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湖遗址文明概述
1.贾湖遗址当年的自然环境
贾湖遗址考古表现出来的时代属于新石器时代，还很原始。那时这淮河上游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气候大致相当，温暖湿润，物产丰富，“犀兕麋鹿满之”。
贾湖其实就是假湖，贾湖村处于古河道边，世事沧桑，在历史长河中，河道扭来扭去，很可能扭到了现在的沙河那个位置了。贾湖村是非常适宜居住的，不敢肯定现在的贾湖村民与新石器时代的贾湖部落一脉相承。但贾湖遗址和现在贾湖村的高度重合，足以证明“宜居”这一点。
2.贾湖遗址的发现与保存
贾湖遗址的发现也是机缘巧合。没有舞阳文物工作者被下放到贾湖村发现土层断层中的古陶片等遗迹“文物”，可能这遗址发现的时间会大大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文教投入的加大经过近十次的发掘，贾湖文明才渐渐显露出她深邃优美的容颜。
感谢古河道突然发生的淤泥对这八千年前的古老部落的覆盖，为后世较为完好地保存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生动的生存状态，感谢现代的同位素测定等科技手段为我们提供了确凿可信的科学依据，感谢考古学家们的勤奋严谨的工作，向解密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3.贾湖文明的解读是中外科学家合作的结果。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的。
贾湖遗址的发掘考古，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的测定技术有待提高，没有美国学者的测定，我们只是猜想出土陶器中有酒器，不能给出定论；没有日本鱼类学者的鉴定，我们猜想那20厘米鲤鱼骨是家养也不一定能得到学界的承认。
4.古贾湖人的族群生活、居住条件、生活用具、生产工具：
那时的古人类已经聚族而居，有比较稳固的婚姻，进而形成了血亲关系。有了剩余的生活资料，因而人类也出现了地位的等级差别。这都是在贾湖遗址的墓葬群考古中考证出来的。
以家庭为单位聚居的房屋也出现了，有圆形与方形长方形之分，这些房屋都是在半地下的窝居基础上部搭木材茅草之类而成的。
这时的先民已经会加工较为考究的骨器、石器。会烧制不同造型的红陶器皿，已经可以煮熟食物。
如果说骨器石器属于加工，而烧制陶器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制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博物馆展出的陶器都是红白相间的颜色，这是文物工作者的修复产品，红的是陶片，白的占陶器的大多部分，属于粘合剂、补充材料，能让我们看得更直观。
5.古贾湖人的生产劳动：
采集业：他们采集野生稻、栎果、野菱角、莲藕、野大豆食用。有发掘出的碳化种子为证。这些果实种子富含淀粉，能果腹充饥，且易于获得。他们食用植物补充了猎物的欠缺，也为后来的农业生产打下了基础。
原始狩猎：贾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除家养的猪、狗，还有梅花鹿、麂子、獐、麋、黄牛、水牛、大象，貉，狗獾，豹猫，野猪，野兔，紫貂。这些都应该是狩猎对象。还有飞禽，环颈雉，丹顶鹤，天鹅等。
出土的更有狩猎工具，包括射、投掷、戳刺三大类。狩猎方法有近距离围堵，远程投射以及陷阱诱捕，猎犬已经成了追捕工具。
水中捕捞：贾湖周边水体多，古贾湖人进行了撒网，骨镖戳刺，获得有鲤鱼、青鱼、蚌、蚬、螺、龟、鳖，扬子鳄等。出土有骨刺，网坠和猎物骨骼。
农耕畜牧：随着人口的增多，单纯依靠获取自然原生食物已经不能养活这么多人口，人们就尝试种植家养，如，一些动物的野生驯化，收集的野生种子栽培。
人类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度：
出土的数千粒碳化稻米，鉴定为栽培稻，出土的工具有石镰、石刀、石铲，已经可以视为农具。证实9000---7500年前，贾湖先民就已经种植水稻。
栽培大豆，贾湖遗址出土大豆的大小形态介于野生和栽培之间，说明大豆仍在驯化中，而距今4000年的出土大豆与现在的没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古时大豆是煮食。
出土的工具也出现了加工工具，石磨盘和石磨棒。
畜牧养殖：狩猎的进步使剩余猎物成为可能，为野生动物驯化提供了条件。驯化最成功的是猪，它食性广泛，生长速度快，繁育能力强。狗忠诚机敏，被驯化成了狩猎的好帮手。贾湖遗址出土最多的是可以认定的家畜是猪和狗。其次是养殖鲤鱼。从出土的鲤鱼骨骼推测鲤鱼的长度为20厘米，中外专家研究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养殖鱼。6.技艺荟萃，匠心造物。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得到了改善，这时已经出现了织物、佩饰、祭祀、乐器，文字符号，甚至已经开始酿酒。
绿松石饰，穿孔石器，骨针。出土的有蚕丝蛋白残留物，出土的纺轮有陶质的石质的，中间穿孔，安上木棒用来纺线。出土的骨针200多件，有的针孔只有0.07厘米径。
酿酒：研究人员选了16个陶器残片，残留物提取分析，含有酒石酸混合物，就是最早的米酒残留物，陶器器型有甑形的，小口双耳罐等。
6.祭祀礼乐：
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是秩序、规范和仪式化，而贾湖文化正是这些核心因素萌芽的最早体验者，并对后世几千年中华文化礼乐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不论是骨笛的发现，音乐的产生，酒的出现，还是带有契形符号龟甲的出土，这些都与贾湖时期的原始宗教直接相关，墓葬中随葬偶数组合龟甲与成套化鼎罐壶陶明器，和绿松石为材料玉敛葬的萌芽等埋葬习俗反映的礼制萌芽，一墓二笛的雌雄笛随葬现象反映的礼制萌芽，等等现象都说明：以八九千年前贾湖遗址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已经出现了后世中华礼乐文明的诸多因素。
礼器鼎，目前的发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贾湖遗址，那时是陶鼎，殷商时期的青铜鼎是其发展延续。
贾湖遗址中，随葬的龟大多成组出现，据专家考证，龟甲多置于墓葬中双手所及之处，作为手摇龟甲响器，起到驱鬼逐邪的作用。
贾湖骨笛：共发现40多支，均用鹤的尺骨制作，长度在17.3---24.6厘米之间，形制固定，制作规范。经测定这批骨笛已具备五声、六声甚至完备的七声音阶结构，从而打破了先秦只有五声音阶的结论，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七声阶乐器。
从二孔、五孔、六孔、七孔和八孔的发展时间跨度达15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