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提出“世界秩序已经崩溃”的判断，引发国际战略界对二战后秩序走向的集中讨论。这一判断触及当前战略研究的核心困境：我们面临的究竟是周期性调整，还是结构性断裂？苇草智酷研讨会上，朱嘉明教授提供了不同视角：近代以来国际秩序历经多次更替，旧秩序瓦解与历史进步并非必然对立。更重要的是，达利欧的五百年大周期模型可能低估了关键变量——人类已进入信息和智能时代，军事、经济结构正因人工智能发生转变，国家维持权力的成本与方式都在变化。
这一争论的政策含义清晰而紧迫：决策者需要在“延续现有策略”与“启动重大转型”之间抉择，而抉择的前提是对当前所处位置的准确判断。
一、认知的时差：预见机制的制度化难题
真正的战略预见往往早于学界的主流反应。1999年《超限战》系统描绘了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网络战等形态，这些当年被视为非典型战争的推演，如今已逐一显现。这揭示出一个规律：前瞻性思考常源于边缘领域的探索，而主流机构往往在秩序动荡时才被动回应。
这种认知落差对政策制定的启示是：必须建立“战略预见”的制度化输入渠道。具体而言，可委托智库开展红队分析，设立情景规划专职单元，定期评估历史类比的适用性，将非主流信息源纳入决策咨询体系。关键在于建立筛选机制——并非所有边缘预见都具有政策相关性，需设定可验证性、可操作性、资源约束匹配度等量化标准，避免决策被冗余信息干扰。
但这一机制的有效运作面临深层挑战：红队分析的价值恰恰在于其“异质性”，即与主流叙事保持距离、甚至容忍得出与现行政策相悖的结论。如何在组织文化层面保护这种异质性，使其不被同化或边缘化，是制度化建设必须面对的难题。成功的预见机制，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筛选标准，更需要制度层面的独立性保障。
当前决策环境的复杂性在于：社会系统的反馈链条显著缩短，任何重大决策都可能引发多重非预期后果。这要求决策机制从“精英设计-社会执行”的线性模式，转向“动态监测-快速调整”的自适应模式。但调整的前提是底线边界的清晰界定——哪些原则不可妥协，哪些领域可灵活博弈，需形成共识性框架。
二、技术作为变革变量：双向性与控制代偿
朱嘉明提出的核心判断——新兴信息科技正在加速秩序变革——需要更细致的因果解析。技术的作用具有鲜明双向性：既提升了信息可得性，也使信息战、认知战成为新的对抗领域；既加深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相互依赖，也让选择性脱钩成为可操作的政策选项。
更值得警惕的是，技术变革并非单向瓦解旧秩序，也可能催生新的控制形式。数字监控技术、算法治理体系、数字货币网络等，同样可能被用于强化国家能力，形成技术化的秩序重建。这里存在一个深层逻辑：当全球化共识减弱、传统治理手段有效性下降时，技术往往会成为一种“权力代偿”工具——用以弥补外部影响力衰减带来的治理赤字，维持内部秩序的可控性。这对政策制定的启示是：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应用场景的规则设计；同时需要关注技术如何被用来建立新的壁垒，而非仅仅看到其对旧壁垒的瓦解。
因此，需要建立技术分级管理体系：第一层级，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领域（如芯片制造、人工智能框架），坚持“自主可控”导向，不计短期成本；第二层级，具有商业应用前景的技术领域（如5G设备、新能源技术），采取“成本收益权衡”原则，允许市场换技术、技术引进等灵活安排；第三层级，成熟普及技术领域（如消费电子、通用软件），采取“跟随采纳”策略，避免重复投入。每个层级的划分标准、评估周期、调整机制需制度化，防止泛安全化倾向。
当前正在发生的金融博弈、生物科技竞争、信息管控升级、贸易限制强化等，正在构成一套新的互动规则。这套规则尚未定型，但已使旧秩序的参与者感到陌生。政策应对的重点不在于预测规则如何定型，而在于在规则模糊期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这包括标准制定权的争夺、关键节点的控制、替代性网络的构建。
三、地缘经济布局：从文明叙事到项目筛选
