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策原文

二、小毛笔记

第十条明确了税率，一共有13%、9%、6%和0%四档税率。

第十一条明确了征收率，只有3%，和旧政策相比取消了授权，刚出台的时候大家惊呼！哇偶那5%取消啦？岂不是可以少交2%的税，没想到总局杀了个回马枪，5%以税收优惠的形式又在26年10号公告里回来了，但有效期只到27年底。

第十条里，大量用了排除的文字，除了本条的第x项。在做思维导图的时候还挺绕的。

还有在财税26年第9号公告附件1里，对9%税率做了具体的范围，似乎和之前也有产生了一些变化。

这两条思维导图如下：

（一）变化

1、税率从阿拉伯数字变成了中文大写

百分之十三和13%，本质上没啥区别，那为什么要变成中文大写？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布的《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中明确规定：

在法律文本中，除年份、比例尺、型号等特殊情况外，一般的数字应当使用汉字大写（即：一、二、三...）。

以前的《增值税暂行条例》是国务院发的“行政法规”，在那个阶段，为了方便计算和传播，混用了大量阿拉伯数字。但现在上升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就必须严格执行最高等级的立法规范。这标志着增值税正式进入了“正规军”序列。

2、征收率只有3%，取消了向下授权。

以前《暂行条例》里说“征收率为 3%”，但后面跟着一句“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就给了行政部门极大的“开后门”权力，导致后来冒出了 5%（地产、劳务派遣）、1.5%（二手房）、甚至各类减征。

新法第十一条干脆利落地写死：“征收率为百分之三”。

那个“除外”的授权被收回了。这意味着，从法律位阶上讲，增值税的简易计税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就是 3%。

以前征收率定多少，往往是财政部和总局发个文（比如财税〔2016〕36号）说了算。这叫“行政调控”。现在既然是人大立的《增值税法》，就不能再让行政部门随心所欲地发明新的征收率。取消授权，就是把“征收率是多少”的解释权从部委收回到人大手里。这让税制变得极其透明：法律没写的，你不能乱收；法律定死的，你不能乱调。

既然法律取消了授权，为什么 26 年 10 号公告里 5% 又回来了？

因为它现在不再是“法定征收率”，而是利用法条里“税收优惠”的授权（法律授权国务院可以定减免优惠）强行“捡”回来的。

这意味着 5% 的行业（如老项目地产、劳务派遣）地位变了。以前是“法定的计税身份”，现在是“国家给的临时红包”。红包是有有效期的（到 2027 年底），到期后如果国家不续，法律里可没有第二个 5% 等着你，你只能老老实实回归一般计税。

3、9%税率的授权也取消了

以前《暂行条例》里，除了列出的粮食、自来水等，最后总会留个尾巴：“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这给了行政部门很大的权力，比如营改增时，把建筑、不动产、运输往 11%（后调为 9%）里放，都是靠行政文件定的。

第十条第二项直接把 9% 的范围在法律里数人头一样数清楚了。那个“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消失了。

以前如果某个行业叫苦，或者国家想扶持某个领域，财政部发个文就能把这个行业从 13% 挪到 9%。

潜台词：这种“打补丁”式的税率调整虽然灵活，但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现在取消授权，意味着 9% 的边界被法律焊死了。以后想把哪个行业再往 9% 里塞，或者想把 9% 里的某个东西踢出去，对不起，请走全国人大修法程序，而不是财政部开个会就能定的。

以前因为有“其他”这个授权，很多企业会去游说政府，试图证明自己属于“民生相关”从而挤进 9% 的序列。现在授权取消，意味着“法无明文规定即 13%”（因为 13% 是第一项的基本税率）。这逼着企业放弃“蹭低税率”的幻想，老老实实按 13% 交税吧。

4、农产品删掉了【粮食等】

《暂行条例》里写的是“粮食、食用植物油”。在后来的执行口径中，大家习惯性地认为“粮食”是一个大类，后面藏着一个隐形的“等”字。这导致很多经过简单加工的调味品、熟食甚至宠物饲料，都试图往“粮食”这个筐里装。

第十条第二项第1小点明确为：“农产品、食用植物油、食用盐”。

那个模糊的“粮食”被归并进了“农产品”大类，且后面没有任何后缀。

以前很多企业玩“文字游戏”。比如，挂面算不算粮食？磨成粉的杂粮算不算粮食？加了调味料的脱水蔬菜算不算农产品？

只要有“等”字，解释权就在基层。删掉“等”字，本质上是把农产品的定义从“主观推断”变成了“法定白名单”。这意味着，只有符合《农产品征税范围注释》里那些最原始、初级的形态，才能享受 9%。

