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
Joel Mokyr 胡思捷（译）
文化是一套能够影响人类行为的信念、价值观以及偏好的组合，它们通过社会传播，它们也被社会中的不同子集所共享。可以将文化完全看作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它因个体而异，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个人选择的产物。而制度则是社会确定的有限定的激励，是行为的结果。这些激励被参数化地赋予每个个体，并且超出个体的控制。社会的激励结构是基于一些观念所构建的，有些观念是关于自然的，有些是关于人类互动的，还有一些是道德性的。也就是说，制度所依赖的根基就是人们所相信和知道的，或者，他们认为他们所知道的。如果文化与制度不一致，这一根基就不稳定。但，还没有好的理论能预测那时会发生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制度被推翻，在其他情况下，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受益于制度现状的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维持着他们拥有权力和资源的状态。因此，文化有助于决定什么样的制度会出现，但它不能保证结果。此外，文化与制度之间并非只存在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制度创造了文化演变发生的环境，文化变化往往是制度环境所提供的激励和刺激的结果。另外，制度结果中存在很重要同时又是很偶然的组成部分。
若将经济增长高度抽象化，斯密增长与熊彼特增长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将基于信任或法律的交流与合作视为人与人之间的游戏，而后者的本质则基于对自然规律和现象的操纵，因此实际上应该被视为对抗自然的游戏。然而，创新只有到了极限，才会成为一种完全对抗自然的游戏。在任何社会中，提出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仅仅只算是成功的开始。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就是公共部门腐败以及创新必须依托的制度环境。老牌企业们维持了现有技术下产生的租金，而它们的既得利益以及对未知与新鲜事物的恐惧都让它们在抵制创新上充满了动力。如果让这样的团体控制了国家运作，那它们必然会阻扰创新出现。此外，某些文化决定的偏好将对技术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即使这些积极效应并非出自它们的本意，这些偏好包括它们愿意对儿童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倾向于选择低时间偏好率和低风险规避型的组合。因此，文化可以通过制度影响技术创造力，但创新型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和技术的直接联系，即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以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观念。一种批判性的且能驱动经济增长的文化信念是一种进步的信念，特别是一种经济进步的信念，这样的信念由实证性、规范性和规定性成分三部分组成。第一，实证性成分意味着接受物质进步是可能的观念，即历史呈现上升趋势，而不仅仅是平稳的周期性运动，且这种上升趋势是可持续的。第二，规范性成分假定经济进步是可取的，以避免任何一种观念认为财富和物质的积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罪恶的或无用的。第三，一旦接受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和可取性，就必须规划、阐述、拟定和实施一套具体的政策和制度改革计划，以期获得长期发展。
即使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方向性的，但创新仍然是一个随机变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某个特定想法会出现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某个人的思维中，而为什么在某些特定社会中某些想法根本就不会产生。任何想法出现的可能性都受到环境和感知需求的影响。以进化方法来看，创新出现是因为突变恰好产生于适宜它发展的环境之中。然而，发生的这一突变是可能发生的所有有利突变的一个极小的子集，也是实际发生的所有突变中一个较小的集合，其他实际发生的很多突变都以失败告终。对于历史，偶然性是无处不在的，并不是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必然发生的，很多可能发生的事情却最终没有发生。相似的情况并不总是能导致相同的结果，相似的结果也不代表都出于同样的原因。没有一个我们所观察到的实际历史结果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即使全球不同地区的发展从来不是互相独立的，但若是我们论证在各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仍然有历史规律和因果关系所起的作用，这也似乎是合理的；并非所有历史皆是偶然。
任何一种文化进化都是由社会学习和说服力所组成的。个体可以选择坚持默认选项，即选择从父母那里获得文化特质，或者选择不同于父母的文化特质。所有社会科学家都还远未弄清的是，个人是如何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每个人都受到他所处环境的约束，这决定了一组可能的选项。人们可以选择，但通常只能从一个预先设定好的菜单中选择。这个菜单被参数化地赋予了大多数个体。网络和社交媒体使得人们能够获取到的信息越来越多，基于选择的社会学习的重要性呈指数级增长。人们偏离其默认选项而选择新文化特质的程度是允许剧烈文化变革产生的关键变量。文化变革的速度取决于文化互联的程度，也就他们与某一个人有多少互动，以及他们与多少人有互动。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创新是作为其他活动的副产品而产生的，因此也是随机出现的。一旦形成了某种创新，在一个简单的模仿模型中，它的传播速度就取决于社会中是否可以观察到或是找到一种别的方式来改进技术的其他成员的数量。在这个模型中，技术进步的速度取决于两个参数：一个人意外研究出发明的可能性，以及与这个人有关联的人数。相比于一个人能制造出一个发明的可能性，这一结果（有多少人最终使用了新技术）对于这个人有多少社会关系要敏感得多。持续的进步要求的是有关技术的一个更广泛的认知基础，使得技术发展的过程更快、更有效率，并更好地避免踏入死胡同或是不停地做无用功，发明人可以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来获取这些知识。因此，现代社会中的互联性程度包括了很多可以决定有用知识获取成本的因素；它不仅影响了创新的扩散速度，还影响了创新本身出现的速度。
真正说服人们相信某个信念正确与否的，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支持这一信念的信息的种类。如果它准备好了接受被认为是程序合理的检验，并且这一信念本身是容易理解的，或如果它支持了某种已成功的技术，则人们就可以预期此时内容偏见会指导人们的文化选择。通常每个人都是依照他所认定的别人的想法是什么来做出自己的文化选择。然而也有例外，而且这些例外也很重要。“合理的人适应世界，不合理的人坚持让世界适应自己。因此，所有的进步都来自不合理的人”。文化企业家可以被看作特殊而不寻常的样本，是进化变革的来源：他们不将他人的文化选择当作自己被给定的选择，而有意地想要改变这些选择。文化企业家至少是一个协调员，也是一个创新者。他们协调不同信仰间的矛盾，将所有的信念收敛到一个或多或少更一致的集合之中，从而创造出一套更一致的文化特质，并因此成为聚焦点。即使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真正不可或缺的，可他们就是与其他人明显不同，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历史的发展就会不同。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进化和文化体系都需要一个能为现有信仰提供少量稳定性，以防止情况完全失控的制度。问题是这种阻力多大才恰当而不过分？如果阻力太大，使得整个社会太过密封，那么会杜绝任何创新出现的可能，并让社会陷入一个文化停滞的僵局。“度”是这里的一切。在任何经济中，技术到达了某一点之后就会开始固化，技术进步速度减慢，最后直接消失。这种停滞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社会现状会压制对现有文化的进一步挑战，并通过一系列手段来阻止非边际性的进步。打破这个定律首先需要的就是一个将多元主义与竞争相结合的社区，其中的协调机制使知识得到传播和共享，进而受到挑战、纠正和补充。欧洲启蒙运动对随后经济发展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所涉及的两个高度创新和互补的想法：其一，知识和对自然的理解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提高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的进程中；其二，权力和政府不为富人和权势者服务，而是为了整个社会。这两者的结合和它们在思想市场上的胜利，创造出了巨大的协同作用，导致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