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机的时候看了这本很有意思的书，初看以为是粉丝立传，还以为是个励志故事。本书的主线讲的是斯坦福大学首任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一个痴迷于给鱼命名的分类学家，在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中失去了毕生收藏。数千瓶鱼标本碎落一地，标签四散。换作常人早已崩溃，他却拿起缝衣针，蹲在废墟里，凭着记忆把名字一针一线缝回鱼身上。作者露露·米勒几乎是以粉丝的口吻在写这段。我查到写此书的时候，她自己正处在人生低谷，觉得一切毫无意义，而乔丹的故事像一剂强心针，证明原来人可以凭借意志，对抗如此彻底的混乱。不得不说，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很优美，比如露露·米勒写火烧时的句子：“尽管乙醇善于阻止宇宙的腐烂势头，但它却是火的内应，那些罐子像一颗颗微小的炸弹般炸开，鱼的标本瞬间升华为气态。”
当乔丹跪在废墟中重新缝合那些支离破碎的标签时，他实际上正在演绎人类最悲壮的西西弗斯神话，试图用脆弱的理性之线，妄图缝合宇宙与生俱来的裂痕。
但读着读着，开始闻到不对劲的味道。
随着米勒的调查深入，乔丹的另一面浮出水面。他给鱼命名时，遇到难看的鱼就冠上敌人的名字，好看的鱼则献朋友之名。他采集标本的手段非常激进，他是用投毒、用炸药炸珊瑚这类方式。而且，他本人在担任斯坦福校长期间，与创办人简·斯坦福的死亡疑云纠缠不清，书中甚至暗示他可能是谋杀者。
但这些还只是序曲。后来，米勒开始慢慢感觉脊背发凉。
起初只是一些模糊的线索。乔丹晚年写的一篇文章里，轻描淡写地提到“人类有责任净化自己的血统”，米勒以为是那个年代常见的修辞，划了过去。然后是乔丹在斯坦福开设的课程名称——《优生学与种族改良》。再然后是他在各类学术期刊上的署名文章，标题越来越直白，比如：《不合格者的繁殖控制》《美国需要怎样的移民》《论智力缺陷与犯罪倾向的遗传性》。她开始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副业”，这是他毕生事业的另一根支柱。
1928年，乔丹出任美国优生学委员会主席。这个身份不是荣誉头衔，而是行动中枢。他和他的同道们游说各州立法，推动对“身心缺陷者”“道德堕落者”“贫困依赖者”实施强制绝育。192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巴克诉贝尔案”中裁定强制绝育合宪，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写下了那句臭名昭著的判词：“三代低能儿已经够了。” 而乔丹在这条判决背后，是理论体系的提供者，也是舆论场域的布道者。
数据不会说谎。在那之后的三十年间，美国超过六万名女性在优生学法的名义下被强制绝育。她们大多是底层白人女性、黑人女性、拉丁裔女性，以及被收容机构判定为“智力不足”的少女。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手术意味着什么，被告知只是切除阑尾。手术刀落下的时候，乔丹早年在太平洋岛屿上用炸药炸开珊瑚、把鱼标本装进罐子的那一刻，隔着半个世纪，完成了某种隐秘的共振。
原来如此。
米勒在书里写，她盯着乔丹的照片看了很久。照片上的老人眉目慈祥，胡须修剪整齐，眼神平静而坚定。那是科学家的眼神，是教育家的眼神，是毕生致力于“将秩序赋予混沌”的智者的眼神。可就是这双眼睛，曾在国会听证会上冷静地论证弱智者、罪犯、乞丐、癫痫患者，他们都是“不适宜生存”，人类的仁慈不应表现为保护弱者，而应表现为阻止他们出生。