海洋贸易体系与大陆经济体系的历史张力，在21世纪的技术条件下被放大。但简单的二元对立框架可能遮蔽更复杂的现实：主要行为体往往兼具双重特征，同一体系内部存在显著分化，太空、网络空间、极地、深海等新领域更无法被简单归类。
对政策制定而言，更重要的是可操作的地缘经济布局原则。以海外投资为例，需建立国别风险评级体系，明确项目筛选的三重标准：财务可持续性（项目自身现金流覆盖能力）、战略优先级（与整体布局的契合度）、风险敞口（政治风险、汇率风险、法律风险的综合评估）。同时需设定止损线与退出机制，避免“沉没成本谬误”导致的资源固化。
具体而言，可建立海外投资的“红绿灯”机制：绿灯项目（风险可控、收益明确、战略契合）加速推进；黄灯项目（某一项指标存疑）设定观察期与整改条件；红灯项目（多项指标不达标）强制退出。评估主体需保持相对独立，避免部门利益干扰判断。
四、战略投入的绩效审计
过去二十多年，一系列战略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从军事现代化到产业政策的演进，体现了长期导向的决策逻辑。但政策评估不能仅看投入方向，更需审视投入效率。
军事现代化需要建立费效比评估机制。某些装备型号的研发周期、采购成本、运维支出、实战效能需独立审计，识别是否存在过度投资领域。审计结果应反馈至预算编制流程，形成“规划-执行-评估-调整”的闭环，避免军备竞赛式的资源浪费。
产业政策同样需要周期性绩效评估。以新能源汽车为例，需追踪补贴退坡机制的执行情况、财政可持续性、市场扭曲成本（如对传统能源汽车的挤出效应、对地方财政的压力）。评估维度不仅包括产业规模、出口份额等数量指标，还应包括技术自主度、供应链韧性、标准制定权等质量指标，防止“规模情结”掩盖结构性短板。
关键在于建立独立评估机制。可依托全国人大专委会、审计署、第三方智库，对重大战略投入进行周期性绩效审计。审计结果向社会适度公开，既保障公众知情权，也形成外部监督压力，避免政策惯性导致的路径依赖。
五、底线思维的操作化与信号传递
当前决策已不可能靠少数精英在短时间内定出“稳赢路线”，博弈结果越来越取决于动态互动。但若干底线边界需要操作化定义，为复杂环境提供决策锚点。
“核心利益不容触碰”需要明确触发条件与信号传递机制。哪些行为构成实质性触碰，如何向对方清晰传递红线，需建立危机分级响应机制。不同级别对应不同的决策权限、响应措施、沟通渠道，避免“自动升级”或“误判升级”，保持危机管控的可控性。
这里的核心挑战在于平衡“信号清晰度”与“博弈空间”。在高度对抗的环境下，对方的判断往往不基于公开表态，而基于军事部署、经济制裁等实质性动作。因此，底线操作化某种程度上也是“行动语法”的规范化——通过行动节奏、力度、范围的精准设计，让对方能够准确读取意图，避免误判。这需要建立危机沟通的“非语言信号”体系，作为公开外交的补充。
“国内稳定”需要构建监测指标体系。可追踪就业、物价、粮食供应、能源安全、金融稳定等关键变量的阈值，设定预警线与干预线。当指标触及预警线时，启动部门协调机制；触及干预线时，启动跨部门应急机制，确保社会系统的韧性。
“大规模冲突不可发生”需要建立风险对冲机制。包括：战略储备水平（石油、天然气、粮食、关键矿产）、替代来源开发进度、循环回收技术成熟度、需求压缩阈值（极端情况下的配给方案）。这些要素需定期演练，检验预案的可操作性，避免危机来临时的被动应对。
六、过渡期管理的成本意识
从当前态势到未来秩序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期，可能持续十至二十年，特征是规则模糊、摩擦频发、风险对冲成本高昂。这一阶段的资源配置、伙伴选择、危机管控，比远景描绘更为紧迫。
需要建立“情景-应对”矩阵，区分不同概率与影响组合的事件：高概率高影响事件（如技术脱钩深化、特定区域冲突）需前置投入，建立专项应对能力；低概率高影响事件（如金融体系突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储备预案，明确触发条件与响应流程；高概率低影响事件纳入常规管理；低概率低影响事件保持监测即可，避免资源错配。
具体而言，需为以下关键不确定性设计应对框架：台海局势的升级阶梯与国际干预概率评估；美元体系变化的储备资产结构调整方案；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技术出口管制清单与国际治理倡议；关键矿产断供的战略储备水平与替代开发进度。
