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蔡园线上学习笔记(第124期)

本周我阅读了徐桂权、张志安合著的《从媒体到平台：中国国际传播话语权建构研究》，让我对数字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发展逻辑与实践路径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该书以“媒体到平台”的媒介生态转型为主线，构建起“历史脉络—媒体话语—平台战略”的三维分析框架，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价值，为理解新时代国际传播话语权建构提供了清晰的思路与指引。

书中对中国国际传播历史变迁的梳理令人印象深刻，从“对外宣传”到“国际传播”、从“国家主导”到“多元主体”，70余年的演进轨迹不仅展现了时代变迁，更揭示了我国国际传播观念的不断成熟。同时，作者以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典型案例为切入点，剖析中外媒体话语差异，客观指出传统媒体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与困境，让我明白话语建构不是单一的“发声”，而是精准的“对话”。最具启发意义的是“平台战略”篇章，结合“福通五洲”“澜湄视听APP”等实践案例，探讨平台化传播如何重塑话语权格局，提出自主平台建设与全球平台运营相结合的突围路径，打破了我对国际传播的传统认知。书中围绕两大核心问题的论证，既回应了当下传播实践的困惑，也前瞻性地指明了未来方向。

国际传播话语权的建构的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扎根历史、立足当下，也要紧跟数字时代潮流，兼顾理论创新与实践落地。作为关注国际传播领域的读者，我不仅感受到我国国际传播的发展成就与挑战，更明晰了平台时代话语建构的核心逻辑。

——2025级硕士 程静平

本周我阅读了莎拉·罗伯茨的《幕后之人》，这本书详细介绍了社交媒体网站的“幕后之人”，也就是商业性内容审核员的工作情况、薪资待遇和这份工作带来的问题。

作者首先介绍了商业性内容审核员的工作由来。这份工作长期以来被互联网用户所忽视，但由于部分商业性平台需要依靠用户生成内容来吸引和留住用户，因此对平台上传播的大量内容有监管的需求。对于需要用户生成内容维系业务的商业性网站和媒体来说，这项服务对公司至关重要，审核可能在内容发布之前进行，也可能在内容发布之后，核心目的就是确保网站的用户能够有一个轻松愉快的使用环境。目前，大部分商业性网站选择将这份工作外包，雇佣合同工或兼职人员来进行这份工作，这样不仅能够通过时薪的方式最大程度压缩成本，也能够将这份工作带来的隐患排除在外，例如审核员在长时间观看血腥、暴力等内容后产生的心理损伤，公司大可以通过对外声明审核员与公司不存在直接关系而挽回声誉。

书中还介绍了这份工作的艰难处境。商业性内容审核员主要有四种工作模式，第一种是在科技公司内部工作，员工专注于某个特定品牌或网站的内容审核，包括全职正式员工、第三方派遣的短期或兼职合同工等；第二种是为小型专业公司工作，可能是以单份工作计价的合同工；第三种是在呼叫中心工作，通常是7天24小时全天候运作，是薪酬较低的时薪工作；第四种是通过零工平台工作，员工可以在全球各地在线办公，通过数字计件获得报酬。作者在书中记录了部分他与已经离职的商业性内容审核员的访谈，其中包括为谷歌等大型互联网公司和视频平台进行内容审核的员工，他们的工作地点曾远在菲律宾、马尼拉、沙特阿拉伯等地，每天需要处理大量垃圾视频和色情视频，然而月薪却只有400美元，并且是工作时长超过6个月就需要强制休息的临时工。这份隐藏在网站背后的工作让审核员无法受到他们所服务公司的优良待遇，也让他们在正式员工面前低人一等，但更大问题是长期观看有害视频所带来的心理伤害。几乎每个审核员都承认自己会被这些视频的内容所影响，在下班之后依然会想起部分片段，并由此引发两种可能，一种是为了不让网民看到这些内容他们自愿加班去维护网站的和平，另一种是他们选择封闭内心，减少家人朋友的担忧独自承受。然而这些问题由于审核员的临时工身份都得不到公司的关切，亦无法享受公司福利待遇中的心理疏导，这也是作者研究问题的初衷，他希望能够让“幕后之人”得到应有的关注，希望审核员能够从屏幕后面走到有光亮的地方。