增值税法鼓励的是初级农产品流通，而不是工业化深加工。

删掉“等”字，是在划清**“农业”与“工业”的界限。一旦你对农产品进行了足以改变其物理形态或化学性质的加工（比如精制、调味、熟化），你就脱离了“农产品”范畴，必须回归 13% 的基本税率。这是在保护税基，防止制造业通过“伪装成农业”来逃避税负。

5、出口货物增加一个解释

这一条是实务中的“大招”。虽然只是一句解释，但它实际上是把出口退税的“红线”从企业的财务报表直接拉到了海关的边境线上。

以前《暂行条例》对出口货物只有一句话：“纳税人出口货物，税率为零”。至于什么是出口，散见于各种出口退税的管理办法里。

新法明确了“出口货物”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向海关报关实际离境” + “销售给境外单位或者个人”。

彻底堵死了“出口转内销”的骗税空间

以前有些企业玩“假出口”——票开了、账做了，但货根本没离境，或者在保税区转一圈又拉回来了。

现在法律把“报关实际离境”作为前置条件。这意味着，如果你只有出口发票和合同，但海关那里的电子底账没有显示货物真正“物理性离境”，你就不配叫“出口货物”，不能适用零税率。这在法理上把税务和海关的数据链条彻底焊死了。

确立“所有权转移”的真实性

强调“销售给境外单位或个人”。如果你只是把货拉到境外的自家仓库（分仓），并没有发生销售行为，那也不叫出口。必须有跨境销售行为发生。这防止了企业通过虚假调拨来提前套取退税资金。

6、零税率变化：新增对外修理修配、限定转让技术、取消授权

以前对外修理修配（比如给老外的飞机、轮船、机器做维修）的待遇比较尴尬，有时按加工劳务，有时参照出口，退税流程繁琐且定性不一。新法正式将其列入零税率清单。

以前是“视同出口”，现在是“法定的零税率服务”。这意味着维修行业不仅不用交销项税，进项税还能大大方方地去申请退税。

国家是在鼓励中国从“卖硬件”向“卖服务”转型。如果你修的是老外的设备，即便设备没离开中国（比如老外的轮船停靠在中国港口维修），只要符合条件，也能享受零税率。这是在对标国际最高标准的税制。

以前只要是向境外单位转让技术，大家就想当然地去申请零税率。新法加了一个致命的限定词：“完全在境外使用”。

堵死“假出口、真回流”： 很多跨国公司玩花样，境内的母公司把技术“转让”给境外子公司，名义上拿了零税率退税，结果子公司转手又让境内的其他关联方免费或者低价使用。

现在法律要求“完全在境外使用”。如果这项技术在境内还有任何应用场景，或者服务于境内的生产线，对不起，零税率免谈。这把技术的“消费地”判定拉到了极致。

（二）思考

1、5% 真的能算“税收优惠”吗？

在法理上，它现在确实被降级为“优惠”了，但在业务逻辑上，它是“历史包袱的止损线”。

拿不动产出租业务做个计算对比。

案例背景：某企业出租一栋旧办公楼，年租金收入（含税）为 105 万元。假设该楼每年的维护成本、电力等进项成本为 70 万元（假设全是 13% 专票，进项税额为 70 ÷1.13 ×=13% = 8.05 万元）。

方案 A：简易计税（5%）销售额： 105 ÷1.05 = 100万元

应纳税额： 100 ×5% = 5万元

进项： 不得抵扣。

实际税负： 5 万元。

方案 B：一般计税（9%）销售额： 105 ÷ 1.09 =96.33万元

销项税额：96.33 ×9\% =8.67万元

可抵扣进项： 8.05 万元

应纳税额： 8.67 - 8.05 = 0.62 万元

实际税负： 0.62 万元。

在这个案例里，选 5% 简易计税要交 5 万，而选一般计税只要交 0.62 万。5% 的税负竟然是一般计税的 8 倍！ 所以，简易计税在很多时候不仅不是优惠，反而是因为企业没有进项票而被迫选择的一种“惩罚性”简化方案。

5% 征收率本质上是税制转型期的‘制度对冲’：它既是对营业税时代‘无进项抵扣习惯’的历史追认，也是消费型增值税全面扩围后，为那些资产权属发生于改革前、天然缺失进项基因的存量业务，保留的一条‘不彻底但可行’的生存通道。

