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蔡园线上学习笔记(第126期)

本周我学习了胡曙光的《抗战时期“大后方”国家认同的现实加强与历史重构——基于对1937-1949年云南日报的考察》，原文刊登在《青年记者》2023年第10期。该论文的核心问题是：在全面抗战时期，作为地方喉舌的《云南日报》，如何在保持地方特色的同时建构国家认同？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战建国的语境自然就成为当时的“大后方”报纸进行话语建构的主要语境。在这种语境的制约下，云南日报调整了自己话语建构的呈现方式，将地区属性和地方责任的话语融入“抗战建国”的语境，建立起了地方属性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现实连接，通过这种方式强化国家认同。一方面，通过“滇军”“我滇军”“三迤健儿”等具有强烈地方标识的词汇，将地方军队的战功转化为国家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云南民众在“省格”的提升中自然生发出“国格”的认同。另一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云南责任”话语，将滇缅公路修建、战时工业建设、军需物资供给等地方事务上升为国家战略任务，强调“西南肩负特别重大的责任”，通过建构云南在全国抗战中的不可替代性，建立起地方与国家的现实利益连接。

我认为这篇论文最大的亮点在于他的研究对象。在研究抗战大后方的论文中，很多都将视角投向川渝等地。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云南在抗战大后方中的特殊政治地位：与已被中央军直接控制的四川、贵州不同，云南在龙云的统治下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其地方报纸既需要服务于全民族抗战的大局，又承担着维护地方实力派利益的功能。这种 “双重身份” 使得《云南日报》成为研究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博弈的绝佳对象，填补了西南边疆地区媒体与国家认同研究的空白。其次，传统抗战新闻史研究多侧重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报刊或国民党的官方报刊，关注其如何进行抗战动员和国家宣传。而本文则将目光投向地方军阀控制下的报纸，引入话语建构理论，将国家认同视为一个动态的、协商的过程，而非自上而下单向灌输的结果。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国家认同建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这篇论文不足之处也很明显，论文标题明确标注研究时段为1937-1949年，但实际内容几乎全部集中在1937-1945年的抗战时期，对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日报》的国家认同建构几乎没有涉及。这一时期云南经历了众多重大历史事件，其国家认同建构必然呈现出与抗战时期不同的特点，论文的缺失使得研究的完整性受到影响。

——2025级硕士 冯永杰

本周我学习了项飙老师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这是一部关于流动人口、城乡关系与市场转型的经典社会学研究，但同时这本书写的并不只是“浙江村”，而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如何在制度尚未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被无数普通人的行动一步步“推”着向前走。作者将“浙江村”置于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政策环境与空间流动之中，让我看到一个社区如何在夹缝中生成、扩张、重组乃至被整顿。

书中不断强调“浙江村”体现出的“边界性”。这种边界并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城乡边界，更重要的是体制内外、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边界。“浙江村”最初的形成，本质上是一种对制度限制的回应。温州人北上，并不是因为北京已经准备好接纳他们，而是因为原有制度无法满足他们的发展需求，他们才主动进入城市边缘，在政策模糊地带寻找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浙江村”并不是被规划出来的社区，而是在交易、亲缘、风险与合作中逐渐“长”出来的社区。

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把政府与“浙江村”放在对立面，而是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地方政府既需要这些经济活动带来的活力，又担忧流动人口超出既有治理框架；既默许其存在，又不断试图将其纳入管理。正是在这种反复拉扯中，“浙江村”得以扩张，也不断遭遇整顿。

相比于宏大的理论概括，作者不急于用概念阐释，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人物、一段段日常交往去展示社会如何运作。如人物之间如何谈生意、如何借钱、如何调解冲突、如何寻找市场。这种写法也让我意识到，社科类研究并不一定要先拥有一个宏大理论框架，再去“套”现实，真正扎实的研究或许往往来自对生活本身的长期观察，很多理论其实隐藏在细节之中。