他缝补鱼标本的那根针，和他划定的“优等人”与“劣等人”之间的那条线，来自同一套工具包。这套工具包的名字，叫做“分类学”。
分类学原本是驯服自然界混沌的手段，给事物命名，归入层级，建立亲缘关系图谱。这门学科训练了他如何看世界。看世界的方式，终究会变成对待世界的方式。他坚信自然界存在一个“神圣阶梯”，从最低等的生命逐级上升，人类稳坐顶端，而其他一切都可以依据某种尺度被排定座次。这座阶梯如此清晰、如此合理、如此令人安心。于是他开始向人类社会投射同样的阶梯：谁在上，谁在下，谁应当繁衍，谁应当消失。
这不是一个科学与道德脱节的故事。这是一个科学与道德从未分离的故事。他的分类学，就是他的政治学；他对鱼纲目属的执迷，与他的人类等级想象，是一体两面。
鱼不存在，那什么存在？
于是问题来了：一个用一生对抗混乱的人，最终却制造了另一种更可怕的混乱。他热爱的鱼类学呢？
20世纪80年代，分类学家发现，鱼类这个类别，在进化光谱上根本不存在。
按照单系群分类原则，一个有效的生物分类必须包含某一共同祖先的所有后代。可传统意义上的“鱼”包含了演化路径差异极大的生物，比如肺鱼更接近牛和人类，鲑鱼反而与肺鱼亲缘关系较远，鲨鱼甚至比某些“鱼”更接近哺乳动物。所以如果坚持“鱼类”这一分类，要么承认“鱼”不存在，要么承认人类也是鱼，因为我们都来自同一个水生祖先。
乔丹毕生致力于细化这个类别，可这个类别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人类的虚妄。
读到这里，我才明白书名是什么意思。
“鱼不存在”，不是生物学上的冷知识，而是一句关于世界的判词。 我们热衷于给一切贴标签、建体系、排座次，以为这样就能战胜混乱。但那些标签和体系，往往只是我们为了获得安全感而自欺欺人的幻觉。
米勒用一种充满张力的语言，把“鱼”从一个生物概念写成了哲学寓言：
“鱼类是一个长有鳞片的警示钟，告诫人类这就是沉溺于基本生存需求的下场。”
如果只是想揭露一个历史人物的阴暗面，米勒大可以开门见山。但她花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先让读者真切地“信”过乔丹，信他的坚韧，信他的崇高，再亲手打碎它。
这是一场设计好的共谋。 她让读者亲身体验，渴望秩序是人类的本能，而这个本能，有时会把你引向深渊。
乔丹不是个例，而是一面镜子。镜子里的那张脸，多少也有我们自己的轮廓。她的深刻之处在于，并未简单地将乔丹塑造成英雄或反派，而是展现了他如何被自己的信念所困。她写道：
“坏习惯就会导致某一物种在胜利和认知层面的退化。”
她自己的故事与乔丹形成对照。她在人生低谷时被乔丹的“坚毅”吸引，试图从他身上找到对抗混乱的方法。但随着调查深入，她发现真正的答案并非“建立秩序”，而是“接受混乱”。
书中有段话值得反复读：
“我们假定自然界中有一套秩序井然的等级制度，而这不过是人类编造的强词夺理的猜测。……我们要时刻牢记，每个统治者背后另有统治者，一种类别顶多是个代称，最糟的时候则会变成锁链。”
我查到这本书出版六个月后，斯坦福大学迫于舆论压力，将校内以大卫·斯塔尔·乔丹命名的大楼更名了。
米勒最终找到的答案，不是另一个更坚固的体系，而是放弃对体系的执念。
她引用达尔文的话：“自然无飞跃”。每一种生命都是随机组合的结果，没有高下，没有阶梯。人类的傲慢在于，总想把自己放在阶梯的顶端，然后把别人放在下面。
书的结尾，她和爱人潜水。潜水面具让她得以在水下睁眼，看到那些无法被简单归类的生命，它们不需要“鱼”这个标签，依然存在了亿万年。她故意问：“这个人赢得诺贝尔和平奖了吗？”明知故问，获奖者正是她全书一直在“脱粉回踩”的乔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