所以本质上，简易计税并不是一种税收优惠。

为什么 2026 年新法要把 5% 归为“优惠”？

可能是一种无奈之举。

新法第十一条想把增值税变得“干净”：标准征收率就是 3%。如果把 5% 写进法律，意味着增值税法永远拖着一条名为“营改增遗留问题”的尾巴。

为了法律文本的简洁和国际化，只能把 5% 踢出正文，塞进“优惠公告”里。

如果 5% 是法律，想取消得人大开会；如果 5% 是优惠，财政部可以根据经济形势随时调控。

这种“无奈”其实是给未来留了后路。国家在等一个时机，等那些老项目（2016年以前的）逐渐退出市场。当老项目变少，5% 的存在价值消失，行政端直接宣布优惠到期，就能实现“无痛取消”。

但现在如果不给 5%，很多老地产项目会瞬间崩盘；如果给了 5% 却不叫优惠，又违背了“简易计税 3%”的立法原则。

只能给它一个“优惠”的名分，让它在法律之外游荡，既照顾了企业的活路，又保住了法律的尊严。

2、为什么出口货物的主语是纳税人，而出口服务的主语是境内单位和个人

货物（纳税人）： 货物出口必须经过海关，不管你是公司还是个人，只要你报关，你就是这笔交易的“纳税人”。货物的流动是物权的跨境转移，主体身份非常明确。

服务（境内单位和个人）： 服务是看不见的。

这里用“境内单位和个人”是为了锁定“属地管辖权”。

只有人在中国境内的单位或个人，把服务卖出去才叫出口。如果你是一个境外公司的中国办事处（非独立纳税人）提供服务，主语用“纳税人”就很难界定。

只要你人在境内（单位或个人），哪怕你没登记为一般纳税人（比如自然人程序员），你提供的跨境代码服务在法理上也能对标零税率。这体现了对“服务贸易”无差别支持的广度。

3、9% 税率里为什么多了一个“除四和五”？

“销售……货物……除本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外，税率为百分之九。”

