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吴军·教育的方法》24&25讲

 想清楚：孩子上大学到底为什么？

在我们很多中国家庭的观念里，只要经济上扛得住，“上大学”“尤其是上好大学”几乎是默认选项。

即便看见身边不少“普通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直接工作的同学”工作状态差不多，很多家长还是会咬牙送孩子去读大学。

这一点，韩国也类似，他们的大学入学率比我们还高，压力也不小。但放到全球范围，这种“全民必须上大学”的想法，并不是主流。

欧美很多家庭的态度更接近：

“孩子能上当然挺好，但上不上、上多好的大学，很大程度看他自己情况和选择。”

吴军老师提到，有不少其他国家的朋友在观察中国、韩国家长的“大学执念”后，大致总结了三个原因（只是观察，不一定绝对）：

1、科举传统和“读书改变命运”的延续
中国和韩国都深受科举影响，“读书做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很根深蒂固，再加上真正大规模富裕的时间还不长，大家很多时候还是习惯用“学历”和“学校名头”来判断一个人。

2、职业之间的社会地位并不平等
客观上，很多体力或技术类工作，哪怕收入还不错，社会评价和尊重度依然不高。所以家长更希望孩子“端一碗看起来体面”的饭。

3、高等教育效率不高，学位有贬值趋势，用人单位只好抬高学历门槛
对这一点，吴军老师的看法是：学位贬值、高等教育有问题，这是事实；但这不是大家更加内卷读大学的理由，反而说明高等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需要改。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很多欧洲国家，如果你问：
“为什么要读大学？”回答可能会是：“除了医生、律师、工程师等必须拿学位的职业，很多工作（工匠、厨师、理发师、园艺师……）其实在职业学校学习更高效。”上大学更多是出于对知识的兴趣、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并不完全等于“谋生手段”。

这一点挺触动我的：
纯粹从“找工作”的角度看，职业教育有时候确实比普通大学更直接。

但吴军老师还是认为：

大学“值得上”，前提是我们真搞清楚：
它和中学、和职校，根本不一样。

  大学的特殊性，到底“特别”在哪儿？

要理解大学的独特性，可以稍微看一眼它的“出身”。

吴军老师从现代大学的起源，提炼了四个关键点：

1. 一开始，大学是“住在一起求知的共同体”

最早的大学，其实是教会学校。一群追求知识的修道士（后来成了教授），和想当神职人员的学生，生活在一起，学习、思考、研究。

这个组织的核心是“人”：

• 谁在教你？

• 你跟什么样的同学一起成长？

这一点到今天还成立：选大学，光看牌子不够，更重要的是师资和同学群体。

2. 它一开始就和世俗权力“保持距离”

早期大学是靠封建领主或教会授予的特许状建立的，校内的人不直接受地方政权管理，有各种特权甚至刑事豁免。

这种相对独立的环境，让大学成了新思想的诞生地。很多“颠覆旧观念”的东西，往往从大学冒出来。

3. 早年的大学，不是为了找工作

当时的大学生，多半是未来的神职人员，学习的内容以神学＋一些通识内容为主。

在工业革命之前：

• 上大学和“尽快谋生”关系不大；

• 真要谋生，去给工匠当学徒更直接。

那时候，人们上大学的主要目的有两类：

• 求知

• 通过成为教士、提升社会地位

很多神职人员的地位甚至比贵族还高，有点像以前“通过高考进体制内”的感觉——是一条改变阶层的路。

4. 大学曾经非常“小众”

大学教育大规模普及，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就像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真正普及，也是改革开放之后。

从这段历史里，我们能看出：大学至少承载了三个目的：

• 认真地追求和探讨知识

• 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生活、相互影响

• 接触和孕育新思想

这三件事，放到今天依然成立。只不过，“通过大学提升社会地位”的作用，在高等教育普及之后，确实弱了一些。

两种大学路：纽曼和红堡

工业革命之后，大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功利化”。社会要用人，中产家庭也希望孩子通过高等教育获得好位置。