虽然书中的背景发生在西方国家，但内容审核员这个职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样存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都存在各自的内容审核员。我们可以在平台上分享、点赞、转发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但我们的参与始终是在相对自由的框架中，是符合法规条文和言论自由的平衡。我们的审核员同样在幕后，为维持清朗的网络空间所努力。正如书中所呼吁的，这些“幕后之人”不应被忽视与遗忘，他们的劳动值得被看见，给他们合理的薪酬待遇和必要的心理疏导，都是对这份职业最基本的尊重。

——2025级硕士 高颖晖

本周学习了陈斌、雒虹的文章《大学图书馆场所精神构建实践——以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为例》，原文刊登于《图书馆论坛》2017年第7期。本文以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为例，系统探讨了大学图书馆在当代环境下面临的空间转型与功能拓展问题，重点提出了“场所精神”构建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读者信息获取习惯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实体图书馆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因其独特的空间价值与文化承载功能而焕发新生。场所精神作为建筑现象学中的重要概念，强调空间与人的情感联结、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为图书馆的空间重构与功能提升提供了理论支撑。

文章首先清晰界定了场所与场所精神的内涵：场所并非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自然环境与人造环境结合的有意义整体，承载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与生活方式；场所精神则是场所所特有的总体气氛，是人们在与空间互动中形成的归属感和有意义的空间感，其本质在于挖掘空间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特征，唤起人们对特定地方的记忆与情感联结。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大学图书馆场所精神构建的三大核心要素：美好的空间形态是基本前提，浓郁的文化氛围是重要基础，引导读者积极体验是关键环节，这三个要素相互支撑，构成了场所精神构建的完整逻辑框架。同时，论文强调了场所精神构建的重要意义，不仅能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激发学习自主性，还能让图书馆成为承载文化传承、促进人际交往的“精神家园”，实现环境育人、文化育人和服务育人的使命。

在实践探索部分，作者详细阐述了钱学森图书馆的改造与建设经验，具有实操性。在空间形态塑造上，图书馆通过外立面改造实现与周边建筑风格的和谐统一，同时对内部空间进行大规模重构，将分散的服务部门集中布局，腾挪出优质空间打造24小时学习区、小组讨论室、创客空间等多元化功能区域，通过完善设施配置提升空间品质，实现了从“以书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在文化氛围营造方面，图书馆深度挖掘历史文脉，通过腾飞塔广场、“四大发明”广场等人文景观彰显文化底蕴，借助“院士廊”“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等载体，将杰出校友的事迹与精神融入空间，让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在引导读者体验上，图书馆一方面强化文献资源建设，构建多学科、全媒体的资源体系，并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另一方面鼓励学生社团参与空间运营与活动策划，通过“新知讲堂”“思·享”论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增强读者与空间的互动，让图书馆成为充满活力的文化交流平台。

总体来看，本文以钱学森图书馆为案例，不仅具体展示了场所精神构建的实施策略与成效，也为其他大学图书馆的空间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在图书馆日益强调空间服务与用户体验的今天，场所精神的构建有助于提升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使其在数字时代依然保持其作为知识共同体与文化象征的独特价值。

——2024级硕士 向清蓉

本周阅读了斯科特・麦夸尔《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第四部分“城市屏幕和城市媒介事件”。该部分以城市公共屏幕为核心载体，梳理了地理媒介语境下屏幕的迭代与转型，剖析其如何突破商业与管控束缚，通过“城市媒介事件”重塑公共交往，厘清了公共屏幕作为新型传播基础设施的属性、形态与困境。

麦夸尔指出，城市屏幕的核心意义，是从商业广告载体、景观装饰，转变为连接物理空间与数字网络、整合现场交往与远程传播的公共传播基础设施，核心目标是构建“城市媒介事件”，让个体在城市空间中形成集体在场、实时互动与跨地域联结，重构数字时代的公共见证与公共表达。他将城市屏幕划分为两代：第一代以商业广告为主，服务于资本与流量；第二代则嵌入公共空间、面向公众参与，成为激活公共性的关键载体。

