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由于《易经》的道理深奥、神妙无穷、变化无尽，因此推测和解释都非常困难。所以，这些解释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经历了历代圣人的研究和解释，其中很多内容有所增减。如果想深入理解《易经》的原始意图，学习者必须超越文字的表面意义，去探究其背后的象征和寓意。
然而，初学者往往难以直接理解这些象征和寓意，他们需要借助文字作为引导。由于文字表达的局限性，有时经文可能不够详细，而传文则可能更为详尽。因此，历代圣人为了解释《易经》的深层含义，开始详细阐述其文字，推衍其主旨。
《易经》的传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历代圣人的推衍和变化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些圣人不仅继承了《易经》的基本思想和原则，还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实践经验对其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因此，《易经》的传承是一个不断创新和变化的过程，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
在唐尧、虞舜、三代（即夏、商、周）时期，人们对《易经》的研习和传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的《易经》被分为《连山》、《归藏》和《周易》三个版本，每个版本都有其独特的特色和侧重点。因此需要通过比较和衡量来深入理解。
《周易》的经文和传文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两者共同构成了《周易》的完整体系。经文提供了占卜和阐释的基础，而传文则对经文进行了深入的解释和发挥。传文作为易经的辅助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信息和解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易经的智慧。
传文之所以与周易经文有所不同，主要是因为它采自其他易学流派或先贤的注解。这些注解或是对经文的解释，或是对经文的补充，或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文进行阐发。这些差异体现了易学在传承过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易学思想的广度和深度。
同时，传文中也存在与经文参差互出的内容。这主要是因为经文在表达某些思想时可能未尽其意，需要借助传文进行补充和阐发。这些补充和阐发，有时是对经文直接的解释和说明，有时则是通过引用其他文献或故事来加深理解。这些参差互出的内容，不仅丰富了《周易》的内涵，也使其更加易于理解和接受。
经文由于篇幅和体制的限制，往往言辞简练，意义深邃，需要读者去深入体悟和挖掘。而易传则不受这些限制，其言辞丰富，义理宏大，涵盖了上下、古今、巨细、显隐的各个方面。
比如，在易传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先天和后天易学的探讨，还可以看到连归、本宫、岁象辟卦等具体易理的应用。这些易理和方法的引入，不仅丰富了易学的内涵，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指导。
同时，易传对于数象的探讨也非常深入。从河图、洛书到太极、两仪，再到天地生成数、五运六气、甲子岁会之图等，这些数象的引入，不仅展示了易学与数学、天文、历法等领域的紧密联系，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加深入的数理思考和分析工具。
还有，易经中提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一观点在易经的经文中并未直接表述，而是在传文中得以详细阐述。
再有，易经的教义并不仅仅局限于预测吉凶，更重要的是通过吉凶的占卜来体悟人生的本质和规律。易经认为“道在人为性”，即人的本性是与道相通的，而易经正是通过揭示人道的规律来展现人性的善良，这一观点在传文中也有详细的阐述。
再比如，易经中的数字观念始于河图洛书，其中“天一至地十”是天地生成的基本数字。而“天一地二，大衍之数五十”这一观点，也在传文中得到了详细的解释。
同时，易经的门户、八卦的本义、六十四卦的时气、以及天、地、人所象之名类等方面，都各自有其独特的含义和用途。这些含义和用途在传文中得到了详细的说明和阐述，为我们理解和应用易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此外，易经还涉及到一岁之迁移、八方之分合、古今世界之终始以及人事吉凶、祸福之占验等方面。这些内容在传文中也都有详细的记载和解释，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指导。
因此，要深入理解和应用周易，必须熟读传文，了解易经的递嬗过程、内涵和用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探天地之妙、测阴阳之神、达性命之源，明于行止动静之道。
伏羲氏被认为是八卦的创始人，为《易经》的卦象体系奠定了基础。然而，仅有卦象并不足以构成完整的《易经》。历经神农、黄帝、唐、虞、夏、商等时代，虽然易学有所发展和变化，但真正的突破和整理工作，是由周文王和孔子这两位圣人完成的。
周文王在囚禁期间，将伏羲氏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并为每一卦撰写了卦辞和爻辞，形成了《周易》的经文部分。这部分内容不仅具有占卜的功能，更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瑰宝。然而，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境遇，周文王在撰写经文时，可能无法完全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图。因此，孔子的出现就显得尤为重要。
孔子在易经的传承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基于周文王的作品，结合自身的学识和理解，进一步扩展了易经的义理。他通过详细的解释和具象的描绘，为易经的卦序、变化和应用提供了清晰的脉络。孔子的工作使得易经变得有迹可循、有文可读、有图可验、有变化可征。这不仅让易经的学习变得更加直观和易懂，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增强了易经的实用性和指导性。
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智者，他深知易经的重要性，因此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领悟，将易经的精髓和要点集中起来，收集编订传文，并将其置于经文之前后，以便后人能够系统地学习和理解易经。虽然传文的内容源于先圣的智慧，但孔子在编订传文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通过筛选、整理、解释和发挥，使得传文更加系统、完整和深刻。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是继往开来的圣人，他的编订之功对于易经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微文王，无周易；微夫子，周易之义不全。”周文王和孔子两位圣人的贡献是《易经》得以形成和流传的关键。周文王创立了六十四卦的体系，为《易经》奠定了基础；而孔子则通过传文部分，对经文进行了深入的解释和阐发，使《易经》的哲学思想得以深化和发扬。孔子的“十翼”之功不在文王之下，传文部分不仅补充了经文的内容，更在深度和广度上扩展了《易经》的哲学思想。同时，孔子还详细解释了周文王未言之处，进一步彰显了其在易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从文王重新演绎易经，到周公继续发展，再到孔子集其大成，易经的经文变得明晰，义理得以显著。对于读易者来说，理解易经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文本身，而是需要将《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章节与全经一同深入理解。
这四传详细阐述了易经的例则，它们是辅助理解易经的重要文献。如果不读这四传，就很难真正明白易经的教义。要想通晓易经的用途，除了深入研究这四传之外，别无他法，这是理解易经、运用易经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