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时间:1月27日
读书内容:Thomas H.Ogden《投射性认同和心理治疗技术》100-103p,《一种防御性认同的发展》
小组成员:陈举、陈红、张楠楠、李夏、赵燕青、戴小棠
作者:戴小棠
对所读篇章的思考并不完全是在和小组成员的讨论中形成,但是一些我自己的领悟、体会和好奇却是在和大家的集中讨论中生发的,我想这是一个人读书很难快速得到的“1”。





在托马斯·奥格登的《投射性认同和心理治疗技术》中,作者深入剖析了一种在早期母婴互动中,由养育者过度地投射性认同形成的特殊防御结构——防御性认同。
书中关于这部分尤为引人深思的是,当母亲因其自身病理特质无法作为一个“足够好的容器”去涵容和代谢婴儿的情绪体验时,婴儿为求生存,可能发展出一种我感觉像是“拟态”的心理机制。
本篇笔记试着结合书本、临床观察与文化隐喻,对这一复杂现象进行一些梳理与思考。




在生物学中,“拟态”指一种生物模拟另一种生物或环境特征,以获取生存优势的现象。在心理发展语境下,我将“拟态”借喻为:个体(尤其是婴幼儿)为适应充满冲突的养育环境,无意识地模仿内化养育者(尤其是母亲)的病理情绪状态、行为模式或关系特征,以此模糊自体与客体的边界,防御因感知到“分离”而引发的毁灭性焦虑。
奥格登在书中指出,这种认同“起源于母亲未能充分保护婴儿不受其病理的影响,从而使婴儿过早地暴露在对客体分离性的觉察之中”。
婴儿的核心任务是建立基本的安全感和关联感。如果母亲眼中映照出的并非真实的婴儿,而是她自身未被处理的焦虑、恐惧或期望的投射,那么婴儿接收到的就不是对自己真实体验的确认与回应。此时,婴儿面临一个根本困境:要么承受被误解、不被看见的孤独与断裂感(即过早意识到分离),要么通过“成为母亲希望/恐惧的样子”来维系脆弱的联结。
于是,孩子“竭力维持一种破碎的幻觉,认为是她制造了她所感知到的矛盾的情绪和感觉”。这种幻觉的核心在于:将母亲通过投射性认同传递过来的冲突(如焦虑、抑郁、愤怒),当作自己与生俱来的特质加以认同和模仿。
正如文中所描述的:“被模仿的不仅是母亲,而且是处于痛苦之中的母亲”。孩子通过完全模仿处于冲突状态中的母亲,塑造出一个“可控”的客体形象,用以替代那个真实、独立却令其感到威胁的母亲形象。
这不是健康地内化或学习,而是在否认分离、维持心理存活的防御性操作。





这种“拟态”式的认同,其结果是个体发展出一种“极度固执的忠诚”——对自己内化的病理模式的忠诚。因为打破这种认同,意味着重新体验“过早与母亲分离的感觉”,伴随“强烈的无助感和一种被危险地暴露和不受保护的感觉”,近乎于心理上的死亡。
因此,这种自我结构“不是自豪、力量或幸福的源泉”,而是一个囚禁真实自体的牢笼。
我联想到游戏《生化危机8》中的“八尺夫人”阿尔西娜·迪米特雷斯库和她的女儿们。女儿们并非自然诞育,而是由被“菌主”感染的人类转化而来。她们对外在的、强大的“母亲”(八尺夫人)保持着绝对的忠诚与模仿,行为、仪态甚至攻击方式都带有母亲的影子。她们没有独立的身份与意志,存在的意义似乎完全依附于母亲的需求与意志。这可以看作一种对“拟态”认同的黑暗隐喻:女儿们通过模仿母亲的强大与残忍,来获得归属感与“力量”,但代价是失去了自我本质与独立性,最终成为母亲意志的延伸而非独立的个体。
游戏中高大强壮、充沛有力的“母亲”与瘦弱苍白唯有服从的“女儿们”形成了鲜明对比,我想这也是某些内在真相的外化显现。

