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十):读《世界的逻辑》与《改革的逻辑》(1) ——世界风云激荡之中,我们做对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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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2020年研究生等待毕业的那段时间，疫情原因，我被困在家里待了四五个月。这段时间除了准备毕业答辩的事情，还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是认真陪伴家人，第二是认真运动，第三是认真看书。其中，大卫哈维《世界的逻辑》和周其仁教授《改革的逻辑》就是这段时间读完的。

6年时间过去了，我或许成熟了一些，对于世界和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则也或许多了一些认知。再回头去看这些当时觉得晦涩的书，又有了很多新的体悟。

看这些关于宏观世界书籍的时候，总是会不自觉将个人置身于这些宏大叙事之中。但抬头看见这宽阔的天地之后，总归是要聚焦微小个体、低头认真走路的。加上昨天张雪峰猝死的新闻，更让人慨叹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之渺小和难以预测。

“大环境在时代修正发展中曲折前进，小人物在艰辛困顿中奔赴未来。岁月绵长，人间灯火依旧。”愿每一个在人世间匆忙奔行的路人，都能在这宏大叙事之中找到个人命运所寄托之处，完成好自己的人生课题。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回到爱人的身旁。在妈妈老去的时光，听她把儿时慢慢讲。也祝你不忘少年样，也无惧那白发苍苍。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在这边土壤，随万物生长”。

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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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的逻辑》

那段时间里，我第一次比较认真的阅读政治经济学的书籍。最早读的是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这本书，读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把我所知道的一些历史事件与政治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关联起来，比如越战，伊拉克战争，改革开放，90年代的外资潮，98年亚洲金融危机，01年加入WTO，08年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大发展。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就是《世界的逻辑》中的第九章（后文有摘录）。

大卫哈维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体系和观点，无论是对我理解纵向的国家发展历史，还是理解横向的全球关系、区域竞合，甚至是工作中理解国内的改革方向、土地政策演进和导向，都有非常大的启发。

读完《新帝国主义》和《世界的逻辑》后，我还买了大卫哈维的《资本社会的十七个矛盾》《资本的限度》这两本书。但后面这两本书其实相比前两本更为理论和晦涩，所以我只是走马观花式的读了一下，记忆都不太深刻了。或许后面伴随年龄增长和社会经验增加，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有所提升后，会能更为深入的理解吧。

无论是当时看这些书，还是现在有了多一点的社会经验后再去看，其实看得都是一知半解。书籍的逻辑都很自洽，好像都很有道理，但我读的也不是非常明白，尤其是关于经济学的理论部分。不过无论如何，能让我沉下心去思考和尝试理解，能让我对这个世界和社会的运行规则多一个认知视角，我就觉得很是满足和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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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革的逻辑》

如果说大卫哈维的书，是让我对整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和运作逻辑有了新的认识的话，那么那段时间阅读的周其仁《改革的逻辑》，就让我在理解世界运行规则和运作逻辑的过程中，逐渐明白了我们为什么“站起来了”，以及理解了很多改革的方向和政策的内涵与逻辑。

周教授的书总是很打动我。2017年本科毕业的假期，我读完了周教授的《城乡中国》上下两册，这是我第一次从书里系统学习到中国农村的改革历程。周教授在书里写到的改革开放后国家成立的农村政策研究小组一小队人马去农村调研的生动场景，让我很是感动——从古到今，是会有人在理想主义的支持下奔赴各地寻找答案的。

《城乡中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和影响。后来研究生期间，导师的言传身教，以及师门的精神传承，又让我更进一步受到了感染和熏陶。这些都让我在现实的实用主义之中，一直保持着些许理想主义和情怀。

读《改革的逻辑》是在2020年研究生毕业之前。这个时候相比2017年初读《城乡中国》之时，我有了多一点的专业知识和社会经验，对社会运行规则也有了一定的认知；加之我的毕业论文中有一个篇章是分析政府和市场对日照市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作用的，所以对书中所写的改革、逻辑、政府、市场、制度等等，有了更深的理解。

配合着大卫哈维政治经济学相关书籍的阅读，似乎是有了比以前更高的接受程度。总体来说，这些书的阅读，都是恰逢其时——一知半解就是最好的读书状态。

《改革的逻辑》中，每一部分都是值得我认真去学习和领悟的。尤其是我工作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研究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以书中第二部分《重新界定产权之路》和第三部分《土地制度改革》是和我的工作密切相关的，我有很多关于土地政策的认知其实是受益于这本《改革的逻辑》。再结合两年多的借调经验和这几年工作中面向实践的项目的锻炼，回过头来看，对书中的很多观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可以说，这两部分是我相对很熟悉的板块。所以这两部分有必要再认真专门去写一篇读书笔记。

第四部分《货币制度重于货币政策》和第五部分《改革驱动的经济增长》超过了我日常工作的范畴，但是对我理解整个行业的变化、国家改革的方向和逻辑，都有着重要的帮助。不懂经济学，怎么去看懂政策甚至是参与制定政策呢？所以这两部分内容也值得再单独写一篇读书笔记。

