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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笔记 08(经济形势)当前经济形势与宏观政策环境!!!

2026-04-22 19:07:08

拐点来了？

4月1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组备受关注的数据：3月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

4月16日，一季度经济数据出炉：GDP同比增长5%。

PPI是判断宏观经济走势最重要的指标，所以，这两组数据是契合的。

这是自2022年10月以来，PPI首次走出负增长区间。这意味着，连续41个月的"寒冬"终于结束了。

更何况，PPI环比涨幅达到了1.0%，创下48个月的新高。

从数据上看，经济拐点来了，但它是"虚火"还是真复苏呢？

有人会说，是油价推高了PPI。

中东冲突、油价飙升，确实推高了3月PPI。但即使剔除油价冲击，PPI也很可能在上半年转正。

有以下四点原因：

一是2025年3月的PPI基数极低，统计基准效应自然推高同比数据，低基数效应是拐点出现的核心辅助条件。

二是供需格局出现了边际改善。3月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新订单指数达51.6%，反超生产指数0.2个百分点，这是2025年2月以来首次出现需求修复领先于供给的局面。而且，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已经连续三个季度回升，表明供给端与需求的适配性在逐步优化。

三是政策资金的精准传导。一季度专项债发行超过1.16万亿元，同比增长21%。3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1.2%，较各项贷款增速高出29.4个百分点，这显示出金融资源正持续向实体经济倾斜。

此外，重大项目开工进度较去年同期加快18个百分点，直接拉动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需求。

四是"反内卷"政策的托底效应。光伏、锂电池行业PPI分别上涨5.2%、2.5%，这并非需求爆发，而是低价恶性竞争终结后，价格回归理性的信号。

但还是要注意的是，上游涨价，并未顺畅传导到下游。

3月份CPI仅上涨1.0%，较2月回落了0.3个百分点。核心CPI同比上涨1.1%，回落0.7个百分点。特别地，猪肉价格大跌11.5%，蛋价跌3.3%，食品价格环比下降2.7%。

更值得警惕的是，3月份PMI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63.9%）与出厂价格指数（55.4%）的差值达到8.5个百分点，创2025年以来新高。这意味着企业需自行消化超80%的原材料成本上涨，利润空间被挤压。

应该说，这组数据勾勒出一幅"生产热、消费冷"的图景。

生产资料同比上涨1.0%，生活资料却同比下降1.3%；工业消费品上涨2.2%，服务价格仅涨0.8%。PPI和CPI之间，横亘着一道"传导阻滞"的墙。

此外，一季度GDP增长5%，这一增速符合预期，也印证了PPI转正的信号并非虚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前两月增长15.2%，装备制造业利润占比达30.4%，利润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PMI重回50%荣枯线上方，生产端也在积极复苏。

不过，与2016年供给侧改革、2020年全球货币宽松不同，本轮拐点依赖的是政策托底和行业自发修复，内外需支撑均弱于前两轮。复苏节奏显得温和而缓慢。

一季度CPI累计同比上涨0.9%，这已是2023年二季度以来最高。说明消费也在修复，只是步子还不够快。

再从政策基调上看。央行一季度例会定调"适度宽松"，在显性利率已处历史低位的背景下，政策将通过规范信贷市场行为、减少融资中间费用，精准降低重点领域融资成本。

财政政策同样在继续发力。二季度专项债预计发行规模为3.4万亿元，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领域和民生工程。

对于普通人而言，PPI转正意味着工业企业利润改善，扩大生产、增加就业、提高薪资才有底气。这是收入企稳的前提。

复苏在路上，只是还需要一点耐心。

一季度的增长，主要由出口、生产、基建共同支撑。

出口支撑。一季度，货物进出口总额118380亿元，同比增长15.0%。其中，出口68467亿元，增长11.9%，外需为经济提供了最大支撑。应看到，一季度出口数据包含了由于外部环境不确定，企业订单赶交和提前出货的因素。