在心理咨询的临床中,这样的现象也并不少见。例如:
“代际传递”的情绪模式:一些来访者长期被莫名的抑郁和空虚感困扰。在探索中常常会发现,她的母亲常年生活在未言说的哀伤中。来访者无意识地“模仿”了母亲的抑郁状态,将其作为与母亲保持联结的方式。TA们自己的真实快乐反而会引发内疚和焦虑(“我快乐了,就和母亲不一样了,意味着我背叛/抛弃了她”)。
对虐待关系的强迫性重复:有些在童年经历情感忽视或虐待的来访者,成年后反复进入类似的关系模式。他们可能在无意识中认同了施虐者的内在客体,并将受虐的姿态作为自体的一部分,因为这是他们早期学会的、唯一熟悉的“关系配方”。改变意味着要面对关系模式的彻底崩塌和未知的孤独。
“虚假自体”的卓越表现:有些来访者表面功能良好,甚至非常成功,但内心却感到极度空洞和虚假。他们可能通过完美地满足父母(尤其是自恋型父母)的期待和投射(如“你必须优秀才能被爱”),发展出一个高度适应性的“拟态”自我。这个自我擅长模仿“优秀”和“强大”,却与内在真实的情感和需求失去了联系。





从这种“拟态”式的防御性认同中分离出来,建立发自内心的体验和充满力量的自信自我,是漫长而艰辛的疗愈过程。奥格登的论述也暗示着,治疗的核心在于提供一个不同于原始客体的新关系体验。基于此,这一过程可能会涉及以下几个层面:
建立“足够好的”治疗性容器:治疗师需要成为一个稳定、涵容且非侵入性的客体。与童年母亲不同,治疗师不将自身大量的病理内容投射给来访者,而是尝试去理解、接纳并代谢来访者投射过来的痛苦体验。这种“被真实看见而非被投射性认同扭曲”的体验,是修正性情感体验的基础。
觉察与解构“拟态”模式:在安全的治疗联盟中,逐步帮助来访者识别那些“自动化的”情绪反应、行为模式和关系期待,哪些可能源于对早期客体的模仿与认同,而非自己的真实感受。例如去探讨:“当你感到愤怒时,这种感觉熟悉吗?它让你联想到童年家里的谁?”“你努力取悦他人的模式,最初是为了适应谁的情绪?”
耐受分离焦虑与哀悼丧失:当“拟态”的盔甲出现裂缝,真实的感受和需求开始浮现时,强烈的分离焦虑、空虚感和恐惧感往往会随之而来。治疗师需要陪伴来访者耐受这些曾被极力避免的体验,并哀悼因“做自己”而可能象征性失去的、与早期客体的那种病态共生联结。理解到“分离不等于抛弃,独立不等于背叛”是认知和情感上的双重挑战。
培育“过渡性空间”与真实体验:鼓励来访者在治疗内外,尝试在安全范围内表达与既往“拟态”自我不一致的想法、感受和需求。这就像创造一个温尼科特所说的“过渡性空间”,在这里,真实与模仿、自体与客体的界限可以被探索和重新协商。每一次微小的、基于真实自我的选择和实践,都在积累新的内在力量。
重建内在表征与叙事:最终,来访者需要将治疗师提供的新的、健康的互动模式内化,建立更整合、更灵活的自体与客体表征。这包括发展出一个更慈悲的自我观察者,能够接纳自己的复杂性,并撰写一个属于自己的生命叙事,在这个叙事中,TA不再是早期客体故事的被动模仿者,而是自身经验的主体和作者。



结论


奥格登对防御性认同的剖析,深刻地揭示了早期关系环境如何塑造,甚至扭曲一个人的自我内核。“拟态”作为一种极端的适应策略,背后是生命对联结最深的渴望与对分离最原始的恐惧。它既是生存智慧的悲剧性体现,也是自我异化的开始。
心理咨询的工作,正是在理解这份“忠诚”之沉重的基础上, gently yet firmly, 提供一种可能性:让人不必通过模仿他人的痛苦来维系爱,不必通过失去自己来避免被抛弃。
这条路通向的,是从“拟态的牢笼”走向“真实的旷野”——这一路上当然会有许多未知与风险,但却也蕴藏着真正属于自己的、蓬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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