本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我也颇有启发，作者的研究并不是“短暂停留式”的观察，而是真正进入社区内部的长期陪伴。他并没有始终保持一种高高在上的研究者姿态，而是在不同阶段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有时是观察者，有时是记录者，有时甚至成为他人口中的“秘书”或“中介”。这种角色转换让我意识到，田野调查并不是简单“获取资料”，而是一种建立关系、进入生活世界的过程。只有当研究对象不再把你当成外人时，很多真实的信息与情感才会显现出来。同时，作者非常重视“跟着人走”的调查方式，他并不只是停留在某一个固定空间里做静态观察，而是跟随人物的行动轨迹去理解他们如何流动、经营与建立联系。

《跨越边界的社区》没有把“浙江村”写成一个已经完成的历史样本，而是写成了一个不断流动、不断变化的社会过程。它让我看到，中国社会的很多变迁，并不是自上而下设计出来的，而是无数普通人在现实压力与机会中不断试探、突破与协商的结果。

——2024级硕士 邓雅心

本周我学习了周勇、李昊凯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路径》，原文刊登于《中国编辑》2024年网络首发期。该文系统回顾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百年发展的历史脉络，诊断了当下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面临的核心问题，并提出了“对话、合作、贡献”三重实践路径。文章既有历史纵深，又有问题意识和建构方案，对理解当前学科建设的逻辑起点与方向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文章的第一部分以时间为轴，梳理了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至今的知识演进历程。作者指出，中国新闻传播学在多元性、实践性、自主性三个维度上形成了独特底色：中西融合的理论基础、实践推动的学科成长，以及立足中国问题的自主探索。这一梳理并非简单的编年史罗列，而是试图从历史中提炼出当下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家底”——即哪些传统可以继承、哪些路径曾被尝试、哪些经验具有延续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回避早期对“美国模式”和“苏联模式”的依赖，而是将其视为自主探索过程中的必要阶段，这种历史化的处理方式较为客观。

文章的第二部分聚焦现实困境，从三个层面展开：各知识板块的内在问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传播学本土化的张力）、学科之间的逻辑自洽问题（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虚实”隔阂、与外部学科的融合与主体性困境）、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适配问题（学术研究与业界实践的脱节）。这些诊断触及了当下学科发展的痛点。例如，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被“降格”为分支知识而非统摄性方法论的倾向；传播学长期存在“拿来主义”，基础理论创新乏力；学术研究日益“空转”，难以有效回应新闻实践的变革。这些问题并非新发现，但文章将其系统化为一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群，增强了分析的穿透力。

文章的第三部分提出了“对话、合作、贡献”的建构路径。其中，“对话”面向中国特色鲜明、短期内难以与西方达成共识的内容，重点在于建立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并实现有效交流；“合作”面向存在共同问题的领域，通过求同存异的合作推动理论创新；“贡献”则面向新兴或中国具有先发优势的领域，力求为世界提供原创性理论。这一路径的层级划分体现了务实的分层策略：不是追求一步到位的“中国学派”宣言，而是在不同知识领域采取不同的介入方式，既承认差异，也寻找公约数。

总体而言，该文的贡献在于：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从一个口号式的倡导转化为具有历史依据和问题导向的系统论述；在“古今中西”的框架下保持了审慎的平衡，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也反对封闭的本土主义，强调“对话”而非“独白”；对实践逻辑的强调——知识体系必须重返实践基点，而非在学院内部自我循环。

                        ——2025级硕士 李驻

本周阅读了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第一章 “媒体文化和‘奇观’的兴盛”。本章对媒体奇概念做了系统梳理，包括奇观理论源流、技术资本主义与信息娱乐社会的形成逻辑，界定媒体奇观的内涵与形态，等等，揭示了媒体如何从传播工具跃升为支配社会生活的核心权力结构。