工业支撑。3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一季度增长6.1%，超市场预期。新质生产力成为核心引擎，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装备制造业增长8.9%，大幅跑赢工业整体增速。特别是高端智造表现亮眼：一季度3D打印设备增长54.0%、锂电池增长40.8%、工业机器人增长33.2%。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的步伐加快。

基建支撑。一季度基建投资同比增长8.9%，比2025年全年加快8.3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7个百分点，成为稳投资的重要力量。一季度基建项目储备充足的同时，财政资金的靠前投放发力直接推动了基建投资的提速。比如今年提前批、第一批“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已在一季度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加力提效投入使用。

同时应看到，消费、地产、民间资本等还有不小差距。

消费复苏乏力。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2.4%，显著低于GDP增速，3月同比增速进一步回落至1.7%，消费需求恢复依然迟缓，成为当前经济的主要短板。

地产投资拖累。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增速偏低。由于房地产持续低迷，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1.2%，新开工下降20.3%，个人按揭贷款下降34.6%。尽管基建投资以8.9%的高增速提供结构性支撑，制造业投资温和增长4.1%，但仍未能完全对冲房地产下行带来的压力，成为经济增长最大拖累。

民企投资意愿不足。一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下降2.2%，国有控股投资增长7.1%，显示民间资本投资信心仍显不足。

此外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一季度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与上年持平，但青年调查失业率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仍需关注。

小微企业主应该怎么做？

第一，看清行业趋势。#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1%，传统制造业增长缓慢。如果你的生意在传统行业，要考虑转型升级；如果在新兴行业，要抓住窗口期。

第二，关注#政策红利。经济复苏期是政策红利最密集的时期。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1.5%、创业担保贷款最高400万、稳岗返还失业保险60%……这些都是真金白银，能拿的一定要拿。

第三，做好成本控制。 PPI转正意味着原材料价格在涨，你的进货成本可能会增加。提前锁定价格、优化采购节奏、寻找替代供应商，这些都是必须做的事。

第四，维护好信用。经济回暖，银行信贷投放会加大。但钱只给信用好的人。你的纳税信用、银行流水、还款记录，决定了你能拿到多少钱、利率有多低。

3月份经济数据密集发布，有人看到了超预期的增长，有人却只感到寒意。

今天，我们不谈枯燥的术语，只把GDP、消费、出口这几组关键数据拆解开，看看这“冰与火”交织的表象下，到底藏着怎样的经济真相，以及，我们普通人的钱袋子该如何安放。

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当前的经济现状，那就是：生产旺盛，消费不振，全靠出口在撑。

先看生产端，数据绝对过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5%，不仅高于4.8%的市场预期，也跑赢了去年四季度的4.5%，直接触达了今年4.5%~5%增长目标的上限。实体经济同样强劲，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比去年四季度高出1.1个百分点。

更关键的是结构在优化。高端制造业增长12.5%，锂电池产量暴增40.8%，工业机器人增长33.2%。在人口基数没有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商品产出大幅增加，这意味着生产效率更高了，每个人都在更努力地工作。

然而，与热火朝天的生产端相比，消费端却是冰火两重天。3月份的社零数据同比增长仅1.7%，不仅低于1.9%的预期，相比2月份2.8%的增速更是大幅下滑了32%。

如果剔除汽车和石油，实际消费增速会更低。为什么要剔除石油？因为3月中东冲突导致全球油价飙升，拉高了名义数据。去掉这个突发因素，3月份的消费数据不容乐观。连我们餐桌上的猪肉价格，都已经跌到了难以置信的水平。

为什么消费会如此不振？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还是地产不行。一季度房地产投资下滑了10%左右。中国家庭七成以上的资产与房地产相关，房价一跌，家庭资产缩水，就算啥也不做，掐指一算也觉得几年白干了。有贷款的家庭甚至可能面临负资产的风险。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买买买？只会省省省。

第二，就业和收入预期在变化。虽然官方失业率数据显示一季度为5.3%，比很多发达国家都要好，但这背后可能存在结构性问题。比如，工作难找导致再就业收入大幅下降；用兼职替代全职；或者很多人失业后转做自媒体，这在统计上被称为“灵活就业”，但个体的实际收入总体是下滑的。消费数据的疲软，反过来可能印证了居民整体收入的下移。

