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策原文

新政策	旧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 第七条　增值税为价外税，应税交易的销售额不包括增值税税额。增值税税额，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交易凭证上单独列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实施条例》 第五条 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当分别列明销售额和增值税税额。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六条　销售额为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 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应当向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额和销项税额。《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6〕36号） 第二十三条 一般计税方法的销售额不包括销项税额，纳税人采用销售额和销项税额合并定价方法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销售额：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税率）

二、小毛笔记

第七条实际上是明确了增值税是价外税的身份，增值税上的销售额都是不包括增值税的，思维导图如下：

（一）变化

1、价外税的定义从推定变成法定

在旧政策体系下，价外税更像是一个基于计税逻辑的“默认设置”。新法通过第七条直接定性，意味着“价税分离”不再仅仅是财务核算的计算题，而是应税交易的法定构成要件。一旦进入法律，它就具备了对抗民事合同中“约定不明”的最高解释力。

（二）思考

1、新法的增值税税额语义更准确

在旧政策口径下，提到“价外税”往往紧跟“销项税额”。但在简易计税（如小规模纳税人或特定资管产品）模式下，企业直接计算的是应纳税额，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销项减进项”过程。如果沿用“销项税额”来定义价外税，在法理上会推导出：简易计税难道就不是价外税了吗？

新法直接改用“增值税税额”这一上位概念，无论你是一般计税还是简易计税，统一被纳入“价外税”的法定范畴，消除了适用范围上的争议。

这种语意上的精准，实际上是在法律上确认了：增值税的“价外”属性是与生俱来的，不因计税方法的切换而改变。这为所有类型的应税交易提供了统一的法律解释底座。无论是大厂的专票还是小店的普票，其包含的“税额”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都是独立于“价格（销售额）”之外的法定组成部分。

2、签订合同时应当注意价格条款

在旧政策体系下，价外税更像是一个基于计税逻辑的“默认设置”。新法通过第七条直接定性，意味着“价税分离”不再仅仅是财务核算的计算题，而是应税交易的法定构成要件。一旦进入法律，它就具备了对抗民事合同中“约定不明”的最高解释力。

以前合同纠纷中，如果没约定税，法院可能按行业习惯判。现在有了《增值税法》第七条，法官可以依据实体法直接判定：既然法律明文规定是“价外税”，那么除非合同明确约定“包税”，否则税额在法理上就具有独立于价格之外的请求权。

例如2026年之前，合同条款只约定价款100万元，并未单独对税做界定，甲乙双方产生纠纷后，法院可能按照行业习惯，认为100万是含税价。

而在2026年后，同样的情况下，因为增值税法明确了增值税是价外税，法院会倾向判断这100万是不含税价，买方可能需要再多支付100万对应的税款，造成负担。

同时，这也倒置了“约定不明”时的举证责任与违约成本，如果你想主张“含税”，举证责任反转到了想少掏钱的一方。如果合同里没写“含税”二字，买方几乎必然败诉。这种变化实际上是在保护卖方的“税收转嫁权”，把“没写清楚”的违约风险和补税成本，直接甩给了买方。

法律级别的提升，实际上是在倒逼所有的市场主体——尤其是习惯“一口价”的零售和金融行业，必须在系统架构和合同文本中承认“价”与“税”的独立性。这不再是税务局的要求，而是法律的要求。

（三）实务

1、零售与电商行业

可能受影响业务：前端价签、订单确认、电子小票

以往零售业标价 100 元，税款是“含”在里面的，消费者没有感知。新法第七条要求在交易凭证上“单独列明”，这意味着未来的零售小票、电商结算页面，必须强制显示“不含税价 + 税额”。

所有零售 POS 系统和电商结算逻辑必须前置，从“事后拆分”变为“即时显示”。

商家在促销时（如满减、优惠券），必须在凭证上清晰标注折扣是如何分摊到销售额和税额上的。如果分不清楚，在“法定解释”下，极易产生价格欺诈或计税不准的纠纷。

2. 金融业与资产管理

可能受影响业务：利息结算、手续费收据、资管产品净值披露

金融产品价格往往是高度集成的。新法要求增值税税额作为“价外税”单独列明，这对于原本习惯于“净额结算”或“综合费率”的金融业是巨大的挑战。

利息拆解：银行发放贷款收取的利息，在给客户的回单上必须清晰拆出税数。这不仅是合规要求，更是为了落实下游企业的进项抵扣权。

资管管理费：资管计划在提取管理费时，由于其计税模式复杂（涉及简易计税等），新法对“增值税税额”的统一精准定义，要求其在费率披露中必须做到价税完全分离，否则将面临合同违约风险。

3. 跨国贸易与跨境服务

可能受影响业务：特许权使用费支付、跨境广告推广费

逻辑逆转：在向境外支付费用时，境内企业代扣代缴增值税是常态。以往在合同里，外方常要求“净得价”。

合同条款重构：由于“价外税”成为法定，境内纳税人在支付时，必须在汇款凭证和合同中明确区分：支付给外方的是“价”，留在境内缴税的是“税”。

纠纷防范：如果合同没写清楚，外方可能主张第七条的法定解释，要求境内公司在支付约定价款的基础上，额外承担这部分“价外”税款。

4. 不动产与建筑业

可能受影响业务：长期租赁协议、基建施工合同

建筑工程周期长，常跨越税率调整期。

基于第七条的法定解释，企业在实务中必须建立“税率联动条款”。即：合同锁死“不含税底价”，增值税额随国家政策自动调整。

避免“吞掉税金”：如果国家减税，买方现在有权依据“价外税法定”的原则，要求卖方在开票时直接核减税额部分，而不是让卖方通过维持含税总价来获取额外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