凯尔纳开篇明确，媒体奇观是能体现当代社会核心价值、引导生活方式、戏剧化呈现社会冲突的媒体文化现象，涵盖商业、体育、政治、影视、犯罪等领域，是技术资本主义与信息娱乐社会的核心产物。不同于居伊德波将奇观视为抽象、整体化的资本主义支配体系，强调被动消费与社会分离。凯尔纳则将奇观具体化、情境化，视其为多元话语冲突场域，既包含霸权操控，也蕴藏抵抗可能，突破单一批判视角，聚焦具体媒体事件的生产、文本与社会效应。

凯尔纳以恐龙热、真人秀、超级杯、“9・11” 事件为例，列举媒体奇观如何制造虚拟幻象取代现实体验，将社会矛盾转化为娱乐消费品，强化消费主义与顺从心态。而奇观内部则充满矛盾，如麦当劳遭遇全球抵抗事件，证明奇观并非无往不胜，蕴含颠覆可能。同时他还指出媒体奇观的深层困境，媒体寡头垄断导致信息单一化，技术鸿沟加剧参与不平等，奇观化消解公共理性，使社会陷入表象狂欢与本质失语。

本章作为全书总纲，完成了媒体奇观理论的体系化建构，讲资本、技术、媒体与社会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凯尔纳承接德波的奇观理论与英国文化研究，拓展批判理论的当代应用，明确技术资本主义、信息娱乐社会等核心范畴，以此为研究消费、体育、司法、影视、政治五大奇观案例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也为研究当代城市媒介奇观提供了清晰的研究脉络与思路。

——2024级硕士 吴奕欣

本周，我读了王海洲的《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本书选择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女民兵宣传画。在今天看来，这些画作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女性们穿着改装的军装或劳作服，有的站在麦浪里擦枪，有的在靶场上瞄准，有的带领民兵队伍行进。她们的面孔很少化妆，表情总是坚定、自信甚至有些严肃。正如书名所暗示的，“武装”取代了“红装”，成为那个年代理想女性最核心的视觉符号。

这本书的核心问题是：这些画是怎么拍出来、画出来的？它们为什么能打动那么多人？作者不是简单地归因于“政治宣传”，而是深入分析了画作与观众之间如何建立情感连接。他提出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宣传画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不是凭空制造形象，而是巧妙地利用了两种已经存在于中国文化心理中的女性原型。

第一种是“解甲的木兰”。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家喻户晓，其核心魅力在于：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保家卫国，而且在这种“像男性”的过程中，她的价值不但没有被贬低，反而得到了最高的认可。宣传画中的女民兵，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叙事——她们剪短头发、穿上军装、拿起武器，证明“我能做到和男人一样的事”。

第二种是“武装的娜拉”。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通过离家出走表达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反抗。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境中，“出走”被转化为“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女民兵宣传画其实在告诉女性：你不必困在灶台和育儿之间，你可以成为国家建设的一分子。这种召唤对于长期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女性来说，具有真实的吸引力。

宣传画不仅仅作为一种历史资料，而是可以视为一种具有传播功能的媒介物。在电视尚未普及、文盲率依然偏高的年代，张贴在街头、车间、村口墙上的宣传画，几乎是接触面最广的大众媒介。它的优势显而易见：不需要识字，一眼就能看懂；色彩鲜明，情绪感染力强；而且因为被反复观看，观念会不知不觉地沉淀下来。

书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女民兵宣传画实际上是一套“看得见的身份说明书”。它通过站姿、服饰、场景和表情，向女性传递了一整套行为规范——你应该这样站，这样穿，这样看世界。而当这些画面铺满公共空间时，一种新的社会共识就慢慢形成了：女性可以是强壮的、能干的、与国家紧密相连的。

从这个角度看，《不爱红装爱武装》不只是在讲女性史或美术史，它同时也在讲媒介如何参与塑造一种新的身份认同。这一点，对于目前的我们来说，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2025级硕士 梁馨月