消费的本质就两个问题：工作好找，收入更高。这两个因素构成了消费信心。消费数据的下滑，其实反映了更多被掩盖的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GDP继续创新高，工业增加值达到6.1%，但消费不振怎么办？只能靠出口。

一季度外贸总额11.84万亿，同比上涨15%，创下五年来新高。1~2月春节期间，出口更是同比大涨21.8%。但出口这件事相对脆弱，因为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3月受中东冲突影响，出口增速已从2月的21.8%骤降至2.5%。

如果4、5、6月出口持续不振，一方面是高歌猛进的产量，另一方面是低迷的内需，经济的矛盾可能会更大。相信决策层也看到了这一问题，发改委近期已出台文件提振消费。但提振消费谈何容易？是解决房价下跌的问题，还是解决就业和收入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面对这种复杂的宏观环境，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该如何自处？

在波动中寻找确定性，是唯一的生存法则。在此，小三个投资建议：

第一，在国内做普通投资，配置一些指数基金并长期持有，可能会跑赢存款利率。

第二，贵金属和全球配置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选择，用以对冲单一市场的风险。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保持平常心是一种正确的姿态。过高的收入预期和收益预期，往往是被收割的诱饵。这条建议最难做到。

五月份，外部环境或许会迎来一次历史性的机遇，也可能是更大的挑战。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我们或许无法改变宏观的走向，但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预期和姿态。

你感觉一季度的收入提高了吗？消费欲望增加了吗？对于未来的房价，你是看涨还是看跌？

宏观经济形势及其走势，中长期主要看供给侧，而短期则主要看需求侧，在我国现阶段经济背景下尤其如此。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逐步从供给侧，转变为需求侧。

只有需求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供需关系比较宽松，经济循环才能比较顺畅，经济才能从整体上获得比较稳定和持续的发展。而只有经济在整体上增长比较稳定可持续的条件下，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共同富裕、民生改善、风险化解，以及应对外部挑战等其他方面问题的解决，才能够具有更加牢固的基础和更加有利条件。

今年的总需求形势，既存在诸多有利因素，也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综合判断，总体来讲，将会在去年基础上有所改善。

外需方面，近年来，尽管面临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和严峻挑战，我国对外出口保持了强大的韧性和竞争力。2024-2025年货物贸易出口均保持稳定增长。我国出口的韧性和竞争力主要得益于新产品新动能的快速增长、市场多元化格局不断深化、供应链韧性优势不断凸显及政策护航与保障。

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4.5%-5%，并提出“努力争取更好结果”，区间设置为应对外部波动、结构调整及深化改革等预留政策弹性，既守住稳就业、保民生、防风险的底线增速，又不倒逼粗放扩张，与2035年远景目标测算的年均增速要求相匹配，是一个既积极又务实的目标。

2026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擘画了今后五年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对把握未来一个时期国家发展大势十分重要。

“十五五”增长目标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十五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同时提出“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打好基础”。

重大战略任务聚焦四大方面：一是供给侧推动高质量发展，包括继续强调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继续强调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继续强调确保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

二是需求侧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做强国内大循环。扩大内需重点包括：强调“两个结合”、强调“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强调通过“改革发力”、强调通过“高水平开放”。

三是民生侧突出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人口生育、教育、健康、养老、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文化事业等领域提出要求，做出部署。

四是安全侧继续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

，重点强调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同时强调统筹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有序化解，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大局。

➤今年年初宏观经济数据好于预期，未来需进一步思考两方面问题：一是“供强需弱”情况下中东局势如何影响低通胀局面，二是年初“开门红”将会如何演变。

➤我国经济再平衡已经发生，投资占比明显下降、消费率显著上升、经常项目顺差显著降低。但需注意，中国已从过去的小国经济转变为大国经济，顺差占我国GDP的比例虽在下降，但占世界GDP的比例可能上升，考虑与经济伙伴共同成长是可持续之道。

