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里坊制度，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与管理的巅峰形态，也是中央集权帝国对城市空间与社会秩序进行严密控制的典范。它远不止是一种城市布局方式，更是一套集行政管控、治安防卫、市场管理、社会分层与礼制规范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治理体系，深刻塑造了唐代都市的生活节奏与社会形态。
一、 制度渊源与核心
里坊制度源远流长，其思想可追溯至《周礼·考工记》的营国理念，经曹魏邺城、北魏洛阳的实践，至隋唐臻于极盛。在唐代，“里” 更侧重于行政管理与户籍编制单位，“坊” 则主要指由坊墙围合的物理空间单元。二者常通用，但“坊”在指代具体城市区块时更为普遍。里坊制度的根本原则是封闭性与网格化。将城市居民区划分为若干个四面筑有围墙、设置坊门的矩形区块，实行严格的宵禁和出入管理，使城市空间高度秩序化、军事化。
二、 空间形态与布局
以唐代的都城长安城为最典型代表。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组成，外郭城以南北向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东西两侧对称分布着108个里坊。这些里坊大小不一，但均为规整的方形或长方形，由笔直的 “十”字或“井”字形 街道网分割而成，形成举世无双的棋盘格状布局。每个坊四周筑有高大的夯土坊墙，墙基宽度约2-3米。四面或两面（小坊）开有坊门，坊门设门吏管理，日出开，日落闭。坊内主干道（十字街）宽度约15米，将坊内分为四个区域，进而由更小的巷道（“曲”或“巷”）划分。 商业活动被严格限制在东市（都会市）和西市（利人市） 这两个特定的坊内。市有围墙、市门，内部按商品种类分行列肆，定时启闭，由市署严格管理。大型寺庙、道观、官署、贵族府邸散布于各坊，但它们自身也是坊内的“独立院落”，并未打破坊的封闭格局。普通民居只能面向坊内巷道开门，严禁直接面向大街开门。
三、 管理体系与社会控制
里坊本质上来说是大唐帝国的行政末梢，其管理体现了国家权力对城市肌体的深度渗透。长安、洛阳两京的里坊，由京兆府（或河南府） 统辖，下设 “坊正” 或 “里司” 具体负责。坊正是官府任命或认可的基层负责人，职责包括：掌管坊门钥匙、稽查奸非、催督赋役、传达政令。 每日日暮，长安城宫门、城门、坊门依次关闭，由金吾卫等禁军巡警街道，实行严格的宵禁。除官方特许（如官吏夜值、婚丧吉凶），任何人不得在街上行走，“犯夜”者将受重罚。这使得夜晚的城市街道成为空旷的禁区，所有活动被压缩于坊墙之内。坊墙不仅防御外部，也便于内部管控。居民的户籍以坊为单位登记（“某某坊某某里”），流动人口受到严格盘查。这种封闭环境有利于官府对人口的掌控和对潜在动荡的预防。
四、 制度的社会影响与中晚唐的松动
里坊制度深刻影响了唐代都市的社会生活与文化风貌。市民生活被严格的时间和空间所切割，形成“日中为市，日入而息”的规律。社交、宴饮、娱乐活动多在坊内宅邸或寺庙中进行，促进了坊内社区生活的凝聚。里坊的分布具有等级性。皇城附近的坊多为勋贵、官僚府邸（如翊善、来庭等坊），环境佳，治安好；靠近东西市的坊多居商贾、手工业者；偏远各坊则人口混杂。居住区位成为社会地位的标识。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下降，商品经济蓬勃发展，里坊制度的严苛性开始松动：例如在长安、扬州等大城市开始出现突破宵禁的夜市，官府屡禁不止。同时贵族、富商和寺院开始“侵街” ，即突破坊墙，临街开门设店，或将房屋扩建至街道上。在一些居民坊内，出现了零散的店铺和小型集市。至唐末，封闭的坊墙在许多地方已名存实亡，为宋代开放的“街巷制”城市奠定了基础。
唐代里坊制度是帝国权力美学与实用主义管控的完美结合。它通过一套精密的空间分隔与时间管制技术，将百万人口的巨型都市安排得井然有序，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皇室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控制，创造了人类农业文明时代最宏伟、最规整的都城典范。然而，这一高度理想化的静态秩序，终究难以完全抑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活力。其从中唐以后的逐步瓦解，正是商品经济力量与市民生活需求，对国家强力规划的空间秩序进行持续冲击并最终获胜的生动历史进程。里坊制度及其变迁，因此成为观察唐代国家能力、社会结构与经济转型的一个核心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