这次的摘录和笔记其实主要是基于自序、第一部分《中国做对了什么》和最后一部分《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带着对于宏观大世界运行逻辑的浅浅认知，跟着周教授去观察、理解和思考，在世界风云激荡之中，我们做对了什么？

放一首《如愿》，感谢在世界风云激荡之中让我们站起来，并引领我们前进的前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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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世界风云激荡之中，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

大为哈维关注资本的时空修复，周教授则聚焦中国改革中的制度成本下降——这两个视角在解释中国实践时形成了互补。

我尝试把《世界的逻辑》和《改革的逻辑》结合起来，去理解（而不是回答）这个问题。

一、关于改革开放与外资潮

大卫哈维在《世界的逻辑》中描述了资本主义国家化解资本主义过度积累危机的方式——找到全新的地域来实现超额利润，以及现实世界的真实案例。根据大卫哈维的描述，在新的地域实现超额利润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将过剩商品销售过去，换回货币和其他商品。如果是其他商品的话，大多数是换回了廉价的原材料或其他中间产品。

第二种，如果新的市场缺乏货币或可交易的商品，就主动寻找货币和贸易品。比如英国在19世纪逼迫印度跟中国开展鸦片贸易，由此通过对印度的贸易间接获得中国的白银。

第三种，主动给新市场提供信用甚至援助，然后再用这些钱来购买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过剩商品。比如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重建了欧洲和日本。

第三种属于资本的出口，尤其再加上劳动力的出口，通常会产生长期的影响。在这种方式之下，过剩资本和劳动力被输送到新的地域，然后在那里开始新的资本积累。“由于资本主义在这些新的地域要经过多年发展后才能成熟（如果可以成熟的话），而且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碰到过度积累的问题。因此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都有利于输出国”。

大卫哈维提供了“为什么是此刻”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外部视角。1970年代西方资本过剩需要寻找出路，这是中国开放得以发生的结构性前提。

周教授的《改革的逻辑》则提供了“为什么能接住”的内部视角：产权界定、价格双轨制、承包合约的合法承认——这些制度变革降低了中国吸纳外来资本与技术的“交易成本”，使外部条件转化为内生增长。

同时，开放不仅是引进外资，更是让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资源融入全球生产网络，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参与国际竞争。一方面快速积累人力资本和技术能力；另一方面外资进入带来了技术外溢和先进管理经验，推动了本土企业的成长。正如张维迎教授在《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这本书中所言，也“中国的开放政策使得生产可行性边界外移”，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关于政府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在《重组与突破》的读书笔记之中读书笔记（三）：《重组与突破》（1） || 有限资源优化配置的智慧，我分享了我对于国内经济体制的一点点浅浅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个很伟大的设计，既让我们能够快速发展经济，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各类人群的利益。虽然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制度，但至少我们的日子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越来越好了。”

政府与市场不是固定分工，而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动态调整边界——该退的时候果断退，该进的时候有效进，核心是“以更低的制度成本实现资源配置效率”。

2024年在进行土地政策系统研究工作的时候，我有机会相对深入地了解了一下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历程，并尝试把土地政策的演进放置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中进行理解。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类资本要素在国内流动提供了制度性基础；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进一步释放了要素流动所带来的价值潜力。

土地领域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最典型的“矛盾场”。土地指标的计划配置与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之间，始终在寻找动态平衡。近年来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正是试图在这个张力中找到新的制度安排。

如果再观察最近自然资源部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6〕38号），更能深刻理解政府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中的“进”与“退”。

——政府“退”的边界：文件明确“新增建设用地原则上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本质上是政府主动退出竞争性、经营性领域，将这部分空间交给市场去配置。新增指标更多用于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这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职能。

——政府“进”的边界：在空间规划权、总量管控等方面，政府强化了“守底线”职能。“三区三线”的刚性约束、耕地占补平衡机制等，都是政府在防止市场失灵、保障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方面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关于产权与交易成本（制度经济学范畴）

“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科斯的产权和交易成本理论，可以很好的代入到我们国家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参与全球分工的过程中去理解。

2023年我和领导同事一起，写了一篇关于留用地的文章《留用地权益实现的制度困境与转型思考——基于用途管制制度和产权制度的分析》，当时就是受到科斯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的一些启发，把“留用地”这样一个独特的政策设计，置于空间逻辑和经济逻辑中去解读。对我个人的专业成长来说，也是一次将空间和经济相结合的小尝试。

从更大层面去理解，土地要素配置的问题，本质上也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在政府强管控之下，明确界定产权，减少交易成本，打通权益实现路径，以规避“产权模糊”（包括权属不清和权能不足）带来的价值损耗和社会总体福利的减少。

中国产权改革的特殊性在于“在不触动所有权的前提下，不断强化使用权”。未来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在不断强化的用途管制框架下，如何让使用权拥有者获得应有的收益权。

四、关于国内国际双循环

总之，将《世界的逻辑》和《改革的逻辑》并置阅读，让我更好地理解了过去，也更好地理解了当下。不当之处，欢迎批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