➤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第一，产业层面需发展新质生产力，我国原创创新能力或仍需学习追赶，但应用能力与扩散能力较强，若能充分发挥，经济发展将获重大机遇。第二，提振消费需求需落实“有收入”与“有信心”两个方面。第三，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共同助力、改进或提升现有经济秩序。

➤本轮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恐非简单周期性因素所致，或需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宏观政策固然必要，但创新创业尚需诸多行业政策支撑，最终更需改革政策与之配合。经济转型涉及政府功能与政府行为的转变，需重新考量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问题。此外，“投资于人”或将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步骤。

对我国而言，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率。我们所说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其中一个核心因素便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改善，唯有如此，增长方能得以延续。但这仅是从效率维度考量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关于此前提及的“供强需弱”现象，客观而言，消费需求不足的成因较为复杂，其中既涉及政府行为因素，也涉及居民行为因素，还包括历史因素——过去劳动力供给充裕，长期来看工资水平偏低，但依托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出口，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劳动力富余，工资水平未能同步提升，导致一定时期内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实际消费随之走低。

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过去几十年在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均曾出现。然而，在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上述国家或地区的工资水平大幅上升，消费占比开始回升。日本的数据清晰呈现了这一趋势：1970年其消费占比处于最低水平，历经40年至2010年其消费占比已回升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消费占比最低的时刻出现在2010年，目前正处于上升通道，但当前亦面临新的问题。据蔡昉老师判断，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约在2006年前后，按常理，尽管经济增速减缓对劳动力市场及就业市场形成了一定压力，此时也应出现工资大幅提升、失业率下降的局面。

此外，数字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虽提升了效率，但也对就业市场造成了一定冲击，从而使消费回升态势更趋复杂。但必须指出的是，消费已然处于回升通道。

另外，近期参与的一些国际讨论议题涉及全球经济再平衡，各方关注点均集中于中国。有一点需要指出，不少国外专家对此并不认同。

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其实已在发生。二十年前的增长模式不够平衡，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而与二十年前相比，当前投资占比已明显下降，消费率已显著上升。经常项目顺差最高时曾接近GDP的10%，而2018年以来年均已降至2%以下。

若二十年前我国向国际专家提出，争取用十至二十年时间将经常项目顺差压降至GDP的2%左右，想必其会表示满意，当时其所提目标实为4%。这一数据去年确有反弹，达到3.7%，但仍低于G20讨论时所提的4%的指标。因此，从比例来看，再平衡确已发生，进展颇为显著。

但为何时至今日，不平衡程度已显著收窄，该问题在国际上仍受高度关注？重要原因在于，在此期间中国已从过去的小国经济转变为大国经济。需意识到，顺差占中国GDP的比例虽在下降，但占世界GDP的比例可能上升。

这意味着，我国对于出口的自身感知比例正在下降，但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其产业结构、收入分配或已受到一定影响。这一观点合乎情理，即一国在发展过程中，成为大国经济后，需考虑与经济伙伴共同成长，方是可持续之道。

新增长模式的核心支柱

供给方面，过去多为传统产业，具有低附加值、低技术、低劳动成本的特征，该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此类领域的竞争力已然消逝。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十五五”规划中至关重要。若能成功转型升级，未来便有机会持续保持竞争力；若未能实现，后续困难将显著加大，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若无法创新、无法持续向上突破，或被困于特定发展阶段。

该“陷阱”并非仅存在于中等收入阶段，部分经济体在低收入阶段即长期停滞，亦有经济体在达到一定的高收入水平后难以突破。关键节点并非中等收入，而是人均GDP达到16000美元之时，进入高收入区间后再难上行。总之，各发展阶段均可能面临停滞风险，关键在于能否持续实现向上突破。

从这一视角观察，过去一段时间已看到一些积极信号。近年来，中国已在诸多领域实现专利数量的显著赶超，与美国不相上下；日本虽原有领先优势，目前仅在部分领域保持一定地位，但数量已呈缩减态势；欧洲则基本已无特别明显的领先领域。这一格局变化对我国意义重大。