本周，我学习了郑晓丹、张勇等人发表在《城市建筑》上的文章《基于场所精神视角的传统建筑空间结构研究——以汾城古镇为例》。文章以建筑现象学为理论根基，引入诺伯格·舒尔茨的“场所精神”概念，旨在探讨如何通过精确的空间结构营建，在传统聚落保护与当代设计中重建具有方位感、认同感与归属感的神圣场域。

建筑现象学强调空间并非单纯的几何容器，而是由人的体验所定义的“生活世界”，这种观点在室内设计的语境下，体现为如何通过具体的物质形式，将抽象的地域文化转化为居住者可感知的心理安全感。在探讨场所精神的具体生成机制时，空间结构作为方位感形成的客体，其逻辑的一致性显得尤为关键。汾城古镇通过“城市—街巷—院落”的逐级嵌套，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方位系统，这种从传统宗法礼制与自然山水中衍生出的秩序感，为现代室内空间设计提供了结构上的参考。现代设计若要摆脱“千城一面”的工业化困境，必须深入挖掘地域性营建特征，通过轴线的引导、尺度的收放以及空间的开合，使室内环境不再是孤立的封闭单元，而是与外部环境、历史文脉具有逻辑关联的延伸。这种结构性的契合，是场所方位感从物质世界向精神领域转化的基础。

场所精神的深度表达进一步下沉至界面形式与材料特性的感知层面，这直接关乎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塑造。正如汾城民居利用单坡屋面、高墙窄院等特征性元素强化内聚性，现代室内空间亦需通过材料的质感与光影的处理，重建人与场地的对话。当具有地方特质的物质材料进入室内界面，它所诱发的触觉与知觉关联，能够触动个体深层的心理意象，从而在标准化的建筑框架内，营造出一种区别于他处的、具有唯一性的场所性格。

从多重感知的视角审视，场所精神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人与空间在时间维度上的整体性互动。汾城古镇的庙宇空间通过叙事化的序列组织，使人的情绪随空间节奏起伏，这种处理手法为现代设计提供了关于“精神场域”营建的范式。无论是公共空间还是私密居所，其设计的核心目标均应指向归属感的构建。这意味着设计者需超越功能主义的局限，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将地域色彩、民俗记忆与现代生活需求进行有机整合。这种跨越时空的契合关系，不仅是对传统营建智慧的当代转译，更是对诺伯格·舒尔茨“栖居”本质的一种践行。

综上所述，场所精神的营建是一场涉及空间逻辑、界面形式与材料感知的系统工程。通过对汾城古镇这类传统聚落的解构，得以洞悉方位感、认同感与归属感是如何在精确的空间结构中得以确立。而在现代室内空间设计的实践中，只有坚持建筑现象学的理论导向，回归对人的感知体验的关怀，才能在物质丰沛的时代重建精神的安宁之所。

——2024级硕士 向清蓉

本周我阅读了雷鸣和彭卓发表在《城市学刊》的《三元空间理论视域下地铁空间的城市文化传播研究》。这篇关于地铁空间与城市文化传播的研究，它重新理解了地铁的意义。过去人们往往把地铁看作一种高效率的交通工具，其核心价值在于运输与通达，但在三元空间理论的视角下，地铁不再只是“移动的通道”，而是一种兼具物质性、符号性与社会性的城市媒介。它不仅承载人的流动，也在生产城市文化、塑造城市认同，并不断重构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首先，地铁作为物质空间，本身就构成了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城市地铁线路的扩张、站点布局以及空间设计，其实都隐含着城市发展的逻辑与价值取向。更重要的是，地铁具有一种特殊的“连接性”。它将原本割裂的城市区域串联起来，使“边缘”不断被纳入城市整体结构之中。这种连接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当新的线路进入城市边缘区域时，居民获得的不只是出行便利，更是一种被纳入城市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地铁实际上参与了“城市想象共同体”的建构。