书中重点分析了第二代城市屏幕的三种实践模式。一是公共空间广播模式，以英国BBC城市大屏幕为代表，由公共媒体运营，剥离纯商业广告，以赛事直播、公共仪式、社区内容为主，将屏幕作为城市公共文化窗口。二是公民合作模式，以墨尔本联邦广场屏幕为典型，由公共机构管理，深度融合广场空间，服务于纪念、庆典、公共表达与多元文化展示，成为市民集体行动的物理与数字中心。三是艺术屏幕模式，以荷兰当代艺术屏幕为样本，专注视觉艺术展示，以实验性创作突破屏幕的功能与商业局限，拓展公共表达的艺术维度。

这些实践的共同逻辑，是把城市屏幕从单向输出端转为双向互动节点，依托地理媒介的实时性、场景性和集体性，打破广播电视时代私人化、个体化观看的局限，让屏幕成为城市公共性的物质载体。麦夸尔进一步以澳韩跨国屏幕联动、舞蹈互动、短信投屏创作等项目说明，“城市媒介事件”能够实现跨城、跨国实时联结，让不同地域的公众在公共空间完成具身互动、文化交流与集体创作，既突破物理边界，又保留现场交往质感，培育出数字时代的跨国公共交往能力。

整体来看，本部分以公共屏幕为切口，完整呈现了地理媒介重塑城市公共传播的路径，既展现技术赋能，也直面现实困境。其观点打破“城市屏幕只是商业景观”的刻板认知，确立其作为公共传播节点的核心定位，拓展了媒介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理论的研究视野。在议题层面，为城市屏幕公共性与商业性平衡、跨文化传播、参与公平性等问题提供了方向。

——2024级硕士 吴奕欣

本周我阅读了蔡斐的《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报刊活动的模式、特征与作用》我对抗战大后方的概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学习。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抗战大后方”这个概念。他当时说的是：“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以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了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给了我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贵、川等地，使敌无法占领……”

这段话里有几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毛泽东把大后方定位为“总的抗日根据地”，用的是“根据地”而非“后方”或“国统区”的说法，实际上是在话语上就已经为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存在做了合法性解读——大后方不是国民党的“大后方”，而是全民族抗战的“大后方”。此后，这个概念逐步进入党的正式文件体系。周恩来后来强调“西北、西南可以成为我们的大后方”，董必武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专门作《大后方的一般概况》的报告。到1945年中共七大时，甚至还设置了专门的“大后方代表团”，58名正式代表、26名候补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博古、吴玉章等南方局领导人和各省负责人名列其中。这个概念也体现了新闻报刊活动作为其支撑手段的重要性，没有报刊，话语如何落地？没有报刊，大后方作为“根据地”的意识如何抵达群众？

大后方的报刊活动不是在“自己家”里办报。西南、西北是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国民党有一套严密的新闻检查制度，《战时新闻检查办法》《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等一整套法规强化了新闻出版限制。国民党在大后方有自己的报刊网络，有党报系统、军报系统，还有一套特务监视体系。中共报刊活动是在“敌人的地盘”上开疆拓土，既要发得出声音，又要躲得过审查；既要团结尽可能多的中间力量，又不能暴露秘密组织和地下党员。用论文里的原话来说，大后方的党是“一种特殊的秘密党”，它的特点是“一方面是完全秘密的党，同时又有空前广大的革命的社会基础”。秘密与公开，恰恰是大后方报刊活动的核心特征。

传统研究中共在国统区的新闻活动，往往聚焦于《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无法代表整个报刊网络。这篇论文给出了九种模式：以党的名义直接创办并扩大发行的），以统一战线名义创办由党实际掌握的，地方势力创办但党员“成建制”进入的这种连续性让我想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在大后方，中国共产党并不拥有制度性的媒介权力，它无法像在根据地那样直接设立报纸、分配资源，唯一能依靠的，是在复杂的政治缝隙中找到可以渗透的空间，把党的意志转化为某种“常识”，让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也能接受。