但过渡期管理必须纳入成本意识：战略储备和替代性网络建设本身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维持高水平的石油、粮食、关键矿产储备，构建备用供应链，这些都会挤压民生、科技等领域的资源。过渡期管理的核心能力之一，是精确计算“对冲成本”与“潜在损失”的平衡点——何时动用储备？何时忍受短缺？这需要精细的量化模型支撑，避免战略韧性演变为沉重的经济包袱。
过渡期政策需要设计日落条款。明确临时性措施的有效期、评估时点、终止条件，避免政策固化。例如，某些产业补贴、资本管制措施、特殊审批程序，应设定自动失效条款，除非经专门评估确认延续必要，保持政策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七、国际博弈的动态反馈
政策分析需要从单向的“我们如何应对”，转向双向的“对方如何反应，我们如何再反应”。这要求建立精细化的对手分析能力：美国对华政策的内生逻辑（国内政治周期与长期共识的张力）、可谈判空间的识别、第三方行为体的战略选择。
欧盟、东盟、中东、非洲国家在大国博弈中的摇摆空间与决策逻辑，需要差异化分析。可建立“国际支持度指数”，综合贸易依赖度、投资来源多元化、国际制度投票联盟、公共产品供给份额等指标，设计针对性争取策略。对关键摇摆方，明确利益交汇点与让步底线；对潜在对手，明确反制措施的升级阶梯与成本承受度，避免对抗失控。
联盟政治需要区分“伙伴”与“盟友”的标准。伙伴关系基于特定议题的务实合作，灵活性高，承诺有限；盟友关系基于共同安全威胁，约束性强，但成本也高。明确安全承诺的边界，避免被卷入不必要的冲突，同时维护关键关系的稳定性，是联盟管理的核心命题。
八、制度执行的激励相容
政策与战略的根本区别在于：战略可以指向目标，政策必须设计到达目标的路径。这涉及国内协调机制、央地关系、国际制度供给等复杂问题，考验着制度的执行力。
涉及外交、国防、发改、科技、财政、金融等多部门的重大决策，需要明确决策权配置。是延续领导小组模式，还是设立新的协调机构？需评估现有机制的效能瓶颈，避免简单增设层级导致的效率损耗，确保决策的系统性与协同性。
央地关系方面，“一带一路”、新能源产业、自贸试验区等布局涉及地方利益博弈。需要设计激励相容机制：中央设定目标与标准，地方自主探索路径，成功模式经评估后推广，失败案例及时止损。防止“一刀切”或“各自为政”两种极端，形成上下联动的政策合力。
以新能源产业为例，地方往往关注短期GDP和税收，而中央关心技术自主度和供应链韧性。这就需要利益绑定——对真正实现技术突破的地方给予更大力度的长期财政倾斜，或建立跨区域的技术攻关收益共享机制。让地方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自然完成国家战略目标，比单纯的行政命令更可持续。
国际制度供给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具体机制支撑。是改革现有国际组织（如推动IMF份额改革、WTO争端解决机制修复），还是创建新机制（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模式的扩展）？需要建立成本收益评估框架：当改革成本高于创建成本时，转向新机制；当新机制面临合法性赤字时，回归旧机制改革，保持制度创新的务实性。
结语
秩序重构不是一次性工程，而是持续的适应性管理。政策级的核心能力，不在于预测未来，而在于为各种可能的未来做好准备。
那些在数十年前启动的技术与人才积累，今天仍在发挥作用；而当前的决策选择，也将成为未来回望时的历史节点。区分周期性波动与结构性变革、识别技术变革的真实影响、在不确定环境中维护确定性边界、建立成本可控的应对能力，是战略管理的核心任务。
最终，世界秩序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在竞争与合作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在维护自身发展权利的同时，为共同挑战提供公共产品。这既需要实力基础的支撑，也需要制度创新的智慧，更需要对复杂现实的清醒认知与对资源约束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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