当然，亦常有观点指出，专利数量仅反映数量维度，质量层面或仍存在差异。简言之，专利多为原创性成果，部分则为应用性创新，对此我们理应正视。以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为例，双方虽均处于前沿领域，但客观而言差异仍较明显，美国在“0到1”的原创阶段优势突出，我国则在“1到100”的应用拓展方面具备长处。

然而，对此不应持悲观态度。我国仍为发展中国家，若期望一夜之间实现科技全面赶超美国，显然不切实际。赶超需要时间，需要过程。黄仁勋曾言，当一项原创性技术问世后，获益最大的未必是技术原创国，而是能够更好更快应用该技术的国家。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获益颇丰，即为明证。

我国原创创新能力或仍需学习追赶，但应用能力与扩散能力较强，若能充分发挥，经济发展将获重大机遇。历经此次工业革命，中国经济有望迈上新台阶。唯有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原创能力方能进一步增强，二者相辅相成。不可能经济仍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科技已全面全球领先。个别领域领先确已实现，因此，“十五五”规划对此亦作出诸多部署。

同时，亦有“索罗悖论”之讨论。当前各方热议人工智能，但其最终能否体现于全要素生产率，简要结论如下：微观层面，人工智能提高效率、改善生产率的证据较为清晰，无论企业数据或行业数据均可佐证；但宏观层面，目前尚未观察到人工智能已显著提升全国全要素生产率。

同时，需意识到，创新不仅限于技术层面、生产过程及供给端，消费端创新亦在持续涌现。我们曾构建“线上消费品牌指数”，基于淘宝天猫全系统数据对线上产品进行品牌评分。研究发现，优秀品牌主要涵盖两类：一类为传统品牌，其质量优异、声誉卓著，诸如苹果、华为等产品，价格虽高但品质上乘；另一类为颇具特色的快消新锐品牌，此前多未听闻，现开辟全新赛道，迅速成为热门领域。

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房地产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地方债务问题，今日或可再增列国际局势问题。展望未来发展态势，总体而言，我国正迈向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该模式主要涵盖三个重要方面：

第一，产业层面，需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一批新兴产业持续引领未来经济增长。客观而言，压力颇为巨大，但在各领域均已观察到积极信号，已有大批企业涌现。从近期与投资者及创投机构进行交流来看，各方普遍认为现已进入创新创业的黄金时期——新技术浪潮之下，几乎所有行业均面临提升、改造与重构的机遇。因此，创业又逢黄金时期。

第二，需提升需求。此非易事，提振消费需求归根结底需落实两个方面：一为有收入，二为有信心。各项政策最终需落脚于此两点，且需更大力度举措，消费方能提升。

第三，国际秩序亦发生一定变化，我国需通过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共同助力、改进或提升现有经济秩序，特别是使其更契合发展中国家需求。

首先，首要之策为政策组合拳。本轮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恐非简单周期性因素所致，故所需不仅是宏观政策，或需一套组合拳：宏观政策固然必要，但创新创业尚需诸多行业政策支撑，最终更需改革政策与之配合。因此，关于如何实现“开门红”态势延续，关键在于落实上述政策可持续性。

其次，本轮经济转型过程，涉及政府功能与政府行为的转变。过去数十年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将来当然仍需发挥重要作用，但功能应有所调整。

一方面，二十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改革方向，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政府或需让渡部分资源配置权予企业与市场；另一方面，过去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工业化推进方面成效显著、获益颇丰，但关于政府是否最为擅长支持创新活动，需重新考量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问题。

再次，聚焦于“投资于人”这一议题，需制定一系列政策。“投资于人”确有道理且颇具独特之处：一方面，发展至现阶段，人的因素愈发重要；另一方面，“投资于人”内涵丰富，既包括提升人力资本，亦包括增强生活安全感，同时亦可反哺新质生产力发展。因此，可以增设相关讨论，“投资于人”或将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步骤。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仍未出现重大好转，其中有疫情和外部经济形势冲击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近些年逐渐积累起来并造成深远影响的三个重大变化：