论文提炼出三个核心特征：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活动模式、直接和间接相结合的领导方式、抗日与民主相结合的主要内容。这三个“相结合”放在当下同样具有反思价值，今天的舆论生态同样面临着“显性传播”与“隐性传播”如何协调的问题，官方话语的刚性和民间话语的弹性之间如何平衡？直接宣传和间接影响如何形成合力？

论文给出的答案是，既要主张旗帜鲜明的显性宣传，也要注重看不见的隐性宣传。八十年前大后方的报刊实践，恰好提供了一个历史样本：在最严苛的新闻审查环境下，通过隐性的方式让主流意识形态落地生根。这种历史经验在今天并非过时。

——2025级硕士 梁馨月

本周我阅读了美国学者布鲁克·埃琳·达菲的《社交媒体、理想职业与愿景劳动》这本书的第一、二章。

在第一章中，达菲提出“愿景劳动”一词，指自我表达通过一系列高度个性化且能创造价值的生产活动来实现。结合斯迈兹的“受众劳动”理论，我认为二者存在共通之处-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看广告是为电台打工；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创作者的创业愿景促使他们主动进行高强度的内容产出。而这种劳动被包装成“自我实现”，让个体被吸纳进平台的算法逻辑中，为了追求“爆款”和“涨粉”，创作者自愿承担了所有的生产成本。这种“自由”本质上是平台对个体的风险转嫁——平台拥有数据的所有权和算法的解释权，而个体仅拥有随时被限流的恐惧。

第二章则深度触及了性别政治与身体传播。愿景劳动的特质在于其“审美性”和“日常化”。特别是对于女性创作者，社交媒体不仅要求她们产出内容，更要求她们产出“理想的自我”。这是一种审美劳动力的榨取。她们在镜头前展示的精致生活，其实是消费主义逻辑下的符号生产。每一张精修图背后，都是对品牌符号的背书。这种劳动要求女性在保持“真实感”的同时，完成对商品的植入。这种“矛盾的真实”不仅让创作者陷入长期的心理内耗，也进一步固化了数字空间中性别分工的不平等。

读完这两章，我认为作者向读者描绘了一个没有围墙的“隐形工厂”，即平台通过算法黑箱实行“非对称监控”，创作者通过猜测算法偏好来调整自己的生产行为。在算法逻辑下，创作者并非数字游民，更像是被算法锁定的数字劳工。因此，我认为这是在数字时代浏览社交媒体或者创作社交媒体内容时应当警惕的社交媒体问题

——2025级硕士 何依蔓

本周我阅读了郭郡郡、冯可的《制度消解与关系补偿：网络社群“驯化”下中老年人媒体信任的重构》，原文刊登于《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一期。这篇以驯化理论为核心、基于全国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系统揭示了网络社群如何重塑中老年人的媒体信任结构，让我对数字时代媒介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有了全新且深入的理解。

论文将技术驯化理论贯穿始终，跳出了“数字鸿沟”“信息茧房”等常见视角，把中老年人使用网络社群的过程，看作技术与日常生活相互嵌入、相互塑造的“驯化”过程。从依赖子女代际协助接入互联网，到把微信群、朋友圈作为主要信息来源，再到被算法推送形成圈层认知，中老年人的信息获取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传统媒体的制度权威不断被稀释，熟人关系、社群共识逐渐成为判断信息可信与否的新标准。这让我认识到，中老年人媒体信任的变化，不是简单的“轻信”或“盲从”，而是技术深度介入后认知框架被动重构的结果。

文章还提出了双重作用机制，网络社群对中老年人媒体信任同时存在两种相反影响：一是通过解构制度权威、降低政治信任，显著削弱对媒体的信任；二是通过强化社会联结、提升社会评价，形成信任补偿的“遮掩效应”，部分抵消负面作用。一负一正的动态博弈，让信任重构呈现复杂的平衡状态，而非单纯的崩塌。这种辩证分析，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技术影响下信任变迁的复杂性。

