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学习笔记(009-011)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徐爱问：“先生认为‘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我仔细思考后还是不能领悟，请您大致开示一下。”先生说：“‘礼’字就是‘理’字。理显现出来可见的部分叫作‘文’，文隐藏起来不可见的部分叫作‘理’，两者是一个东西。‘约礼’只是要让这颗心纯然是一个天理。要让这颗心纯然是天理，就必须在理显现出来的地方下功夫。比如理显现于侍奉父母时，就在侍奉父母上学习存养这天理；显现于侍奉君主时，就在侍奉君主上学习存养这天理；显现于身处富贵贫贱时，就在身处富贵贫贱中学习存养这天理；显现于身处患难、荒蛮之地时，就在身处患难、荒蛮之地中学习存养这天理。至于行动与静止、言谈与沉默，没有一处不是如此。随着理显现的地方，就在那个上面学习存养天理。这就是‘博学于文’，就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就是‘惟精’，‘约礼’就是‘惟一’。”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徐爱问：“朱熹说‘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用先生‘精一’的训导来推论，这话似乎有弊病。”先生说：“是的。心只是一个心。没有夹杂人为因素的是道心，夹杂了人为伪饰的是人心。人心如果归向于正，就是道心；道心如果失去其正，就是人心。原本并非有两个心。程颐先生说‘人心就是人欲，道心就是天理’，这话听起来像是把心分开来讲，但意思实际上是对的。如今说‘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这就成了两个心了。天理与人欲不能并存，哪里有天理做主、人欲又从旁听命的道理？”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书；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透？”先生曰：“然。伊川说得亦有些是处，但终是拘泥于文义，未能超脱。今看《春秋》，亦只当如此看，不必求之太深。圣人作经，只是要正人心，存天理。若于此认得透，则《春秋》一书，亦不必尽读，而圣人之意已得矣。”爱曰：“先儒论《春秋》，多以为‘褒善贬恶’，此意如何？”先生曰：“《春秋》之‘褒善贬恶’，亦是如此。但圣人作经之意，却不在‘褒’‘贬’二字上。圣人只是要正人心，存天理。若人心既正，天理既存，则善恶自明，何待于褒贬？故《春秋》一书，只是‘正人心’三字尽之矣。后世儒者，纷纷于‘褒’‘贬’上讲究，愈讲愈远，愈说愈晦。此皆‘文盛实衰’之病也。”先生曰：“《春秋》之传，亦不可尽废。但须认得圣人作经之意，则传亦可看，不看亦可。若先存一‘非传不能明’之心，则便为传所蔽，反失圣人作经之本意矣。”先生曰：“此亦只是‘因时有作’，‘因病立方’而已。若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亦不必述，况于传乎？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先生说：“韩愈，只是文人中的英雄；文中子，却是贤明的儒者。后人仅仅因为文词的缘故推崇韩愈，实际上韩愈比文中子差得远。”先生说：“模拟经书恐怕也不能完全否定。姑且说说后世儒者的著述意图与模拟经书有什么不同？”徐爱说：“后世儒者的著述，不能说没有求名的意思，但终究是为了阐明大道。模拟经书则纯粹是为了求名。”先生说：“既然如此，那么模拟经书难道不是效法孔子吗？”徐爱说：“著述对大道有所发明，模拟经书似乎只是模仿经书的形迹，恐怕对大道没有补益。”先生说：“你认为阐明大道，是让人返朴还淳，体现在实际行动上呢？还是只是美化言辞，虚浮地夸耀于世？天下大乱，就是因为虚文兴盛而实行衰微。假使大道已经彰明于天下，六经也不必删述。删述六经，是孔子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自从伏羲画八卦，到文王、周公，其间解说《易》的，像《连山》《归藏》之类，纷繁杂乱，不知有多少，《易》道因此大乱。