（1）中美两国大国战略重大变化；

（2）政府监管和政策变化过多、过频、过急、过激；

（3）观念性因素和社会舆论导向发生偏差。

正确应对这些重大变化，需要回到常识和基准，回到历史、逻辑和实践，需要关于市场经济的再次思想启蒙。无论是稳住经济社会大盘、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更关键的是要依靠基石性的好的营商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而不是多变、易变、时刻改变的政府政策。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改革开放以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通过制度固化下来才是提振信心、增加信任、稳定预期的关键，要充分认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极度重要性，充分认识社会伦理规范在市场经济中的极度重要性，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当前中国经济有所好转，但是内外部许多方面形势依然不太乐观，冲突矛盾重重。从中央到民间都在谈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谈“六稳”和“六保”（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为什么要强调“六稳”“六保”？

这也意味着这些方面或多或少出现了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导致六不稳、六不保。

其中，大家都在谈是预期减弱造成的，这没有错，但归根结底是信心、信任出现了问题。信心比黄金还重要，这是人们在形势严峻时常说的一句话，表明信心、信任的欠缺，信心一旦不好，预期和其他方面肯定也不会太好。

经济低迷不能完全归因于疫情和外部经济形势的冲击，特别是2022年世界经济并未真正衰退，一些发展中国家获得了高速增长（如印度、越南的经济增长分别为6.7%和8.02%），美国经济全年增长大致为2.1%左右（超出了其1.5%左右的长期均衡增长率，同时控制通货膨胀软着陆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而是由于内部环境发生了近些年逐渐积累起来并造成深远影响的三个重大变化，令人担忧。

中美两国大国战略重大变化

其一是大国战略的重大变化。

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由战略合作转为战略竞争（道路之争、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以至阵营划分到全方位的竞争），其结果就是导致贸易摩擦常态化，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封锁、遏制不断加码，贸易保护趋势短期难以逆转，推高了本已高企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以美国、欧洲为主）的不确定性和阵营化，导致站队和产业链外移。

要知道，外国对华投资无论是从投资额还是投资企业数量看，主要都来自相对发达国家。根据《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2》的“截至2021年外商直接投资分国别（地区）情况”，除了中国港澳台地区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美属萨摩亚外，累计设立企业数前10名分别是美国（75624家）、韩国（71867家）、日本（54631家）、新加坡（28673家）、加拿大（17169家）、澳大利亚（13723家）、德国（11836家）、英国（11199家）、意大利（6918家）、法国（6687家）。如这些国家的企业大量外移，对中国经济和就业将造成严重影响。

此外，世界经济在逆全球化持续、地缘冲突加剧、通货膨胀高企、发达经济体金融环境收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均出现不同程度放缓，投资者避险情绪抬头、心理预期调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进一步加大。

持续的逆全球化浪潮和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化生产变得异常困难，国际资本更加注重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性、完整性，部分跨国企业在疫情暴发后加快调整产业链布局，使其更加多元化、区域化。

据统计，2022年，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超过此前占据该位置的中国，印度2021−2022财年最大的贸易伙伴也由多年来的中国变成美国，越南、墨西哥等不少国家在中美大国战略改变的影响下，对美国的贸易不断大幅上升，中国几十年来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开始被削弱。在以上这些因素叠加下，作为“世界制造工厂”，中国面临较大的外贸产业链转移压力。

政府监管和政策变化过多、过频、过急、过激

其二是政府监管和政策的变化使得企业对良好营商环境及政策环境信心和信任的缺失。

一些政府部门的管制不断加强的所谓“改革”，政策和多行业规范调整没有把握好时度效，力度过大、过急、过频、过激。

政策多变的结果是：监管过度，叠加共振，市场主体活力下降和预期不足或低下，企业信心不足和缺乏对政府的信任，叠加新冠疫情多点散发频发及疫情防控政策的层层加码给经济带来诸多负面冲击，承载了中国绝大部分就业的中小微企业以及服务业生产经营面临着很大困难，一些中型、大型企业也出现经营困难加剧趋势，投资增速回落，部分居民收入缩水或失业而失去收入来源，导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依然较大，宏观经济政策时度效把握不足、疫情导致巨大代价，显性和隐性成本巨大。