同时，论文对异质性与社群类型的实证发现极具现实价值。研究显示，年龄越大、代际支持越少，网络社群对媒体信任的负向影响越强；而丰富的线下社交网络能够缓解这一效应。在社群类型上，功利性社群显著消解媒体信任，关系性与兴趣性社群则无明显影响。这说明，数字融入的效果因人而异，代际反哺、社交资本、社群属性共同决定了技术驯化的走向，也为精准治理提供了重要依据。

ll我们常常关注技术层面的“会不会用”，却忽视了信任结构这一深层命题。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瓦解中老年人长期形成的权威认知，若缺乏引导，容易引发认知失调与信息焦虑。论文提出的分层数字素养培育、差异化社群治理等对策，兼具学术严谨性与现实可行性。

这篇文章在理论运用、研究设计、实证分析上都树立了典范。它用扎实的数据与清晰的逻辑，回应了老龄化与数字化叠加的重要社会议题，也启发我在今后的学习中，既要重视理论深度，也要扎根现实问题，关注技术背后的人、关系与信任。

——2025级硕士 李驻

本周学习了赵新利和白悦凝的《出版的“游击战”：日本馆藏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伪装本考论》，刊载于《现代出版》2025年第9期。

文章以日本馆藏档案为基础，对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伪装本的类型、传播方式及其历史价值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读全文，可以从史料价值、研究视角与理论意义三个层面加以理解。

从研究内容来看，文章的核心贡献在于“发现新史料”。作者利用日本档案中保存的大量调查报告及附件，发掘出数十种此前国内未见或记录不全的伪装本，如《地狱》《今宵》《矿夫》《朵云集》《文艺珍品》《溺情记》等，这些材料极大拓展了既有研究的史料边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伪装本往往以“附录”形式出现在日方情报档案中，不仅保留了文本本身，还连带呈现了其被发现、查禁、传播的具体情境，使研究不再停留于文本层面，而进入历史过程之中。

研究视角上，文章突破了以往“就书论书”的路径，将伪装本放入舆论斗争与政治传播的框架中加以考察。作者指出，伪装本并非简单的出版技巧，而是在白色恐怖与严密审查环境下形成的一种特殊传播策略，是中国共产党突破封锁、维系宣传体系的重要手段。例如，通过改变封面题名、伪造出版机构、使用化名作者，甚至将革命刊物伪装成言情小说或官方刊物，这种“以假护真”的方式体现出高度的策略性与灵活性。文章将这种实践概括为出版领域的“游击战”，这一比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文章的一大亮点在于引入“他者视角”。日本方面出于情报收集与政治防范的需要，对中共宣传活动进行了细致记录，并多次以“巧妙的宣传”加以评价。这些记录一方面反映出中共宣传策略的实际效果——已引起敌对方高度警惕；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共产党舆论斗争成效的间接证据。这种“从敌方档案反观自身”的方法，有助于弥补单一史料来源带来的认知局限。

文章不仅在史料层面实现了突破，也在方法上提供了有益启示。它表明，在极端政治环境下，传播并不会消失，而是会转向更加隐蔽与灵活的形态。伪装本正是这种“非常态传播”的典型案例。对今天而言，这种在高压环境中争取话语空间的经验，对于理解舆论战、信息战乃至传播策略的演变，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24级博士 刘昕悦

本周我阅读了龙迪勇老师的著作《空间叙事学》第八章至第十一章内容。该部分内容以文学文本空间叙事为基础，逐步拓展至历史叙事和图像叙事领域，最终完成了空间叙事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形成了由浅入深的跨媒介与跨学科理论脉络。