但仅有物质空间还不足以形成真正的文化传播。地铁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作为“意义空间”的存在。地铁中的壁画、灯光、站名、广播、广告以及公共艺术，实际上都是一种符号系统。这些符号不断向乘客传递关于城市历史、地方文化与城市精神的信息。地铁因此成为一种可阅读的“文本空间”。

如今很多城市都在努力通过地铁塑造自己的文化标签。文章也指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种文化表达往往过于“安全”和单一。大量地铁文化空间集中于传统历史叙事，而现代城市中的青年文化、移民文化甚至科技文化则相对缺席。

这种现象其实反映出城市文化传播中的一种权力逻辑。哪些文化可以被展示，哪些文化被忽视，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被筛选和建构的。地铁空间中的文化往往更偏向“官方叙事”，强调稳定、历史与主流价值，而一些更加真实、多元、流动的城市生活经验则被排除在外。因此，地铁虽然看起来是开放的公共空间，但它实际上仍然存在明显的话语控制。

另一方面，文章对“社会空间”的讨论也非常有意思。真正让地铁成为“活的空间”的，并不是设计者，而是每天使用它的人。乘客的行为、互动与体验，会不断重新定义地铁的意义。有人在地铁里打卡拍照，有人在社交平台分享主题车站，也有人吐槽拥挤线路和通勤压力。这些看似零散的个人表达，其实都在参与城市文化的再生产。

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地铁空间已经不仅是实体空间，还会延伸到虚拟空间之中。乘客上传的照片、视频与评论，会使城市文化不断被二次传播。也就是说，今天的城市传播已经不只是“官方向大众”的单向传播，而逐渐转向公众共同参与的互动传播。

作者也提到，目前很多城市的地铁文化建设仍然存在明显问题。最突出的是“文化景观化”倾向。很多地铁站虽然看起来充满文化元素，但实际上只是表层装饰，缺乏系统性的文化逻辑。不同站点之间彼此割裂，“一站一景”变成了简单的视觉拼贴，城市文化缺少整体叙事。此外，商业广告的大量侵入，也不断压缩文化表达空间。当地铁空间越来越被消费逻辑占据时，文化就容易沦为商业包装的附属品。

城市文化传播不能仅仅停留在视觉符号层面，更重要的是如何让空间真正回到人的生活经验之中。真正有生命力的城市文化，不只是被展示出来的文化，而是能够被感知、被参与、被记忆的文化。

——2024级硕士 岳洋

本周我阅读了周锡瑞老师的《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本书以1943年这一特殊年份为切口，重新审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中国社会、政治、军事与国际关系的复杂局面。作者并没有单纯地将1943年视作抗战史中的一个普通年份，而是把它定义为“中国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十字路口”。1943年既不是抗战最艰难的年份，也不是最终胜利的1945年，却恰恰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重新排列、国际秩序开始重构的重要节点。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变化，中国既迎来了国际地位提升的机会，也暴露出国共关系恶化、国民政府腐败、社会经济崩溃等深层危机。

阅读本书时，我最大的感受是：历史并不是简单的“胜利叙事”，而是在无数矛盾、妥协与选择中缓慢推进的。1943年的中国，实际上已经隐约显露出战后中国政治格局的走向。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重大转折。欧洲战场上，德军逐渐失去主动权；太平洋战场中，日本开始由攻转守。中国作为亚洲主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国际地位随之提高。英美为了稳定亚洲战局，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重要性。这一时期，中国废除了长期存在的不平等条约，收回部分主权，国际形象明显提升。尤其是在《开罗宣言》发表之后，中国首次以世界大国身份参与战后国际秩序设计。但作者也指出，这种“国际地位提升”具有明显的外部依赖性。英美扶持中国，并不完全出于平等与尊重，而更多是战略需要。中国虽然进入“四大国”体系，却并没有真正建立起稳定而强大的现代国家能力。

由此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我国的国际地位虽然已经得到了提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实力的同步增强。1943年的中国在外交上看似光鲜，但内部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这种“外强中干”的状态，也成为后来政治危机的重要伏笔。