2021年中国GDP增速为8.1%，总值为1143670亿元人民币。2022年GDP增速只有3%，比既定目标少了2.5个百分点，总值1210207亿元人民币，少了2.7万多亿元。

服务业：强于季节性

12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7%，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疫前同期平均-0.2个百分点），强于季节性。

分项来看，12月从业人员指数上升1.1个百分点至47.0%，达到2024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就业情况改善较为明显。新订单指数上升1.7个百分点至47.3%，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上升0.5个百分点至56.4%，均达到9月以来最高水平。

分行业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60.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以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行业持续活跃，且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有所增强。但受传统淡季效应影响，零售、餐饮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收缩区间，景气水平偏低。

从佐证指标看，12月国内航班执行率季节性回落，电影票房环比小幅回落，四大一线城市地铁客运量环比回落，但均强于近几年同期表现。

建筑业：大幅强于季节性

12月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8%，比上月上升3.2个百分点（疫前同期平均变动+0.3个百分点），大幅强于季节性，结束了连续4个月50%以下运行的走势。

分项来看，新订单指数上升1.3个百分点至47.4%，但从业人员指数下降0.8个百分点至41.0%，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回落0.5个百分点至57.4%。

基建方面，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上升，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落地。高频数据显示，12月沥青装置开工率均值为28.7%，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年底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和盘活使用地方债结存限额等政策协同发力情况下，基建需求有所修复。

房地产方面，房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由上月的50%以下反弹至52%以上，重新站上荣枯线，应与保障房建设和城市更新等相关项目集中推进有关。高频数据显示，12月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与100大中城市土地成交面积均环比大幅上升，但成交土地溢价率均值由上月的3.8%回落至1.7%，房企年底冲业绩带动新房成交和土地成交较上月回暖，但绝对量仍弱于历史同期。

制造业：重回扩张区间

12月制造业PMI为50.1%，较上月回升0.9个百分点，强于季节性（疫前同期平均回落0.3个百分点）。在连续8个月运行在50%以下之后重回扩张区间。

五大分项指数四升一降。其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较上月分别回升1.7、1.6、0.5、0.1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指数较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12月制造业动能指标（制造业新订单-产成品库存）回升0.7个百分点至2.6%，连续两个月回升，显示产需匹配度提升，制造业景气恢复动能持续增强。

具体来看，12月制造业运行表现出五个方面特征：

一是需求明显改善。12月新订单指数较上月回升1.6个百分点至50.8%，重回扩张区间，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回升1.4个百分点至49%，两项指标均有强于季节性表现，且均达到4月以来最高水平。前期稳增长政策继续落地显效以及外部不确定性阶段性缓释，带动内外需同步好转。

二是生产动能持续回升。生产指数为51.7%，较上月上升1.7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达到10月以来最高水平，且有强于季节性表现。需求端改善带动企业排产意愿上升，生产活动实现较好扩张。

三是企业补库意愿回升。12月产成品库存指数回升0.9个点至48.2%，疫前同期为环比下降0.1个点，显示企业补库意愿边际改善。原材料库存回升0.5个百分点至47.8%，疫前同期为环比下降0.8个点，表明在供需改善带动下企业补库意愿增强。

四是重点行业整体回升。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消费品行业PMI分别为52.5%、50.4%、50.4%，分别较上月回升2.4、0.6、1.0个百分点，扩张势头明显加快。“反内卷”政策持续推进，高耗能行业景气水平稳步提升，当月PMI回升0.5个百分点至48.9%。

五是企业景气度分化。12月大型企业PMI回升1.5个百分点至50.8%，重回扩张区间；中型企业PMI为49.8%，较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景气度连续两个月改善；小型企业PMI为48.6%，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大中企业趋稳回升，对整体景气形成托底支撑。