作者首先以历史叙事为切入点，从本体论层面论证空间并非历史叙事的背景，而是其核心构成基础，并从三个维度展开了论证：一是叙事动机与历史证据，作者指出历史中残存的器物、废墟、图像等空间性存在物，既是历史研究的证据，也是史学家开展叙事研究的动机来源；二是历史的场所，强调所有历史事件都依托具体空间发生，承载事件与集体记忆的空间成为“历史的场所”，而社群或人类共同体的“神圣空间”是其中核心；三是空间性结构，提出历史叙事常通过地图、图表等空间化方式组织材料，让复杂历史关系获得清晰表达；第九章中作者的叙事角度实现了从文学叙事到图像叙事的理论跨越，系统探讨了作为“空间艺术”的图像如何实现叙事。作者首先界定图像本质：图像是“以空间形式表现的时空统一体”，需在特定空间中包孕特定时间，在此基础上提出核心命题“图像叙事的本质是空间的时间化”。由于图像本身缺乏时间流动性，叙事需将凝固的空间场景重新纳入时间进程，以重建其语境；之后作者聚焦图像与文字两种叙事媒介的互动关系，指出空间叙事本质是跨媒介叙事，“模仿律”与“出位之思”是其核心动因与学理基础。其中“出位之思”指一种媒介对另一种媒介美学效果的追求，如文字叙事追求图像的空间性、图像叙事追求文字的时间流动性，媒介间的相互模仿与影响构成了叙事艺术发展的内在动力，也赋予空间叙事学跨媒介的理论启发。

第十一章作为全书总结章节，系统建构了空间叙事学的理论体系，将研究对象划分为物理空间、形式空间、心理空间和存在空间四类。物理空间指故事发生的实际场所；形式空间是文本结构的空间特性；心理空间涵盖记忆的空间性与想象的空间性；存在空间指向叙事构建的意义世界。这四类空间的划分，为重庆轨道交通的系统分析提供了完整框架：物理空间对应车站、车厢、线路等物质实体；形式空间体现了轨道网络围绕“山城”重庆形成的“桔瓣式”并置叙事结构；心理空间关联着乘客、市民的通勤记忆、打卡体验与集体情感；存在空间则指向轨道交通本身承载的“魔幻8D城市”“赛博朋克”等媒介奇观。

总的而言，第八至十一章将空间叙事理论从文学文本延伸至历史、图像领域，实现了从“跨学科”到“跨媒介”再到“体系化”的三重跨越，打破了前期理论的文学局限，也为我研究重庆轨道交通空间叙事研究提供了多维度、系统化的理论支撑。重庆轨道交通空间也是文字与图像叙事的交汇场：站名、导航标识等构成文字叙事载体，轻轨本身的建筑形态和车厢内的景观等形成图像叙事素材，而社交媒体的传播又进一步放大其跨媒介特性，不同媒介之间相互模仿，共同塑造了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叙事空间的文化内涵，也为城市形象传播研究提供了思考的方向。

——2024级硕士 陶新月

本周我学习了《德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该书由邢来顺、岳伟、钱玲燕三位学者合著，系统梳理了19世纪以来德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

本书以历史分期的研究方法，将德国乡村治理划分为六个阶段，展示了德国历史的连续性，揭示了不同政治体制下乡村治理理念的根本差异。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核心是普鲁士主导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1871年后，普鲁士政府制定了针对东部、北部省份的《县级条例》和《乡镇条例》，通过警察国家化、县长专业化、扩大资产阶级和农民参与权，在规范乡村自治的同时确立国家权威。然而，容克地主阶层仍在乡村治理中保持明显优势，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复杂交织。

面对一战后的经济困难和大批难民安置问题，魏玛政府则将乡村重振集中于移民垦殖和定居点建设。政府颁布专门法令并投入巨资，在高沼地带和荒地上建设居民点和公用设施，每年建成农家庭院多达4300套，为乡村地区注入了活力。这一时期体现了国家主导的乡村重建模式。

进入德国乡村治理的成熟期，联邦德国形成了系统的制度框架，包括颁布法令提升土地整治与农业现代化，搭建城乡等值化理念，启动村庄更新计划。推进产业逆城市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农地整治从单一农业生产功能转变为农村多功能开发，强调通过土地整理改善生态和景观环境，发展休闲旅游、文化体验等多元功能。从《土地整治法》《农业法》到《联邦德国空间规划》，德国建立了完整的乡村治理法律体系，为乡村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

德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从传统农奴制到现代民主治理的漫长转型，这一过程提醒我们，乡村治理现代化不能割裂历史传统。中国乡村有着数千年的治理传统，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传承优秀传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德国乡村治理成功的关键在于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参与的治理格局。中国乡村治理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村集体、企业、村民等各主体的权责边界，构建协同治理机制。