本书最特别的是它重新打开了1943年的历史细节。过去很多关于抗战的叙事更强调“民族胜利”，而这本书则更多呈现历史过程中的矛盾与复杂性。这也让我意识到历史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被重新解释、重新书写的。不同历史叙事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时代的价值关切。历史中的“转折点”往往并不会立刻被人察觉。1943年的很多变化，在当时看似只是局部问题，但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几年后中国政治格局的走向。一个国家真正的力量，不仅来自军事与外交，更来自社会组织能力、政治整合能力以及民众认同。1943年的中国之所以站在“十字路口”，正是因为不同道路、不同制度、不同政治力量都在竞争“中国未来”的定义权。

而历史最终选择了其中一种最正确的方向。

——2025级硕士 赵兴玲

本周我继续阅读了孔飞力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第六章至第十章。这部分介绍了朝廷对叫魂案的清剿过程以及案件背后反映的政治权力运作。乾隆在接到山东巡抚密折后，将“叫魂”从地方谣言升级为全国性的政治清剿，要求各省严拿妖犯押送到军机处。但各地官僚们却拿早已被禁的大乘教和无为教徒来搪塞，陆续报送嫌犯近六十名，军机处反复审讯后却发现案件的基本事实全部无法成立，其中不少嫌犯死于押解回京途中和刑讯之中，活下来的人几乎全部翻供，最后军机大臣不得不向乾隆禀报这桩要案从头至尾只是谣言。

孔飞力在分析中指出，这正是“官僚君主制”的运作逻辑。乾隆借妖术案以“政治罪”的方式行使专制权力，想要打破官僚体制的限制来整顿官场，而官僚阶层则通过封锁信息、程序拖延来反抗，这种看似服从实则对抗的局面，揭示了专制权力在实际执行中遭遇的重重限制。同时，不同阶层对妖术的认知呈现了巨大差别，君主把它看作威胁政权合法性的政治阴谋，知识阶层把它当作愚昧迷信，而在底层百姓眼中，诬陷他人为叫魂犯反而成了一种权力补偿，只需一个匿名举报就能报复仇家，把自身的不幸转移到更弱者身上。读完全书，我感受最深的是，在权力和恐惧面前，从君主到官僚再到平民，每个人都以不同方式参与了这场集合行为，底层百姓既是谣言的传播者、恶意举报的施暴者，也是刑讯逼供的牺牲者，在生存焦虑的压迫下，他们无意中成为了谣言的放大器，同时通过指认犯人来逃避自身的恐惧。这场案件之所以能够从一则谣言转变成全国性的政治事件，并不在于案件本身是否真实，而在于当时社会背景与权力结构的推动。

——2025级硕士 高颖晖

本周我阅读了蔡雯、周思宇在《中国编辑》2022年第10期发表的文章，系统探讨了后情感社会与数字时代下，主流媒体新闻传播的情感转向、动力机制、实践策略与风险防范，让我对新闻传播有了全新认知。

文章指出，传统新闻专业主义将理性与情感对立，而移动互联网、算法与社交平台构建了情感易激的传播环境，情感成为新闻生产与舆论引导的重要力量。主流媒体情感转向有三大动力：新媒介技术重塑情感传播逻辑；媒体需通过情感沟通弥补用户互动短板；公共舆论离不开情感动员与共识凝聚。当前主流媒体已形成融媒体多元呈现、沉浸式交互叙事、人格化亲民传播三大情感表达策略。

但在后真相语境中，过度情感化风险突出：情感凌驾事实易引发舆情反转，算法茧房加剧情感极化，煽情报道还会弱化媒体公共性。对此，文章提出坚守事实底线、践行建设性新闻、平衡情感与理性等应对路径。