吴军老师把大学的培养理念，粗略分成两大路线：

1. 纽曼式大学：以通识教育为主

纽曼是英国教育家，英国当时长期领先世界，高等教育更多承担“培养世界精英”的任务。

纽曼的看法大致是：

• 把优秀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让他们彼此激发、相互学习；

• 不太严格限制学习内容和专业方向，强调宽广的通识教育；

• 这样出来的人，视野开阔，知识面广，再加上同学圈和人脉，更有可能成为社会精英；

• 至于毕业后具体干什么，他并不过分操心（有点像今天的哈佛、耶鲁）。

2. 洪堡式大学：教学与科研一体、专业性强

洪堡是普鲁士人，他所处的德意志当时四分五裂、急需工业化和国家统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主张：

• 高等教育要培养“完整的人”（人的全面发展、完人），

• 也要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栋梁；

• 核心原则是：科研和教学结合，科学研究居于中心，专业性和学术性都很强。

简单对比一下：

• 纽曼体制侧重“基础”和“后劲”，更强调人的整体素质和通识；

• 洪堡体制侧重“专业”和“科研”，更适合工业刚起步、亟需大量专业人才的国家。

前苏联和后来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主要采用洪堡模式，这一点也就不奇怪了。

但吴军老师的判断是：当一个国家完成了工业化，仅靠这种模式就会显得有点僵化——擅长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却不够擅长培养大量有创造力的人。现实中的大学，多数是两种理念的混合，只是倾向不同而已。

  在文凭之外，大学具体能给孩子什么？

不管是哪一类大学，纽曼也好，洪堡也好，他们都认同一点：大学是产生、传播前沿知识和思想的地方。

和高中、技校比：

• 高中侧重打基础，传授已有的共识性知识；

• 技校更强调具体技能、直接上手工作的能力；

• 大学应该在理论创新、系统训练和思想碰撞上更有优势。

吴军老师把大学“特别能给到的东西”，概括成五点：

1.良好的同学圈子和师生关系

• 同学不只是玩伴，也是将来长期的同行者、合作伙伴。

• 老师不只是“给你上课”的人，也可能是重要的引路人。

2.接触最新科技成果的机会

• 很多前沿研究，只有在大学的实验室、课题组里，才有机会第一时间见到。

3.系统学习一门理论知识体系

• 不只是零碎技能，而是完整的知识结构，这决定了未来发展的“天花板”。

4.接触最新思想潮流

• 学术报告、讲座、跨专业选修……这些都帮人“刷新三观”。

5.一定程度的社会地位加成（虽然比以前弱了很多）

• 在很多领域，“受过良好大学教育”依然是一种基础信任。

如果我们是冲着这些价值去上大学的，那孩子在大学四年里，就应该刻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和心思：

• 尽可能融入某个积极向上的同学圈子；

• 主动接近欣赏的老师，争取进入他们的实验室或项目组；

• 把基础课和专业课打扎实，而不仅仅是混到“及格毕业”；

• 有空就去听听不同专业的公开课、讲座，感受各种新思想。

这几点，看起来也都和“四六级过没过”“期末考考几分”不太一样。

那要不要“退学创业”？

既然说到大学，就很自然会想到一个流行话题：
“要不要像比尔·盖茨、扎克伯格那样，退学创业？”

吴军老师的态度：总体上不太赞成大部分学生这么做。他的理由大致有五点（我用自己的话复述一下）：

1.盖茨们是极少数例外，而且顺序被讲反了

• 他们不是“先退学再创业”，而是创业已经做得有眉目、确定方向了，才退的学。

• 从整体统计来看，有没有大学学历，收入差别依然非常明显。“盖茨们”只是“幸存者偏差”。

2.大学生活本身很宝贵

• 那是一个可以集中几年、专心学习和尝试、犯错成本相对低的阶段。

• 人生很长，创业的机会并不只在20岁出头那几年。

3.很多最好的“人脉”和“良师益友”，是在大学更容易遇到的

• 如果太早离开，相关资源就很难系统地积累，将来的路往往更辛苦。

4.今天的创业，越来越需要系统性知识，而不仅仅是一个点子

• 商业、技术、管理、法律……这些都需要扎实学习，大学是相对成体系、又比较密集的学习场域。

5.“大学无用论”，很多时候是因为没学进去

• 书读了不少，却不会做事，这往往不是大学没用，而是用的方式不对。

当然，世界上永远存在特例，但对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先把大学读扎实，再谈创业，可能是更稳妥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