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演变，德国农村现代化是长期坚持、逐步完善的结果。中国乡村治理需要避免急功近利，树立长期发展理念，注重制度建设的可持续性。

——2024级硕士 杨涵

本周我阅读了赵梓帆、董玉芝发表在《传媒》的《交通中的媒介：武汉轮渡的空间再生产与城市记忆建构》。本文以武汉轮渡为切入点，将交通基础设施置于传播与空间理论的交叉视野中，提出轮渡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运输工具，更是一种具有媒介属性的社会关系场域。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交通—传播”二元分离的传统认知，将交通重新纳入媒介研究框架，并借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揭示轮渡如何在空间再生产过程中参与城市记忆的建构。

在现代传播研究中，“媒介”往往被理解为信息传递的技术装置，而交通基础设施则被归入物质层面的功能系统。但本文通过对理论脉络的梳理指出，早在查尔斯·库利那里，“传播即观念的交通”就已经揭示了物质流动与符号流动之间的同构关系。电报等电子媒介的出现使传播逐渐脱离实体运输，但这种“去物质化”的理解实际上遮蔽了交通本身的媒介属性。由此，武汉轮渡被重新界定为一种“交通媒介”：它不仅运送人和物，也在流动中生成社会关系、传递文化意义，并重组城市空间结构。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轮渡的意义首先体现在其对空间的再生产作用。轮渡通过航线布局、码头建设以及交通网络的重构，将原本被江水分隔的城市空间重新连接，使“两江四岸”的地理结构转化为可通达、可交往的社会空间。这种连接不仅是物理层面的，更是社会关系的重组过程。轮渡所形成的高频、短时的移动空间，使其成为典型的日常实践场域：排队候船、甲板交流、江景凝视等具体行为，构成了城市生活的微观图景。在这一过程中，空间不再只是被使用的对象，而是在不断的实践中被赋予意义，逐渐沉淀为具有稳定情感结构的“地方”。

与此同时，轮渡的意义并不止于日常实践层面，还通过话语与符号系统被不断再编码，进而转化为城市记忆的文化符号。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轮渡逐渐从单一的交通工具转向被媒介、政府与文旅系统共同建构的“城市名片”。媒体报道、城市宣传片以及短视频平台的再现，使轮渡成为武汉历史与文化叙事的重要意象。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空间表象”的生产，即通过权力与知识的作用，将具体空间转译为可传播、可识别的符号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符号化过程既强化了轮渡的城市认同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景观化”与“他者化”的倾向，使原本属于日常生活的空间逐渐被纳入消费与展示逻辑之中。

更深层的意义体现在个体经验层面。轮渡作为一种流动空间，其独特之处在于能够调动多重感官体验：江水的气味、船体的震动、江风的触感以及两岸景观的动态变化，共同构成一种高度具身化的空间经验。这种经验通过不断重复被内化为记忆，并在时间的积累中转化为情感依附。轮渡因此成为一种“表征性空间”，即个体情感、记忆与城市认同交汇的场所。对于武汉市民而言，轮渡不仅是通勤工具，更是承载生活片段与情感记忆的媒介，其意义超越了具体功能，成为人与城市建立联系的重要纽带。

从整体来看，武汉轮渡的空间再生产过程呈现出“物质—符号—情感”的多维结构：物质层面上，它通过交通网络重构城市空间；符号层面上，它通过媒介话语被塑造为城市文化意象；情感层面上，它通过个体经验沉淀为集体记忆。这三者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在互动中不断生成与转化，共同构成城市记忆的动态机制。

这一研究对于理解当代城市具有重要启示。在基础设施不断升级、城市空间日益同质化的背景下，如何使交通系统不仅具有效率功能，同时承载文化与记忆，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武汉轮渡的案例表明，基础设施完全可以成为“有温度的媒介”，关键在于是否保留其与日常生活的连接，以及是否为个体经验的生成提供空间。

——2024级硕士 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