价格：购进回落，出厂回升

12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53.1%和48.9%，分别环比-0.5个百分点、0.7个百分点。购进价格指数与出厂价格指数差距收窄，有助于改善企业利润。

从国际看，12月CRB指数月度均值环比下跌0.5%，其中原油是主要拖累。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连续三个月下跌，供应过剩仍是主导原油价格的根本逻辑，“欧佩克+”与美国持续增产，国际能源署预测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将比需求高出384万桶/日。金、银、铜价齐涨驱动金属价格月度均值环比上涨4.4%，除了受美联储降息、美元走弱影响之外，AI数据中心建设与全球产业链重构是更重要的驱动因素。工业原料价格月度均值环比上涨2.2%。

从国内看，12月南华工业品指数月度均值环比下降0.6%，降幅较11月收窄0.13个百分点，金属与贵金属价格上涨是主要支撑因素。其中，金属指数月度均值环比上涨3.1%，为8月份以来最高涨幅；贵金属指数环比大涨13.4%，金银价格均触及历史新高。能化指数月度均值环比下跌2.9%，降幅较11月扩大1.6个百分点。受基建和房地产景气回升影响，螺纹钢、水泥价格指数由跌转涨，平板玻璃跌幅收窄。

基于PMI指标和高频数据判断，预计12月PPI环比涨幅较上月扩大，由于去年同期基数回落，预计同比由上月的-2.2%收窄至-1.9%左右。

政策：稳中求进，提质增效

从景气指标看，12月经济运行呈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内外需同步好转。前期稳增长政策集中落地显效，外部不确定性下降，带动需求端企稳回升。二是新旧动能均有改善。基建和房地产景气度回升，高技术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明显改善；三是物价边际好转。出厂价格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改善，有望带动PPI降幅收窄和企业利润回稳。

考虑到先行指标的良好表现，预计全年GDP增速有望收在5.1%左右，顺利完成年度任务。

12月以来，宏观政策紧扣“十五五”规划布局要求，统筹兼顾短期稳增长目标与长期动能培育，构建起中央统筹部署、部委协同推进、地方精准落地的政策实施体系，呈现出定向发力、跨年衔接、提前布局的鲜明特点，在筑牢全年经济底盘的同时，为2026年“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筑牢政策支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全年方向，凸显“质效优先”核心导向。会议在延续“稳中求进”总基调的基础上，首次将“提质增效”“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作为核心导向，标志着经济发展从规模优先向质量优先深度转型。

会议辩证研判当前“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经济形势，首提“五个必须”重要原则锚定发展遵循，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置于2026年八大重点任务之首，明确政策重心不再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是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攻坚等举措，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定下总基调。

财政政策方面，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细化落实举措，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与国补落地见效。12月27至28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2026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导向既体现在资金规模扩容，更凸显于资金使用效益提升。会议部署六大重点任务，核心围绕内需主导、科创融合、城乡协同、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提出扩大财政支出盘子、优化政府债券工具组合、强化重点领域保障等五大举措。

政策落地层面，超长期特别国债已率先发力，首批625亿元资金于元旦前下达，精准覆盖岁末年初消费旺季。国补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改委与财政部联合发布2026年“两新”政策通知，明确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标准，将汽车补贴调整为按价格比例发放、家电补贴聚焦高能效产品，同时扩大数码智能产品补贴范围，通过统一全国补贴标准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政策从阶段性稳增长措施转向内需体系常态化安排。

货币政策方面，延续协同基调，聚焦精准发力与时机把控。2025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整体延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作为核心目标，强调加大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力度，重点强化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

但与财政政策主动靠前发力不同，货币政策更注重节奏与时机把控，在政策工具表述上淡化“降准降息”的迫切性，将政策重点从“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转向“巩固低位运行”，凸显择时而动的调控思路。具体实施大概率采用分步式宽松路径，明年年初或通过降准配合政府债券发行释放长期流动性，后续结合经济形势推进定向降息支持重点领域，全面降息则需根据就业、外部环境等综合情况择时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