孔子鉴于天下喜好文辞的风气日益盛行，知道这些说法将没有尽头，于是选取文王、周公的学说加以阐发，认为只有这些才得其宗旨。于是各种说法都被废弃，天下关于《易》的解说才开始统一。《书》《诗》《礼》《乐》《春秋》也都是如此。《书》从《尧典》《皋陶谟》以后，《诗》从《周南》《召南》以后，像《九丘》《八索》这类作品，一切淫邪放荡的言辞，恐怕有几千几百篇。《礼》《乐》中的名物制度，到这时也已多得数不清。孔子都加以删削整理，使之归于正道，然后那些旧说才被废弃。像《书》《诗》《礼》《乐》中，孔子何曾加过一句话。现在的《礼记》等说法，都是后世儒者穿凿附会而成，已经不是孔子的旧貌了。至于《春秋》，虽说是孔子所作，其实都是鲁国史书的旧文。所谓‘笔’，就是抄录其书；所谓‘削’，就是删削其繁冗，只有删减没有增加。孔子删述六经，是担心繁文乱天下，恨不得再简一些。他是要让天下人致力于去除文饰以求其实质，不是用文辞来教化人。《春秋》以后，繁文更加兴盛，天下更加混乱。秦始皇焚书而获罪，是因为出于私意，又不该焚六经。如果当时立志在于阐明大道，把那些违背经旨、悖逆天理的学说全部拿来烧掉，那实际上暗合了孔子删述的意思。从秦汉以后，文辞又日益繁盛，想全部去掉，绝对办不到。只能效法孔子，选取那些近道的加以表彰，那么那些怪诞悖谬的学说，也应该渐渐自行消亡。我不知道文中子当时模拟经书的意思究竟是什么，但我对他的做法深有赞同，即使圣人再起，也不能改变。天下之所以不太平，只因为文盛实衰。人们各出己见，以新奇相高，用来迷惑世俗、沽名钓誉。白白地扰乱天下人的聪明，遮蔽天下人的耳目，使天下人靡然争先修饰文辞，以求被人所知，而不再知道敦本尚实、返朴还淳的品行。这都是那些著述之人开了这个头。”徐爱说：“著述也有不可缺的，比如《春秋》一经，如果没有《左传》，恐怕也很难理解。”先生说：“《春秋》必须靠《左传》才能明白，那就像谜语了。圣人何苦把话说得这么艰深隐晦呢？《左传》大多是鲁国史书的旧文，如果《春秋》必须靠它才能明白，孔子何必还删它呢？”徐爱说：“程颐先生也说：‘《传》是案例，《经》是判决。’比如说记载弑杀某君、讨伐某国，如果不明白具体的事，恐怕也很难下判断。”先生说：“程颐这话，恐怕也是沿袭了世俗儒者的说法，没有领会到圣人作经的本意。比如记载‘弑君’，那么弑君本身就是罪，何必再去追问弑君的具体细节？征伐应当由天子发令，记载‘伐国’，那么伐国本身就是罪，何必再去追问伐国的具体细节？圣人阐述六经，只是要端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对于存天理、去人欲的事情，他倒是说过。或者因人请教，各随其资质深浅而说，也不肯多说，恐怕人们专在言语上求道。所以他说‘我不想说话’。至于那些纵人欲、灭天理的事情，又怎么肯详细地展示给人看？那等于助长混乱、诱导奸邪。所以孟子说：‘孔子门下，没有人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所以后世没有流传下来。’这就是孔门的家法。世俗的儒者只讲得一套霸者的学问，所以要知道许多阴谋诡计。完全是功利之心，与圣人作经的本意正好相反，怎么能想得透呢？”先生说：“是的。程颐说的也有些对的地方，但终究拘泥于文义，未能超脱。如今看《春秋》，也只应当这样看，不必求之过深。圣人作经，只是要端正人心，存养天理。如果能在这里看得透，那么《春秋》一书，也不必全部读完，圣人的意思就已经得到了。”徐爱说：“先儒论《春秋》，大多认为是‘褒善贬恶’，这个意思怎么样？”先生说：“《春秋》的‘褒善贬恶’，也是如此。但圣人作经的本意，却不在‘褒’‘贬’两个字上。圣人只是要端正人心，存养天理。如果人心已经端正，天理已经存养，那么善恶自然分明，哪里还用得着褒贬呢？所以《春秋》一书，用‘正人心’三个字就概括完了。后世儒者，纷纷在‘褒’‘贬’上讲究，越讲越远，越说越晦涩。这都是‘文盛实衰’的弊病。”徐爱说：“既然如此，那么《春秋》一书，也可以没有传注了吗？”先生说：“《春秋》的传注，也不能完全废弃。但必须认得圣人作经的本意，那么传注可以看，不看也可以。如果先存一个‘没有传注就不能明白’的心思，那就反被传注蒙蔽了，反而失掉了圣人作经的本意。”徐爱说：“先生的议论，真可以说是‘发千古之蒙’了。”先生说：“这也只是‘因时有作’，‘因病立方’罢了。假使大道已经彰明于天下，那么六经也不必删述，何况传注呢？后世儒者讲了那么多，只是讲得一个‘霸术’。”