读完本文，我深受启发。过去我认为新闻只需客观中立，如今明白适度且正向的情感是连接受众、传递价值的桥梁，而非专业主义的对立面。主流媒体既要善用情感增强传播力，也要守住真实底线，避免被情绪裹挟。这让我意识到，在信息繁杂的时代，无论是媒体从业者还是普通受众，都应保持理性判断，既不排斥情感温度，也不被极端情绪左右。只有在事实与情感间找到平衡，才能让新闻真正发挥凝聚共识、引导舆论的正向作用。

——2025级硕士 程静平

本周我继续阅读了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的第四章至第六章。这三章分别从身体作为空间尺度的价值观、空间体积与人口密度带来的主观感受、以及空间能力与空间知识的区分三个维度，进一步深化了“经验视角”的理论内涵。

段义孚首先将目光投向人类身体本身，指出身体是空间组织与价值判断的原初尺度。直立姿势赋予了上下、前后、左右等基本空间坐标，而这些坐标并非中性，而是注入了强烈的情感与文化价值。高与低、前与后、右与左在世界大多数文化中被赋予了尊卑、善恶、光明与黑暗等象征意义。例如，“高”代表权力与神圣，“前方”象征未来与尊严，“右侧”普遍优于左侧。身体不仅是方向的参照系，还直接用于测量距离和定义方位；人际关系的亲疏也投射到空间语言中：“我们”在这里，“他们”在那里，社会距离与地理距离相互隐喻。段义孚由此论证，空间价值观并非抽象推演，而是根植于人的身体经验与日常交往之中。

在第五章中，段义孚探讨了“宽敞”与“拥挤”这一对相反的感受。他指出，物理空间大不等于宽敞，人口密度高不等于拥挤。宽敞的本质是自由与能力——能够自由活动、自主运动的人会感到空间开阔；反之，受限于疾病、年龄或社会约束的人则会感到空间狭小。工具可以放大人类对空间的掌控感，但被动乘坐则可能丧失宽敞体验。拥挤感则源于冲突性的活动或不受欢迎的他人存在。同样的人口密度，在体育场可能令人兴奋，在拥堵的公路上却令人烦躁。文化也调节着对拥挤的耐受：工人阶级有时能在拥挤中体验到温情与共享，而中产阶级更追求隐私与独处。段义孚还引用马尔萨斯式的民间故事，说明资源稀缺导致的“拥挤感”早已深入人类集体记忆。这一章打破了“密度决定感受”的简单决定论，强调了经验的主体性与文化差异。

空间技能与空间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第六章的核心议题。段义孚区分了“空间技能”与“空间知识”。他指出，许多复杂空间活动，如打字、骑自行车、熟悉路段驾驶等，可以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无需清晰的空间知识。反之，系统的空间知识，如绘制地图、规划航线等，需要智力介入，能够显著增强人类征服空间的能力。作者通过比较西非滕内农民与加拿大爱斯基摩猎人说明：严酷、单调、缺乏视觉标志的环境会迫使人们锻炼出卓越的空间技能和几何词汇；而富裕、稳定的农业社会环境则可能使空间认知停留在“地方”层面，缺乏应对陌生空间的抽象能力。太平洋岛民的航海术则是另一种典范：他们将海洋转化为由路线、星象和传说构成的熟悉世界，实现了对广阔空间的“概念化征服”。这一章揭示了空间能力与知识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也回应了现代社会中“熟悉”与“陌生”、“地方”与“空间”的持续张力。

这三章从身体、情感、文化差异和认知能力等多个层面，进一步深化了“经验视角”的方法论。段义孚拒绝将空间简化为可测量的物理单位，也反对用动物行为或抽象模型直接类比人类经验。他坚持回到人的身体感受、社会关系和文化处境中，去理解人们为何以及如何感到宽敞或拥挤、如何习得或未能习得空间知识。这几章内容对我的启发是：在数字媒介已然渗透日常生活的当下，人们是否正在失去通过身体直接感知空间的机会？段义孚强调的动觉、触觉和面对面的交往经验，也正是我们审视社交媒体与城市公共空间关系时不可缺失的参照维度。