第四项、第五项是 0%（零税率）。

为什么要除掉： 这是为了确立“出口优于民生”的逻辑。

农机、化肥在国内卖是 9%（民生低税率）。如果你把化肥卖到国外，如果不加这个“除外”，会计可能会纠结：我是按 9% 交税，还是按 0% 退税？

法律明确告诉你，只要是出口，0% 具有最高优先级。零税率 > 低税率。这样确保了民生物资在出口时，能把国内那 9% 的进项也退得干干净净。

4. 出租土地，到底要按什么税率？

在旧的《营改增》体系（财税〔2016〕36号）里，土地租赁被归在“不动产租赁”里。但到了《增值税法》：

第十条第二项： 明确了“转让土地使用权”是 9%。

条例里的租赁： 提到了“不动产租赁服务”，但并没有明确说土地是否属于“不动产”。

在民法典里，土地是不动产；但在过去的税收习惯里，土地使用权常被视为无形资产。新法在这里没打补丁，导致土地租赁现在像个“黑户”。

47号公告曾经明确过土地租赁可以比照不动产租赁走 5% 简易计税。

2026年10号公告宣布，除了它列出来的（比如老房产租赁等），其他的历史优惠政策统统作废。

问题就出现了

10号公告列了“不动产租赁”，但没提“土地租赁”。如果按“法无明文即取消”的逻辑，土地租赁的 5% 确实已经原地爆炸了。

如果 47 号公告被 10 号公告洗掉了，现在摆在土地出租方（一般纳税人）面前的只有两条死路：

死路 A（按无形资产）： 如果不定性为不动产租赁，那就得按“转让无形资产”里的“租赁”走，税率 6%（一般计税），没有简易计税可选。

死路 B（按不动产租赁）： 如果硬靠上不动产租赁，因为 10 号公告没点名，你可能被逼着按税率 9%（全额） 去交。

实务中，如果你手里有一块地，上面盖了厂房：

租房子： 26 年 10 号公告说可以选 5%。

租土地： 因为没被 10 号公告点名，5% 没了，按6%或者9%。

结果同样一个合同，你要拆分成两段税率。这不仅是财务头疼，税务局也会怀疑你在通过房地拆分来避税。

这种“租售不同权”产生的管理混乱（房 5 地 6 或 房 5 地 9）是不可持续的。

等补丁吧，期待总局补发一个指引，明确“不动产租赁包含土地租赁”或者专门把土地租赁的 5% 给捞回来。

5. 一般纳税人适用的 5% 项目应该何去何从？

很多一般纳税人在房地产租赁、劳务派遣、安保服务中，为了省事选了“简易计税 5%”。

短期（到 2027 年底）： 既然优惠续命了，继续用，没什么好说的，这是利润空间。

长期（2028 年以后）： 5% 极大概率会消失。

路径 A（回归 3%）： 如果国家让 5% 彻底退出，强制回归法定 3%，那么原有的“差额计税”大概率也会消失（因为 3% 通常是全额）。

路径 B（强制一般计税）： 倒逼这些企业放弃简易计税，改用 9%（租赁）或 6%（服务）的一般计税方法。

趁这两年“优惠期”，赶紧把进项抵扣链条补齐。以前选 5% 是因为拿不到进项票，现在要开始倒逼供应商开 13% 或 9% 的票，为 2028 年后的“税率跳档”做压力测试。

而且还存在一个问题，财税26年10号公告里有这么一句话：

一般纳税人自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当月起，36个月内不得变更；期限届满后，自选择适用一般计税方法当月起，36个月内不得再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

看懂了吗，就算到时候简易计税项目依然延续，但到时候简易计税项目“优惠”36个月到期了，记得及时选优惠哦，不然需要按照一般计税再交36个月税才能转回来了。

（三）实务

1、人力资源与安保外包行业：差额征收的“末班车”

核心影响： 征收率 3% 法定化对 5% 优惠的排挤。

具体业务： 劳务派遣、安全保护服务、人力资源外包。

实务风险：  这些行业长期依赖“5% 差额征收”来维持极低的毛利。新法把 5% 定性为优惠并设限（2027年底），意味着这些商业模式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业务转型： 企业必须在 2027 年前，完成从“简易计税”向“一般计税（管理费 6%）”的转型，否则 2028 年一旦优惠消失，全额 3% 也会压死骆驼。

2、食品加工与大宗农产品贸易：模糊空间的“清场”

核心影响： 删掉“粮食等”。

具体业务： 预制菜、精制杂粮、初级深加工农产品。

实务风险： 进项抵扣链条断裂： 上游想开 9%，下游（税务）按 13% 查。

业务判定纠纷： 以前可以“蹭”低税率的产品，现在会被强制推向 13%。这会直接影响商超供货合同的毛利测算。

3、跨境服务与技术出口：实质重于形式的“严审”

核心影响： “完全在境外使用”的限定。

具体业务： 境内技术输出、SaaS 服务出海、跨国集团内部技术共享。

实务风险：零税率被取消： 只要技术在境内有任何应用锚点，零税率（退税）就会变免税（不退税），甚至变 6% 征税。

关联交易压力： 跨国公司内部的“技术授权费”将成为税务稽查的重灾区，不再能轻松套取出口退税。

4、外贸制造业

核心影响： 出口货物“报关实际离境”的定义。

具体业务： 所有的货物出口业务。

实务风险：退税周期拉长： 以前凭报关单可能就能退，现在可能要等海关物理离境结关数据彻底闭环。

虚假贸易风险： 以前的“出口转内销”套利模式彻底死路一条，财务人员的刑事风险增加。

5、一般纳税人应尽早摆脱“简易计税”路径依赖

核心逻辑： 简易计税（尤其是 5%）本是营改增过渡期的“避风港”，但现在这个避风港正在变成“信息孤岛”。在新法“36 个月锁定”和“优惠清算”的双重夹击下，继续沉溺于简易计税，无异于在退潮前拒绝上岸。

为什么必须“早日争取避免”？

进项抵扣链条的“慢性萎缩”： 选了简易计税，意味着你对上游的进项票变得“不敏感”。长此以往，你的供应链会逐渐充斥着无法提供专票的小规模供应商。等到 2027 年优惠取消，你想转回一般计税时，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抵扣能力，被迫接受极高的税负。

“36 个月锁定”的决策成本： 新法下，计税方法的选择极具“刚性”。如果你现在为了 2% 的税差选了简易计税，结果明年行业进项税额暴增（如大规模技改、数字化投入），你被锁在简易计税里动弹不得，只能看着大笔的进项票烂在手里。

大客户的“系统性排斥”： 对于下游的大型制造业或国央企来说，他们需要的是 13% 或 9% 的抵扣。如果你一直坚持简易计税（开 3% 或 5% 的票），你在供应链中的竞争力会迅速下降。大客户会为了自身的抵扣利益，优先剔除掉“简易计税”的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