔方城，后人称为赫连城。《太平寰宇记·临真县》：“黑城，在县东二十里，库利川与流川交口，赫连勃勃置，大象二年于此置郡” ，即今宝塔区黑舍村（黑城），又名曷鸡村。
（二）鲜卑有关的地名
鲜卑，为东北地区东胡之一，原役属匈奴，又称其为“白虏”，魏晋时，鲜卑人大量迁入陕北地区。在延安地区，主要在东南方一带活动。僕阑，本为鲜卑族姓氏，后改为僕氏。今洛川县有名蒲篮村者，应是以“僕阑”命名的鲜卑族村落，金代仍称为僕阑村，近代讹为蒲篮。今宜川县新市河乡有小叱干、上叱干、下叱干等村落，显然是以鲜卑别部叱干氏命名。
（三）羌族有关的地名
南北朝以来，羌人也迁入陕北地区，主要活动在延安南部一带。《通志》载：“关西复姓有屈男氏。”今富县有曲男村，又作“屈男”“屈南”，即以羌族屈男氏命名的村落。钳二镇，位于今延安市富县中部，亦属西羌姓氏。今富县的吉子现镇，原名隽浩镇，本为羌姓隽蒙氏部落，北魏时隽蒙氏改姓隽氏或者蒙氏，隽浩当以隽姓人名而命名。富县的羌村，是唐代诗人杜甫曾经避难的地方，写下了不少诗句。
（四）吐谷浑有关的地名
吐谷浑原是辽东慕容部鲜卑首领涉归庶长子名，青海等地吐谷浑，曾多次降唐，部分部族被唐朝安置于今陕北地区，为吐谷浑青眉部，今延川青坪川（本为青眉川）的来源即为此，其青眉部又迁居今青坪川，故号此川为青眉川。
（五）蒙古有关的地名
陕北与蒙古长时间接触，融合，许多地名具有蒙古特色。以蒙汉合璧的地名，如神木的纳林河、红碱淖，榆阳区有鄂托海则、乌苏海则，定边有敖包湾，靖边有敖包梁；其中“敖包”是蒙古语音译词，意为“堆子”，很早以前就为汉语所引入，“敖包”也被叫作“啊包”。长城沿线的纯蒙语地名也较为普遍。常见的有以“兔”“太”“采当”“圐圙”为词缀的地名，如榆阳区的公合补兔、大兔兔等，榆阳区的早留太，神木的纳林采当，榆阳区的麻生圐圙等。“兔”“太”“采当”“圐圙”均是蒙古语音译，采当”又译作“柴达木”，指盐碱度很高的草地，“圐圙”意思是“围栏”，内蒙古地区常叫作“库伦”，如榆阳区的麻生圐圙。
受少数民族影响的地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汉化程度的加深，其特征也越来越弱化，由于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在语言发音上有所差异，一些词在吸收中原文化的过程中不断演化，但其背后便会隐含的相关文化及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