——2024级硕士 陶新月

本周我阅读了闵学勤与陈丹引的《通往协商：城市基层治理的实证研究》，本书是一次对政治学与社会学交叉领域的探索，也是一场关于微观政治传播与公共话语实践的深度思考。该书以北京、上海、南京、成都等六地共120个社区为样本，跳出传统的宏大叙事，将镜头对准基层社会的“毛细血管”，实证性地回答了在高度异质化的现代城市中，治理如何通过“协商”这一沟通机制得以可能。

本书实质上是一部关于基层社会“意义建构”与“共识达成”的实操指南。研究者敏锐地捕捉到中国城市基层治理正经历深刻的“协商转向”。面对碎片化的社区现状，传统的单向度行政命令已然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双向乃至多向的沟通范式。全书逻辑严密地围绕“为何协商—如何协商—协商何往”三个层次展开，揭示了基层治理从“管理”走向“沟通”的必然路径。

书中对“协商禀赋”的剖析尤为精彩，协商并非凭空发生，它依赖于权力对公众的让渡、居民公共意识的觉醒以及技术对时空的重组。特别是“技术赋能”一节，与新传议题高度契合——互联网技术打破了物理边界，构建了“云协商”的新场景，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媒介如何重构基层公共领域。

在路径建构上，作者提炼出的媒介仪式与闭环法则具有极强的学理性。设立“协商日”、开展漫谈会，本质上是在社区内部建立周期性的传播仪式，以此强化居民的共同体归属感；而“提案—商议—反馈—监督”的闭环，则构建了一套基层微舆论场的把关与反馈机制，确保了信息流的通畅与有效。

《通往协商》是一本治理实证著作，也为新传研究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或许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社区这一微观场域，探讨算法与程序如何在基层发挥作用？不同利益主体在博弈中使用了何种框架与修辞？物质空间（凉亭，健身器材）又如何作为媒介重塑邻里关系？好的治理始于有效的沟通，而理解这种沟通，也是新传可以研究的方向。

——2024级硕士 杨涵

本周我阅读了《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的前三章，在媒介环境学的视野下，技术从来不只是工具，而是社会关系的重组者。因此我最深刻的感受是：“网络政治”并非始于互联网，而是始于电报划破晚清时空的那一刻。

第一章勾勒了电报进入中国的历史原点。令我反思的是，电报最核心的变革在于对“时空”的压缩。在传统的马驿时代，信息差是中央集权的天然屏障。然而电报的出现，让“天高皇帝远”成为过去，边疆动向瞬间直达中枢。这种即时性彻底改变了政治地理学，它不仅是通信手段的升级，更是清廷试图维系大一统秩序的一次焦虑尝试。

第二章关于电报局体制的论述，非常具有现实互文性。官、商、洋三方的力量博弈，折射出中国近代化转型中特有的“技术本土化”阵痛。这让我想到当下对大厂平台的监管：当技术资源掌握在特定群体手中时，它究竟是服务于国家意志，还是沦为寻租的工具？历史给出的答案是，技术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权力的重新分配，晚清电报业的兴起，本质上是权力的再次集中与离散。

第三章关于“公电”与公共舆论的论述最为精彩。我意识到，电报实际上创造了中国第一代“网络围观”。通过电报发起的联合署名、政见表达，打破了传统的官僚科层体制，让知识分子和地方势力能够跨地域联动。这种“远程动员”的能力，正是现代互联网抗争或议程设置的雏形。

我认为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祛魅。它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微博、微信上经历的舆论反转、跨域动员，其实早在百年前的电报机嘀嗒声中就已埋下伏笔。技术或许是新的，但权力运作的逻辑和人性对表达的渴望，却有着惊人的连续性。接下来我将继续阅读后面的章节，产生更多的思考。

   ——2025级硕士 何依蔓

文字：蔡门

图片：网络

排版：冯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